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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中央很快下达了1号文件，国家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并结合各自实际进行了贯彻部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文件，各设区市及县（市、区）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如何实施。当前，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解决政策落地、项目落地、资金落地和生产要素向乡村集聚，使中央的宏伟蓝图在乡村变成现实。县域作为国家治理体系承上启下这一关键层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直接关系战略目标任务实施的进展与成效。从县级层面的特殊性出发，必须凝心聚力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进入新世纪以来，城乡居民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逐步从对温饱、居住、教育、医疗卫生、交通、文化、体育等需要，发展到对上述需求的升级版，如生态食品、服饰、家装，以及优质的教育、医疗、卫生、旅游服务和快捷舒适的交通，还有正在追求且势头强劲的趋势，如人工智能家居及生活用品、“互联网 ”服务、人居生态环境、休闲度假旅游景点、高效无痛的政府办事服务，以及安全、公平、正义的生活工作环境和公民权益保障。按照新需求确定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县乡层级面临着机遇、责任和担当。
首先必须立足不同乡村的域情。包括村庄在县域的区位，即空间布局中的定位、历史形成的地理位置和发展格局中的优势，也包括所在乡村与周边县域在生产、生活要素配置和聚集中的优势，特别是要立足于所在乡村自身的历史、文化、经济资源、产业基础、传统工艺、人文情况等，任何一个要素都可能通过挖掘、培育、放大，造就一个产业或富足一方经济。
其次，必须坚持县级统筹抓总。县（市、区）党委必须从区域发展全局出发，立足长远，在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空间布局上统筹全域。县（市、区）县委书记是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必须带头对所辖的乡村逐一深入调研，在充分掌握乡村实情的情况下，通过科学分析、反复比较，把握同一性，差异性和趋势性，作出前瞻性、针对性、操作性较强的整体布局，明确域内乡村的特色定位、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乡村两级班子必须以强烈的共识和合力，从县域确定的方位中寻找发展突破口和支撑点，瞄准目标，卯足干劲，坚持不懈地在运作层面下大力气，在一张蓝图里干到底，就必能闯出振兴乡村中自己的路子。引进一家企业带动一个乡、一个村的经济发展不乏先例，一些地方坚持不懈地推动“一村一业”、“一村一品”，已取得不少成功经验。
再次，必须着眼新需求、新业态、新趋势。新需求就是乡村发展的新动能，市场是需求的“晴雨表”，乡村产业兴旺必须瞄准国际国内两大市场，因地因业制宜，选择适合自己的产业发展。全国各地当前正在推进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山水林田湖草公园、回乡农民创业园区、智慧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等，既改善了人居环境，又开辟了旅游、养生养老、农耕体验、体育文化等新业态，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消费发展的新趋势，就是资本下乡的新契机，抢占先机才能在这场乡村运动中获得主动、占据优势，必须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新型经营主体，推动乡村农业升级和三产融合。必须掀起一场“乡村僵尸企业革命”，把改造升级和清理退出低产能大圈地、开而不发、建而不产的企业纳入乡村振兴目标任务，为新一轮乡村发展腾出空间。必须把握乡村发展的新规律，不能沿用传统思维、不能走老路、更不能喊口号。目标任务必须着眼长远，着力当前，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不搞层层加码，杜绝形象工程”的要求。
十九大后，中央及相关部委推动了一系列有利于乡村振兴的制度创新和政策体系重建，出台了一系列利农惠农政策，但这些制度、政策在全国乡村落地开花的程度完全取决县、乡、村班子的创造力和执行力。中央从1982-1986年和2004-2018年就“三农”问题连续发了20个1号文件，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现实问题，既全面又深刻地出台了一系列利农惠农政策，只有因地制宜、吃透文件、对标政策、真抓实干，才能提升群众对政策红利的获得感。
一是必须弄通吃透政策，强化政策落地清单管理。中央1号文件及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配套措施，除了定向、定点、定群体外，大部分需要基础条件和前期工作准备。县级层面必须始终把握乡村发展规律，跟进宏观政策走向，钻研不同政策在本县域每个乡村发展中的意义、地位和含金量，梳理形成适合于该县域乡村振兴的政策清单，照单管理、对标落实、限期交卷，形成收获清单。
二是必须把政策交给广大农民，增强他们的主体意识。广大农民群众是乡村振兴的受益主体和建设主体，他们的自觉行动，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可以像当年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样，对他们进行“乡村振兴战略”及相关政策深入系统培訓。乡村基层干部应当先行一步，县级要对所有乡村干部进行全面系统的轮训，既解读政策，也系统学习先进典型，运用互联网技术形象直观介绍可操作、可落地的政策，讲述可借鉴、可复制的案例，还要针对他们普遍关心的切身利益和权益，进行专题辅导解读，解疑释惑。在乡村振兴中，农民的思想准备不足、主体意识不到位，主体地位就难以落实，对振兴乡村任何政策的不理解，就可能影响积极性和创造力。要向广大农村输送一批既懂政策又爱“三农”的年轻干部或大学生村官，按其自愿可实行挂职或任职，并进行适当时间的岗前集训，任期至少三年。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也可切出一定比例从这批村官中选拔，既为乡村振兴输送政策和人才，也为广大青年干部健康成长补上实践锻炼这一短板。
三是必须切实解决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确保每个乡村都能实实在在的得到政策红利。“三农”政策从北京到村里、从案头到田头，中间“跑漏滴撤”的问题在不少地方、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程度存在。从政策分类看“最后一公里”，不同时期政策落地都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今年1号文件聚力实施乡村振兴，必将把推进县域解决“最后一公里”列入攻坚战役。对于减免补贴类政策，只要把清单直接交给群众，向群众兑现就能有效防止“跑漏滴撤”；对于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类的政策，其“最后一公里”的落实取决于乡村的基础条件和自身的努力争取，包括相关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取决于县级的统筹和推动力度；对于乡村产业振兴、农业结构调整提质类的政策，更多的是方向性、指导性、鼓励性的支持，着力点是促进、扶持、培育、试点示范。这类政策的落地，必须依靠组织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来推动，通过新型经营主体的择优扶持和培育，营造环境、创造条件、优质服务助其做强做大；对于改革创新、探索实践性较强，又事关农民和下乡进村资本切身利益的政策，如“农村三块地”改革，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和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以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必须有县域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致力改革发展的勇气、锐气和担当，强有力协调推动，以及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
县域城乡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高级城镇化阶段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其重点是城乡空间结构合理布局、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资源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三产融合深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生态保体系统筹构建等。城乡融合发展只有体制机制取得重大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策碎片化落地和分散性“跑漏滴撤”。
一是建设更加高效的城乡融合发展县域治理体系。正在推进的国家机构改革为县域治理体系重新构建提供了机遇，必须从城乡全面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要求，在县级机构改革中提供制度设计，既要保证中央相关政策能够通过机构职能的发挥得以有效落实，又能结合不同县域生产力布局作出自己的制度安排，同时还要在不同县域根据自身实际，对机构职能进行调整优化。如目前在不少地区，城市供水由住建部门主管，而农村供水归水利部门主管，城乡供水融合发展由于不同部门主管，人为带来建设和管理阻隔；又如在同一座山上，林业部门管林地，土地部门管矿产，农业部门管经济作物和畜牲，水利部门管水土保持和山地水利，如何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如何避免执法过程中推诿扯皮，都必须通过县级机构改革有更大力度的整合；再如，水产品生产、加工、销售链条中的食品安全问题，源头是海洋和农业部门管理，加工、流通和饮食环节又是食药监部门管理，如何通过三产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全产业链全过程可控制管理。这些都是这轮县级机构改革的当务之急。此外，要在政府部门机构改革的同时，大力度推动县级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特别是在整合、优化、精减、提效方面，应当根据各县域的不同发展实际和产业特点，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能通过第三方服务尽可能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杜绝因人设庙、因人设事的老思维、老套路。县级机构改革是这轮机构改革的关键点，直接关系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进展和成效，不能简单照搬照套，必须通过改革从根本上在县级解决政出多门、目标不一、步调不齐带来的弊端。
二是建立更具保障的城乡融合发展投入机制。从县级层面看，首先，应当解决上级财政优先倾斜保障。乡村振兴的资金如何用好、用活、用到刀刃上，真正用出实效，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建立健全中央及省级涉农资金投入使用机制至关重要。如中小流域治理，堤岸投入建设是水利部门下达的资金，堤路结合部分是交通部门投入参与建设的资金，岸边绿化、步道和岸上公园是住建部门投入建设，而涉及到湿地公园则是林业部门投入，如果需要对水上养殖和岸边畜牲养殖清理规范，还涉及到渔业、农业部门等。公共财政资金投入的碎片化，既影响资金使用效益，还给工程实施带来极大的障碍。县级在涉农资金整合、使用、撬动、监督等方面应有更深的研究和更大的创新。如把这些部门下达到县里的资金允许转入到县里由财政出资的乡村投资公司去运作，各相关部门按各自职能下任务、定标准、出规范、强监管，通过项目带动发展，再由县（市、区）政府各相关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来推动实施。其次，应解决农村金融资源的科学配置问题。金融重点倾斜乡村振兴要靠机制保证，否则将因为抵押物权证、资产可流动可变现、农林产业抗风险能力低、信贷规模小且分散等问题，得不到金融系统的青睐，而停留在政策表态式投入上。应该创新适合农村发展的金融产品，把各金融部门对乡村振兴的信贷投入的规模和模式作为考核指标。这几年央行实施的定向降准降息系列信贷计划等差别化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问题。同时县乡政府应当为金融部门依法经营创造个性化服务、采取政策扶持、建设诚信体系等。可以探索建立乡村振兴金融信贷风险担保基金，允许将上级切块下达的涉农资金切出一定比例，再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转让收益中切出一定比例，组建由政府控股、多元化投入的涉农项目担保基金，推动金融体系为乡村振兴有效配套金融资源。还可以通过支农贷款贴息，支持三产融合发展。发挥地方政府发行支农一般债券和项目融资与收益自平衡的专项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有一定收益的乡村公益性项目。再次，应破解社会资本向乡村投入的各种羁绊和藩篱。社会资本投入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医养游综合体、山水林田湖草公园等新的业态和模式中，农村用地制度的改革需要相应跟上，特别是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应当得到鼓励和支持，农村宅基地使用放活还有很多阻碍，农房租赁相关政策和市场要素如交易平台、价格咨询评估、公证服务、合同纠纷法律服务等都还存在市场发育不成熟问题。同时，在农村建设用地用途如何管制、供地面积、用地配套、规划许可方面还缺乏用地制度设计，随意性较大。应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以捐赠、低收益经营、政府付费等多种方式提供农村公共建设。对社会资本以PPP方式投入乡村振兴，县乡政府后期付费能力和诚信问题始终困扰民间资本，县乡政府诚信体系建设和国家法律框架下的用地制度创新，是乡村振兴中拓展社会资本投融资渠道的关键。
三是构建更具活力的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格局。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平等交换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主要特征。但要实现流动顺畅高效，必须从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功夫，着力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城乡要素長期逆向流动，即农村土地、资金、人才、资源等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使农村长期处于“失血”、“贫血”状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机制障碍。重点是全面深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着力构建城乡统一户籍登记制度，也能像农民进城可办理户口一样，让城里人可以到乡村落户；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建立下乡人才、技术、管理利益机制，让下乡返乡的新农民也能享受农村居民享有的部分权利、政策和制度；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新兴职业农民等多元经营主体，打造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主力军”，特别是要大力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农民综合合作经济组织，修复提升乡村互助合作体系，让乡村农民在振兴中走向共同富裕；着力土地制度创新，实现土地要素城乡平等交换，培育乡村土地市场，释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红利，重点是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让城里人包括离退休人员到农村转包耕地，体验农耕生活；同时在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方面进行积极实践，让下乡资本利用承租宅基地和农房使用权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养老养生、休闲度假产业，也让农民能利用宅基地资格权和房屋财产权获得股权或承租收益；研究出台适应不同县域的集体建设用地流通实施办法，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明确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范围、条件、流转方式、流转后土地用途收益分配等问题；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清产核资，进行身份确认和股权量化，坚决打击少数利益集团及其保护伞以非法和违规手段侵占或霸占集体资源和资产，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推进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入市，探索农村集体用地出让、征收所得和新增耕地指标跨省、市交易所得纳入支出预算，全部用于乡村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机制，加快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要助力统筹城乡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建立统一就业失业登记、救助和培训制度，发展乡村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城乡一体、公平可持续的劳动保障；探索“土地换社保”改革，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形成的收益，按一定比例建立社保专户，用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同时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衔接办法，依法实现农村社会保障与城市接轨。
着力城乡居民美好生活新需求确定振兴目标任务
进入新世纪以来，城乡居民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逐步从对温饱、居住、教育、医疗卫生、交通、文化、体育等需要，发展到对上述需求的升级版，如生态食品、服饰、家装，以及优质的教育、医疗、卫生、旅游服务和快捷舒适的交通，还有正在追求且势头强劲的趋势，如人工智能家居及生活用品、“互联网 ”服务、人居生态环境、休闲度假旅游景点、高效无痛的政府办事服务，以及安全、公平、正义的生活工作环境和公民权益保障。按照新需求确定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县乡层级面临着机遇、责任和担当。
首先必须立足不同乡村的域情。包括村庄在县域的区位，即空间布局中的定位、历史形成的地理位置和发展格局中的优势，也包括所在乡村与周边县域在生产、生活要素配置和聚集中的优势，特别是要立足于所在乡村自身的历史、文化、经济资源、产业基础、传统工艺、人文情况等，任何一个要素都可能通过挖掘、培育、放大，造就一个产业或富足一方经济。
其次，必须坚持县级统筹抓总。县（市、区）党委必须从区域发展全局出发，立足长远，在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空间布局上统筹全域。县（市、区）县委书记是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必须带头对所辖的乡村逐一深入调研，在充分掌握乡村实情的情况下，通过科学分析、反复比较，把握同一性，差异性和趋势性，作出前瞻性、针对性、操作性较强的整体布局，明确域内乡村的特色定位、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乡村两级班子必须以强烈的共识和合力，从县域确定的方位中寻找发展突破口和支撑点，瞄准目标，卯足干劲，坚持不懈地在运作层面下大力气，在一张蓝图里干到底，就必能闯出振兴乡村中自己的路子。引进一家企业带动一个乡、一个村的经济发展不乏先例，一些地方坚持不懈地推动“一村一业”、“一村一品”，已取得不少成功经验。
再次，必须着眼新需求、新业态、新趋势。新需求就是乡村发展的新动能，市场是需求的“晴雨表”，乡村产业兴旺必须瞄准国际国内两大市场，因地因业制宜，选择适合自己的产业发展。全国各地当前正在推进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山水林田湖草公园、回乡农民创业园区、智慧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等，既改善了人居环境，又开辟了旅游、养生养老、农耕体验、体育文化等新业态，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消费发展的新趋势，就是资本下乡的新契机，抢占先机才能在这场乡村运动中获得主动、占据优势，必须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新型经营主体，推动乡村农业升级和三产融合。必须掀起一场“乡村僵尸企业革命”，把改造升级和清理退出低产能大圈地、开而不发、建而不产的企业纳入乡村振兴目标任务，为新一轮乡村发展腾出空间。必须把握乡村发展的新规律，不能沿用传统思维、不能走老路、更不能喊口号。目标任务必须着眼长远，着力当前，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不搞层层加码，杜绝形象工程”的要求。
着力政策落地层面新问题的逐一破解
十九大后，中央及相关部委推动了一系列有利于乡村振兴的制度创新和政策体系重建，出台了一系列利农惠农政策，但这些制度、政策在全国乡村落地开花的程度完全取决县、乡、村班子的创造力和执行力。中央从1982-1986年和2004-2018年就“三农”问题连续发了20个1号文件，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现实问题，既全面又深刻地出台了一系列利农惠农政策，只有因地制宜、吃透文件、对标政策、真抓实干，才能提升群众对政策红利的获得感。
一是必须弄通吃透政策，强化政策落地清单管理。中央1号文件及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配套措施，除了定向、定点、定群体外，大部分需要基础条件和前期工作准备。县级层面必须始终把握乡村发展规律，跟进宏观政策走向，钻研不同政策在本县域每个乡村发展中的意义、地位和含金量，梳理形成适合于该县域乡村振兴的政策清单，照单管理、对标落实、限期交卷，形成收获清单。
二是必须把政策交给广大农民，增强他们的主体意识。广大农民群众是乡村振兴的受益主体和建设主体，他们的自觉行动，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可以像当年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样，对他们进行“乡村振兴战略”及相关政策深入系统培訓。乡村基层干部应当先行一步，县级要对所有乡村干部进行全面系统的轮训，既解读政策，也系统学习先进典型，运用互联网技术形象直观介绍可操作、可落地的政策，讲述可借鉴、可复制的案例，还要针对他们普遍关心的切身利益和权益，进行专题辅导解读，解疑释惑。在乡村振兴中，农民的思想准备不足、主体意识不到位，主体地位就难以落实，对振兴乡村任何政策的不理解，就可能影响积极性和创造力。要向广大农村输送一批既懂政策又爱“三农”的年轻干部或大学生村官，按其自愿可实行挂职或任职，并进行适当时间的岗前集训，任期至少三年。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也可切出一定比例从这批村官中选拔，既为乡村振兴输送政策和人才，也为广大青年干部健康成长补上实践锻炼这一短板。
三是必须切实解决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确保每个乡村都能实实在在的得到政策红利。“三农”政策从北京到村里、从案头到田头，中间“跑漏滴撤”的问题在不少地方、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程度存在。从政策分类看“最后一公里”，不同时期政策落地都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今年1号文件聚力实施乡村振兴，必将把推进县域解决“最后一公里”列入攻坚战役。对于减免补贴类政策，只要把清单直接交给群众，向群众兑现就能有效防止“跑漏滴撤”；对于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类的政策，其“最后一公里”的落实取决于乡村的基础条件和自身的努力争取，包括相关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取决于县级的统筹和推动力度；对于乡村产业振兴、农业结构调整提质类的政策，更多的是方向性、指导性、鼓励性的支持，着力点是促进、扶持、培育、试点示范。这类政策的落地，必须依靠组织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来推动，通过新型经营主体的择优扶持和培育，营造环境、创造条件、优质服务助其做强做大；对于改革创新、探索实践性较强，又事关农民和下乡进村资本切身利益的政策，如“农村三块地”改革，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和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以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必须有县域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致力改革发展的勇气、锐气和担当，强有力协调推动，以及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
着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创新
县域城乡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高级城镇化阶段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其重点是城乡空间结构合理布局、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资源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三产融合深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生态保体系统筹构建等。城乡融合发展只有体制机制取得重大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策碎片化落地和分散性“跑漏滴撤”。
一是建设更加高效的城乡融合发展县域治理体系。正在推进的国家机构改革为县域治理体系重新构建提供了机遇，必须从城乡全面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要求，在县级机构改革中提供制度设计，既要保证中央相关政策能够通过机构职能的发挥得以有效落实，又能结合不同县域生产力布局作出自己的制度安排，同时还要在不同县域根据自身实际，对机构职能进行调整优化。如目前在不少地区，城市供水由住建部门主管，而农村供水归水利部门主管，城乡供水融合发展由于不同部门主管，人为带来建设和管理阻隔；又如在同一座山上，林业部门管林地，土地部门管矿产，农业部门管经济作物和畜牲，水利部门管水土保持和山地水利，如何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如何避免执法过程中推诿扯皮，都必须通过县级机构改革有更大力度的整合；再如，水产品生产、加工、销售链条中的食品安全问题，源头是海洋和农业部门管理，加工、流通和饮食环节又是食药监部门管理，如何通过三产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全产业链全过程可控制管理。这些都是这轮县级机构改革的当务之急。此外，要在政府部门机构改革的同时，大力度推动县级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特别是在整合、优化、精减、提效方面，应当根据各县域的不同发展实际和产业特点，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能通过第三方服务尽可能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杜绝因人设庙、因人设事的老思维、老套路。县级机构改革是这轮机构改革的关键点，直接关系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进展和成效，不能简单照搬照套，必须通过改革从根本上在县级解决政出多门、目标不一、步调不齐带来的弊端。
二是建立更具保障的城乡融合发展投入机制。从县级层面看，首先，应当解决上级财政优先倾斜保障。乡村振兴的资金如何用好、用活、用到刀刃上，真正用出实效，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建立健全中央及省级涉农资金投入使用机制至关重要。如中小流域治理，堤岸投入建设是水利部门下达的资金，堤路结合部分是交通部门投入参与建设的资金，岸边绿化、步道和岸上公园是住建部门投入建设，而涉及到湿地公园则是林业部门投入，如果需要对水上养殖和岸边畜牲养殖清理规范，还涉及到渔业、农业部门等。公共财政资金投入的碎片化，既影响资金使用效益，还给工程实施带来极大的障碍。县级在涉农资金整合、使用、撬动、监督等方面应有更深的研究和更大的创新。如把这些部门下达到县里的资金允许转入到县里由财政出资的乡村投资公司去运作，各相关部门按各自职能下任务、定标准、出规范、强监管，通过项目带动发展，再由县（市、区）政府各相关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来推动实施。其次，应解决农村金融资源的科学配置问题。金融重点倾斜乡村振兴要靠机制保证，否则将因为抵押物权证、资产可流动可变现、农林产业抗风险能力低、信贷规模小且分散等问题，得不到金融系统的青睐，而停留在政策表态式投入上。应该创新适合农村发展的金融产品，把各金融部门对乡村振兴的信贷投入的规模和模式作为考核指标。这几年央行实施的定向降准降息系列信贷计划等差别化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问题。同时县乡政府应当为金融部门依法经营创造个性化服务、采取政策扶持、建设诚信体系等。可以探索建立乡村振兴金融信贷风险担保基金，允许将上级切块下达的涉农资金切出一定比例，再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转让收益中切出一定比例，组建由政府控股、多元化投入的涉农项目担保基金，推动金融体系为乡村振兴有效配套金融资源。还可以通过支农贷款贴息，支持三产融合发展。发挥地方政府发行支农一般债券和项目融资与收益自平衡的专项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有一定收益的乡村公益性项目。再次，应破解社会资本向乡村投入的各种羁绊和藩篱。社会资本投入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医养游综合体、山水林田湖草公园等新的业态和模式中，农村用地制度的改革需要相应跟上，特别是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应当得到鼓励和支持，农村宅基地使用放活还有很多阻碍，农房租赁相关政策和市场要素如交易平台、价格咨询评估、公证服务、合同纠纷法律服务等都还存在市场发育不成熟问题。同时，在农村建设用地用途如何管制、供地面积、用地配套、规划许可方面还缺乏用地制度设计，随意性较大。应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以捐赠、低收益经营、政府付费等多种方式提供农村公共建设。对社会资本以PPP方式投入乡村振兴，县乡政府后期付费能力和诚信问题始终困扰民间资本，县乡政府诚信体系建设和国家法律框架下的用地制度创新，是乡村振兴中拓展社会资本投融资渠道的关键。
三是构建更具活力的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格局。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平等交换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主要特征。但要实现流动顺畅高效，必须从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功夫，着力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城乡要素長期逆向流动，即农村土地、资金、人才、资源等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使农村长期处于“失血”、“贫血”状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机制障碍。重点是全面深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着力构建城乡统一户籍登记制度，也能像农民进城可办理户口一样，让城里人可以到乡村落户；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建立下乡人才、技术、管理利益机制，让下乡返乡的新农民也能享受农村居民享有的部分权利、政策和制度；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新兴职业农民等多元经营主体，打造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主力军”，特别是要大力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农民综合合作经济组织，修复提升乡村互助合作体系，让乡村农民在振兴中走向共同富裕；着力土地制度创新，实现土地要素城乡平等交换，培育乡村土地市场，释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红利，重点是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让城里人包括离退休人员到农村转包耕地，体验农耕生活；同时在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方面进行积极实践，让下乡资本利用承租宅基地和农房使用权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养老养生、休闲度假产业，也让农民能利用宅基地资格权和房屋财产权获得股权或承租收益；研究出台适应不同县域的集体建设用地流通实施办法，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明确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范围、条件、流转方式、流转后土地用途收益分配等问题；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清产核资，进行身份确认和股权量化，坚决打击少数利益集团及其保护伞以非法和违规手段侵占或霸占集体资源和资产，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推进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入市，探索农村集体用地出让、征收所得和新增耕地指标跨省、市交易所得纳入支出预算，全部用于乡村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机制，加快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要助力统筹城乡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建立统一就业失业登记、救助和培训制度，发展乡村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城乡一体、公平可持续的劳动保障；探索“土地换社保”改革，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形成的收益，按一定比例建立社保专户，用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同时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衔接办法，依法实现农村社会保障与城市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