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读史书，偶见清官格外钦羡，因为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时代，清官委实是凤毛麟角。近览《明史》，杨溥和范理的清廉事迹值得一书。
　　杨溥（1372—1446年），字弘济，号南杨，谥文定，明朝内阁首辅、礼部尚书兼英殿大学士，是仁宣之治的缔造者之一，与杨荣、杨士奇史称“三杨”，共同“俾辅帝王，天下清平，朝无失政”。《明史》如此评价杨溥：“溥质直廉静，无城府，性恭谨。时谓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那么，杨溥的“雅操”体现何处？限于篇幅，兹仅举一例——
　　杨溥之子入京选官，从家乡荆州府石首县（今湖北省石首）途经江陵。江陵知县范理（1408—1473年）接待时，不奉承巴结，不宴请送礼。范理此举触怒公子。到京，杨溥问：“你这次来京，沿途接触的地方官不少，孰好孰坏？”儿子似乎余怒未消，直言相告：“好的数不尽，唯有江陵知县范理太糟了！”杨溥又问：“何以故？”儿答：“别的地方都是酒肉招待，赠以金银；而范理两者皆无。不看僧面看佛面，这分明是不把您放在眼里，要不，怎能这般对待我？”闻后，杨溥眼睛一亮，心想：范理能够这样驳他的“面子”，公事公办，不事谀媚，说明他为官清廉，不畏权贵，必有能耐，故不但不怒，反而连连称颂范理是个“好官”。
　　杨溥的肚量还不止于此。杨溥记下范理的名字，暗中派人到江陵考察之，并上荐范理为德安知府，之后又相继擢升范理为福建右布政使、贵州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右侍郎（正三品）。杨溥慧眼识人，用独立、全面、辩证、客观的眼光考察识别范理，公道正派起用之，并沒有因为范理怠慢自己的儿子而愤懑，也没有因为范理不对自己阿谀奉承而弃才，足见其“雅操”非凡。试想：倘若遇到一个喜欢溜须拍马者，范理如此这般不捋了知县这顶乌纱帽已是幸运了，遑论步履莲花，连连迁升！
　　当然，范理接待杨溥的儿子时，一不设宴，二不赠金，公事公办，这种“顶真”的做派也是值得赞誉的，它彰显了其清廉的官品和耿直的人品。这位被史书誉为“江南清官第一”的范理，为官40年，史载：“居官清慎忠勤，一以兴利为主，官至侍郎，家无半椽寸土之增，服食粗粝如贫士”。范理对己清廉，对属下力反奢靡之风，经他手罢免的饕餮之徒不下10名，他尤其憎恶官场的迎来送往，因为“此陋习不除，官场不清，官心不明”。当然，封建社会官场的迎来送往也非始于明代，这一陋习绵延久长，赓续不断，也不是凭借范理一人之力所能革除的。
　　清朝有位县令曾专门编过一个迎来送往的秘诀：“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吊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情奉，八曰衣服齐整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在封建社会官场的迎来送往中，办事须得圆通，要讲究衣冠穿戴、言语举止，而且还得会下棋打牌、鉴赏古董，“樽中酒不空”的大吃大喝更是惯例。而范理的可敬佩之处，就在于，他敢于挑战封建社会官场的这一惯例，对这一陋习大声说“不”。杨溥呢，则以自己的肚量宽容之，其实，他也是引范理为知己。
　　杨溥的肚量和范理的顶真，在那个年代难能可贵；在现今，似也有着一定的借鉴的意义，因为“见贤思齐”这一古训是不囿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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