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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1916年12月～2015年7月），1988年4月至1993年3月擔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58年3月起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曾协助周恩来总理国庆10周年献礼工程建设，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圆满完成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任务，创造了世界建筑史的奇迹，受到毛泽东主席充分赞扬，毛主席夸奖他“别人日行千里，而你日行万里”。“文革”中，万里遭到严重迫害，被监护审查。本文讲述了万里在毛主席关心下，得以解除“监护”后的情况。
毛泽东批示“解放”万里
1969年6月，经过两年零7个月的“监护”和多次批斗，对于万里的审查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批示，万里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有机会为人民工作。北京卫戍区一接到毛泽东批示，立即解除对万里的“监护”。万里终于获得自由——用“文革”的流行语来说，这叫“解放”。
“解放”后的万里，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家——他的家，早已从他被抓时的裱褙胡同四合院，迁至永定门外丁家坑的普通居民楼里。
那时候，万里的家人在“文革”浪潮的冲击之下，天各一方，8口人分散在6个地方（在万里“解放”之前是8口人7个地方）：妻子边涛，下放到河南驻马店的“五七干校”，干着拉车、抬土的重活；5个孩子，除了最小的万晓武和万里的老母亲留在北京，其他4个孩子分别在河南、广东、河北、陕西劳动、工作或插队。
万里“解放”之后，按照当时的惯例，需要“过渡”。作为“过渡”的第一步，万里被安排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检查自己的思想。他被“监护”了2年零7个月，在单人囚室里除了能看到《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之外，外界的消息浑然不知。只有在批斗时，在听红卫兵、造反派的批判发言时，才能得知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以及又有哪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了出来。
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万里除了继续“清理思想”，同时也开始“补课”，亦即补上在“监护”期间没有很好学习“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课，以便跟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
刚刚获得“解放”的万里，面对万花筒般瞬息万变的“文革”，只得叹息：“跟不上形势！”
在首钢接受“再教育”
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了一阵子之后，万里进入“过渡”的第二步——被安排到首钢劳动。
万里在担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时候，多次来过首钢指导工作。然而，1969年12月4日，他是作为“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对象来到首钢的。
首钢总公司党委组织部田庆权，回忆了万里在首钢劳动的情形：到首钢后，万里同志被分配到机械厂铸铁车间小型组劳动。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和职工们一样，每天提前15分钟换好那套号称麻袋呢的旧工作服，参加班前会，和大家一起站着专心听班长布置当天的生产任务，听安全员讲技术操作规程和安全注意事项。别看他当时已是50多岁的人了，可干起活来从不示弱，撮砂子、打芯子、搬芯子、刷铅粉、抬砂箱，总是忙个不停。就连七八十斤重的压箱铁，他咬牙也要搬。有时活紧，他也和大家一起连班干。职工们对万里同志的实干精神非常钦佩，但一怕累着他二怕伤着他，纷纷加以劝阻。他却说：我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请大家对我不要有丝毫的照顾。
在首钢劳动的那些日子里，万里开始戒烟。离开首钢之后，他抽了几十年的烟完全戒掉了。
登上天安门城楼
经过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习，又经过在首钢“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万里完成了从“监护”到重新工作的“过渡”，终于得以重新分配工作——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交城建组”工作，没有职务。
没有专车的万里，每天从家乘坐103路电车到台基厂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上班。有一回，他下车动作慢了一点，而女售票员关门很快，门一下子夹住了他的脑袋，疼了好几天。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万里担任了工交城建组的负责人。不久，他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他原先担任的北京市副市长。
1970年5月1日，成为万里公开亮相的日子。他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5月2日，万里的名字出现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哦，万里“解放”了——很多人从广播里、报纸上，得知了这一消息。
万里家庭的境遇也随之改善。他们一家搬离了丁家坑，迁到东城区后沟胡同2号。万里夫人边涛，也从河南驻马店“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
1971年3月，万里担任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有了秘书，有了专车。他的家又从北京后沟胡同2号，迁到了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29号的四合院。1973年5月，万里担任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万里复出之后，许守和成为他的秘书。许守和说，万里工作非常深入，很少坐办公室，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他讲话不用秘书起草，通常是自己拟好提纲上台去讲，只有重要的报告，才需要组织班子起草稿子，他通常会很详细地说明自己的思路、观点、意见。
主持修建北京饭店新楼
万里重新工作之后，很重视制订北京市城市建设规划。许守和回忆说，万里当时对北京城市建设的要求是“严肃、美丽、现代化”，另外，还要求北京市严格控制城市人口。 “文革”前万里在担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期间，主持了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他在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又主持了北京饭店新楼的建设。
1949年之后，北京饭店隶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成为新中国外事接待和宴请的重要场所。1972年年初，北京饭店打算扩建。饭店总经理宋新民计划把北京饭店老楼东侧的铁道部楼房改建成对外餐厅，于是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万里请示。对城市建设富有经验的万里认为，与其小修小改，不如干脆把北京饭店老楼连同铁道部楼房一起拆掉，改建一幢新大楼。不过，这样的大拆大建，非“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能够决定，必须请示周恩来总理。
那时候，中央首长常到北京饭店理发。宋新民借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理发的机会，尝试着提出盖北京饭店新楼的计划。
宋新民是这样回忆的：1972年5月份，周总理到饭店来理发，我抓住机会，向他提出了拆掉北京饭店的老楼和它东边北洋时代的铁道部旧楼，建造一座新大楼的建议。我汇报说：“饭店利用铁道部楼房改为对外餐厅一事，北京市委定不下来。万里同志说与其花100多万改造旧的，不如多花点钱盖个新的。总理沉思了一下说：“你找些内行人研究研究，我支持一下就是了。”我喜出望外，立刻把总理同我的谈话以简报形式向市委作了反映。分管城建工作的万里同志找我了解了一下情况，迅即召集规划局、建筑设计院研究，组织了包括张镈、戴念慈在内的一批著名设计专家进行设计工作。
许守和说，万里在建国初期担任过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指挥了工程浩大的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天安门广场的建造工程。由他挂帅领导这一工程的实施，是再好不过了。万里考虑到北京饭店新楼离天安门城楼不远，不宜盖得太高，所以设计定为13层。就在这时，传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意见：“城内的空地不多了，北京市今后房屋的建设，要向空中发展。”最终确定，北京饭店新楼为地下3层、地上19层。
北京饭店新楼于1974年夏季完工，共19层，客房总数达733间。从此，北京饭店新楼矗立于王府井大街与东长安街的交叉口，成为地标式建筑。
（据《中国新闻周刊》）
毛泽东批示“解放”万里
1969年6月，经过两年零7个月的“监护”和多次批斗，对于万里的审查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批示，万里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有机会为人民工作。北京卫戍区一接到毛泽东批示，立即解除对万里的“监护”。万里终于获得自由——用“文革”的流行语来说，这叫“解放”。
“解放”后的万里，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家——他的家，早已从他被抓时的裱褙胡同四合院，迁至永定门外丁家坑的普通居民楼里。
那时候，万里的家人在“文革”浪潮的冲击之下，天各一方，8口人分散在6个地方（在万里“解放”之前是8口人7个地方）：妻子边涛，下放到河南驻马店的“五七干校”，干着拉车、抬土的重活；5个孩子，除了最小的万晓武和万里的老母亲留在北京，其他4个孩子分别在河南、广东、河北、陕西劳动、工作或插队。
万里“解放”之后，按照当时的惯例，需要“过渡”。作为“过渡”的第一步，万里被安排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检查自己的思想。他被“监护”了2年零7个月，在单人囚室里除了能看到《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之外，外界的消息浑然不知。只有在批斗时，在听红卫兵、造反派的批判发言时，才能得知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以及又有哪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了出来。
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万里除了继续“清理思想”，同时也开始“补课”，亦即补上在“监护”期间没有很好学习“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课，以便跟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
刚刚获得“解放”的万里，面对万花筒般瞬息万变的“文革”，只得叹息：“跟不上形势！”
在首钢接受“再教育”
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了一阵子之后，万里进入“过渡”的第二步——被安排到首钢劳动。
万里在担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时候，多次来过首钢指导工作。然而，1969年12月4日，他是作为“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对象来到首钢的。
首钢总公司党委组织部田庆权，回忆了万里在首钢劳动的情形：到首钢后，万里同志被分配到机械厂铸铁车间小型组劳动。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和职工们一样，每天提前15分钟换好那套号称麻袋呢的旧工作服，参加班前会，和大家一起站着专心听班长布置当天的生产任务，听安全员讲技术操作规程和安全注意事项。别看他当时已是50多岁的人了，可干起活来从不示弱，撮砂子、打芯子、搬芯子、刷铅粉、抬砂箱，总是忙个不停。就连七八十斤重的压箱铁，他咬牙也要搬。有时活紧，他也和大家一起连班干。职工们对万里同志的实干精神非常钦佩，但一怕累着他二怕伤着他，纷纷加以劝阻。他却说：我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请大家对我不要有丝毫的照顾。
在首钢劳动的那些日子里，万里开始戒烟。离开首钢之后，他抽了几十年的烟完全戒掉了。
登上天安门城楼
经过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习，又经过在首钢“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万里完成了从“监护”到重新工作的“过渡”，终于得以重新分配工作——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交城建组”工作，没有职务。
没有专车的万里，每天从家乘坐103路电车到台基厂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上班。有一回，他下车动作慢了一点，而女售票员关门很快，门一下子夹住了他的脑袋，疼了好几天。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万里担任了工交城建组的负责人。不久，他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他原先担任的北京市副市长。
1970年5月1日，成为万里公开亮相的日子。他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5月2日，万里的名字出现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哦，万里“解放”了——很多人从广播里、报纸上，得知了这一消息。
万里家庭的境遇也随之改善。他们一家搬离了丁家坑，迁到东城区后沟胡同2号。万里夫人边涛，也从河南驻马店“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
1971年3月，万里担任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有了秘书，有了专车。他的家又从北京后沟胡同2号，迁到了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29号的四合院。1973年5月，万里担任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万里复出之后，许守和成为他的秘书。许守和说，万里工作非常深入，很少坐办公室，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他讲话不用秘书起草，通常是自己拟好提纲上台去讲，只有重要的报告，才需要组织班子起草稿子，他通常会很详细地说明自己的思路、观点、意见。
主持修建北京饭店新楼
万里重新工作之后，很重视制订北京市城市建设规划。许守和回忆说，万里当时对北京城市建设的要求是“严肃、美丽、现代化”，另外，还要求北京市严格控制城市人口。 “文革”前万里在担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期间，主持了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他在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又主持了北京饭店新楼的建设。
1949年之后，北京饭店隶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成为新中国外事接待和宴请的重要场所。1972年年初，北京饭店打算扩建。饭店总经理宋新民计划把北京饭店老楼东侧的铁道部楼房改建成对外餐厅，于是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万里请示。对城市建设富有经验的万里认为，与其小修小改，不如干脆把北京饭店老楼连同铁道部楼房一起拆掉，改建一幢新大楼。不过，这样的大拆大建，非“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能够决定，必须请示周恩来总理。
那时候，中央首长常到北京饭店理发。宋新民借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理发的机会，尝试着提出盖北京饭店新楼的计划。
宋新民是这样回忆的：1972年5月份，周总理到饭店来理发，我抓住机会，向他提出了拆掉北京饭店的老楼和它东边北洋时代的铁道部旧楼，建造一座新大楼的建议。我汇报说：“饭店利用铁道部楼房改为对外餐厅一事，北京市委定不下来。万里同志说与其花100多万改造旧的，不如多花点钱盖个新的。总理沉思了一下说：“你找些内行人研究研究，我支持一下就是了。”我喜出望外，立刻把总理同我的谈话以简报形式向市委作了反映。分管城建工作的万里同志找我了解了一下情况，迅即召集规划局、建筑设计院研究，组织了包括张镈、戴念慈在内的一批著名设计专家进行设计工作。
许守和说，万里在建国初期担任过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指挥了工程浩大的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天安门广场的建造工程。由他挂帅领导这一工程的实施，是再好不过了。万里考虑到北京饭店新楼离天安门城楼不远，不宜盖得太高，所以设计定为13层。就在这时，传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意见：“城内的空地不多了，北京市今后房屋的建设，要向空中发展。”最终确定，北京饭店新楼为地下3层、地上19层。
北京饭店新楼于1974年夏季完工，共19层，客房总数达733间。从此，北京饭店新楼矗立于王府井大街与东长安街的交叉口，成为地标式建筑。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