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尽管伴随近年“金砖四国”热潮的兴起，南亚次大陆开始成为台湾热门的财经讨论议题，唯相较其它卓然有成的区域研究分支，南亚研究对于台湾知识界与学术界而言，其实仍属一个非常陌生并亟待开发的领域，相关研究不仅率多停留在起步与摸索阶段，更持续面临一系列来自知识性与制度性的严峻挑战。透过南亚研究在台湾发展现况的回顾与检讨，本文将尝试进一步擘划未来南亚研究在台湾的发展愿景，并在现有条件基础之上提出一个可能的分期阶段蓝图，进而思考未来融会两岸南亚研究社群力量的可能方式。
一、前言
尽管，伴随着近年来“金砖四国”(BRICs)热潮的兴起，南亚次大陆迅速跃身成为台湾最热门的财经讨论议题之一；然而，若相较对于中国、东北亚和东南亚等邻近区域的累积研究成果，基本上，不仅台湾知识界与学术界对于南亚次大陆上的相关议题仍然相当陌生，一般舆论媒体对于南亚世界的报道，同样充斥着各种奇闻轶事的片断报道与浪漫想象。
事实上，南亚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作为现代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一门重要分支，不仅早已成为西方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在中国学界的长期投入之下，也已经在华文世界中拥有卓越的累积成果。相较之下，南亚研究对于台湾而言，则仍停留在一个起步与摸索的阶段，亟待透过更多学术整合及合作力量的挹注，增益其未来的发展。
透过对南亚研究在台湾发展现况的回顾与检讨，本文将指出现阶段南亚研究在台湾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知识性与制度性挑战，尝试在现有条件基础之上，提出一个可能的分期阶段蓝图，并进一步思考未来融会两岸学界力量以共同发展南亚研究的可能性。
二、作为一门区域研究分支的南亚研究
西方知识界对南亚的探究，并非始于区域研究出现之际。从十八世纪开始，在殖民统治与传教动机驱使之下，欧陆知识界便已经积累一系列可观的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论述与知识传统，并为日后欧陆印度学(Indology)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但二战后于美国学界热烈开展的区域研究，却提供另一种理解南亚的重要途径，并俨然成为一股极具主宰地位的知识观点，迄今仍然深刻影响我们对于南亚的理解。
为突破过去局限于欧洲大陆的世界观，并因应二战后的世界局势，结合国家资源、私人基金与学院体制的现代区域研究，开始现身于美国学院体制之中；区域研究从伊始，虽然便具有浓厚的现实关怀，以及政治、经济和战略取向(此亦为区域研究备受批评之处)，然而透过对于多元世界的认识，并以创新方式跨越传统分科(Disciplines)边界，区域研究不仅让美国知识界更了解世界，也让其霸权和中心位置受到冲击，促使既有分科巨型理论和假定必须重新检讨。
区域研究虽然深具贡献，但在其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却不断在制度上、资源上与知识上(甚至在政治上)面临严峻的挑战与考验。无论是区域研究与传统分科之间的角力战，或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兴起之后侧重“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批判，还是冷战终结与全球化时代之下的各种环境变迁考验，都使得区域研究必须不断检视自身的属性与定位，并随时调整步伐。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区域研究一个重要分支的南亚研究，自然必须面对上述区域研究的共同挑战与困境，并提出自身的解决方案。
吾人可以看到，现今南亚研究在美国整体学界质疑区域研究的气氛之下，也正面临制度性与知识性二大面向上的挑战。就知识性面向而言：
第一，面对一系列东方主义、属民研究与文化批判的反省，承袭浓厚印度学传统的南亚研究，除了必须更有意识地谨慎响应这些批判抛出的重要论点，也亟需摆脱过去植基于“异文明”刻板想象之上的各种研究假定。
第二，由于南亚研究的跨学科特性，经常被分科批评为定位不明，迫使南亚研究(区域研究亦复如此)长期受到分科挤压并位处边缘位置。因此，为了更强有力地迎战分科挑战，如何有效透过学术社群有效整合，将各自为政的研究成果相互积累与融贯，逐步在更广泛的基础之上，确立南亚研究的跨学科理论典范和研究纪律，也将成为凸显南亚研究自身独特性与重要性的关键工作。
第三，由于冷战对峙的终结，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不仅使得学界普遍弥漫一种追求全球知识(Global Knowledge)的狂热，也使得区域研究(包括南亚研究)被视为一种旧时的知识形式。如何通过谨慎定位南亚研究与全球知识之间的关系，响应学界对于全球化议题的热衷与期待，也已经成为南亚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知识性挑战。
由于许多知识性上的争议，始终无法得到充分的澄清，凸显南亚研究在知识上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也进而为现今美国南亚研究的发展带来一系列制度性上的困境，而这些制度性上的困境也势将进一步阻碍南亚研究寻求上述知识性困境的突破。吾人可以看到，这些制度性面向的挑战包括：
第一，面对传统分科势力的夹击与“学院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的美国学院生态，使得从事跨学科整合并具有浓厚古典主义色彩的南亚研究，往往被贴上定位不明或缺乏实效的标签。结果不仅继续恶化既有经费困境，也促使学院内部形成不利于南亚研究者的各项评鉴标准(无论是升等或计划准核)，迫使研究者无法坚持其南亚研究主题。
第二，由于上述学术环境对于南亚研究者发展、晋升和谋职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跨学科学术训练的沉重负担(特别是深受印度学影响的南亚研究，格外重视研究者在语言、文化和历史方面的训练)，也使得许多学生或研究者止于怯步，从而产生潜在研究人才断层的危机。
第三，“联邦基金”(Federal Funds)(过去作为在高等教育体制中建置系所与研究中心的重要经费奥援)删减的威胁始终未除，加上学院内部对于南亚研究经费的删减或转移，遂使得美国南亚研究普遍必须面对筹措财源的难题。如何摆脱对于“联邦基金”的依赖，转而向民间单位积极寻求经费奥援，似乎更是跨越其它制度性困境的关键。
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面临上述知识性与制度性双重挑战，但下列三个现象的出现，也为美国南亚研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第一，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进行核武试爆之后，南亚在全球战略与安全上的重要地位，促使许多第三部门投入南亚研究的行列，成为推动南亚研究的新制度动力。
第二，印度裔移民社群的大力赞助，以及印度学者的广泛人才交流，也为美国南亚研究提供重要的经费与人力奥援。
第三，印度经济崛起，促使许多美国一般民众与学生，在经济动机驱使之下，日益渴望获得南亚相关信息，从而带动南亚研究。
整体而言，相较其它区域研究分支偏重于政经议题讨论的倾向，美国南亚研究由于承袭浓厚的印度学色彩，始终具有浓厚的古典主义研究倾向(侧重于人文学议题的讨论)，形成独树一格的南亚研究传统，着重于非功利取向的人文式理解；尽管，强调跨学科(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整合)的研究日益开展，多元 且异于传统研究途径的尝试也不断出现，但如何因应上述挑战与契机，仍将是美国南亚研究在未来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透过此部分对于美国南亚研究发展情况的概述，吾人不难看到，南亚研究在现今区域研究整体发展环境之下的艰难处境；尽管，在许多环境差异之下，台湾无法与美国发展经验一概而论，但作为现代南亚研究发展的先驱，并位居全球南亚研究领衔地位的美国，其今日所遭遇的各项挑战与发展契机，不啻仍可作为台湾南亚研究的重要参照。在这个相互参照的基础之上，以下两个部分，便将分别针对台湾南亚研究的现况与愿景进行说明。
三、南亚研究在台湾的发展现况
近几十年来，虽然台湾各分科领域内不乏关注相关南亚问题的研究人士，但基本上，其研究视野和对话议题仍多局限于各分科领域之内，缺乏跨学科的整合观点，距离真正透过区域研究视野强调科际整合的南亚研究，其实仍存在一段很大的距离。
严格来说，南亚问题对于台湾学界而言，不仅尚属较为陌生的研究领域，更缺乏研究者系统性和持续性的投入关注，以及向国际主流研究对话的企图；不唯如此，在研究主题分布上，也仍然较偏重于相关人文学领域。因此，在研究属性上，其实比较类似深受语言文献学影响的印度学传统，而非作为区域研究分支的南亚研究。
唯不同的是，相较上承古典东方学、下开近代南亚研究的欧美印度学，目前台湾人文学界对于南亚宗教、哲学、语言(例如：梵文与巴利文这些经典语言)的关注，多半系延伸自固有佛学研究传统(相关学术课程亦多开设于人文系所或其它民间的宗教机构之中)，既非传承东方学的结果，也尚未提供南亚研究足够能量。
职是之故，尽管同以南亚作为研究对象，但现阶段台湾人文学界对于南亚自成一格的主流探究模式，无论在问题意识、研究途径、理论取向上，其实很难与西方印度学研究传统完全划上等号，当然，更遑论比附强调跨科际整合的现代南亚研究。换言之，透过现代南亚研究跨学科典范讨论南亚议题的尝试，现阶段仍未广泛受到台湾学界的认识。
面对此种发展现况，不少台湾人文学研究人士也开始倡议透过仿效西方印度学的研究典范，让过去失焦、零散并深受佛学研究影响的南亚宗教、哲学和语言等等议题讨论，能够借镜印度学的架构重新聚焦。由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主办、前后已经举办三届的台湾“印度学学术研讨会”，便是其中一项开创性的重要努力；尽管，“印度学学术研讨会”论文发表类型仍然非常分散，也未摆脱传统佛学研究的包袱，但作为一个学术对话平台与发表媒介，该研讨会却无疑提供散布于各人文分科中的南亚问题研究者一个相互联系的场合(类似的定期研讨会则未出现于社会科学领域)。
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描绘此种研究趋势的主要目的，并非在于贬抑目前这类近似印度学传统的研究成果，也不在于暗示透过区域研究视野处理南亚议题，更具有任何先验上的知识优越性；反之，如何运用现有研究利基进一步推动南亚研究在台湾的发展，凸显其区域研究视野的跨学科特性，毋宁才是本文关注焦点。本文认为，目前散布于各人文分科并偏重南亚宗教、哲学、语言的研究，确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学术贡献，但吾人更可以选择通过跨科际整合的区域研究视野，融会并延伸这类研究的贡献能量。
大体而言，在前揭的学术环境之下，目前较受台湾学界关注的相关南亚研究主题，可以概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便是上述深受传统佛学研究影响的人文学研究。这类研究主题多散见于宗教、哲学、语言、文学等领域，同时也是成果数量最多的一类。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台湾对于南亚宗教的理解，多集中于佛教与其经典、义理和文字的考察；尽管这类研究起源甚早，但关注焦点却过于狭隘，反而忽略真正主宰南亚宗教生活的印度教传统，而其传统研究主题、方法与径路，也亟待从印度学或南亚研究视角进行更深刻的反省。
与此同时，吾人也可以看到，由于近年来许多南亚裔文豪[例如：奈波尔(V.S.Naipaul)或洛伊(A.Roy)]在英语世界中的优异表现，也使得这些文豪的作品成为台湾文学评论界的新宠儿；然而，真正南亚本地的文学创作或方言创作，则似乎仍囿于语言扞格，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无论如何，这类对于现代文学创作的关注，都已为深受佛学研究影响的传统南亚文学研究，开启了不同的研究窗口。
第二类是相关艺术研究主题，如建筑、绘画、音乐、舞蹈等主题。这类研究主题虽然范围甚广，但多半仍围绕佛教传统。目前这类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便在于缺乏研究的整体性与延续性，相关研究也多来自于研究者个人的业余兴趣。
第三类则是相关政经主题的社会科学类研究。这类研究关注视角可以分为两个方向，其中一个关注南亚次大陆的经贸发展，这主要是受到前述“金砖四国”风潮的吸引而出现，但其探究焦点却未及于印度之外的其它南亚次大陆国家，呈现方式也多为官方报告或金融报道，使其在商业上或政策上的重要性，似乎仍远高于其学术上的参考价值。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印度乃联邦制国家，各邦法规与经贸状况各异，再加上这类研究多仰赖第二手资料分析，因此相关探究也多停留在“巨观”层次的概述(多为国外报告或报道的转译)，无法提出比较“微观”层次的分析；另一个则是从国际关系(IR)或国际政治(IP)视角，关注印巴关系、核武问题、南亚区域安全等主题，但这类研究不仅仍局限于狭隘的战略与安全思维，同时也太仰赖美国对于南亚区域利益的分析观点。
总的来说，区域研究在台湾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来说，始终非常仰赖官方体制的推动与奥援(如同前揭美国南亚研究的发展情形)，而由于南亚次大陆始终并非官方政策工作的重点，也因此使得南亚研究在台湾学界，一直停留在研究者个人尝试与摸索的阶段，同时也被遗忘于高教体系之外[现阶段在台湾着重于专业而非通识课程的高教现况之下，对于一般大学生而言(除了若干专业系所之外)，不仅国际议题涉猎甚少，观点也过度偏重于美国和日本，同时更缺乏对于不同文明或区域的基本认识]。迄今，台湾不仅仍无任何相关南亚的高教系、科或研究所建置，也没有专业的南亚研究中心，甚至在一般民间研究机构或智库中，也没有南亚部门的规划。
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相关南亚议题经常被笼统纳入既有亚太或东南亚区域研究范畴之内，企图投入南亚研究的学者，也必须面对许多不利于研究考评、升等、奖励的学院生态(例如：由于缺乏可供发表的期刊，使得具有跨领域色彩的相关南亚研究专文经常被排斥于专业分科期刊之外，而期刊发表量又是现今台湾学者重要的评量指标之一)。尽管，2006年2月11日，在台湾官方的推动之下，正式成立“台湾印度协会”，企图协助双方在经贸、学术、文化及其它项目的全方位交流，并作为官方“新南向计划”的重要措施之一，但这股动能似乎尚未能流入学界之中。
不可讳言的，现今台湾以经贸心态挂帅的印度猎奇之旅中，目光仍仅聚焦于印度飞涨的证券指数，尚未了解到认识其整体区域问题的重要性(遑论其它南亚国家)，印度与其周边区域所面临的各项严峻考验(像是潜在的政治对立、宗教社群主义、种姓社会瓦解、传统与现代观念冲突、社会暴力循环等内部 议题；或印巴核武问题、印度区域霸权崛起、全球反恐战略中的印度定位等外部议题)，也几乎从未受到台湾舆论认真而仔细的对待。
事实上，这种着眼于政经利益的“实用”与“功利”气氛，不啻亦为长期台湾整体区域研究心态的写照。吾人必须了解到，区域研究早期的开展，虽然确有一定实用上或战略上的动机，但非应用性或基础性学术累积工作，更是扎实的区域研究不可偏废的要务。换言之，虽然在政经战略上的贡献度最容易迅速彰显区域研究的重要性，但语言、历史和文化这类非应用性或基础性学术知识的奠基，才是整个区域研究能否真正兼具深度和广度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未来推动台湾南亚研究之际，如何营造有利的学术环境，鼓励更多埋首从事扎根性的基础研究工作，也势将成为一个决定台湾南亚研究视野纵深的重要工作。
立基此种现况之上，本文认为，未来南亚研究在台湾的顺利发展，亟待克服一系列知识性与制度性挑战。以下的讨论，便将就此加以分别说明，并尝试提供一些本文的参考建议，进而擘划一幅可供未来台湾南亚研究依循的发展蓝图。
四、南亚研究在台湾的挑战与愿景
在前揭现况之下，当前南亚研究在台湾的开展，的确存在几项亟欲加以响应的知识性与制度性课题。首先，针对知识性的课题而言，相较南亚研究在美国遭遇的知识性挑战，本文认为，未来台湾南亚研究也必须澄清以下三项重要的知识性诘问：
第一，面对分科夹击区域研究的整体学术生态，以及台湾社会看待区域问题的短浅功利心态，如何清楚定位南亚研究与各分科之间的关系，凸显南亚研究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以及台湾社会对于南亚研究的需求性，进一步作为争取学界认同与制度发展空间的基础，便成为未来所有台湾南亚研究者必须响应的第一项重要挑战。
本文认为，南亚研究对跨学科观点、方法和视野的不断援引与多元尝试，不仅彻底颠覆传统对于南亚世界的理解框架和限制，也为后殖民批判和文化研究注入丰沛研究元素；与此同时，透过跨学科视野的运用，也让南亚研究在知识上为传统牢固的学院分工带来独特的贡献与冲击；此外，南亚研究所提供的观点与例证，不仅经常成为各分科巨型理论之“异例”(anomaly)，也为囿于专业语言而相互扦格的不同分科，提供一个对话与联系的舞台。
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台湾学界在欧美学术霸权主导之下，各分科一味套用西方巨型理论的现况，不仅经常惹来“学术代工”之讥，也使得始终很难向国际主流研究议题发声。在这方面，经常为巨型理论提供颠覆观点的南亚研究，不啻正可扮演一个调节角色，透过南亚诸国的异文化(或异例)现象，提供分科研究者更宽广的视角，助其从迥异于西方巨型理论的角度重新思考自身分科内部的研究问题；另一方面，透过专业和独立南亚研究的开展，也有助于深化其它既有区域研究领域的视野与成果。
第二，如同传承浓厚“古典主义”色彩的美国南亚研究，未来台湾南亚研究也很可能在“融会”(而非“取代”)传统取径的研究成果(例如：前揭深受佛学影响的人文学类研究)之上加以开展。因此，如何厘清或批判传统取径所可能蕴含的偏颇假定和扭曲想象，也将成为台湾南亚研究论者在实际从事研究之际必须注意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本文认为，既有的传统研究成果仍能提供未来台湾南亚研究一个有利的出发点，而未来南亚研究也将延伸并互补传统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承袭与融会传统研究成果之际，台湾南亚研究者必须透过更具批判性的立场，重新审视其可能蕴含的偏颇假定和扭曲想象；面对一系列东方主义、属民研究与文化研究反省，现阶段台湾关于南亚宗教、哲学、语言的传统研究，由于欠缺国际交流与对话，似乎仍存在许多强化反省力道的空间。基此，南亚研究者未来在实际融会传统研究成果时，自然也必须抱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第三，鉴于全球化所带给区域研究发展的复杂影响，以及在此趋势之下出现的全新学术生态与分工，全球化也势将成为未来台湾南亚研究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挑战。
本文认为，对于后冷战全球化时代与全球知识的各种殷切期盼，虽然使得不少论者对于区域研究的未来抱持悲观的看法，但这种论调不仅过度简化，似乎也体现一种完全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想象。事实上，全球化不仅没有瓦解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反而更依赖其跨学科与脉络性的研究视野为全球化之下的新现象提出极具贡献的描述与解释，甚至作为一种对比于全球主义的观点。不唯如此，受惠于全球化和传播科技的大幅提升(研究讯息和数据的日益透明并易于分享、传播和载录)，不仅使得全球性学术社群和分工成为可能，也因此让区域研究逐渐跳脱过往“美国中心”的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之上，吾人也可以从一个角度窥见台湾孕生南亚研究的契机，因为全球化所造就的全球性学术社群和学术分工，不啻也为台湾南亚研究发展提供诸多利基。
尽管面对各方来自于知识上的挑战，但若能有效整合现有学界资源和力量，循序渐进建立台湾南亚研究的学术定位与纪律，则本文对于台湾南亚研究的良性发展，还是抱持一个审慎乐观的态度。唯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南亚研究在台湾所经历的挑战，却并非仅止于前揭三项偏重于知识性的挑战而已。当前南亚研究在台湾的开展，更必须面对多项严苛的制度性挑战。如何合宜面对此类制度性挑战，在现况之下寻找可能的发展策略，也将影响台湾南亚研究因应前揭三项议题的能力与时程。
本文认为，由于台湾欠缺二战后美国孕生南亚研究的背景，以及类似于“联邦基金”的大量经费援助政策。“三缺”(缺“钱”：缺乏研究经费奥援；缺“权”：缺乏适切评量研究贡献的学术评鉴标准；缺“人”：跨学科训练负担沉重，加上前述二项因素影响，造成研究人才流失)危机，毋宁是对于当前一系列制度性考验的一个最简单的描绘方式。
“三缺”当中，对于尚在起步与摸索阶段的台湾南亚研究而言，经费奥援又是至为关键的一项课题；不仅因为许多其它的制度性瓶颈皆源自此一经费困境(例如：缺乏经费补助，导致研究人才不愿投入)，更因为许多重要和基础研究工作的开展，也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例如：田野或调查研究工作)。职是之故，如何争取并扩展稳定与可行的经费来源，便将成为未来台湾南亚研究发展因应各项制度性考验的重要“前”提与“钱”题。
不论独立相关南亚系所或研究中心未来有无设置可能性，或适切的学术评量标准有无可能发挥奖励南亚研究的效果，现今仅仅谈到研究经费此一议题，便已让许多费心思量台湾南亚研究前景的人士摇头叹息!
尽管如此，面对重重制度性困境，本文还是不愿抱持完全悲观的立场，并希望能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尝试立基于当前困境之上，擘划未来台湾南亚研究发展的分期蓝图，期能唤起更多学界、政府和民间的重视。除了积极寻求经费奥援之外，如何整合现阶段分散各研究领域内的南亚研究社群成员力量，也是另一个当务之急。换言之，如何厘清整个南亚研究的全貌与体系，让研究成员真正认识南亚研究的研究纪律、典范与分工，以及南亚研究的知识发展脉络，进而体认到自身在此一研究社群中的确切位置，从而贡献彼此研究的成果，促使相关研究能够相互整合与对话、延续和积累，便是未来规划南亚研究发展 方向的首要工作之一。
在有限的时间、人力与资源之下，为达成上述目标，本文建议，可以尝试设定三个分期目标：
在初期，可以成立一个类似“美国印度研究学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简称AIIS)的研究组织，协助横向联系潜在和现有的南亚研究成员，强化研究信息的分享与交换(尝试建立研究数据库与研究目录，作为未来国内外南亚研究学术社群进一步对话与互动的重要平台，从而寻找台湾从事南亚研究的立基点)。同时，透过该研究组织出具名义或作为代表，也可提供台湾南亚研究社群成员另一个向各方争取经费的重要渠道(目前正在申设中的“台湾印度学会”，便企图朝向此一目标迈进)。此一时期，各领域学者将先延续并深化各自在其研究领域上的关怀，期能充分体现南亚研究跨学科和多元取材的特色。
在中期，则希望在上述研究组织的协调、领导与规划之下，进一步整合各分科领域学者的力量，尝试进行更多研究合作，一方面陆续引介或翻译西方南亚研究的重要理论与研究成果，二方面设定小型研究专题(例如：尝试整合不同区域研究的成果，进行跨区域的比较工作，藉以深入探究南亚与邻近区域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该区域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希望能从“点”到“面”，逐步建构一个属于台湾的南亚研究视野。
在未来，则希望综整前面两个阶段累积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层次向既有西方南亚研究典范与框架提出对话，并透过专业研究机构或单位的建置，让台湾能持续为全球南亚研究社群做出重要贡献。
本文认为，囿于“三缺”环境限制，上述分期目标实难划定一个清楚的时程表，其主要的宗旨，毋宁是尝试指出一个基本的方向，让现今分散且微弱的南亚研究力量，能够在上述分期目标之下，凝聚更多的力量。当然，诚如前述所言，现今一个能够真正体现全球化意义的南亚研究，也不能闭门造车，应该妥适运用跨域学术社群的合作与分工网络，增益自身在研究上的质量。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早已沛然有成的南亚研究成果、学术建置与研究人才，不啻正可利用两岸同属华文学术世界的联系优势，增益未来南亚研究在台湾的发展。以下结论部分，便将针对两岸合作发展南亚研究的契机，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五、结语：两岸的南亚研究平台
相较台湾的发展情况，由于南亚地区长期作为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项目，长期以来，中国学界早已累积不少质量可观的南亚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南亚学会与北京大学出版的《南亚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期刊，以及四川大学出版的《南亚研究季刊》(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ly)期刊，也成为华文世界中的南亚研究重要的学术发表平台。根据笔者的粗浅了解，目前南亚研究除已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重点工作项目之外，包括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云南社会科学院等，也都设有相关南亚研究所或研究中心。
在此情况之下，不仅中国南亚研究的发展经验值得台湾加以借镜，台湾官方与学界也应多方尝试建立两岸南亚研究的学术联系管道与平台(如同目前台湾在“中国研究”与其它研究领域上与中国所建立的联系)。不可讳言的，现今中国南亚研究在各方面发展上，着实遥遥领先于台湾；事实上，在可见的将来，如果台湾产官学界持续忽视南亚研究的重要性，或仍停留在追逐“金砖四国”热潮的心态之下，两岸南亚研究的落差势必日益悬殊。
当然，这绝对不是台湾南亚研究人士乐见的景况。本文认为，在两岸整体学术合作条件尚未臻成熟的情况之下，除了期许在未来能有更多的人员交流与合作，甚至是相关研究计划的分工之外，现阶段两岸南亚研究社群其实也可以立即着手进行几项有益于共同研究累积的工作，例如：研究网络平台与数据库的建立与共享(定期交流两岸南亚研究最新动态)、两岸南亚图书出版数据的建立、两岸南亚研究学会人员的参访、共同出版平台的建立，以及学术研讨会的定期举办。
本文相信，透过两岸更多元和广泛的研究交流，不仅能让台湾在朝向上述发展目标前进之际，获得更多动力与助力，弥补“三缺”的环境限制，也能够让两岸协力提升华文世界在全球南亚研究社群的发言地位。本文在此探论台湾南亚研究现况与愿景的一个初衷，其实也正是希冀藉此扮演一个抛砖引玉的角色，开启更多两岸南亚研究社群的对话与交流。
一、前言
尽管，伴随着近年来“金砖四国”(BRICs)热潮的兴起，南亚次大陆迅速跃身成为台湾最热门的财经讨论议题之一；然而，若相较对于中国、东北亚和东南亚等邻近区域的累积研究成果，基本上，不仅台湾知识界与学术界对于南亚次大陆上的相关议题仍然相当陌生，一般舆论媒体对于南亚世界的报道，同样充斥着各种奇闻轶事的片断报道与浪漫想象。
事实上，南亚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作为现代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一门重要分支，不仅早已成为西方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在中国学界的长期投入之下，也已经在华文世界中拥有卓越的累积成果。相较之下，南亚研究对于台湾而言，则仍停留在一个起步与摸索的阶段，亟待透过更多学术整合及合作力量的挹注，增益其未来的发展。
透过对南亚研究在台湾发展现况的回顾与检讨，本文将指出现阶段南亚研究在台湾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知识性与制度性挑战，尝试在现有条件基础之上，提出一个可能的分期阶段蓝图，并进一步思考未来融会两岸学界力量以共同发展南亚研究的可能性。
二、作为一门区域研究分支的南亚研究
西方知识界对南亚的探究，并非始于区域研究出现之际。从十八世纪开始，在殖民统治与传教动机驱使之下，欧陆知识界便已经积累一系列可观的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论述与知识传统，并为日后欧陆印度学(Indology)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但二战后于美国学界热烈开展的区域研究，却提供另一种理解南亚的重要途径，并俨然成为一股极具主宰地位的知识观点，迄今仍然深刻影响我们对于南亚的理解。
为突破过去局限于欧洲大陆的世界观，并因应二战后的世界局势，结合国家资源、私人基金与学院体制的现代区域研究，开始现身于美国学院体制之中；区域研究从伊始，虽然便具有浓厚的现实关怀，以及政治、经济和战略取向(此亦为区域研究备受批评之处)，然而透过对于多元世界的认识，并以创新方式跨越传统分科(Disciplines)边界，区域研究不仅让美国知识界更了解世界，也让其霸权和中心位置受到冲击，促使既有分科巨型理论和假定必须重新检讨。
区域研究虽然深具贡献，但在其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却不断在制度上、资源上与知识上(甚至在政治上)面临严峻的挑战与考验。无论是区域研究与传统分科之间的角力战，或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兴起之后侧重“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批判，还是冷战终结与全球化时代之下的各种环境变迁考验，都使得区域研究必须不断检视自身的属性与定位，并随时调整步伐。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区域研究一个重要分支的南亚研究，自然必须面对上述区域研究的共同挑战与困境，并提出自身的解决方案。
吾人可以看到，现今南亚研究在美国整体学界质疑区域研究的气氛之下，也正面临制度性与知识性二大面向上的挑战。就知识性面向而言：
第一，面对一系列东方主义、属民研究与文化批判的反省，承袭浓厚印度学传统的南亚研究，除了必须更有意识地谨慎响应这些批判抛出的重要论点，也亟需摆脱过去植基于“异文明”刻板想象之上的各种研究假定。
第二，由于南亚研究的跨学科特性，经常被分科批评为定位不明，迫使南亚研究(区域研究亦复如此)长期受到分科挤压并位处边缘位置。因此，为了更强有力地迎战分科挑战，如何有效透过学术社群有效整合，将各自为政的研究成果相互积累与融贯，逐步在更广泛的基础之上，确立南亚研究的跨学科理论典范和研究纪律，也将成为凸显南亚研究自身独特性与重要性的关键工作。
第三，由于冷战对峙的终结，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不仅使得学界普遍弥漫一种追求全球知识(Global Knowledge)的狂热，也使得区域研究(包括南亚研究)被视为一种旧时的知识形式。如何通过谨慎定位南亚研究与全球知识之间的关系，响应学界对于全球化议题的热衷与期待，也已经成为南亚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知识性挑战。
由于许多知识性上的争议，始终无法得到充分的澄清，凸显南亚研究在知识上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也进而为现今美国南亚研究的发展带来一系列制度性上的困境，而这些制度性上的困境也势将进一步阻碍南亚研究寻求上述知识性困境的突破。吾人可以看到，这些制度性面向的挑战包括：
第一，面对传统分科势力的夹击与“学院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的美国学院生态，使得从事跨学科整合并具有浓厚古典主义色彩的南亚研究，往往被贴上定位不明或缺乏实效的标签。结果不仅继续恶化既有经费困境，也促使学院内部形成不利于南亚研究者的各项评鉴标准(无论是升等或计划准核)，迫使研究者无法坚持其南亚研究主题。
第二，由于上述学术环境对于南亚研究者发展、晋升和谋职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跨学科学术训练的沉重负担(特别是深受印度学影响的南亚研究，格外重视研究者在语言、文化和历史方面的训练)，也使得许多学生或研究者止于怯步，从而产生潜在研究人才断层的危机。
第三，“联邦基金”(Federal Funds)(过去作为在高等教育体制中建置系所与研究中心的重要经费奥援)删减的威胁始终未除，加上学院内部对于南亚研究经费的删减或转移，遂使得美国南亚研究普遍必须面对筹措财源的难题。如何摆脱对于“联邦基金”的依赖，转而向民间单位积极寻求经费奥援，似乎更是跨越其它制度性困境的关键。
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面临上述知识性与制度性双重挑战，但下列三个现象的出现，也为美国南亚研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第一，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进行核武试爆之后，南亚在全球战略与安全上的重要地位，促使许多第三部门投入南亚研究的行列，成为推动南亚研究的新制度动力。
第二，印度裔移民社群的大力赞助，以及印度学者的广泛人才交流，也为美国南亚研究提供重要的经费与人力奥援。
第三，印度经济崛起，促使许多美国一般民众与学生，在经济动机驱使之下，日益渴望获得南亚相关信息，从而带动南亚研究。
整体而言，相较其它区域研究分支偏重于政经议题讨论的倾向，美国南亚研究由于承袭浓厚的印度学色彩，始终具有浓厚的古典主义研究倾向(侧重于人文学议题的讨论)，形成独树一格的南亚研究传统，着重于非功利取向的人文式理解；尽管，强调跨学科(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整合)的研究日益开展，多元 且异于传统研究途径的尝试也不断出现，但如何因应上述挑战与契机，仍将是美国南亚研究在未来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透过此部分对于美国南亚研究发展情况的概述，吾人不难看到，南亚研究在现今区域研究整体发展环境之下的艰难处境；尽管，在许多环境差异之下，台湾无法与美国发展经验一概而论，但作为现代南亚研究发展的先驱，并位居全球南亚研究领衔地位的美国，其今日所遭遇的各项挑战与发展契机，不啻仍可作为台湾南亚研究的重要参照。在这个相互参照的基础之上，以下两个部分，便将分别针对台湾南亚研究的现况与愿景进行说明。
三、南亚研究在台湾的发展现况
近几十年来，虽然台湾各分科领域内不乏关注相关南亚问题的研究人士，但基本上，其研究视野和对话议题仍多局限于各分科领域之内，缺乏跨学科的整合观点，距离真正透过区域研究视野强调科际整合的南亚研究，其实仍存在一段很大的距离。
严格来说，南亚问题对于台湾学界而言，不仅尚属较为陌生的研究领域，更缺乏研究者系统性和持续性的投入关注，以及向国际主流研究对话的企图；不唯如此，在研究主题分布上，也仍然较偏重于相关人文学领域。因此，在研究属性上，其实比较类似深受语言文献学影响的印度学传统，而非作为区域研究分支的南亚研究。
唯不同的是，相较上承古典东方学、下开近代南亚研究的欧美印度学，目前台湾人文学界对于南亚宗教、哲学、语言(例如：梵文与巴利文这些经典语言)的关注，多半系延伸自固有佛学研究传统(相关学术课程亦多开设于人文系所或其它民间的宗教机构之中)，既非传承东方学的结果，也尚未提供南亚研究足够能量。
职是之故，尽管同以南亚作为研究对象，但现阶段台湾人文学界对于南亚自成一格的主流探究模式，无论在问题意识、研究途径、理论取向上，其实很难与西方印度学研究传统完全划上等号，当然，更遑论比附强调跨科际整合的现代南亚研究。换言之，透过现代南亚研究跨学科典范讨论南亚议题的尝试，现阶段仍未广泛受到台湾学界的认识。
面对此种发展现况，不少台湾人文学研究人士也开始倡议透过仿效西方印度学的研究典范，让过去失焦、零散并深受佛学研究影响的南亚宗教、哲学和语言等等议题讨论，能够借镜印度学的架构重新聚焦。由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主办、前后已经举办三届的台湾“印度学学术研讨会”，便是其中一项开创性的重要努力；尽管，“印度学学术研讨会”论文发表类型仍然非常分散，也未摆脱传统佛学研究的包袱，但作为一个学术对话平台与发表媒介，该研讨会却无疑提供散布于各人文分科中的南亚问题研究者一个相互联系的场合(类似的定期研讨会则未出现于社会科学领域)。
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描绘此种研究趋势的主要目的，并非在于贬抑目前这类近似印度学传统的研究成果，也不在于暗示透过区域研究视野处理南亚议题，更具有任何先验上的知识优越性；反之，如何运用现有研究利基进一步推动南亚研究在台湾的发展，凸显其区域研究视野的跨学科特性，毋宁才是本文关注焦点。本文认为，目前散布于各人文分科并偏重南亚宗教、哲学、语言的研究，确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学术贡献，但吾人更可以选择通过跨科际整合的区域研究视野，融会并延伸这类研究的贡献能量。
大体而言，在前揭的学术环境之下，目前较受台湾学界关注的相关南亚研究主题，可以概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便是上述深受传统佛学研究影响的人文学研究。这类研究主题多散见于宗教、哲学、语言、文学等领域，同时也是成果数量最多的一类。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台湾对于南亚宗教的理解，多集中于佛教与其经典、义理和文字的考察；尽管这类研究起源甚早，但关注焦点却过于狭隘，反而忽略真正主宰南亚宗教生活的印度教传统，而其传统研究主题、方法与径路，也亟待从印度学或南亚研究视角进行更深刻的反省。
与此同时，吾人也可以看到，由于近年来许多南亚裔文豪[例如：奈波尔(V.S.Naipaul)或洛伊(A.Roy)]在英语世界中的优异表现，也使得这些文豪的作品成为台湾文学评论界的新宠儿；然而，真正南亚本地的文学创作或方言创作，则似乎仍囿于语言扞格，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无论如何，这类对于现代文学创作的关注，都已为深受佛学研究影响的传统南亚文学研究，开启了不同的研究窗口。
第二类是相关艺术研究主题，如建筑、绘画、音乐、舞蹈等主题。这类研究主题虽然范围甚广，但多半仍围绕佛教传统。目前这类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便在于缺乏研究的整体性与延续性，相关研究也多来自于研究者个人的业余兴趣。
第三类则是相关政经主题的社会科学类研究。这类研究关注视角可以分为两个方向，其中一个关注南亚次大陆的经贸发展，这主要是受到前述“金砖四国”风潮的吸引而出现，但其探究焦点却未及于印度之外的其它南亚次大陆国家，呈现方式也多为官方报告或金融报道，使其在商业上或政策上的重要性，似乎仍远高于其学术上的参考价值。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印度乃联邦制国家，各邦法规与经贸状况各异，再加上这类研究多仰赖第二手资料分析，因此相关探究也多停留在“巨观”层次的概述(多为国外报告或报道的转译)，无法提出比较“微观”层次的分析；另一个则是从国际关系(IR)或国际政治(IP)视角，关注印巴关系、核武问题、南亚区域安全等主题，但这类研究不仅仍局限于狭隘的战略与安全思维，同时也太仰赖美国对于南亚区域利益的分析观点。
总的来说，区域研究在台湾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来说，始终非常仰赖官方体制的推动与奥援(如同前揭美国南亚研究的发展情形)，而由于南亚次大陆始终并非官方政策工作的重点，也因此使得南亚研究在台湾学界，一直停留在研究者个人尝试与摸索的阶段，同时也被遗忘于高教体系之外[现阶段在台湾着重于专业而非通识课程的高教现况之下，对于一般大学生而言(除了若干专业系所之外)，不仅国际议题涉猎甚少，观点也过度偏重于美国和日本，同时更缺乏对于不同文明或区域的基本认识]。迄今，台湾不仅仍无任何相关南亚的高教系、科或研究所建置，也没有专业的南亚研究中心，甚至在一般民间研究机构或智库中，也没有南亚部门的规划。
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相关南亚议题经常被笼统纳入既有亚太或东南亚区域研究范畴之内，企图投入南亚研究的学者，也必须面对许多不利于研究考评、升等、奖励的学院生态(例如：由于缺乏可供发表的期刊，使得具有跨领域色彩的相关南亚研究专文经常被排斥于专业分科期刊之外，而期刊发表量又是现今台湾学者重要的评量指标之一)。尽管，2006年2月11日，在台湾官方的推动之下，正式成立“台湾印度协会”，企图协助双方在经贸、学术、文化及其它项目的全方位交流，并作为官方“新南向计划”的重要措施之一，但这股动能似乎尚未能流入学界之中。
不可讳言的，现今台湾以经贸心态挂帅的印度猎奇之旅中，目光仍仅聚焦于印度飞涨的证券指数，尚未了解到认识其整体区域问题的重要性(遑论其它南亚国家)，印度与其周边区域所面临的各项严峻考验(像是潜在的政治对立、宗教社群主义、种姓社会瓦解、传统与现代观念冲突、社会暴力循环等内部 议题；或印巴核武问题、印度区域霸权崛起、全球反恐战略中的印度定位等外部议题)，也几乎从未受到台湾舆论认真而仔细的对待。
事实上，这种着眼于政经利益的“实用”与“功利”气氛，不啻亦为长期台湾整体区域研究心态的写照。吾人必须了解到，区域研究早期的开展，虽然确有一定实用上或战略上的动机，但非应用性或基础性学术累积工作，更是扎实的区域研究不可偏废的要务。换言之，虽然在政经战略上的贡献度最容易迅速彰显区域研究的重要性，但语言、历史和文化这类非应用性或基础性学术知识的奠基，才是整个区域研究能否真正兼具深度和广度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未来推动台湾南亚研究之际，如何营造有利的学术环境，鼓励更多埋首从事扎根性的基础研究工作，也势将成为一个决定台湾南亚研究视野纵深的重要工作。
立基此种现况之上，本文认为，未来南亚研究在台湾的顺利发展，亟待克服一系列知识性与制度性挑战。以下的讨论，便将就此加以分别说明，并尝试提供一些本文的参考建议，进而擘划一幅可供未来台湾南亚研究依循的发展蓝图。
四、南亚研究在台湾的挑战与愿景
在前揭现况之下，当前南亚研究在台湾的开展，的确存在几项亟欲加以响应的知识性与制度性课题。首先，针对知识性的课题而言，相较南亚研究在美国遭遇的知识性挑战，本文认为，未来台湾南亚研究也必须澄清以下三项重要的知识性诘问：
第一，面对分科夹击区域研究的整体学术生态，以及台湾社会看待区域问题的短浅功利心态，如何清楚定位南亚研究与各分科之间的关系，凸显南亚研究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以及台湾社会对于南亚研究的需求性，进一步作为争取学界认同与制度发展空间的基础，便成为未来所有台湾南亚研究者必须响应的第一项重要挑战。
本文认为，南亚研究对跨学科观点、方法和视野的不断援引与多元尝试，不仅彻底颠覆传统对于南亚世界的理解框架和限制，也为后殖民批判和文化研究注入丰沛研究元素；与此同时，透过跨学科视野的运用，也让南亚研究在知识上为传统牢固的学院分工带来独特的贡献与冲击；此外，南亚研究所提供的观点与例证，不仅经常成为各分科巨型理论之“异例”(anomaly)，也为囿于专业语言而相互扦格的不同分科，提供一个对话与联系的舞台。
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台湾学界在欧美学术霸权主导之下，各分科一味套用西方巨型理论的现况，不仅经常惹来“学术代工”之讥，也使得始终很难向国际主流研究议题发声。在这方面，经常为巨型理论提供颠覆观点的南亚研究，不啻正可扮演一个调节角色，透过南亚诸国的异文化(或异例)现象，提供分科研究者更宽广的视角，助其从迥异于西方巨型理论的角度重新思考自身分科内部的研究问题；另一方面，透过专业和独立南亚研究的开展，也有助于深化其它既有区域研究领域的视野与成果。
第二，如同传承浓厚“古典主义”色彩的美国南亚研究，未来台湾南亚研究也很可能在“融会”(而非“取代”)传统取径的研究成果(例如：前揭深受佛学影响的人文学类研究)之上加以开展。因此，如何厘清或批判传统取径所可能蕴含的偏颇假定和扭曲想象，也将成为台湾南亚研究论者在实际从事研究之际必须注意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本文认为，既有的传统研究成果仍能提供未来台湾南亚研究一个有利的出发点，而未来南亚研究也将延伸并互补传统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承袭与融会传统研究成果之际，台湾南亚研究者必须透过更具批判性的立场，重新审视其可能蕴含的偏颇假定和扭曲想象；面对一系列东方主义、属民研究与文化研究反省，现阶段台湾关于南亚宗教、哲学、语言的传统研究，由于欠缺国际交流与对话，似乎仍存在许多强化反省力道的空间。基此，南亚研究者未来在实际融会传统研究成果时，自然也必须抱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第三，鉴于全球化所带给区域研究发展的复杂影响，以及在此趋势之下出现的全新学术生态与分工，全球化也势将成为未来台湾南亚研究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挑战。
本文认为，对于后冷战全球化时代与全球知识的各种殷切期盼，虽然使得不少论者对于区域研究的未来抱持悲观的看法，但这种论调不仅过度简化，似乎也体现一种完全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想象。事实上，全球化不仅没有瓦解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反而更依赖其跨学科与脉络性的研究视野为全球化之下的新现象提出极具贡献的描述与解释，甚至作为一种对比于全球主义的观点。不唯如此，受惠于全球化和传播科技的大幅提升(研究讯息和数据的日益透明并易于分享、传播和载录)，不仅使得全球性学术社群和分工成为可能，也因此让区域研究逐渐跳脱过往“美国中心”的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之上，吾人也可以从一个角度窥见台湾孕生南亚研究的契机，因为全球化所造就的全球性学术社群和学术分工，不啻也为台湾南亚研究发展提供诸多利基。
尽管面对各方来自于知识上的挑战，但若能有效整合现有学界资源和力量，循序渐进建立台湾南亚研究的学术定位与纪律，则本文对于台湾南亚研究的良性发展，还是抱持一个审慎乐观的态度。唯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南亚研究在台湾所经历的挑战，却并非仅止于前揭三项偏重于知识性的挑战而已。当前南亚研究在台湾的开展，更必须面对多项严苛的制度性挑战。如何合宜面对此类制度性挑战，在现况之下寻找可能的发展策略，也将影响台湾南亚研究因应前揭三项议题的能力与时程。
本文认为，由于台湾欠缺二战后美国孕生南亚研究的背景，以及类似于“联邦基金”的大量经费援助政策。“三缺”(缺“钱”：缺乏研究经费奥援；缺“权”：缺乏适切评量研究贡献的学术评鉴标准；缺“人”：跨学科训练负担沉重，加上前述二项因素影响，造成研究人才流失)危机，毋宁是对于当前一系列制度性考验的一个最简单的描绘方式。
“三缺”当中，对于尚在起步与摸索阶段的台湾南亚研究而言，经费奥援又是至为关键的一项课题；不仅因为许多其它的制度性瓶颈皆源自此一经费困境(例如：缺乏经费补助，导致研究人才不愿投入)，更因为许多重要和基础研究工作的开展，也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例如：田野或调查研究工作)。职是之故，如何争取并扩展稳定与可行的经费来源，便将成为未来台湾南亚研究发展因应各项制度性考验的重要“前”提与“钱”题。
不论独立相关南亚系所或研究中心未来有无设置可能性，或适切的学术评量标准有无可能发挥奖励南亚研究的效果，现今仅仅谈到研究经费此一议题，便已让许多费心思量台湾南亚研究前景的人士摇头叹息!
尽管如此，面对重重制度性困境，本文还是不愿抱持完全悲观的立场，并希望能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尝试立基于当前困境之上，擘划未来台湾南亚研究发展的分期蓝图，期能唤起更多学界、政府和民间的重视。除了积极寻求经费奥援之外，如何整合现阶段分散各研究领域内的南亚研究社群成员力量，也是另一个当务之急。换言之，如何厘清整个南亚研究的全貌与体系，让研究成员真正认识南亚研究的研究纪律、典范与分工，以及南亚研究的知识发展脉络，进而体认到自身在此一研究社群中的确切位置，从而贡献彼此研究的成果，促使相关研究能够相互整合与对话、延续和积累，便是未来规划南亚研究发展 方向的首要工作之一。
在有限的时间、人力与资源之下，为达成上述目标，本文建议，可以尝试设定三个分期目标：
在初期，可以成立一个类似“美国印度研究学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简称AIIS)的研究组织，协助横向联系潜在和现有的南亚研究成员，强化研究信息的分享与交换(尝试建立研究数据库与研究目录，作为未来国内外南亚研究学术社群进一步对话与互动的重要平台，从而寻找台湾从事南亚研究的立基点)。同时，透过该研究组织出具名义或作为代表，也可提供台湾南亚研究社群成员另一个向各方争取经费的重要渠道(目前正在申设中的“台湾印度学会”，便企图朝向此一目标迈进)。此一时期，各领域学者将先延续并深化各自在其研究领域上的关怀，期能充分体现南亚研究跨学科和多元取材的特色。
在中期，则希望在上述研究组织的协调、领导与规划之下，进一步整合各分科领域学者的力量，尝试进行更多研究合作，一方面陆续引介或翻译西方南亚研究的重要理论与研究成果，二方面设定小型研究专题(例如：尝试整合不同区域研究的成果，进行跨区域的比较工作，藉以深入探究南亚与邻近区域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该区域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希望能从“点”到“面”，逐步建构一个属于台湾的南亚研究视野。
在未来，则希望综整前面两个阶段累积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层次向既有西方南亚研究典范与框架提出对话，并透过专业研究机构或单位的建置，让台湾能持续为全球南亚研究社群做出重要贡献。
本文认为，囿于“三缺”环境限制，上述分期目标实难划定一个清楚的时程表，其主要的宗旨，毋宁是尝试指出一个基本的方向，让现今分散且微弱的南亚研究力量，能够在上述分期目标之下，凝聚更多的力量。当然，诚如前述所言，现今一个能够真正体现全球化意义的南亚研究，也不能闭门造车，应该妥适运用跨域学术社群的合作与分工网络，增益自身在研究上的质量。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早已沛然有成的南亚研究成果、学术建置与研究人才，不啻正可利用两岸同属华文学术世界的联系优势，增益未来南亚研究在台湾的发展。以下结论部分，便将针对两岸合作发展南亚研究的契机，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五、结语：两岸的南亚研究平台
相较台湾的发展情况，由于南亚地区长期作为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项目，长期以来，中国学界早已累积不少质量可观的南亚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南亚学会与北京大学出版的《南亚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期刊，以及四川大学出版的《南亚研究季刊》(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ly)期刊，也成为华文世界中的南亚研究重要的学术发表平台。根据笔者的粗浅了解，目前南亚研究除已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重点工作项目之外，包括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云南社会科学院等，也都设有相关南亚研究所或研究中心。
在此情况之下，不仅中国南亚研究的发展经验值得台湾加以借镜，台湾官方与学界也应多方尝试建立两岸南亚研究的学术联系管道与平台(如同目前台湾在“中国研究”与其它研究领域上与中国所建立的联系)。不可讳言的，现今中国南亚研究在各方面发展上，着实遥遥领先于台湾；事实上，在可见的将来，如果台湾产官学界持续忽视南亚研究的重要性，或仍停留在追逐“金砖四国”热潮的心态之下，两岸南亚研究的落差势必日益悬殊。
当然，这绝对不是台湾南亚研究人士乐见的景况。本文认为，在两岸整体学术合作条件尚未臻成熟的情况之下，除了期许在未来能有更多的人员交流与合作，甚至是相关研究计划的分工之外，现阶段两岸南亚研究社群其实也可以立即着手进行几项有益于共同研究累积的工作，例如：研究网络平台与数据库的建立与共享(定期交流两岸南亚研究最新动态)、两岸南亚图书出版数据的建立、两岸南亚研究学会人员的参访、共同出版平台的建立，以及学术研讨会的定期举办。
本文相信，透过两岸更多元和广泛的研究交流，不仅能让台湾在朝向上述发展目标前进之际，获得更多动力与助力，弥补“三缺”的环境限制，也能够让两岸协力提升华文世界在全球南亚研究社群的发言地位。本文在此探论台湾南亚研究现况与愿景的一个初衷，其实也正是希冀藉此扮演一个抛砖引玉的角色，开启更多两岸南亚研究社群的对话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