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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字子山，南北朝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庾信早慧，聪敏绝伦，早年长于宫体赋，诗风丽逸，与徐陵诗风相近，被世人称为“徐庾体”。但后来庾信因故留居江北，故国沦丧和人世变迁，使他的文风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主要为《哀江南赋》，此赋主要抒发黍离之悲和乡关之思，文情并茂，华实相扶，道尽身仕敌国之怨愤。杜甫道：“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评论道：“子山《哀江南赋》，则不名为赋，当视之为亡国大夫之血泪。”本文将简单讨论一下《哀江南赋》的思想意蕴。
梁乘圣三年，庾信受命出使西魏。不久西魏南讨，梁元帝萧绎被杀，庾信无奈羁留长安，违心地受封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及陈立，屡请放还，但魏闵帝因赏识庾信才华，惜而不迁。庾信虽受倚重，身居要职，但还是常常怀念故国和家乡，最后客死异地，埋骨他乡。《哀江南赋》便是作于羁留西魏之时，其中故国沦丧之悲和思乡之切，充溢于字里行间。
黍离之悲，首先就是对梁亡的哀叹与缅怀。在序中，庾信写道：“大盗移国，金陵瓦解。”在他看来，不管是反复之侯景，还是灭梁而厚待自己的西魏，都是毁灭故国的罪魁。在北国听到故国沦丧之后，庾信感叹：“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在《小园赋》中他写道：“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摧直辔于三危，碎平途于九折。”
庾信清醒地认识到，侯景的降而复叛动摇了故国的根本，士族门阀的迂诞浮华、醉生梦死，在残酷的杀戮面前顿时化为镜花水月；而西魏助萧绎平叛后顺势灭梁，更给庾信带来永生难平的愤懑与悔恨。当被羁留敌国以至故国沦亡，他没有为节义而死，反而仕宦魏周，虽然心系故园，但却身仕敌国，这种身份和思想上的矛盾才是对庾信心理的最大煎熬。黍离之悲，对于庾信来说，更多的是通过对自己屈节行为的自我鞭挞來获得精神上的救赎。
庾信在赋中记述自己的家世：“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先人能恪守节义，自己却仕宦敌国，庾信在节义上的亏欠，他以对先人和古今英雄的歌颂来弥补，而这种歌颂实际上就是毫无保留的自我批判。也正因如此，《哀江南赋》中的黍离之悲，有着更摄人心魄的悲剧感染力，庾信以最残酷的自我批判来寻回作为贰臣的卑微的自尊。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锺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中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网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庾信先被羁留不返，后故国沦丧，终日感慨自己蔺相如持璧睨柱之志，却无法如毛遂一般盟定合纵，只能悲歌学楚囚。在序中，庾信道出自己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只有作为当事人的庾信自己，才能感受到这种黍离之悲与乡关之思的残酷与痛苦。
庾信的黍离之悲和乡关之思，还表现在他对萧梁由盛转衰以至覆亡的思考上。社会的急剧动荡让庾信看到了家国沦丧的全过程，也找到了梁王朝覆灭的根源。后半生凄凉孤苦，屈辱流离，使他加深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抒写时代的苦难与辛酸，向历史、向社会宣布他对五十年兴亡变迁的评判。在赋中，他将矛头指向了萧梁君民的乐而忘忧，以及导致梁朝由盛转衰的侯景之乱和灭亡梁朝的西魏。
萧梁王朝君民的靡弱风气，贪图享乐，不知危难将至，最终导致了对侯景之乱的毫无防备。庾信在赋中描写梁朝的升平生活：
于是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赆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班超为定远之侯，王歙为和亲之使。马武无预于甲兵，冯唐不论于将帅。岂知山岳闇然，江湖潜沸，渔阳有闾左戍卒，离石有将兵都尉。
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灰飞，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
这种歌舞升平的景象营造了一种并不存在的太平，但时人却并不自知。羁留西魏的庾信却在痛哭的反思中明白，正是梁国上层的醉生梦死，和普通人的只务清谈，使梁亡成為必然。庾信与两百年前的刘琨在这一点上极其相似，都是在远离故国后，方对旧日浮华产生清醒的反思。但刘琨的幸运在于，他与极其悲壮的后半生，使其从反思与悔恨中解脱。而庾信，对于故国沦丧，生灵涂炭，只能独自感叹，无可奈何，虽然自己看到了萧梁沦丧的内部原因，但又于事无补，反而被迫身仕敌国，这种对寄情至深却只能坐视其消亡的无奈和痛苦，是《哀江南赋》中黍离之悲和乡关之思的重要内容。
庾信之不幸在于仕宦敌国却始终不忘故国和家园，这种矛盾使其后半生始终处于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而庾信之幸在于他能用自己的文学才华，以极大的勇气将自己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内心世界描绘出来，使后人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苦衷。读《哀江南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亡国大夫的血泪，更是一个在道德夹缝中痛苦坚守的不幸者。
编辑 薄跃华
梁乘圣三年，庾信受命出使西魏。不久西魏南讨，梁元帝萧绎被杀，庾信无奈羁留长安，违心地受封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及陈立，屡请放还，但魏闵帝因赏识庾信才华，惜而不迁。庾信虽受倚重，身居要职，但还是常常怀念故国和家乡，最后客死异地，埋骨他乡。《哀江南赋》便是作于羁留西魏之时，其中故国沦丧之悲和思乡之切，充溢于字里行间。
黍离之悲，首先就是对梁亡的哀叹与缅怀。在序中，庾信写道：“大盗移国，金陵瓦解。”在他看来，不管是反复之侯景，还是灭梁而厚待自己的西魏，都是毁灭故国的罪魁。在北国听到故国沦丧之后，庾信感叹：“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在《小园赋》中他写道：“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摧直辔于三危，碎平途于九折。”
庾信清醒地认识到，侯景的降而复叛动摇了故国的根本，士族门阀的迂诞浮华、醉生梦死，在残酷的杀戮面前顿时化为镜花水月；而西魏助萧绎平叛后顺势灭梁，更给庾信带来永生难平的愤懑与悔恨。当被羁留敌国以至故国沦亡，他没有为节义而死，反而仕宦魏周，虽然心系故园，但却身仕敌国，这种身份和思想上的矛盾才是对庾信心理的最大煎熬。黍离之悲，对于庾信来说，更多的是通过对自己屈节行为的自我鞭挞來获得精神上的救赎。
庾信在赋中记述自己的家世：“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先人能恪守节义，自己却仕宦敌国，庾信在节义上的亏欠，他以对先人和古今英雄的歌颂来弥补，而这种歌颂实际上就是毫无保留的自我批判。也正因如此，《哀江南赋》中的黍离之悲，有着更摄人心魄的悲剧感染力，庾信以最残酷的自我批判来寻回作为贰臣的卑微的自尊。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锺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中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网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庾信先被羁留不返，后故国沦丧，终日感慨自己蔺相如持璧睨柱之志，却无法如毛遂一般盟定合纵，只能悲歌学楚囚。在序中，庾信道出自己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只有作为当事人的庾信自己，才能感受到这种黍离之悲与乡关之思的残酷与痛苦。
庾信的黍离之悲和乡关之思，还表现在他对萧梁由盛转衰以至覆亡的思考上。社会的急剧动荡让庾信看到了家国沦丧的全过程，也找到了梁王朝覆灭的根源。后半生凄凉孤苦，屈辱流离，使他加深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抒写时代的苦难与辛酸，向历史、向社会宣布他对五十年兴亡变迁的评判。在赋中，他将矛头指向了萧梁君民的乐而忘忧，以及导致梁朝由盛转衰的侯景之乱和灭亡梁朝的西魏。
萧梁王朝君民的靡弱风气，贪图享乐，不知危难将至，最终导致了对侯景之乱的毫无防备。庾信在赋中描写梁朝的升平生活：
于是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赆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班超为定远之侯，王歙为和亲之使。马武无预于甲兵，冯唐不论于将帅。岂知山岳闇然，江湖潜沸，渔阳有闾左戍卒，离石有将兵都尉。
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灰飞，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
这种歌舞升平的景象营造了一种并不存在的太平，但时人却并不自知。羁留西魏的庾信却在痛哭的反思中明白，正是梁国上层的醉生梦死，和普通人的只务清谈，使梁亡成為必然。庾信与两百年前的刘琨在这一点上极其相似，都是在远离故国后，方对旧日浮华产生清醒的反思。但刘琨的幸运在于，他与极其悲壮的后半生，使其从反思与悔恨中解脱。而庾信，对于故国沦丧，生灵涂炭，只能独自感叹，无可奈何，虽然自己看到了萧梁沦丧的内部原因，但又于事无补，反而被迫身仕敌国，这种对寄情至深却只能坐视其消亡的无奈和痛苦，是《哀江南赋》中黍离之悲和乡关之思的重要内容。
庾信之不幸在于仕宦敌国却始终不忘故国和家园，这种矛盾使其后半生始终处于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而庾信之幸在于他能用自己的文学才华，以极大的勇气将自己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内心世界描绘出来，使后人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苦衷。读《哀江南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亡国大夫的血泪，更是一个在道德夹缝中痛苦坚守的不幸者。
编辑 薄跃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