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少年来，一直隐约地感到文字是一种极其柔软的东西，有时又像是一位若即若离的远房亲戚一样，今年看到的是他的风尘滚滚的脸，而去年目睹到的则是他的仓皇如鱼的背影。常想起七十年代初刚上小学的时候，坐在桌前用手抠着书上的字，那时候它们是无比坚硬的，而且也无比的陌生，那时候所有的字对于我们来说都像是一种森严而又冰冷的设置。外面的白杨树哗啦哗啦地响着，一会儿把浅黑的影子铺到黄白的地上，等过一会儿再看时，影子已经不见了。门不断地被吹开，又自己合上。很多字不仅有人群一样的背影，还有各自的气味。
　　若干年以后，类似的毛病仍然未改，看到一句话，一个句子，就想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而不那样说？看它的顺序和颜色以及软硬程度，有的开阔，有的细窄，有的像一串火。有些话用刷子刷在墙上，感觉就不是从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的，到底从哪来的，却又完全不知道。
　　我现在用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练习写作，正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每一句话写好，那些冰凉的激手的句子和顶着炎炎暑热的句子，使那些语言能够飞翔起来，傍晚时分又能稳稳地落下，回到地上，回到家门前，吃草，饮水，迎接又一个黑夜的到来。在白日里的行走和俯视之余，重新认识粗糙的大地和在那上面艰难蠕动的身影，手植森林，以不辜负汉语对我等暮色或曙光般的笼罩与沐浴。——在已逝的那些日子里，不按规矩来，一到一个地方藏好，别人便很难再找到。名词的重叠与定语的漂移常使某些人物显得鬼鬼祟祟，形迹可疑，而动词与形容词的错位又常使那些突现的工具器皿与场景变得来历不明，混沌而阴晦。
　　晚上，家里依旧还是她一个人，该回来的一个也没回来，见此情景，她就有些慌乱。就去找前街的葛明，葛明正在炊烟里站着。在葛明的门前，她说她心里慌得就像正在下着一场大雪。她一上来就不管不顾地开始说自己的事，连葛明身上的一件有小点的新衬衣也完全没有看见，葛明就有些失落和丧气。两个女人说话都不用脑子，葛明想，哪有什么大雪？
　　各种写作的理论，各种说辞或者说法，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么上来的，且一上来就正襟危坐，端起架势，开始传达，开始报告，开始教育，开始指点。张开一只只黑手，或者多肉的白手。这个世界上有人有资格有权利这样做么？孔小武的叔父对孔小武说，房子就不能那么盖，还能那么盖？但是孔小武至今都不知道全方位、接地气以及高屋建瓴等等的概念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不过这个问题对我也无关紧要。
　　有一种充满灵性与想象的语言，像是林中的小鹿或载着美丽长翎的野雉，一看见人就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听到有不祥的响动，哪怕只是某种鼻息，甚至喉咙里的预谋，嗅到附近有浊气在停留、窥视和缭绕，转眼就不见了，很少有人能捉到它们，甚至连近距离的观赏也很难有过。在小鹿与野雉的的簇拥下，在树木的清苦与酸麻中，一个故事会变得云蒸霞蔚。

二

　　在自己的这本书里稍微提及一下自己的小说，说些有用或者无用的話，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适宜的场合了，也再没有任何场合能比这更让我放松，自在。世界那么大，那么广阔，谁能想到能让一个人放松地说话，正常地呼吸的，竟然是这么一个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世界无论有多大，多么的辽阔，如何的繁华，与你关系甚少。多年来，写作使我耽于幻想而又忽略甚至偏废现实，似乎笔下的人物已足够拥挤，以至于每当与现实中的人擦肩而过，常感觉犹如在林间或乱石中穿行，不知道他们是何面目和心理。此种方式使我正在向而立之年的大门渐渐滑近。看到一个人，就会想他背后的那张比渔网比历史更复杂的社会及宗亲关系，对于他人来说，那种关系几乎沉在水底，对于他本人而言，很多时候很可能也是一方并不晴朗甚至足够晦暗莫测的天。这么一比，渔网其实并不复杂，每一格每一孔都那么清楚，规整，明白，没有任何盘根错节的纠缠，没有任何理不清的旁逸斜出和里勾外联。
　　从顺序上来说，这算是我的第二次长途跋涉，有一天在昏睡之后忽然想起了这个题目，不禁无比惊喜，觉得终于找到了，而此前，它像是一直都隐匿在茫茫的暗夜里，需要走多少路才能找到它。更何况，这样的一种到来或者说机缘，与看过多少事走过多少路似乎也并不一定成正比。这事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在暗夜里行走，突然在路边的草丛里踢到一块石头，但是瞬间就变成了一盏灯，至于这盏灯是否有手柄或提梁，却并未多想，仅有亮光已够欣喜。又有一种感觉，它是从寂静的夜空里倾斜着一路滑下来的，带着星光而非月光跌落至人间。
　　一个人是否做梦，又是否多梦，与喜欢与否完全是两回事。我见过某些被梦魇折磨得形销骨立之人，害怕夜晚的降临和白昼的消逝，一看见天黑便痛不欲生。不过对我来说，梦与写作是我人间生活中的重要的内容与场景，我的许多描写就是对于一次次梦境的记录或完善。小时听故事，后来看古人的记述，发现有人能从睡梦中获得奇异的兵器，人间罕见的医术或棋艺，甚至飞檐走壁，排兵布阵的本领和智慧，此等人间罕见之事，无不令人心向往之。现在，梦境也常为我展示语言的轮廓，风中常送来两个人的一番低语，某些在正常范围内很难见到的神情和行为。在青草倒伏的地方，几只蝴蝶正在围绕着一段已逝的历史上下翻飞。
　　为期四个月的描述，让这个发生在炎热夏季和阴雨中的故事穿越了整个现实的冬天，也使这本书在我的写作历程中显得十分冗长，其实那更像是一种梦魇大于现实的幻觉，因为实际的长度完全谈不上冗长，甚至更显短暂和仓促。事情结束之后，最使我心有戚戚的便是书中的地理位置的不断漂移与气候光影的反复无常。我喜欢形容词，就像有些人不喜欢形容词一样。还习惯把动词作为名词来用，作为因果，作为有来必有去的自然法则，当然名词也常常会被赋予腿脚，四肢和头脑，甚至翅膀。我不止一次地梦见过定语，有时黯淡，战栗，有时则光芒四射，熠熠生辉，最初它们好像出现在一片有瓦的屋顶上，瓦像梳子，很宽的那种。
　　出现在这本书里的字群，词语，本来都应该是平时喜欢的，但结果却并不都是。就像画直线，就像走路，画着画着就歪了，走着走着就把最初的说好要永远铭记的话渐渐地都忘了。原想不要一些东西，不让它们出现，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蹉跎至此，似木已成舟。 　　出现在这本书中的阳光忽明忽暗，不太强烈的光线里雾气丛生，使人感觉不到光明的灿烂与燥热。不只是雾气，甚至有瘴气，有的水中也含有有害物质。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会时常停下来，有些吃惊地望着某一片足够可疑的水，感觉人一旦下去，轻则浑身赤红，斑驳，重则丧命。天气异常的阴晦，岚气与瘴气使人很难准确地区分出来。在这样的一种残败古老的风光下，我描写了一个故事，但好像只是那故事的一半。说一半，完全是站在惯常的故事的标准上而言，站在大多数人的习惯上而言，对于一部小说来说，那其实已经是全部了。
　　看见两岸的人们傍晚时分在用浸泡着紫菀花的药水擦洗身体，就知道他们是在预防和治疗一种由气候和地理引起的严重不适——身心两方面的溃烂。一年中，一天里，年年月月，日复一日，他们其实早已很少再期盼什么，他们最盼望的时刻就是每天的傍晚和深夜以后。
　　有一个时期，河水一直猛涨，常在艳阳高照的时候还能闻到那种浊浪排空的由类似洪水和淤泥带来的自然的味道。有很多书排列着，高高地摞着，却很难找到一本最喜欢的。很多东西不再培养人的耐心，却致力于使人焦躁以及更多更大的喧嚣。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巨大声响，嗡嗡嘤嘤的中级演奏，人们的脸上和内心被挥之不去的巨大声响和热气笼罩着，包围着，直至很多人本身成为一种焦躁喧嚣的气体。你观看咆哮，焦躁，数年数月，甚至数小时后你也终于成为一种嚎叫或喋喋不休的载体，顺利出徒，拜别本师，去往他处嚎叫或冒烟。
　　又一个时期，河道枯竭，乱石滚滚，牛马站在中间，用力从乱石之间扯出一些草。人在远处走着，奔赴着各自的目的。地平线一派模糊，说苍茫也说得过去，大地上传来回声。
　　想象力并不在任何人的心里和梦里，只在一些人的嘴里，牙齿的外面。
　　数年来，面对一些寂静的墙和一种似梦非梦的生活，我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之内描写了一系列意义不同的画面和人物，以及他们各自的过往和境遇，行为与感觉，做梦时的样子与梦醒时分的面对所谓真相的惊骇。我曾经写过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气味，写过各种各样的声音与光影，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形状与颜色。把很多粗糙的或精美的物品找出来，用语言把它们擦亮，或者放回原处。同时擦亮的还有某些令人难忘的时刻和另外一些转瞬即忘的人生场景。听到某些人走路的脚步声和喘息声，几道黯淡的光线投射到屋里的某一个柜子上或正面的墙上，某一个人的脸上，身上。由于光线过于模糊，所以很难看清到底有几个人坐在那些段落里的火炉前说话，不过从背影上看，至少有两个人。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声音非常的低，低到让站在窗外树影下的人完全无法分辨的程度，甚至就连帘子后面的那个正在独自吃饭的人也没有听清他们在说什么。有一截木柴烧空了，囫囵着塌了下去，溅起一串红色的火星。在一棵树下，有母女二人正在讨论过去，回忆往事，她们是在整理几件旧衣服的时候忽然想起过去的。没有人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往情深，而后者不仅一无所知，还时常视前者为尘埃。那些不喜欢做家务的女人，心里长满了草，就喜欢出现在除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任何场合。要是有人前来献媚，那更是她们乐于看到并欣悦接受的。出来为了啥，还不就图个这个？
　　在第四十三个自然段落的一开始，有人在咳嗽，继而高烧不退，声音空洞而干涩，他的衣服在风中飞舞，四周是他熟悉的或陌生的背景。他在炊烟下伫立或者奔跑的姿势令人难忘，他在某一个节点上突然停住，开始呕吐，他的飞奔或躲藏会使文本的速度加快或者停顿。
　　当某一个历史严重不清白或者身负某种罪恶的人在最初几章里便一直昏睡不醒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是描述一些声音将他惊醒，还是关上门让他继续昏睡下去？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很棘手，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事情的脉络的走向甚至整体风貌，甚至最终结局。我在这个时候有时会犯下某种优柔寡断之错，因为不知道哪一种做法更好。总体是想把他叫醒。
　　事实上，他也很少能真正获得那样一种长期昏睡不醒的机会，时代可能会把他暂时遗忘，但是也会随时再想起来，深夜派人来敲门，把他叫醒或者叫走。如果在生活中再有某个具体的仇人，则更难获得安稳，对方时刻都在谋划着打击和进剿，会一直不遗余力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能及之事，做一点是一点，说不定哪天哪月，什么时候就突然奏效了，怎么可能会让他一直安稳地睡着。按照自然法则和规律也是如此，他睡着，就必定会有人睡不着。

三

　　当夜晚降临或者白昼开始的时候，一些被日常生活绑缚着的人事进入到了某个人的家里，我面前的那一张脸像外面蝙蝠的翅膀。有人手握秤砣，在烟雾中咳嗽。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我总是会忘记许多事情，包括以前的所谓经验，包括平日里那些令人恶心或者赏心悦目的人事。心情像秋日的天空一样透明而晴朗，蔚蓝而高远，这是完成一部小说的先决条件。
　　对新闻，流行，周边的环境的熟视无睹，都源于新闻皆为旧事，流行则更是传统乔装改扮，改头换面于多年之后的一次归来，没有人认识他，只是因为他变得太厉害了，不止是儿童相见不相识，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他，包括那些自以为历经沧桑的老姜们。很多时候它们如风一样刮过。很多东西在别人那里是个硬硬的核，或者一个结，一个过不去的坎，一座难以逾越的山，一个无法释怀的梦，在我这里则连一缕风一丝云都不是，实在已想不起忽略了多少东西，多少人事。常看见他们涨红的面孔和拥挤的身影。面对一种无声的召唤，我开始想那一缕风雨般的眼神要告诉我一些什么，会向我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意味。一些东西开始向四處扩散和渗透，在那个过程中，又各自传达出明暗不匀的意思，令人想起泄漏的油漆和天气。
　　“民间郎中陈布礼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时分走进了基干民兵胡大海的家里，”当我写下这一句话时，我看见一张封条被大雨淋湿，变成一些泥，露出一个漆黑的洞口和一段幽暗而可怖的岁月，当然那岁月现在早已荒芜，幽暗和可怖说的是从前。一个复杂的故事正在龇牙，它会流经并将牵扯到很多东西，包括时代及一切附属物。虽然此时事情才刚刚开始，还不清楚最终将驶向哪里，也不知那个多年来一直四处给人看病的人内心何以慌张混杂，但却知道那个叫胡大海的人此时正在他的灯光昏暗的家里仔细地擦拭一支步枪，他的一个孩子正在女人的怀里像一只雨前的老鼠一样探头探脑，烦躁不安。——这孩子他只是害怕黑夜的颜色和风雨的声音，对政治与时代当然没有任何感觉，更不知道世上有那么样的一种事物的存在。我是这样想的，也准备这样写。我想说的是这样的生活，这样的雨夜，以后还会有。 　　大雨常常会使平日本应拥挤混乱的一些地方变得空旷寂寥，几个相关的人都分别躲在一些房子里，连绵的雨水打乱了他们的很多计划，也使他们迟迟难以露面。但另一些场景与人物也值得你多花费一些时间，某些段落令人不安，惊心而又棘手。故事里一些地区的潮湿之气正在隐隐泛起，泥土松动，草木摇晃。接下来，你清晰地闻到了从河的上游地段飘来的一个女人尸体的气味。当你将那些零散的页码逐渐归拢，最终装订成册以后，仍有一些足够诡秘的意想不到的事物在那宁静的外表下面窸窣有声。这时候你仍能想起小说中的某一扇窗户或者某个人的声音与影子，能听到一只苍白的没有厚度和纹路的手正在战战兢兢地叩响一只铜制的门环。当然，也有可能是一只十分粗糙坚硬的手，又黑又大，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而那时，街上正灌满了风声。
　　有些人不希望看到事情有结局，认为过程就是一切。但是大多数的人都希望有结局，无论是何种形式何种意义上的结局，一定要有一个交代。一般来说，一件事情确有一件事情的结局，至于后续部分，则已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始。不过，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放置在时间之长河中打量，观察，所谓的结局，很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停顿或休憩，因为事情看上去似乎并没有真正地结束，而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或形态继续发展着，流淌着，变化着，更似乎永无止境，直接指向无限的虚无。没有最终，也没有尽头，只有虚无——永远的虚无和广袤。
　　我赞成那种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和方法，赞成呕心沥血，任何时候，一种呕心沥血的劳动都是能够令人肃然起敬的。当然，一个人做事的初衷和目的并非是为了令他人肃然起敬。
　　这样的一种劳动，注定会开出与他人不一样的花朵，也将收获属于劳动者本人的果实。在滚滚人流中，在繁茂或者凋敝的大地上，他最先被认出。他果实叮当，却依然面色凝重。
　　每一个黄昏都是阴沉的，每一只椅子或每一扇门窗都是潮霉的，甚至沾有血迹，这是威廉·福克纳笔下的南方世界，它不同于马尔克斯梦中的炎热的殖民时期的香蕉种植园——那里尘土飞扬，火车的颜色如同香蕉一样。更不同于狄更斯，伍尔夫的伦敦或乔伊斯的都柏林。当我们看到一辆飞奔的马车载着一名高大的厨娘离开乡下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坐在一间斗室里默默告解的时候，我们会想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果戈理，契诃夫。看到闪烁着幽光的家具和大理石般的场景以及某些繁文缛节的设计时，我们会想起一百年前有一位堪称伟大的小说家巴尔扎克。当一个打着绑腿带着刀子的目光阴鸷的南方加乌乔人出现在潘帕斯草原上，当一位打着灯笼的神学家迷失于一条熟悉的小径上时，我们会说，啊，博尔赫斯。看见奇异的桃金娘树，喝着桃金娘水，你会知道此刻正置身于鲁尔福的故乡。
　　在中国南方，在破旧的水乡背景下，你看到一位头戴毡帽的人用脚划着船，船头上立着一只酒坛，你首先想到的是鲁迅，而不是别的南方作家。水乡的人当然不全戴着毡帽，还有穿长衫的。看到旗袍和手镯，子夜时分的狐步舞，叼着纸烟的男人，会想到刘呐鸥和穆时英。
　　六十年前，T·S·艾略特告诉同时代的人们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菲薄“较老的一代”。我们不应当夸口，以为我们知道的比前人知道得多，因为我们知道的正是他们。这话大概很对，我们现在的阅读与参照，借鉴与比较，正是从他们身上开始的，他们曾经很真实或者不无虚幻色彩地存在过，我们所学习的正是他们，知道的也可能仅仅就是他们。
　　一个写作者应该找到自己的说话的声音与方式，在万千事物中，找到那种与你相应的主题，不要去表现完全不属于你的主题。说到底，那与你不存在任何形式和意义上的关系。作为一名无关痛痒的参观者，目光空荡荡的游客，你当然也可以用手去抚摸一门退役的大炮，甚至与之合影留念，但事情也就仅此而已。你千万不要指望或试图去学习发射，因为即使你有朝一日懂得了发射，你也不知道应该瞄准哪里，这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或真正的原因。
　　十年一梦：1966—1976
　　1966年，我三岁。
　　现在三岁的孩子们既认识字，又会背诗，甚至外语，但我们那时候却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似乎只知道吃。其实小孩子对于吃远没有对于玩的兴趣大，一切只是因为动不动就饿了，所以你不愿意想也得想。我现在完全想不起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认不认识字，应该是不认识的，或者认识简单的一些。但是写字却肯定不会写，隐约记得刚上学的最初的一些日子里，不会写字，笔画无论如何也收拢不到一起，很难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字。老师和家里的大人手把手地教过，但只要他们的手一放开，马上就又不行了，就像那些不会走路的孩子。
　　不会写字，却并不影响看书，尤其是小人书，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也看过太多的小人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书我至今没看过，之所以熟悉，就是因为小人书，知道了保尔，冬妮娅，知道苏联红军穿着大衣，戴着那种尖顶的帽子。知道苏联有的孩子从小脸上就有雀斑（觉得很奇怪），长着亚麻色的头发，至于亚麻色是什么色，则完全不知道。
　　《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看过好几个版本的，既有连环画的，又有电影版的。直到今天，我现在最怀念的一本小人书叫《沸腾的群山》，当时因为书撕扯得太厉害，就没大看懂，至今不知道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只记得好像是东北，只记得有特务。如果现在还能见到一本，我会认真地从头至尾再看一遍。小人书对一个孩子的童年非常重要。
　　1971年，八岁时开始上小学，我们周围那些同龄的孩子都是在这一年上小学，甚至还有好几个比我们大的。后来有的老师说，八岁恰恰是一个最糊涂的年龄，上学，要么七岁，要么九岁。其实，我们当时都认为自己是九岁，因为我们那地方，人人都是按虚岁论的。
　　上学，渐渐地認识了字，就能够看书了。
　　在1976年之前看过的最厚的几本书应该包括《水浒传》《三侠五义》和《艳阳天》，其他的都没那么厚。《林海雪原》《桥隆飙》《万年青》《万山红遍》《连心锁》《海岛女民兵》（也可能是《海霞》）等等，看起来更轻松得多。《保卫延安》《欧阳海之歌》《红岩》《铜墙铁壁》都是竖排版的，当然也就意味着是繁体字，竟然也能够连蒙带猜地看懂整个故事。要知道，在我们整个小学和初中期间，课本里一篇古文也没有，一首古诗也没有。还有一本是写黄继光和邱少云，还有另外几个人的书，也是竖排版的。《红岩》当时并不知道叫《红岩》，因为既没有封面，也没有封底，还缺少了好多页，我是从最前面最烂的那一页开始看的。很多年以后才觉得那本书可能应该是《红岩》。不过，我现在仍然不够确定它就是《红岩》，只记得从我一开始看，就是一段监狱生活，几个人在牢房里说话，有一个叫丁长发，还有一个叫冒子仁。真正的《红岩》里有这两个人么？我也不再记得。现在也无法确定那是一本什么书。 　　《水浒传》里的生字和难字，主要来自于那些诗词，动不动就“有分教”，“有诗为证”，一有一个新的人物出场，尤其是要打仗的时候，接下去便要来一段诗词，那些生字和难字往往就出现在那里。我后来就会跳过去不看，直接看下文。晁盖的那个晁，按照字面本身，本来应该不认识，但是听人们说，就知道了，也认识了，人识字也真是有很多种途径和办法。
　　《水浒传》应该是上中下三部，也可能是两部，书的主人是住在我们前面院子里的一个叫石泉的人，他当时可能有二十六七岁，是一名矿工，早已结婚生子，他的妻子身高有一米七，人很豪爽，热情，我们管她叫姑姑。他把书拿来我们家，让我父亲看。这样，父亲看的时候，就不能看，只能等他不在家的时候，才能抓紧时间看上一会儿。有一段时间，他竟然把书藏到了门框上面，不过还是被我找到了。每次看的时候，都要搬着凳子从门框上面取下来，估计他要回来的时候，再搬着凳子把书重新放上去，尽量恢复原样，不能让看出来被动过。因为你完全不能确定如果不按照原样放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时候人们对子女真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最盼望他出远门，去教育局的学习班上学习。就那样零零散散地看，竟然把三本都看完了，从此我再没有看过《水浒传》。不过，直到现在，仍然对全书记忆犹新。
　　人生第一次醉酒也是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看《艳阳天》，书里的两个地主好像在喝酒，受到感染，看见家里柜子上面有一个酒壶，以为里面没什么酒，拿起来往嘴里一倒，却不料是满满一壶，差一点呛死，打嗝打了很长时间，后来昏睡了一天。
　　我认为描写解放战争期间，农村斗争和生活的最好的一本书是《迎春花》，它超过那两本已被写入现当代文学史并获得过斯大林奖的小说。事实上，名声很大的所谓的“三红一创”也不如它。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并不能说明什么，也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影响。
　　但是，《迎春花》在读者中的影响几乎没有，更不在所谓的文学史中，从没见有人谈论过这本书。人，物，都有各自的命运，这可能也是一本书的命运，很难说遭遇了什么。
　　小时候记忆中最痛苦的两本书，一个是《红楼梦》，一个是《聊斋志异》。
　　《红楼梦》在亲戚家里，每年都会去，每年都能看到，有时候拿起来翻一下，最长的一次读到第六回，再也看不下去了，主要是觉得无聊，没有一点点意思，全是家长里短，像一群女人一群老太太在说闲话，越看越没意思，发誓再不看。这一搁就是将近二十年。
　　《聊斋志异》是爷爷的，每次去他那里吃饭，也都会看到那本书，是爷爷常看的，书褐黄色，纸又酥又脆，简直就不敢硬翻，怕那些纸掉下来。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书的里面，竖排版，黑乌乌一片，密密麻麻一片，好像连标点符号都找不到，大字的旁边还紧跟着无数的小字，完全不能看。奇怪的是，没看里面的故事，却把作者写的那个序看完了。
　　现在我家里那套《聊斋》，虽然也是老版的，却不像爷爷那几本可怕。
　　一本书，从最初写出来，再到印行，再到最后的流传，真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过程，它能流传多久，最终它流落到哪里，到了什么人的手里，就更加复杂混沌，有时候比很多人的人生更加复杂诡异得多。比如《迎春花》那样的书，比如很多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写作者。
　　八十年代初，在一个食堂里吃饭，电视里正好在播放《射雕英雄传》，看见郭靖背后绑着一扇门板，正在山顶上练习飞翔，要飞进下面的辽军大营里，一下就想起了小的时候。
　　我们也曾站在高处往下面飞过。
　　站在很高的土崖上，往下面密集的玉米地和胡麻地里跳跃，站在很高的坝上往水里跳，身体呈飞翔状——要的就是那种能飞的样子——，最多把头碰破，把脸上和身上擦伤，别的都没什么。只有一次，跳跃的过程中没有把握好姿势，一条胳膊弯曲着被压到了下面，疼痛无比，以为断了，结果却并没有，只是肿了几天。还有从树上往下飞的，那就比较危险了。
　　有必要说一说《三侠五义》对小孩子的影响。
　　少年时期的英雄梦和侠义梦在阅读《三侠五义》的过程中达到最盛，每天做梦都在飞檐走壁，除暴安良。没有刀，我们就自己制作，制作展昭式的刀和水浒里青面兽杨志式的刀，当然大多数都是木刀，再贴上锡箔纸，挥舞起来的时候，竟然也寒光闪闪。我们大多数人从來也没有得到和拥有过一把真正的刀，指望铁匠给打造一把，无异于白日做梦。匕首倒是差不多人人都有一把，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但是它真的实在太小了，根本满足不了内心的需要，哪一位侠客会使用匕首呢，从来没有过。不过，尽管如此，时间长了，也还是会在磨刀石上把自己的匕首磨得雪亮，有时去煤矿的砂轮上正经打磨一番。经过打磨以后的匕首会明显焕然一新，白亮。电钮一开，砂轮转得飞快，一个叫老孩子的孩子就在一次打磨匕首的时候被飞速转动的砂轮打断两根手指，啪的一声，鲜血四溅，从此我们也再不敢去砂轮上打磨。
　　还制作枪，岳飞和张飞使用的那种长矛，枪头上扎有红缨，当然也只能都是木头的。史云龙他们家的库房里确有一杆真正的熟铁的长矛，非常长，有我们的手臂那么粗，可惜的是却没有人能拿得动，五六个人都抬不起来。就羡慕古人，他们竟然能挥舞着这样的东西打仗。
　　也见过一个有武之人，中等偏下身材，却能把几个人打得七零八落。那时，一位兄长也正在习武，他年长几岁，却看上去已经知道很多东西。看完《三侠五义》，正值暑假，去往仿佛天边的更北的地方，找他学习武艺。在地广人稀的旷野上，跟着他在无边的草木和庄稼中穿行。他说，一步能跨越六垄庄稼，那才能叫做飞，能算是初步的起飞，不然就只能叫跑。
　　有一天夜里，跟着他在一些房顶上练习飞檐走壁，练习在瓦上行走，如何不发出响声。从一个房顶跳到另一个房顶上。第二天白天一看，不禁吓得腿软，用眼睛目测两房之间的距离，根本不可能过去。人身上藏匿着什么，会迸发出什么，很多时候他人本人都并不清楚。
　　兄长说他习武并不是一个人瞎鼓捣，他是有师傅的。当时并没有觉得怎样，后来才慢慢明白，所谓有师傅，也就是说一切都是有来历的，并不是从野路子上来的，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的师傅是一个老头，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想象他的师傅可能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每一寸皮肤骨骼都不同于常人。他每天早上不到五点就起来，去村外的树林子里练武。 　　我也想早上起来跟他去，一开始没有得到同意，后来经过磨缠，他网开一面，还给我讲了规章和要领，首先就是要求早上起来不能尿，得一直憋着，不管憋得多厉害，也不能去尿，什么时候练完了，什么时候才能去尿，这样练出来的功夫才真正顶用。否则，练也是白练。
　　可悲的是，第一次跟着他去练武，就忘了规矩，早上一起来，看见天上还有星星，什么也不记得，就迷迷糊糊地先去尿了，尿的过程中突然被自己的行为彻底吓醒，知道坏了。
　　果然，等我出来后，就看见他正用一种几乎是绝望的愤怒和无奈看着我，又叹气又跺脚，然后对我说，起得早有啥用，起得再早也没用。你完了，你今天是不能练了，练也是白练。
　　只能站在一边看他练了。
　　他平常练功用的武器是一根不到两米长的木棒，打磨得十分光滑，又白又亮，还上了蜡，说先得把这个练好才能再练别的。到了平时他常练功的那片树林子以后，只见他把那根白亮的木棒往地里一插，整个人就腾空飞了起来，真是令人羡慕极了。但是他说这不行，这根本不算啥，他的师傅，那才叫厉害，同样的一个动作，他师傅嗖的一下就到了房顶上或者树上。
　　又说，你以为只是一般的房顶？要是那样，就还是个一般人，那也就不能给人当师傅了。
　　我不知道他师傅上的是什么样的房顶，我只觉得他说话的方式和口气很像是水浒里的人，说话的口气甚至声音，甚至身上衣服上也有一种水浒的味道。眼前浮现出一道高大的城墙，城楼，有人飞了上去。又想起水浒里那些地名，东平府，登州，穿着兽皮坎肩的解珍解宝。
　　……
　　英雄梦，侠客夢，所有那一切，随着后来继续上学，都永远地结束了。
　　小学校五年级后，接着继续上六年级，七年级，实际上六年级七年级已进入初中了，但完全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过，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样的宣布，还以为是继续在上小学。
　　活得真是混沌呵。
　　（奇怪的是，成年以后，却再也读不进任何一本武侠小说，连一两页都坚持不下去。）
　　直到成年以后，甚至直到现在，不能飞檐走壁，没有排山倒海般的绝世功夫，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隐约的遗恨。小时候听说神仙们其实并不住在天上，而是都住一些山洞里。
　　现在，只能用文字，去消灭或者抵抗我所认为的黑暗和丑恶。
　　责任编辑 楚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