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不久前，热播的《清平乐》终于迎来大结局。这部旨在讲述宋仁宗赵祯那以帝王的名义被禁锢的、一辈子都忍耐着的剧集，尽管问世后褒贬不一，口碑徘徊在近乎“北宋还没崩”与“南宋已经崩”般摇摇欲坠的边缘，但的确又引发了一轮社交媒体上对宋朝的空前讨论。
　　“宋”你入梦，梦回东京。暗想当年，人物繁阜，花光满路，自在风流，不问归处。只是，当太祖、太宗们克荆南、武平，灭后蜀、后汉，令吴越、南唐俯首称降，基本结束五代十国战乱局面、志得于“削平天下”“卧榻旁岂容他人鼾睡”时，恐怕想不到，赵宋后代不肖子孙，竟能将先辈辛苦打下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让。
　　据宋人王铚笔记文集《默记》载，南唐后主李煜颇有怀念故国之意，又写下一阕《虞美人》追思旧事，自然了，听闻“一江春水向东流”云云“不识时务”的词句，宋太宗勃然大怒，遂数罪并罚，赐牵机药毒杀。然李重光虽为亡国之君，却无愧“大艺术家”的身份，宋人《宣和书谱》亦承认，他“早慧精敏，审音律，善书画。其作大字，不事笔，卷帛而书之，皆能如意，世谓撮襟书。复喜作颤掣势，人又目其状为金错刀。尤喜作行书，落笔瘦硬而风神溢出”;不过，“我艺祖尝曰：‘煜虽有文，只一翰林学士才耳。’乃知笔力纵或可尚，方之雄才大略之君，亦几何哉”！

　　……看完这段评价，再联想另一位大艺术家，即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及其一生所为，呃……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

汴京残梦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宋太祖赵匡胤》一文提出：“经过太祖的创业，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少似非而是（paradoxical）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意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势。它企图注意实际，不受抽象的观念所蒙蔽，而这319年在它领导之下，所产生的特出人物，又偏是哲学家为多。而‘学究’首先出现为一种官衔，其成为一种被讥讽的对象，也始自宋朝。”
　　矛盾重重，三言两语难解释。其中，宋朝军队的战斗能力，最为世人所诟病。尽管常备兵员数量庞大，但在重要的对外战争中却屡遭败绩，究竟何故？
　　这需要从宋朝的军事制度上去寻找原因。王曾瑜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宋朝兵制初探》（再版时更名为《宋朝军制初探》）是系统性研究两宋军制史的一部里程碑作品。该书详细介绍了宋军的指挥系统、编制、兵种、装备以及后勤等各项内容后，在最后一章里试图从军事指挥的角度对宋军作战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王曾瑜认为，以宋太宗为典型代表的宋代君主喜好“将从中御”，遥控指挥战场上将领的行动，导致统兵将帅无法依照实际情况来变更部署，以至屡吃败仗;宋军在作战时又不懂得集中兵力，行动消极迟缓，最终往往造成全军覆没。而宋军的上述弊端，其根源在于国朝根深蒂固的“重文轻武”思想——宋朝消极地接受唐末和五代军事政变的教训，着意提倡以文制武。对将帅的防范和猜忌，不敢委以全权、授以重兵，倒是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削减他们的指挥权限，成了恪守不渝的赵宋家规，也成了宋朝积弱的一个极要紧原因。
　　崇文抑武，是宋代“祖宗之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可凡事须辩证看待，既武道因“抑”废弛，则文道因“崇”昌盛。邓小南的《祖宗之法》一书便指出，“朕与士大夫共天下”，鼓励士大夫参政议政，客观上塑造了这一时期宽松和开明的政治氛围，宋代也由此成为后世士大夫始终追慕不已的“盛世”。而“哈佛帝制中国史”书系（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的第四卷，由著名德国汉学家迪特·库恩（Dieter Kuhn）撰写的《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里，更延续、肯定了内藤湖南（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以来“唐宋变革观”的思路：
　　从10世纪唐代后期到宋帝国早期，中国所发生的转变标志着中华帝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断裂。北方士族靠着谱牒的政治优势而形成的“旧世界”，在延续了几百年后，终在880年至960年的混乱和内战中消失了;随着士族的衰亡，他们那套治国之道也渐被忘却和遗落了。一个新阶级——士大夫阶级——出现了。他们受到儒家学说的熏陶并通过了科举考试，已做好准备，决心承担起重塑中国传统的责任。他们在政治、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科技上所取得的成就，与那些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强大的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这两点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界定宋代是一个转型朝代。 　　统治者政策上鼓励敞开言路，不罪言者;加之儒家文化固有的熏陶与济世精神的复兴，使得士大夫们的批判意识、参预意识无比高涨，渗透国是商定、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时局与世风的趋向。了解了这样的历史大背景，我们回头再审视《清平乐》里涉及的“庆历新政”，当有更切身的感悟。
　　庆历（1041-1048）初期，国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压力，财政、吏治、军备等诸多问题愈益突出，改革呼声四起，为除积弊，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力倡新政。庆历三年秋，范仲淹进《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批评国家“纲纪制度日削月侵”，“不可不更张以救之”。他开宗明义地提出“端本澄源”的原则，即“约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这一奏章，成为“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
　　遗憾的是，新政因触犯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受到诬谤而“叫停”了。当时被认为“深厚有容”的宰相章得象，虽被委以与范仲淹等共同“经画当世急务”的重任，事实上“依违众议”“无所建明”，乐见新政失败。二府的执政贾昌期、陈执中，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也都对新政持否定态度。监察御史刘元瑜、右正言钱明逸等，则多以两个方面的抨击“围攻”新政主持者：其一，“多挟朋党”“欺罔擅权”;其二，“更张纲纪，纷扰国经”。
　　也有观点补充指出，从新政的不少改革旗手们的年龄来看，如石介是景德二年（1005）生、欧阳修是景德四年（1007）生、蔡襄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生，皆为后澶渊之盟时代的“后浪”式人物，没有直接感受过契丹的威胁，属于“年轻人啊，你们对真实的战争一无所知”。其理想主义政策与个人经历有极大的关系，缺乏实现自己宏伟计划的战略战术，因此，新政最后变成了一场未完的政治运动。
　　庆历之后，大宋仍然涌动着变革的思潮;而庆历新政难以为继所反映的一系列国朝的陈陋痼疾，也为此后王安石熙宁变法引起的巨大喧嚣埋下了伏笔。值得强调的是，人们经常把庆历新政当作开辟了理想的政治文化而回顾宣扬，全因此举实际孕育了之后各种改革的萌芽——宋代的士大夫们，超越政治上、学术上的立场差异，一直视庆历为模范。不仅宋代，甚至可以说，从明代到清代的近世士大夫的灵魂寄托，也同样厕身于庆历的故事中。那应该是“儒者报国，以言为先”的鲜明立场，是进言者以道自任与坦率无忌的姿态，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气品。
　　宋仁宗驾崩后，计有英宗、神宗、高太后、哲宗、徽宗、钦宗等五帝一后先后执掌权柄。众所周知，在中国“谁是最文艺的皇帝”榜单上，宋徽宗是绝对有实力争雄称霸的，奈何此君过分追求一种极致的生活，不放过精雕细琢的任何一个优美细节，终于“玩”出了大事。修艮岳，大兴土木，耗费物资、人力无数;信道教，遍建宫观，时时“聚众”行祭作法……天子浮浪至此，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百姓只能铤而走险拼死一搏，梁山起义、方腊起义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北宋统治由是根基受损，危机四伏。
　　且说那一直在北方与宋廷对峙的辽国，晚期已经高度汉化，勉强可以“友邦”称之了。不幸，宋徽宗“同级生”的辽天祚帝，面对当时尚茹毛饮血、蛮夷一般的女真部落，自率大军御驾亲征却一败涂地。而估计是始终对“燕云十六州”被割耿耿于怀，又本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原则，在身边朋党的撺掇下，赵佶居然与金国签订了夹攻辽国的“海上之盟”——这是一道催命符。灭辽之后，同时摸清大宋“原来不堪一击”的底细的金人，“一鼓作气”直入宋境，包围了都城汴梁。
　　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打宋朝。徽宗见情势危急，禅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完颜宗翰率兵进至汴京城下，逼宋议和后撤军。金人要求：五百万两黄金及五千万两银币，并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同年八月，金军又两路攻宋;闰十一月，两路金军会师，汴京沦陷，徽、钦二帝被俘。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亡;除徽、欽二帝外，另有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能工巧匠等被监押北上，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史称靖康之变/耻。

　　在李煜写下“问君能有几多愁”的近150年后，赵佶开始感慨，“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他死在1135年的春天，而历史荒诞、可笑、悲凉、无情的轮回，却并未终止——
　　和辽国一样，金国到了后期，君王汉化程度甚深。但，完颜亮上位后，王朝内部彼此倾轧、相互杀戮，加之吏治腐败，奢靡成风，致使颓势难挽。1211年，蒙古军于抚州大败金军三十万人，“金之精兵良将，大半尽于是役。”1213年，蒙古军攻破德兴，又杀金军十万人。待窝阔台大汗继位，更是对金朝发动了泰山压顶式的全面进攻。1232年三峰山一战，金军几十万人为蒙古军全歼，“无一得逃者”，蒙古进逼汴京，围城数月，城内饿病而死者近百万人。金朝覆亡在即，“问世间，情为何物”的元好问，不由悲鸣：“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蒙古兵烧杀掠夺，金国之惨状，与当日北宋国破时毫无二致。而偏安一隅、苦苦挣扎的南宋，左支右绌，也不过比金国多撑了40余年。空留下，岳武穆、陆放翁、辛稼轩们衣上的征尘与酒痕;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1276年，临安府被元军攻占，南宋名存实亡，自京口脱险而出的文天祥，忧国忧民、旅怀有感，痛书：“昨夜分明梦到家，飘飖依旧客天涯。故园门掩东风老，无限杜鹃啼落花。”1278年，时年9岁的宋端宗于碙州岛病逝;1279年，崖山海战惨烈异常，宋军再无回天之力，曾与文天祥同登进士榜的左丞相陆秀夫，宁为玉碎，背着宋末帝赵昺跳海而亡。

　　新千年后，令记者印象相对深刻的关于宋朝的文艺作品，一为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一为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前者借助宋慈这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回到那个科学尚未取得支配地位、法医学处于蒙昧状态的时代，依靠还原一桩桩命案内情，展示一个追求真相的侦探是如何与整个颟顸腐败的官僚系统斗争的。在国产古装剧中，很少有像《大宋提刑官》这样关注草民性命，舍得花费大量笔墨刻画寻常布衣生活细节的作品;而几乎每一个案件都被扭曲成了冤案，令该剧也可看作是一部特殊形式的官场剧。就编著了《洗冤集录》的宋慈而言，对技术的信仰，以及“人命大于天”的道德资源，是他所拥有的两件意识形态上的终极武器，谁敢小觑，谁就是在帮自己挖坑。
　　至于冶文彪的《清明上河图密码》，乍看像是大火的《长安十二时辰》的“宋代特别加长版”，实则自成一家，蔚为可观。前五卷本，大体每卷以一个主角贯穿，是为五绝：讼绝，聚焦汴梁士人;牙绝，纵横东京商业;斗绝，穿梭大宋军界与战事;作绝，将手工、工艺界囊括;算绝，盘点帝国基础的农业。士农工商全部登场不算，每卷都要围绕各自主角的领域，设计出四五大案，大案之下更有无数小谜题。统摄全部六卷的，则是一出梅船奇谋，牵出一个惊世大局。而难上加难的是，千头万绪，最后还得回到《清明上河图》的画卷中，时间上也严格限定在作画前后几天内，交错纠缠，严丝合缝。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是盛世的幻象、社会生活的丰富，无法掩盖国家每个关节上锈蚀的零件。单纯将问题归咎于昏君奸臣是无用的，从制度到人性，一切早已无解。全书最可贵的价值，在于揭示：当真正的灾难来临时，之前的勾心斗角与机关算尽没有意义。但是，面对翻滚巨浪，再胆怯、猥琐、卑微者都会勠力一搏;黑云压城，仍可一瞥透过罅隙的光辉。

　　此外，阿越“磨”了十几年的穿越文《新宋》，亦让苦苦守候、望穿秋水的书迷们在2020等来了好消息：大结局珍藏版（共12册）全部出版完毕。这部360万字的小说，见证了作者本人的成长与惘然，洋洋洒洒与冷涩凝绝交互，终于还是导向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黄粱一梦。主人公的穿越拨动了蝴蝶效应的第一个齿轮，而名为“新宋”的复杂机括，将朝着设计者也未曾预想的方向奔驰。改变、缠斗、妥协、离开……“欲换人间”的先决条件，是你必须、只能尊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否则，恐黯然销魂矣。
　　在日本学者小岛毅看来，现在的日本，是宋代历史文化的继承者;审美意识这一点上，日本人与宋代人是很接近的。“宋代文化被日本吸收改良成所谓‘日本传统文化’，意味着产生于日本的文化，并不仅限于作为一个政治领域的中国国内，而是广大东亚地区共同的历史遗产。包括韩国和越南，我们迎来了应该共述广义上的‘中国文化’的时期。”
　　用今天的话来讲，宋代输出的软实力是惊人的;它使古今相连，亦使中外相连。故而，总是觉得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论调，或语含义愤，内里却难免“新亭对泣”状的虚弱无力——崖山之后，华夏未亡;有我们的地方，就有中国。至少，当读者翻阅本期《新民周刊》，看见宋体印刷、宋画点缀的这组宋朝专题文章的时候，想必定能明了：文心纵可再雕龙，千年的风雅，千年的文明，何尝断绝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