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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家庭因素探讨个人普遍信任的影响发现：个人家庭背景为城市的受访者比农村的受访者普遍信任程度更低；受访者现在的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其普遍信任的程度越高；而受访者14岁时的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其普遍信任程度越低。
关键词：普遍信任；家庭主义；儒家思想
信任代表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相互交往是所要遵循的一种社会规范。郑也夫在《信任论》中从语源学的角度梳理了信任的定义，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就有着重承诺守约定的观念。在各个文明中信任都是被提倡的良好美德，但可能就是因为被广泛地认同，致使信任问题一直没有在学术研究中得到重视，直到社会广泛出现的信任危机，这一主题才被重视。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
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是相对存在的概念。特殊信任是指个人对生活中非一般的群体的信任，比如说对亲人、熟悉的朋友或其他类似的关系亲近的人的信任。普遍信任是相对与特殊信任而言的，是指个体对于不太熟悉的人或者说是陌生人的信任，是个体对这部分人所持有的、积极的、正向的期望。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个体对信任相对方的熟悉程度，当个体对一个陌生人越来越熟悉之后，那么信任程度也会随之加深，普遍信任也会成为特殊信任。
在现代社会中，普遍信任相较与特殊信任承担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口不断增加，社会分工更加细化，人的社会流动日益增强，导致了传统的熟人社会的解体。人际沟通与交往的需要，一种抽象的信任更广泛地在陌生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产生，这种普遍信任非常适应非亲密关系的社会场景。特殊信任由于其产生发展于亲密关系之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数量开始减少，普遍信任的数量逐渐增加。而在人口进一步增加和社会结构持续分化的情况下，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将不断增多，不熟悉的人占个人生活中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因而基于情感交流基础之上的特殊信任也会随之减少，而对不熟悉的他者持有的普遍信任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文化背景
弗朗西斯·福山的研究将中国归为低信任度社会，并认为这与传统的文化以及家庭主义价值观有关，在他看来，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由文化决定。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会对普遍信任产生影响，已有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人，普遍信任水平也就越低。
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社会交往关系的强调，而这种关系又是能够区分出某种“亲疏”的，这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很相似。费老的差序格局是说中国人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建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①。这个以个人为中心的网络是充满弹性的，是一切价值以“己”作为中心主义，是一种自我主义。杨国枢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互动原则和交往方式，提出家人、熟人、生人三类关系。杨宜音的研究通过对中国人怎样将“外人”变为“自己人”的过程进行研究，来分析在中国，人与人之间信任建立的逻辑。她认为“自己人”的概念实际上是中国人设立的一个信任边界，这个边界区分了内外。这个边界的内部与外部要素可以相互转化，也就是说“外人”在不断熟悉的过程中可以跨过边界成为“自己人”，而“自己人”也有可能由于感情疏远而转为“外人”。
如上所述，在中国人的信任构建中有一种可能的模式是每个个体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展，形成“自己人”的圈子。对这个圈子中的成员有着较高的信任程度，随着亲密程度、情感交流状况向外扩展，渐渐地由熟人变为陌生人，信任程度也随之降低。
（三）儒家思想与家庭要素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翟学伟认为，儒家思想“对个体的大面积影响更多地是间接性的，即是有中介层面的。这个中介层面主要是家庭结构及其生活”②，也就是说，儒家思想通过与家庭制度的结合，将其价值融入到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中，通过家庭再影响每一个生活在家庭中的中国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中，个人组成群体，即先有个人，再有群体。而在中国人的逻辑中是相反的，先有家庭，再有个人。个人的地位作用让位于作为一个集体的家庭，甚至有时候可以为了家庭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信任，在中国文化的范畴中，其实指出的是家庭之外的、对陌生人的一种判断。因为，家人与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分离的，而走出家门后遇到的陌生人才是需要个体考虑需不需要信赖的对象。
（四）研究假设
胡安宁、周怡③认为在现代化水平高的地区，由于人们经常接触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所以需要以一种共通的文化身份来定义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而“儒家文化是人们首先想到的文化身份。而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则很少存在这种不断定义彼此身份界限的情形”。据此，提出假设1：城市家庭背景的个人比农村家庭背景的个人拥有更高的普遍信任。
王绍光、刘欣④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其他人对他失信的代价越大。因此，社会地位高的人大概会对置信对象多一份信任。他们通过对性别、党员身份等不同的变量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社会地位的确对信任有影响。据此，提出假设2：家庭社会地位高的人比家庭社会地位的人普遍信任高。
胡荣、李静雅⑤的研究说明在中国，不论城乡，有来往的亲朋好友间逢年过节或是红白喜事，都要请客送礼，而这要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低收入者在与亲友的交往中往往处于劣势而缺乏自信，而高收入者则能够与亲友保持经常的往来和维持较高的信任关系。据此，提出假设3：家庭总收入高的个人普遍信任高。
二、数据与变量
本文数据采自2010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CGSS2010采取多层次分层抽样，其调查对象涵盖除港澳台地区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单位。调查对象为16岁以上的居民，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进行了样本的收集。 （一）因变量
本研究将普遍信任作为因变量。在CGSS2010当中，通过下述问题进行对普遍信任的测量：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回答分别是“完全不同意，1分”“比较不同意，2分”“无所谓同意不同意，3分”“比较同意，4分”和“完全同意，5分”。
（二）自变量
将拥有非农业户口以及居民户口的受访者作为个人家庭背景为城市的依据，将其赋值为1。而将拥有农业户口的受访者作为个人家庭背景为农村的依据，赋值为0。社会地位是由问卷中的下列问题测出：“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群体居于顶层，有些群体则处于底层。下面是一个从上往下看的图。‘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根据受访者回答的数值作为判断家庭社会地位的依据。同时，问卷中还问到，“您认为在您14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同样，“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将此题作为考察家庭社会地位依据。
（三）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政治面貌等社会人口特征，并以此作为控制变量。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本文采用普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结果显示个人家庭的城乡背景对普遍信任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却呈现负相关，也就是说，个人家庭背景为城市的受访者的普遍信任相比于个人家庭背景为农村的受访者普遍信任程度在降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历社会转型的社会中，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从本研究的数据显示出，在城市的背景中，个人的普遍信任度弱于农村背景的个体普遍信任度。这就说明在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仍然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在城市，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扩展的信任受到冲击，而新的制度信任又没能确立，致使普遍信任低于相对保守的农村。而农村的信任结构更加向内聚集，会导致有农村背景的个人更加倾向于特殊信任，但是这会使有农村家庭背景的个人更加容易对一般化的他人通过将“他人”变为“自己人”的逻辑，把其他人纳入到他的信任范围之内，普遍信任就相对较高。
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普遍信任在社会地位这一指标上有显著的反应。受访者现在的家庭社会地位和受访者14岁时的家庭社会地位对普遍信任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受访者现在的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其普遍信任的程度越高。但是，受访者14岁时的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其现在的普遍信任程度越低。可用相对易损性的概念来分析，受访者在14岁时的家庭社会地位主要是由其父母亲的社会地位决定的，而个人在14岁时的社会地位越高，其家庭能够为其提供更多的帮助与支持，其他人对他失信的代价不仅不会变大，反而会相对较小。而在受访者成年之后，单独成立家庭，那么他的信任的相对易损性就与自身相关，那么就呈现出社会地位越高的人，普遍信任越高。笔者认为，这种情况还可能与受访者的年龄有关。根据以往研究经验以及上表中显示，影响个人普遍信任的变量还有年龄，普遍信任的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此外，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家庭总收入、家庭规模没有影响个人的普遍信任。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和政治面貌与个人的普遍信任有显著的影响。而教育年限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不显著。
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对个人的普遍信任进行探讨，通过对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分析，将分析的关注点放在了个人的家庭因素上，希望在这些影响个人的家庭因素中找到影响普遍信任的原因。在中国社会信任缺失与信任危机的现实状态下，探讨信任是由什么因素影响的，是很值得做也应该做的研究。在中国人以儒家思想的家庭主义的文化背景之下，家庭本身有什么样的特点是对每一个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有影响，家庭因素如何影响个人信任的内在机制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②翟学伟，《也谈儒家文化与信任的关系——与〈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一文的商榷》
③胡安宁、周怡，《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一项基于2007年中国居民调查数据的考察》
④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
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的信任构成及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3]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的信任构成及影响因素[J].社会.2006，（06）.
[4]胡安宁，周怡.一般信任模式的跨部门差异及其中介机制——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研究[J].社会.2013，（03）.
[5]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社会学研究.2002，（03）.
[6]林聚任.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重建——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7]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一项基于2007年中国居民调查数据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2013，（02）.
[8]刘进，翟学伟信任与社会和谐：一个研究理路的展开[J].天津社会科学.2007，（05）.
[9]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02）.
[10]翟学伟，2014，《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社会》第1期。
[11]也谈儒家文化与信任的关系——与《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一文的商榷[J].社会科学.2013，（06）.
[12]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13]邹宇春，敖丹，李建栋.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会资本影响——以广州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2，（05）.
[14]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J].社会学研究.2002，（03）.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关键词：普遍信任；家庭主义；儒家思想
信任代表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相互交往是所要遵循的一种社会规范。郑也夫在《信任论》中从语源学的角度梳理了信任的定义，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就有着重承诺守约定的观念。在各个文明中信任都是被提倡的良好美德，但可能就是因为被广泛地认同，致使信任问题一直没有在学术研究中得到重视，直到社会广泛出现的信任危机，这一主题才被重视。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
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是相对存在的概念。特殊信任是指个人对生活中非一般的群体的信任，比如说对亲人、熟悉的朋友或其他类似的关系亲近的人的信任。普遍信任是相对与特殊信任而言的，是指个体对于不太熟悉的人或者说是陌生人的信任，是个体对这部分人所持有的、积极的、正向的期望。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个体对信任相对方的熟悉程度，当个体对一个陌生人越来越熟悉之后，那么信任程度也会随之加深，普遍信任也会成为特殊信任。
在现代社会中，普遍信任相较与特殊信任承担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口不断增加，社会分工更加细化，人的社会流动日益增强，导致了传统的熟人社会的解体。人际沟通与交往的需要，一种抽象的信任更广泛地在陌生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产生，这种普遍信任非常适应非亲密关系的社会场景。特殊信任由于其产生发展于亲密关系之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数量开始减少，普遍信任的数量逐渐增加。而在人口进一步增加和社会结构持续分化的情况下，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将不断增多，不熟悉的人占个人生活中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因而基于情感交流基础之上的特殊信任也会随之减少，而对不熟悉的他者持有的普遍信任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文化背景
弗朗西斯·福山的研究将中国归为低信任度社会，并认为这与传统的文化以及家庭主义价值观有关，在他看来，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由文化决定。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会对普遍信任产生影响，已有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人，普遍信任水平也就越低。
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社会交往关系的强调，而这种关系又是能够区分出某种“亲疏”的，这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很相似。费老的差序格局是说中国人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建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①。这个以个人为中心的网络是充满弹性的，是一切价值以“己”作为中心主义，是一种自我主义。杨国枢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互动原则和交往方式，提出家人、熟人、生人三类关系。杨宜音的研究通过对中国人怎样将“外人”变为“自己人”的过程进行研究，来分析在中国，人与人之间信任建立的逻辑。她认为“自己人”的概念实际上是中国人设立的一个信任边界，这个边界区分了内外。这个边界的内部与外部要素可以相互转化，也就是说“外人”在不断熟悉的过程中可以跨过边界成为“自己人”，而“自己人”也有可能由于感情疏远而转为“外人”。
如上所述，在中国人的信任构建中有一种可能的模式是每个个体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展，形成“自己人”的圈子。对这个圈子中的成员有着较高的信任程度，随着亲密程度、情感交流状况向外扩展，渐渐地由熟人变为陌生人，信任程度也随之降低。
（三）儒家思想与家庭要素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翟学伟认为，儒家思想“对个体的大面积影响更多地是间接性的，即是有中介层面的。这个中介层面主要是家庭结构及其生活”②，也就是说，儒家思想通过与家庭制度的结合，将其价值融入到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中，通过家庭再影响每一个生活在家庭中的中国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中，个人组成群体，即先有个人，再有群体。而在中国人的逻辑中是相反的，先有家庭，再有个人。个人的地位作用让位于作为一个集体的家庭，甚至有时候可以为了家庭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信任，在中国文化的范畴中，其实指出的是家庭之外的、对陌生人的一种判断。因为，家人与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分离的，而走出家门后遇到的陌生人才是需要个体考虑需不需要信赖的对象。
（四）研究假设
胡安宁、周怡③认为在现代化水平高的地区，由于人们经常接触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所以需要以一种共通的文化身份来定义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而“儒家文化是人们首先想到的文化身份。而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则很少存在这种不断定义彼此身份界限的情形”。据此，提出假设1：城市家庭背景的个人比农村家庭背景的个人拥有更高的普遍信任。
王绍光、刘欣④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其他人对他失信的代价越大。因此，社会地位高的人大概会对置信对象多一份信任。他们通过对性别、党员身份等不同的变量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社会地位的确对信任有影响。据此，提出假设2：家庭社会地位高的人比家庭社会地位的人普遍信任高。
胡荣、李静雅⑤的研究说明在中国，不论城乡，有来往的亲朋好友间逢年过节或是红白喜事，都要请客送礼，而这要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低收入者在与亲友的交往中往往处于劣势而缺乏自信，而高收入者则能够与亲友保持经常的往来和维持较高的信任关系。据此，提出假设3：家庭总收入高的个人普遍信任高。
二、数据与变量
本文数据采自2010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CGSS2010采取多层次分层抽样，其调查对象涵盖除港澳台地区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单位。调查对象为16岁以上的居民，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进行了样本的收集。 （一）因变量
本研究将普遍信任作为因变量。在CGSS2010当中，通过下述问题进行对普遍信任的测量：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回答分别是“完全不同意，1分”“比较不同意，2分”“无所谓同意不同意，3分”“比较同意，4分”和“完全同意，5分”。
（二）自变量
将拥有非农业户口以及居民户口的受访者作为个人家庭背景为城市的依据，将其赋值为1。而将拥有农业户口的受访者作为个人家庭背景为农村的依据，赋值为0。社会地位是由问卷中的下列问题测出：“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群体居于顶层，有些群体则处于底层。下面是一个从上往下看的图。‘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根据受访者回答的数值作为判断家庭社会地位的依据。同时，问卷中还问到，“您认为在您14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同样，“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将此题作为考察家庭社会地位依据。
（三）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政治面貌等社会人口特征，并以此作为控制变量。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本文采用普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结果显示个人家庭的城乡背景对普遍信任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却呈现负相关，也就是说，个人家庭背景为城市的受访者的普遍信任相比于个人家庭背景为农村的受访者普遍信任程度在降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历社会转型的社会中，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从本研究的数据显示出，在城市的背景中，个人的普遍信任度弱于农村背景的个体普遍信任度。这就说明在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仍然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在城市，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扩展的信任受到冲击，而新的制度信任又没能确立，致使普遍信任低于相对保守的农村。而农村的信任结构更加向内聚集，会导致有农村背景的个人更加倾向于特殊信任，但是这会使有农村家庭背景的个人更加容易对一般化的他人通过将“他人”变为“自己人”的逻辑，把其他人纳入到他的信任范围之内，普遍信任就相对较高。
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普遍信任在社会地位这一指标上有显著的反应。受访者现在的家庭社会地位和受访者14岁时的家庭社会地位对普遍信任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受访者现在的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其普遍信任的程度越高。但是，受访者14岁时的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其现在的普遍信任程度越低。可用相对易损性的概念来分析，受访者在14岁时的家庭社会地位主要是由其父母亲的社会地位决定的，而个人在14岁时的社会地位越高，其家庭能够为其提供更多的帮助与支持，其他人对他失信的代价不仅不会变大，反而会相对较小。而在受访者成年之后，单独成立家庭，那么他的信任的相对易损性就与自身相关，那么就呈现出社会地位越高的人，普遍信任越高。笔者认为，这种情况还可能与受访者的年龄有关。根据以往研究经验以及上表中显示，影响个人普遍信任的变量还有年龄，普遍信任的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此外，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家庭总收入、家庭规模没有影响个人的普遍信任。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和政治面貌与个人的普遍信任有显著的影响。而教育年限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不显著。
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对个人的普遍信任进行探讨，通过对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分析，将分析的关注点放在了个人的家庭因素上，希望在这些影响个人的家庭因素中找到影响普遍信任的原因。在中国社会信任缺失与信任危机的现实状态下，探讨信任是由什么因素影响的，是很值得做也应该做的研究。在中国人以儒家思想的家庭主义的文化背景之下，家庭本身有什么样的特点是对每一个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有影响，家庭因素如何影响个人信任的内在机制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②翟学伟，《也谈儒家文化与信任的关系——与〈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一文的商榷》
③胡安宁、周怡，《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一项基于2007年中国居民调查数据的考察》
④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
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的信任构成及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3]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的信任构成及影响因素[J].社会.2006，（06）.
[4]胡安宁，周怡.一般信任模式的跨部门差异及其中介机制——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研究[J].社会.2013，（03）.
[5]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社会学研究.2002，（03）.
[6]林聚任.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重建——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7]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一项基于2007年中国居民调查数据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2013，（02）.
[8]刘进，翟学伟信任与社会和谐：一个研究理路的展开[J].天津社会科学.2007，（05）.
[9]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02）.
[10]翟学伟，2014，《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社会》第1期。
[11]也谈儒家文化与信任的关系——与《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一文的商榷[J].社会科学.2013，（06）.
[12]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13]邹宇春，敖丹，李建栋.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会资本影响——以广州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2，（05）.
[14]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J].社会学研究.2002，（03）.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