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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展开比拼，到中学时更是唯分数马首是瞻。在这样的现状下，人们越来越怀念和敬仰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就是“全人格”教育的提倡者林砺儒先生。2009年，纪念林砺儒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举行，“分数万能”的教育现状成为了座谈会的热议话题，与会专家和学者纷纷表示：今天的教育工作者需要借鉴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理念，用以抵制功利主义对中小学教育的侵蚀。
林砺儒原名林绳直，1889年7月18日出生于广东省信宜县北界镇结坡上村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林兆蓉是同治庚午科举人，父亲林达是秀才，因鼠疫早逝。林砺儒4岁丧父，母亲又身患癫痫，祖母将其养大，伯父林鸿和叔父林适帮他完成了启蒙教育。叔父林适也是秀才出身，曾入广雅书院学习，颇有学问，又擅长书法，外出教学时总把林砺儒带在身边。叔父经常吟诵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促使林砺儒从小就萌生了从事教育事业的信念。伯父林鸿本是廪生，后不愿出仕留在家乡。林鸿专门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来教林砺儒，并经常检查他的学习情况，对他要求十分严格。1905年，林砺儒进入高州高郡中学堂读书。191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应信宜县中义学堂的聘请到该校任教，同年又参加了公费留学日本的考试，选报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抱定了终身服务教育的决心。1918年3月林砺儒从日本学成回国，次年4月来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此后终其一生坚守在教育岗位上，是名副其实的“最有恒心”的教育家。
能考80分就是好学生
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绝非何种职业之准备。
——林砺儒 《我的中等教育见解》
1922年9月，林励儒奉命就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那时称主任）。在就职演说《我的中等教育见解》中，林砺儒批驳了“中学教育不过是通往大学的一道桥梁”的谬见，提出：“中等教育其自身就是目的，决非为将来某种专门之准备”，“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例如文学的陶冶，并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家，也不是准备将来卖文讨饭，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文学方面去。科学的陶冶也不是要养成科学家或准备做农工，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科学方面去。艺术的陶冶也是一样的理由。……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若有人问我中学毕业生做什么，我就说也不为士，也不为农，也不为工，也不为商，是为人；也可为士，也可为农，也可为工，也可为商。”[1]
北师大附中当年出了两个学生，一个叫陈舜瑶，一个叫池际尚，很好地诠释了林校长的这一主张。陈舜瑶各科成绩都很出色，老师们常夸她是附中十几年来最好的学生，大家都以为她将来定能成为一名科学家。谁知，抗战期间她在重庆成了周恩来的秘书，在周恩来手下工作直到全国解放。陈舜瑶的同班同学池际尚，在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所有人都以为她将来会成为一个革命家，结果后来她却成为了著名的地质学家。
毕业于师大附中的哲学史家、北大教授张岱年说，自己永远忘不了林校长1924年对全校学生所做的一次演讲，其中讲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每个人都看做目的，不要看做手段，并认为这是康德的大发现。对于教育，学生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应本末倒置，将分数作为目的，这一点可以举钱学森为例。钱学森生前一直保存着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毕业证书，在回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时，林砺儒就是其中的一位。钱学森中学时代的校长即是林砺儒，当时师大附中培养的人才五花八门，与钱学森同期的学子还有张岱年、于光远和现今的十几位院士。钱老回忆，校长林砺儒把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看得很重，所以当时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几乎没人刻意追求满分。能考80分以上就是好学生，“但这80分是真正学来的扎扎实实的知识。什么时候考试，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2]同样是北师大附中的老校友于光远也曾这样强调：“我考试不要求高分，80分我就很满足了。考60分比较容易，在60分的基础上，努力一把，可以考到70分，再努力一把可以考80分，80分再努一把力也许只能考到八十一二分，越往上越难，所以我就不要考高分，太浪费时间了。到了80分，我就去学新的东西。”[3]这样，学生超脱了考试的束缚，一旦不在考试中追求高分，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博览群书、锻炼身体、发展爱好、实验实践，人格和能力都得到全面的发展。
教育是人格和人格的交感
教育家要培养进步的人格，以适应进步的社会，取道甚迂，成功甚缓，然而又坚信其可能。
——林砺儒《教育危言》序
林砺儒一贯提倡教师在指导青年学生时，“一不是靠权威部勒，二不是凭笼络操纵”，[4]而是要了解青年，真诚地和他们做朋友，然后以人格的力量去教化学生。他有一句教育名言：“教育是人格和人格的交感”，基于这种以人为本的教育成长观，林砺儒指出：“一个完整的人格，必定包含动物的、人类的、公民的、职业的四种资格。”[5]这些资格完整地体现了人在教育发展中所应有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只有具备这些特征，人才能健康自由地发展。他指出：“生活是全人格的活动。谈生活就联想到物质的衣食住行，谈人格便联想到道学式的规行矩步，这都是误会。我们人类天生有一番活动能力，时时要向外扩张，与周围发生关系，人格的活力扩张所及之周围，就是生活范围。”[6]青少年对周围的生活越有兴趣，人格的活力越扩张，人格就越完善，人也就越健康。“教育是人格的成长，学校里教学生学习的是他们人格往后成长的资本，要能生息，要将来能应用到各方面应付自然，应付社会，才算是真为他们所有。”[7]中等教育应当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充分陶冶，然后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自由选择”和发展自己的个性，所以“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8]这些话都鲜明地体现出林砺儒先生“全人格”教育的思想。
作为附中的校长，林砺儒在办学过程中使“全人格”教育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为更好地促使学生人格全面发展，林砺儒提出了以环境为中心的课程改造观。他认为不少课程的编排体系存在问题，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发展。“近日普通学校教科，皆以教科目为基础而组织教材。这样办法，实在有点儿不妥当。无论何种教材，皆因相互关系密切，不能孑然独立。各科之分立，非由儿童之地位所承认者，乃按全知识之客观组织而区分者也。”[9]以教材为中心的时代已属于过去，“今日是使教授适合儿童发达原则之时代，即承认课业应适合儿童之要求，趣味及能力也”，“故学校之各教科，当以问题境遇为中心而组织之，使儿童于各方面应用各种教材，能于成人社会行应用，且由是而得经验。”[10]
在教学方式上，林砺儒尤其注重师生的互动，在1923年制定的《北京师大附中各科课程标准》中，他明确指出教师在讲授时要“提出意思不明了处，令学生讲解；提出原文简单处，令学生补充；提出与别篇不同之处，令学生比较；提出思想上应订正处，令学生批评。”他还提倡学生多质疑、多发表意见，要求“多予优等生以发表意见之机会，注意劣等生之理解及疑难，教者分别予以充分订正及解释。”
林砺儒还十分重视对学生品行的教育，制定了一套非常完整、合理的学生道德品行评价机制，要求学校的道德品行训练要以学生的人格发展为出发点，因此，师大附中的训育方针是：“不尚压制而尚开导。对于学生之一切禁令，必使学生觉悟其所以然之意义，以收心悦诚服之效”。林砺儒强调在对学生的操行进行评定时要从学生的身心特点出发，从他所制定的评价项目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他的一片苦心，这些评价项目主要包括：环境状况、遗传特点、气质、智力、感情、意志、态度、言语、行为、长处、短处、总评等。林砺儒十分重视学生的身体素质，他制定的体育成绩考查方法也十分人性化，“身体方面注重考查其体格、体质与体力，精神方面注重考查其诚意、勇气及规律协同，技能方面注重考查其姿势与能力。”
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实践使附中成为了培养杰出人才的摇篮。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回忆说：“20年代，我在师大附中读书，受到了深切的教育，奠定了一生治学的基础。”[11]他的这番言论，既是一个学生对母校的感激，也是对林砺儒教育思想的充分肯定。
新学制改革的旗手
新学制的最好处，是把中等教育分为两小段，最少亦可使前一小段的全人陶冶多普及几分。
——林砺儒《本校编制三三制学则课程之经过大略》
在“全人格”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林砺儒对师大附中进行了著名的“六三三”学制改革。钱学森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之所以能在中小学阶段就打下良好的基础，既得益于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又得益于“六三三”新学制的实行。这次的新学制改革始于1922年，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从此与世界接轨，在真正意义上迈开了教育现代化的步伐。林砺儒是此次改革的旗手，领导附中的师生在摸索中前进，一切规章制度、课程，都是自己制订，自己试行，教材内容也是由本校教师自定、自编、自选。林砺儒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学校的工作中，终于使这次改革结出了丰硕果实，为中等教育开拓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在谈到这次新学制改革时，林砺儒说：“中学时代，少年男女气质未定，教育的可塑性很大，应着眼于少年期的生活引导。”“新学制的最好处，是把中等教育分为两小段，最少亦可使前一小段的全人陶冶多普及几分。”“初级中等教育，是全教育历程中之最中段，其目的应在提高普通教育，完成全人陶冶。”[12]
对高中学生是否分文理科，林砺儒先生也有悉心的考虑。他说：“我们的高级中学普通科，只分为第一及第二两部。此所谓第一第二部，即含有一般所谓文科理科的意思。……学文科的人，对于理科的知识太外行，学理科的人，对于文学又太随便：这是近日的通病。我们要矫正这点毛病，所以第一第二两部，虽各有所注重，而第一部有必修的数理等科，与第二部有必修的文学科，都是要把普通的基础打广些。我们认定高级中学普通科的效用，是完成最高的普通教育，同时作升学的基础。所准备的就是最高的普通基础。至于某种专门学问的准备学科，我们以为应属于大学分内事。所以只分第一第二两部，而放大选修科的活动范围听其发展个性。各种选修科目里面，隐然寓有分门之意。惟不明立分门名称，而听自由选择。自然的依其个性而分道扬镳，当较诸多之门系者更为有效。”[13]
为此，林砺儒在学校进行课程设计期间，除重视给学生以系统的科学知识外，还强调要为学生将来的发展打下深广的知识基础。例如，高二开设第二外国语，除英语外，开设德、法、日语等选修；理科开设解析几何、微积分初步、初等力学、电磁学、分析化学等选修；文科开设了修辞学、新闻学、文学史、文字学、教育学等选修。还引入一些大学的基础知识让学生选修。钱学森在回忆母校时说：“我在附中6年，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全班学生学习积极性很高，除了上课外，我们都参加学科小组，有物理、化学、博物、天文等，利用课外时间和中午休息时间大家互相讨论，发表见解，兴趣很浓。”[14]
林砺儒还组织有经验的教师和专家编写了从初一到高三的全套新教材，边试行边修订。后来，这套独具特色的教材为全国各地所选用，大大推动了我国中等教育学制的改革。在教学过程中，林砺儒主张，“要给学生解决所遇问题的资料和方法”，并制定了一整套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力求能启发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经过独立思考而解决问题。他还提出，一切课程都必须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和实际来讲授。后来，他将试行新学制的经验和个人感受发表在了《教育杂志》上，这对于全国推广新学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在林砺儒担任附中校长的8年间，附中培养出了众多优秀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我国各领域的领军人物，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1991年，钱学森在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颁奖大会上讲道：“说起旧事，我还非常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我从1923年至1929年在北京师大附中念书，当时的旧中国和旧北京是个什么样子。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大附中当时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林砺儒确实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15]浙江学者傅国涌在评价以北师大附中为代表的过去的中学时，曾满怀深情地说：“校园里充满了生气和活力，这生气和活力来自一种与近代以来人类主流文明相接轨的开放的教育理念，来自校长、教师对教育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更来自学生学习、实践、创造的自由和欢乐。”[16]正因为如此，如今的我们才可以看到“从北师大附中走出来的一队英武，那均匀发展、诸科悉称的洋洋洒洒的‘千里马’大军”[17]：黄仁宇、钱学森、杨联升、何兆武、王学泰、李健吾、于光远、张岱年、蓝英年、于浩成、郑天挺、林庚、李德伦、赵世炎、刘仁、马大猷等，他们先后从这所学校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这些名字还无法涵盖众多的院士、政界名流等，如果不厌其烦，这个名单还可以长长地开列下去，可以说，“林砺儒”这个名字已和这些名字、这所名校一起，在教育改革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附录一：林砺儒论教育
譬如一株树要它十分发育，就要让它的根四面八方蔓延。若堵住几向，单让一向给它伸张，就不能完全发育。所以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绝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
——林砺儒《我的中等教育见解》
人类在天赋的较长儿童期内，应尽量受完全教育，这是人格的根本特权。就教育全历程看来，先谋全人的陶冶，后顺个性的分化，方算是正规。故为发挥人格特权计，为增进社会文化计，首先应先普通而后职业。中等教育，其职分应在完成全人的陶冶，以厚其个性发挥之根基。
——林砺儒《本校编制三三制学则课程之经过大略》
附录二：评价林砺儒
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大附中当时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林砺儒确实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我今天说了，恐怕诸位还不相信，那个时期高中分一部、二部，一部是文科，二部是理科，我在理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所以，师大附中在那个时候办的那样好，我是很怀念的。
——钱学森《回忆母校师大附中》
参考文献：
[1][4][5][6][7][8][9][10]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林砺儒文集[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4:273-560.
[2][3][11][15][16][17]傅国涌.过去的中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2-162.
[12][13][14]刘沪.北京师大附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3-139.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谭烨）
林砺儒原名林绳直，1889年7月18日出生于广东省信宜县北界镇结坡上村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林兆蓉是同治庚午科举人，父亲林达是秀才，因鼠疫早逝。林砺儒4岁丧父，母亲又身患癫痫，祖母将其养大，伯父林鸿和叔父林适帮他完成了启蒙教育。叔父林适也是秀才出身，曾入广雅书院学习，颇有学问，又擅长书法，外出教学时总把林砺儒带在身边。叔父经常吟诵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促使林砺儒从小就萌生了从事教育事业的信念。伯父林鸿本是廪生，后不愿出仕留在家乡。林鸿专门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来教林砺儒，并经常检查他的学习情况，对他要求十分严格。1905年，林砺儒进入高州高郡中学堂读书。191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应信宜县中义学堂的聘请到该校任教，同年又参加了公费留学日本的考试，选报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抱定了终身服务教育的决心。1918年3月林砺儒从日本学成回国，次年4月来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此后终其一生坚守在教育岗位上，是名副其实的“最有恒心”的教育家。
能考80分就是好学生
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绝非何种职业之准备。
——林砺儒 《我的中等教育见解》
1922年9月，林励儒奉命就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那时称主任）。在就职演说《我的中等教育见解》中，林砺儒批驳了“中学教育不过是通往大学的一道桥梁”的谬见，提出：“中等教育其自身就是目的，决非为将来某种专门之准备”，“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例如文学的陶冶，并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家，也不是准备将来卖文讨饭，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文学方面去。科学的陶冶也不是要养成科学家或准备做农工，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科学方面去。艺术的陶冶也是一样的理由。……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若有人问我中学毕业生做什么，我就说也不为士，也不为农，也不为工，也不为商，是为人；也可为士，也可为农，也可为工，也可为商。”[1]
北师大附中当年出了两个学生，一个叫陈舜瑶，一个叫池际尚，很好地诠释了林校长的这一主张。陈舜瑶各科成绩都很出色，老师们常夸她是附中十几年来最好的学生，大家都以为她将来定能成为一名科学家。谁知，抗战期间她在重庆成了周恩来的秘书，在周恩来手下工作直到全国解放。陈舜瑶的同班同学池际尚，在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所有人都以为她将来会成为一个革命家，结果后来她却成为了著名的地质学家。
毕业于师大附中的哲学史家、北大教授张岱年说，自己永远忘不了林校长1924年对全校学生所做的一次演讲，其中讲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每个人都看做目的，不要看做手段，并认为这是康德的大发现。对于教育，学生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应本末倒置，将分数作为目的，这一点可以举钱学森为例。钱学森生前一直保存着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毕业证书，在回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时，林砺儒就是其中的一位。钱学森中学时代的校长即是林砺儒，当时师大附中培养的人才五花八门，与钱学森同期的学子还有张岱年、于光远和现今的十几位院士。钱老回忆，校长林砺儒把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看得很重，所以当时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几乎没人刻意追求满分。能考80分以上就是好学生，“但这80分是真正学来的扎扎实实的知识。什么时候考试，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2]同样是北师大附中的老校友于光远也曾这样强调：“我考试不要求高分，80分我就很满足了。考60分比较容易，在60分的基础上，努力一把，可以考到70分，再努力一把可以考80分，80分再努一把力也许只能考到八十一二分，越往上越难，所以我就不要考高分，太浪费时间了。到了80分，我就去学新的东西。”[3]这样，学生超脱了考试的束缚，一旦不在考试中追求高分，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博览群书、锻炼身体、发展爱好、实验实践，人格和能力都得到全面的发展。
教育是人格和人格的交感
教育家要培养进步的人格，以适应进步的社会，取道甚迂，成功甚缓，然而又坚信其可能。
——林砺儒《教育危言》序
林砺儒一贯提倡教师在指导青年学生时，“一不是靠权威部勒，二不是凭笼络操纵”，[4]而是要了解青年，真诚地和他们做朋友，然后以人格的力量去教化学生。他有一句教育名言：“教育是人格和人格的交感”，基于这种以人为本的教育成长观，林砺儒指出：“一个完整的人格，必定包含动物的、人类的、公民的、职业的四种资格。”[5]这些资格完整地体现了人在教育发展中所应有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只有具备这些特征，人才能健康自由地发展。他指出：“生活是全人格的活动。谈生活就联想到物质的衣食住行，谈人格便联想到道学式的规行矩步，这都是误会。我们人类天生有一番活动能力，时时要向外扩张，与周围发生关系，人格的活力扩张所及之周围，就是生活范围。”[6]青少年对周围的生活越有兴趣，人格的活力越扩张，人格就越完善，人也就越健康。“教育是人格的成长，学校里教学生学习的是他们人格往后成长的资本，要能生息，要将来能应用到各方面应付自然，应付社会，才算是真为他们所有。”[7]中等教育应当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充分陶冶，然后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自由选择”和发展自己的个性，所以“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8]这些话都鲜明地体现出林砺儒先生“全人格”教育的思想。
作为附中的校长，林砺儒在办学过程中使“全人格”教育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为更好地促使学生人格全面发展，林砺儒提出了以环境为中心的课程改造观。他认为不少课程的编排体系存在问题，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发展。“近日普通学校教科，皆以教科目为基础而组织教材。这样办法，实在有点儿不妥当。无论何种教材，皆因相互关系密切，不能孑然独立。各科之分立，非由儿童之地位所承认者，乃按全知识之客观组织而区分者也。”[9]以教材为中心的时代已属于过去，“今日是使教授适合儿童发达原则之时代，即承认课业应适合儿童之要求，趣味及能力也”，“故学校之各教科，当以问题境遇为中心而组织之，使儿童于各方面应用各种教材，能于成人社会行应用，且由是而得经验。”[10]
在教学方式上，林砺儒尤其注重师生的互动，在1923年制定的《北京师大附中各科课程标准》中，他明确指出教师在讲授时要“提出意思不明了处，令学生讲解；提出原文简单处，令学生补充；提出与别篇不同之处，令学生比较；提出思想上应订正处，令学生批评。”他还提倡学生多质疑、多发表意见，要求“多予优等生以发表意见之机会，注意劣等生之理解及疑难，教者分别予以充分订正及解释。”
林砺儒还十分重视对学生品行的教育，制定了一套非常完整、合理的学生道德品行评价机制，要求学校的道德品行训练要以学生的人格发展为出发点，因此，师大附中的训育方针是：“不尚压制而尚开导。对于学生之一切禁令，必使学生觉悟其所以然之意义，以收心悦诚服之效”。林砺儒强调在对学生的操行进行评定时要从学生的身心特点出发，从他所制定的评价项目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他的一片苦心，这些评价项目主要包括：环境状况、遗传特点、气质、智力、感情、意志、态度、言语、行为、长处、短处、总评等。林砺儒十分重视学生的身体素质，他制定的体育成绩考查方法也十分人性化，“身体方面注重考查其体格、体质与体力，精神方面注重考查其诚意、勇气及规律协同，技能方面注重考查其姿势与能力。”
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实践使附中成为了培养杰出人才的摇篮。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回忆说：“20年代，我在师大附中读书，受到了深切的教育，奠定了一生治学的基础。”[11]他的这番言论，既是一个学生对母校的感激，也是对林砺儒教育思想的充分肯定。
新学制改革的旗手
新学制的最好处，是把中等教育分为两小段，最少亦可使前一小段的全人陶冶多普及几分。
——林砺儒《本校编制三三制学则课程之经过大略》
在“全人格”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林砺儒对师大附中进行了著名的“六三三”学制改革。钱学森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之所以能在中小学阶段就打下良好的基础，既得益于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又得益于“六三三”新学制的实行。这次的新学制改革始于1922年，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从此与世界接轨，在真正意义上迈开了教育现代化的步伐。林砺儒是此次改革的旗手，领导附中的师生在摸索中前进，一切规章制度、课程，都是自己制订，自己试行，教材内容也是由本校教师自定、自编、自选。林砺儒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学校的工作中，终于使这次改革结出了丰硕果实，为中等教育开拓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在谈到这次新学制改革时，林砺儒说：“中学时代，少年男女气质未定，教育的可塑性很大，应着眼于少年期的生活引导。”“新学制的最好处，是把中等教育分为两小段，最少亦可使前一小段的全人陶冶多普及几分。”“初级中等教育，是全教育历程中之最中段，其目的应在提高普通教育，完成全人陶冶。”[12]
对高中学生是否分文理科，林砺儒先生也有悉心的考虑。他说：“我们的高级中学普通科，只分为第一及第二两部。此所谓第一第二部，即含有一般所谓文科理科的意思。……学文科的人，对于理科的知识太外行，学理科的人，对于文学又太随便：这是近日的通病。我们要矫正这点毛病，所以第一第二两部，虽各有所注重，而第一部有必修的数理等科，与第二部有必修的文学科，都是要把普通的基础打广些。我们认定高级中学普通科的效用，是完成最高的普通教育，同时作升学的基础。所准备的就是最高的普通基础。至于某种专门学问的准备学科，我们以为应属于大学分内事。所以只分第一第二两部，而放大选修科的活动范围听其发展个性。各种选修科目里面，隐然寓有分门之意。惟不明立分门名称，而听自由选择。自然的依其个性而分道扬镳，当较诸多之门系者更为有效。”[13]
为此，林砺儒在学校进行课程设计期间，除重视给学生以系统的科学知识外，还强调要为学生将来的发展打下深广的知识基础。例如，高二开设第二外国语，除英语外，开设德、法、日语等选修；理科开设解析几何、微积分初步、初等力学、电磁学、分析化学等选修；文科开设了修辞学、新闻学、文学史、文字学、教育学等选修。还引入一些大学的基础知识让学生选修。钱学森在回忆母校时说：“我在附中6年，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全班学生学习积极性很高，除了上课外，我们都参加学科小组，有物理、化学、博物、天文等，利用课外时间和中午休息时间大家互相讨论，发表见解，兴趣很浓。”[14]
林砺儒还组织有经验的教师和专家编写了从初一到高三的全套新教材，边试行边修订。后来，这套独具特色的教材为全国各地所选用，大大推动了我国中等教育学制的改革。在教学过程中，林砺儒主张，“要给学生解决所遇问题的资料和方法”，并制定了一整套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力求能启发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经过独立思考而解决问题。他还提出，一切课程都必须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和实际来讲授。后来，他将试行新学制的经验和个人感受发表在了《教育杂志》上，这对于全国推广新学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在林砺儒担任附中校长的8年间，附中培养出了众多优秀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我国各领域的领军人物，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1991年，钱学森在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颁奖大会上讲道：“说起旧事，我还非常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我从1923年至1929年在北京师大附中念书，当时的旧中国和旧北京是个什么样子。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大附中当时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林砺儒确实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15]浙江学者傅国涌在评价以北师大附中为代表的过去的中学时，曾满怀深情地说：“校园里充满了生气和活力，这生气和活力来自一种与近代以来人类主流文明相接轨的开放的教育理念，来自校长、教师对教育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更来自学生学习、实践、创造的自由和欢乐。”[16]正因为如此，如今的我们才可以看到“从北师大附中走出来的一队英武，那均匀发展、诸科悉称的洋洋洒洒的‘千里马’大军”[17]：黄仁宇、钱学森、杨联升、何兆武、王学泰、李健吾、于光远、张岱年、蓝英年、于浩成、郑天挺、林庚、李德伦、赵世炎、刘仁、马大猷等，他们先后从这所学校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这些名字还无法涵盖众多的院士、政界名流等，如果不厌其烦，这个名单还可以长长地开列下去，可以说，“林砺儒”这个名字已和这些名字、这所名校一起，在教育改革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附录一：林砺儒论教育
譬如一株树要它十分发育，就要让它的根四面八方蔓延。若堵住几向，单让一向给它伸张，就不能完全发育。所以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绝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
——林砺儒《我的中等教育见解》
人类在天赋的较长儿童期内，应尽量受完全教育，这是人格的根本特权。就教育全历程看来，先谋全人的陶冶，后顺个性的分化，方算是正规。故为发挥人格特权计，为增进社会文化计，首先应先普通而后职业。中等教育，其职分应在完成全人的陶冶，以厚其个性发挥之根基。
——林砺儒《本校编制三三制学则课程之经过大略》
附录二：评价林砺儒
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大附中当时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林砺儒确实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我今天说了，恐怕诸位还不相信，那个时期高中分一部、二部，一部是文科，二部是理科，我在理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所以，师大附中在那个时候办的那样好，我是很怀念的。
——钱学森《回忆母校师大附中》
参考文献：
[1][4][5][6][7][8][9][10]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林砺儒文集[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4:273-560.
[2][3][11][15][16][17]傅国涌.过去的中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2-162.
[12][13][14]刘沪.北京师大附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3-139.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谭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