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的大号白墨，不想暗合了近来电视上的一则感冒药的广告，同窗们遂戏称“感冒药”。这是我的老爸十几年前就给我预备下的，别扭了我十几年。为这名字我没少和爸爸闹别扭。惟一的好处是使我比较引人注目，只要听说过我的名字的人一下就记住了。
　　我的爸爸是天底下第一会找别扭的人，你看他为我起的名字，好端端的一位清秀女孩，让他用了这样古怪的名字来包装，墨还是白色的，别扭不别扭？别人还以为是个二百五的男生呢。不光学名这样别扭，就连他给我起的昵称外号什么的都带着别扭：“紫色儿的”——若是淘气把你的屁股打成紫色的；“眉间尺”“尺儿”——我的两眉之间的距离较宽阔；“二子”——爸爸杜撰说我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因他不喜欢男孩，就把他送了人，只留下了我；其他还有好多没来由的只用于男孩子们的昵称，他也用在我头上：臭儿、狗儿之类的，举不胜举。自从我上了高中，这些上不了台面的称呼渐渐被冷落，毕竟人家也是大姑娘了，用“狗儿”称呼，实在不像话；但“眉间尺”“尺儿”还是经常叫的。后来我长了“学问”，知道了“眉间尺”的来历，我就回敬他“干将”，把妈妈也捎带上——“莫邪”，一家子侠客。他们这一对“雌雄二剑”职业是教师。
　　关于“小别扭”和“老别扭”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我记事的时候。我刚会讲话，有一次吃橘子误吞了橘核，我知道种子埋进了土里就会长出东西来，于是大哭不止。爸爸并不劝解，反倒在我的头顶仔细翻检，吓唬我说：“果然，已经出了绿芽。”我哭得更凶了，还是妈妈把爸爸赶跑了，又反复劝慰，我才明白，不哭了。
　　记不清我几岁了，传说要闹地震，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在谈论着地震。我以为“地震”是个什么可怕的怪物，就对爸爸妈妈说：“地震来了咱不怕！”爸爸说：“你有什么好办法？”我说：“把门牢牢地插上，地震进不来。”爸爸说：“不能插门，还要把门打开。”我吓得大哭，生怕地震进来。他也不给我解释什么是地震，故意别扭了我好几天，后来我从妈妈那里知道了地震的知识。有一天爸爸领我去书店，路遇一帮修路工人在挖下水道，我跑上前去冲他们喊：“不许挖地球！”工人们吓了一跳，见是我这么个小人儿在训斥他们，大约感觉很有趣，有一个人就逗我说：“就挖，怎么着？又不是你家的。”我威胁他说：“你把地球挖得地震了，砸死你可不怨我！”那一帮人笑得前仰后合。爸爸对我很赞赏，鼓励我说：“走，他们不听，咱就去告他们吧。可是到哪去告呢？”我说：“告诉警察，来抓他们！”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天气太热，我的脑门上生了痱子。妈妈吩咐爸爸说：“你带她去把头发理短点儿。”爸爸说：“不用去理发馆，我这一把好手就满对付。”我也对爸爸充满了信任，因为我的许多玩具都是他亲手做的：会翻杠子的小木人儿、木头宝剑、玻璃万花筒，还有许许多多纸叠的小玩意儿，小朋友们都羡慕我的爸爸。我就将脑袋伸了过去，结果他一边理一边自言自语：“短了点，要不改个平头吧。”一会又说：“平头也不好，光了算了。”等我一照镜子，老天，是一个大光葫芦！就是男孩子们也没有剃光头的，太过分了。我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妈妈也不住地埋怨。本来是为了凉快才理发，反倒得戴着太阳帽去上学，上课也不能摘，有的同学发现了这一秘密，经常趁我不注意突然摘我的帽子，然后引得大家哄然大笑。那一个学期，我受够了洋罪，也出够了洋相。就这样别扭爸爸还经常打趣我：“紫色儿的，拿推子过来。”要不就是：“东关有一座庙新恢复了，有一个老尼姑正在招收小尼姑。咱去报名吧？”
　　还有一次在书店，我们旁边有两个农民向服务员问：“请问这里有养‘懒兔儿’的书吗？”我知道他说的是獭兔，一种新的家畜名字，在电视广告上看到过。我给他更正道：“不是‘懒兔’，叫獭兔。”农民说：“说是这样说，一写出来就是‘懒兔’了。”我还要给他校正，爸爸说：“是，现在不光兔子懒，人也懒，错了也懒得改。”弄得服务员也不知真假，赶忙找字典去查看。
　　老家来了人向爸爸诉苦：西红柿种得太多，卖不掉，许多只好烂掉。爸爸给人家出主意说：“做西红柿酱。”乡亲说：这个办法也想到了，无奈新鲜的西红柿长年有，谁还买西红柿酱？所以现在连酱也卖不掉了。爸爸说：“还有办法，做了酱再做酱。”好些没把人家笑死，走的时候他们说：没有白来，没愁死，差一点笑死。爸爸倒没有笑，发了半天呆，觉得念了十几年书没本事给老家人谋一点福利，很是惭愧。后来奶奶来了，对爸爸又是笑又是埋怨，全村人都知道他给乡亲们出了一个发财的好主意：做了酱再做酱。
　　有时候爸爸惹恼了我，我又理论不过他，就大哭着说：“我不在你家了，找我的哥哥去！”
　　爸爸气我：“我把他送到天边去了，你找不到。”
　　我就大哭：“天底下最苦命的哥哥，让天底下最狠心的爸爸弄丢了！”
　　妈妈给闹得红了眼圈：“可别再闹了，回头人家还真以为是这么回事，该怎么说我们？你们父女也太出格了。”
　　关于双胞胎哥哥的悬案，还是姥姥给我解开的，纯系子虚乌有。这个爸爸有多别扭。
　　
　　上学以后爸爸和我互相制造别扭的机会少多了，他忙他的教学，我被学业纠缠，家里寂寞了不少。妈妈说她的耳朵一下清净了，很长时间不适应，有时候看着看着电视，她忽然就瞧瞧我们：“你们不说点什么？”
　　没想到上到了高二，我和爸爸在学校又奇特地“相遇”了：爸爸教我们文科班的语文。这回是别扭到天上去了。同学们在家可以逃避老师，在学校又可以摆脱家长，而我是在家有老师监督，在校又有家长虎视眈眈，我怎么这么别扭这么倒霉！爸爸刚教我的时候，我经常气恼地质问他：“您老人家存心别扭孩儿不是？”爸爸笑眯眯地回敬我：“我儿休得无礼，校长安排的，时也运也！”妈妈自然是高兴的，有个可靠的人监视我了。胳膊扭不过大腿，古人早就告诫我了，我也没本事让校长把爸爸撤换掉，又不肯自我牺牲改学理科，就只好这么听天由命了。
　　刚接我们的语文课时，阿狷这些比较狂妄的人们都有些不信任他，最典型的学生整老师的杀手锏是拿生僻的字词来难为，即使古汉语专业的大学教授也不可能认识所有的生僻字。如果调皮的学生存心跟哪一个老师过不去，用这一手段几乎是百发百中。有一次在课下阿狷当着众人的面拿《康熙字典》上的一个词问他，他果然不知道，大家都兴致勃勃地想看他如何下台。我则在一边脸上直发烧，为他捏把汗。可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他老人家不窘也不恼，平静地问他：“请你给我解释一下。”阿狷讲出它的读音和意思，他真诚地说：“谢谢你，一字师。活到老学到老，看起来我要多下苦功。”反闹了阿狷一个大红脸。
　　这只是第一个回合。阿狷本来和我是不错的哥们，他私下曾向我道歉：多有得罪，我是要寻求一个心服口服。
　　学校有一个规定，早自习读语文和英语，隔天交换一次，自习课由这两科目的老师来查。阿狷故意在语文自习看其他的书，当爸爸走到他身边，他就换上语文书，让爸爸又生气又抓不到。不管他吧，恐别人跟他一样破坏纪律；管他吧，又逮不到。有一天的早自习爸爸故意迟到，我们都以为他不来了，许多晚上没写完作业的，纷纷赶起了作业。爸爸悄悄从后门进来，走到阿狷的桌前，阿狷给逮个正着，无话可说。就这样，爸爸以他的独特秉性和修养把我们这些“狂狷”都收服了。但这个“爸爸老师”也不是让我们对他愚忠，他总有意无意训练我们的民主和平等意识。
　　经过这样几个回合的较量，大家都喜欢上了他，为了区别于其他的老师，就叫他“先生”，这个称呼很古典，也很庄重，充满着敬爱之情。我自然脸上也荣光，不是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么，果然这形容不差，就这感觉。我在学校里也随同学们叫他“先生”。爸爸任命我为课代表，因为我的语文成绩年级第一，他问大家：我这是内举不避亲，你们有什么意见吗？大家都说公平合理，但私下戏称我们班是“家族企业”。
　　我们文科生用词文雅，喜欢用一些“孔乙己之茴香豆”之类的字词，以便更有效地掌握语文知识。我们的先生对我们的语言习惯大加赞赏，他说，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文科生，就得在这种独特的氛围里熏着。鉴于他的鼓励，马上就有人给自己取了别号“五香豆腐干”——熏出来的杰作。但是其他科目的老师却极为反感，他们说，进了你们班就跟进了前清的当铺似的。那感觉对着呢。其实我们也常用时新的词儿，只是不喜欢讲大众话语。
　　“爸爸先生”的衣着习惯很是奇特，有时候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有时候又一副落拓不羁的散漫模样。
　　有一天爸爸来上课，凉鞋里的两只脚居然一只穿着袜子，一只光着！棕色的凉鞋白色的袜子，往讲台上一站，分外醒目。下面窃窃私语，一片乱哄哄。
　　先生也不怒，把我这个女儿兼课代表叫起来询问：“白墨，大家的中心议题是什么？请讲到桌面。”
　　我忍着笑，如实回答：“大家的议题是‘先生的另一只袜子哪里去了’。”
　　爸爸先生这才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两只脚，笑眯眯地解释：“刚穿了一只，来一个电话，完了就忘了穿。”然后他又板起脸，反问我们，“难道不可以吗？”
　　阿狷站起来说：“不可以。作为教师就应该衣帽整齐，给学生做出表率。这好像是教师职业道德上边的。”
　　先生说：“如果我不是教师呢？”
　　阿狷说：“不是教师没有这样严格，但出入正规的公众场合也应该严肃着装。”
　　爸爸先生把教案放在讲桌上，冷冷地说：“那我辞职好了。”说着竟走出教室。
　　我们全都傻了眼。以前将老师气走的事也有过，但没有一个老师给气得说辞职。大家一面责怪先生小心眼，白白尊称为了先生；一面又埋怨阿狷太过火，居然这么不留情面地批评老师。有人就催促我去请他回来，并代替大家道歉，这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定——课代表是任课老师的“助教”，也是同学们的使唤人和出气筒。我身兼二职，左右为难。这个“爸爸先生”也真是的，自己不注意着装，还生学生的气，看回家不向妈妈告你的状。
　　我们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又推门进来了，大家先是一怔，马上又笑翻了天——先生把另一只袜子脱掉了。“这回符合要求吗？有人说光脚穿凉鞋是现代文明的表现，又有人说，光脚不文明，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来个‘全班公决’？”
　　阿狷大度地说：“不用了，先上课吧，下次注意就是了。”
　　“你完了？我还不完呢！”先生点了几个男生的名字，其中还有阿狷。请他们站到前边去，“来，转一圈。”
　　我们看见这几个人T恤上有的写着很暖昧的语句，有的画着丑陋的骷髅头，还有的穿着拖鞋。阿狷的脊背上写着大大的一行红字：为你狂到死去活来！
　　先生没有批评半句，只是轻轻问：“我这不叫打击报复吧？”
　　阿狷默默地说：“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们服气。”
　　事后我们都说，先生这样的思想工作让人服，比我们的班主任好多了。只是我们不明白，他到底是真的错穿了袜子，临场发挥了一下，还是有意露出破绽虚晃一枪然后给我们一个回马枪？不管哪一种情况，都是智慧的体现。我回家问爸爸，到底是不是故意穿了一只袜子，他板着脸反问我：“你以为我是阮籍呀？我疯了？”
　　爸爸先生的马大哈确实在众人之上，每当留作业的时候，他要考虑我们哪天能完成，就得问一句：“今天星期几？”久而形成惯例，他一讲完课，就有人主动说：“今天是星期?菖。”有一次好多老师来听他的课，讲完的时候，前排的同学就大声地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先生说：“那就免了吧。”有一个外班的老师下课奇怪地问阿狷：“你们老师和你们对黑话？”他不愿损害先生的形象，就遮掩说：“因为星期三留作业的科目多，同学提醒老师下留情。”
　　
　　小时候那种小别扭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充满温馨和情趣的，可是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别扭”也生长，小别扭长成大别扭就不那么可爱了，现在家里的大别扭一环套着一环，就像“巴解组织”埋下的地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给爆炸一颗，引发一场震荡。
　　一场比较大的别扭是关于美丽和理想的大讨论。我们家“学术”的气氛比较浓重，而且还算民主。我有一套美女明星照，得意地拿给妈妈看，跟她一起评价谁的眼睛漂亮，谁的脸蛋标准。妈妈也很感兴趣，颠来倒去地看个没完。
　　“哪里弄来这种东西？俗之又俗。”
　　我又是卖弄又是揶揄地说：“爸，给你个谜语猜：‘清泉濯足、焚琴煮鹤、花枝晒裈’，打一句三字成语。”
　　“你不用关公面前耍小铅笔刀，你们这是哪一门的雅事，也配用‘杀风景’？”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人尤甚，妈妈也喜欢看呢。”我反击道。
　　“我们小时候流行一句朝鲜电影的台词：‘好看的脸蛋能出大米吗？’现在也可以套用：好看的脸蛋能当成绩吗？能当事业吗？”
　　“您老土吧！现在好看的脸蛋就能当事业，你看那些演员、模特，又风光又赚钱，怎么不是一种事业？我要有钱，先去整容。”我十分不服气。
　　爸爸夸张地端详着我：“我儿虽然略带一点‘眉间尺’，却也是五官疏朗、目似寒星，别有一番超然的风采，难道还要美成什么样？”
　　我说：“你这是‘老白卖瓜’。我虽不比东施那么惨，也算不得美女。“眉间尺’倒不讨厌，只是脸太圆了，不合潮流。”
　　“你整天就琢磨这些？从明天起，家里的镜子都撤了，糊上纸，不许再照镜子！”爸爸半真半假地发布口谕。
　　妈妈赶忙打岔：“得了，美丑之争就到这里，再说就又起战争了。”
　　“首先你就得做出个榜样来，把那些瓶瓶罐罐都给我丢垃圾箱里，我又不嫌你什么，什么丑俊的。”
　　我说：“大是大非问题，就得争个明白。爸爸这样即使当了皇上也是个暴君！”
　　“我们不开玩笑了，正经说，一个学生，要那么美做什么？我看你最近成绩有所下降，原来心思都用到这上头了。”
　　“谁还一辈子做学生？”我嘟哝着，“人家也没有在这上用心思，只不过闲来欣赏欣赏，就招来这一大堆不是。”
　　“正经在问你，小时候你想当医生，这回学了文，医生做不成了。将来你想做什么，也没听你说起过。”
　　“我想当王后，所以我渴望美丽。”我慢吞吞地说，但我知道会给他们一个惊雷。
　　果然，爸爸几乎跳起来，怒道：“都什么年代了，你居然有这样腐朽没落思想，了不得，真了不得！”
　　妈妈却不怒，只是用嘲弄的口吻说：“中国没有国王，恐怕要嫁到外国了。英国、日本、土尔其、摩洛哥……”
　　“想当王后就是腐朽没落？那我就去扫大街，行了吧？”我赌气说。
　　“雌雄二剑”直气得干瞪眼，虽然怒极，但表面的涵养还是保持着，我能听见他们心里的话：哪一世修来的孽障。一定是这样说的。
　　全家正在这别着劲儿，偏偏阿狷来火上浇油。先是给我打电话，妈妈把听筒递给我脸上就不大自在，这会儿又死劲在门外喊我。“雌雄二剑”一副抓住口实的得色，我则尴尬极了，面前要有黄河我真想就跳下去。
　　“谁吃多了跑这来消食？喊什么喊？”我出了门朝阿狷发火。
　　阿狷一脸茫然：“咳，不是你说抽时间商量文学社的事么？我有时间了。”
　　“你有时间了，我没时间！请回！”
　　爸爸一脸平静地出来，客气地往里让：“进来吧，这丫头跟我们怄气，不关你的事。”
　　阿狷进退两难，踌躇着，爸爸又让了他一回，他才跟我进了我的屋。
　　这阿狷是我班头号的简慢人物，我这么夸赞一个人是不多见的。他本名叫丰之枫，我们根据他名字的谐音给他取了别号“疯又疯”，字“狂狷”，后来又昵称“阿狷”——不了解内情的还以为是位女生。我们文科生用词文雅，请不要见怪。
　　说起来我和阿狷，还是“总角之交”——上小学就是一个班的，初中的时候同校不同班，到了高中分文理的时候成了同桌。他的家底我都知道，我的逸闻他也清楚，我俩打架的时候，就是互相揭老底儿。我们小学的几年都不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都没有得过一张三好的奖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那一类。阿狷是明着淘气捣蛋的，在教室里翻跟头、打哭女生、跟老师耍贫嘴，无所不及。记得最有意思的是因他属虎，就用墨在脑门上画了一个“王”字，假充老虎，让教室里笑翻了天，老师连课都讲不了，也跟着笑，许久才佯装生气命令他洗掉，他又毛手毛脚洗不干净，弄了一个满脸花，让大家又笑趴下了，那一节课就那么浪费掉了。
　　我的“保留曲目”是蔫儿淘，老师讲课不爱听了，我就钻到桌子底下，用课间拾的粉笔头在地上画古装美人——其实一点也不美，大都是萝卜脸，但是衣服还是满像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从来不骂我，只是警告我：“白墨又从事地下工作去了？快浮上来！”数学老师就没有这样的好脾气，她会大吼着到桌底下来掏我，扯着我的衣领把我拎到教室外边。好在我在语文课上因为造句和作文经常得到老师的夸奖，这一正一负就相互抵消了，同学们倒不把我当成异类。当然我也不是小学六年一直有钻桌子的历史，三年级以后就不敢了，毕竟女孩子知道害羞，再不爱听讲的时候我就在练习本上写写画画。
　　我和阿狷吵架往往是这样：我说：“到景阳岗上请武松来，这里有好大好肥的‘吊睛白额大虫’！”
　　阿狷说：“‘寻得桌底好避秦’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善做‘桃花源诗’，大家快来欣赏！”
　　同学们一开始自然听不懂这些黑话，我们就添枝加叶地细细解说，结果全班都知道了这些笑话，不断有人以此拿我们取笑，我们闹的是两败俱伤。后来我们平息了战争，就成了不错的哥们，你一定要明白，是手足之情的那种哥们，而非别的什么。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共同语言，比如都喜欢摇滚，喜欢鬼故事，喜欢古典文学。我们的高谈阔论常常引得同学们侧目，有羡慕的也有嘲讽的。
　　许多同学都以为我和阿狷是一对儿，我也常常把自己和阿狷的言论讲给父母听，我的妈妈一开始就大惊小怪，把早恋的帽子抛过来。我也不解释，妈妈也不见有什么下文，就不再追究。有时候阿狷自己也陶醉其中，一副不打自招的姿态。阿狷可以算是一个出众的男孩，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与我也算门当户对。他一表人才，有思想，各种男孩们的体育活动他都能应付，最棒的是网球，围棋也小有名气，又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一个狂傲而干净，既传统又现代的男孩，我知道许多女生都对他怀着若隐若现的憧憬，但是我对他不“来电”。我不敢标榜自己多么天真单纯，我想拥有的是远在天边，永远也抓不到的美丽。早告诉你了，我是一个别扭人。
　　今天阿狷送上门来，我知道妈妈肯定不自在，她会想：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不能在学校里进行，还有那么多自习课呢。果然，阿狷走后，妈妈不阴不阳地说：“唉，我终于明白了最近为什么这么在意美丽不美丽的。”
　　我怒了：“我的亲妈呀，您老人家也会含沙射影啊？生在你们家本姑娘真没法活下去了！”
　　爸爸来当和事佬：“我敢打赌，小妮子跟这小子没什么，别的我就保证不了了。”
　　我只能干瞪眼，“雌雄二剑”舞动起来真是珠联璧合啊。
　　
　　我和阿狷能够算是小知音吗？知音可以衍生出爱情来吗？我时常这样想入非非。我们之间，一个人讲出上句，另一个就可以接出下句，默契得让人吃惊，也叫人生气。阿狷说，他十几年来，从未遇到让他心动的女孩。我嘲笑他“花岗岩的脑袋，钢筋混凝土的心”，但暗中是敬佩。
　　“你有过喜欢的男孩吗，非常非常的那种？”
　　我不置可否，苦涩地一笑。阿狷鬼精地说：“明白了。”
　　时间是高一，究竟几月份记不清了，反正是秋天。太厚的毛衣长袄，紧紧地箍着人，束手束脚的让人透不过气来。嘈杂的人声，把意识都吵得麻木了，昏然地站着，顾不得冷也顾不得祈求上帝给个好同桌，只想着快点儿，再快点儿，赶快安定下来……
　　最后才叫到我。搬了东西，前面走着我的新同桌——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右手满满的拎了凳子、书包，左手却闲着，大拇指插在牛仔裤的口袋边上。他穿一件暗格子的白呢西装外套，显得肩膀特别宽。他拖着脚，一步步懒洋洋地走着。别人都已经差不多安定下来了，我俩还在往教室的尽头走。那窄得不能再窄的过道，手里的书包磕着一张张的桌子，不知怎么有那么多桌子。终于走到了，他把东西都放下，转过身来，眯起眼睛隔多远似的向我一望，似笑非笑地点点头说：“你在里边吧。”他那么高，像一堵墙似的挡在那儿，我的眼睛刚过他的肩。他左手的东西一放下，肩膀不着力了，就慵懒地斜下来，西装外套直直的肩线好像没有尽头。线条分明的，表情是有些疲倦的不耐烦，唇角上挂着些许迁就的笑，似乎总在重复着说：“算了吧。让着你，我懒得理你。”
　　我害怕而且踌躇起来了，因为觉得他很像是所谓的黑道人物，而且应该是“老大”一级的。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住了，一动也不敢动。而“老大”见我不动，以为我是不愿在里边，就动手搬东西，带上更多的笑容说：“那好，我在里边。”我哪敢勉强他，连忙把东西都撂到里边去了。
　　他颇搭讪了几句。我不懂得敷衍应酬（就是懂也吓忘了），像回答审问似的机械应对，连平时最忌讳说的中考成绩也照实说了。于是我知道他有个好得令人咋舌的中考成绩，这一点让我放心了许多——成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切，有那样一个好成绩，人也应该不坏。
　　他收拾着课本，一摞摞都摆在桌上。课本都旧旧的，看来使用率不低。虽然旧但干净，封面上没有乱画，只写着他的名字。名字是很平凡的男生名字，字是很规范的半行半楷的“学生体”。所有的一切都让人很安定，我暗暗地松了口气。
　　陌生的尴尬和冷淡，一时无法排解。自习课的时候他突然哼起Beyond的《再见理想》：“独坐路边街角，冷风吹醒，默默地伴着我的孤影……”我接唱：“只想把吉他聚抱，诉出辛酸……”
　　他调过头来高兴地问：“你也喜欢？”他一直眯着的眼睛张大了。他的眼睛本来是很大的，睫毛很长，瞳仁的颜色很浅，映着日光灯的白光，有琥珀一样的光彩。他的皮肤很白，厚沉沉的白，没有血色。伸出手，那白从晒黑的一层下面透出来。他的声音瓮声瓮气的，讲着Beyond的鼓手的头发是什么样，又问：“……《灰色轨迹》听过没有？明儿带磁带给你。《岁月无声》呢？那一盘上就有。《谁伴我闯荡》呢？哎呀，连这也没听过吗……”他的冷漠、疲惫、不耐烦，统统不见了，现在的他就是个很平常的喜欢聊天的男孩子，因为兴奋而张大了眼，抛下书本兀自讲下去。他的宽肩膀，把什么都挡在外面，隔了他的肩望出去，密密麻麻的板书，乱纷纷的人们，好像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和我无关了。
　　一年的同桌，他借我许多盒带和光盘，我也把自己喜欢的书推荐给他。除了对Beyond的欣赏，我们有着太多的不同，我们彼此相距很近，又很遥远，于是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将我侵袭，我知道，他也是如此。谈论起文理分科，他当然是选理科，又说：“你一定是选文科啦——作文那么棒。”我摇摇头说：“选理科。”他奇怪地看看我，笑了。那笑容里许多的感激。
　　但是分文理的时候到了，我已是决定要结束这一切，虽然也许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对他说：“下学期……我要去读文科。”他愣了下，淡淡地说：“哦……哦……很好。”我定定地看着他桌上那一大排书——堆得高高的，像一段墙，到两张桌子接缝处突然齐刷刷地断掉了，接不下去了。我是曾想仿着他把书堆上来，但我的桌面倾斜，放不得书的。那段墙兀自断着，就像这故事，注定是要……接不下去的……
　　这样断的好，断得齐刷刷的，爽快利落，我不能让别人给它结尾——这回忆、这故事是我的啊……泪眼模糊中自己面前已经摆上了一大排书，墙也似的立着。擦一擦眼睛看，书是摞着，然而同桌已经不是他。
　　到现在，记忆像一册老书，难免缺面，曾那样完整的一段故事，竟已然模糊得抓不住。放学的钟声响了，拿起书包走出，忽然仿佛又站在新生教室的走廊上等着排桌，这到底过了多久呢？我努力地想记起具体日期，却是徒劳。
　　
　　为了阿狷的来访，妈妈心里总疙疙瘩瘩的，因为我看见她的眉毛就挽着疙瘩。我如果解释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不解释等于是默认了。真别扭死人了。我求救于爸爸，爸爸看我的笑话，也不理。我往常的手段是给她讲一段笑话，就把芥蒂化解了，我有这本事。但是书上看来的或从别人那儿听来的都不灵，必需是我和爸爸真实的笑话才能“撕扇子做千金一笑”。终于机会来了。
　　我们要到另一所学校去汇考，老师们为了我们不怯场，决定带我们先去熟悉环境。班主任是教地理的，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此去的意义就是充分熟悉考场及其周围的地理位置，搞清考务办公室、饮水处、厕所等重要设施的位置，以便考试中节约时间。你做到了心中有数，就万无一失了，上厕所闭着眼就去了。”他说完，就出去了，然后其他老师也是一番叮咛嘱咐。
　　爸爸先生在最后做“提示”，他郑重地说：“你们千万不要听他（班主任）的话，闭着眼上厕所，误进了房间，可使不得。”我们大笑。先生模仿元杂剧《窦娥冤》上的对白催促我们说：“行动着也么哥，误了时辰也。”
　　偏我反应快，又忍不住显示显示，接口就说：“不知走前街，还是走后街（窦娥：‘前街里去心怀恨，后街里去死无冤，……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枉将她气杀也么哥’）？”
　　先生戏答：“走前街，好顺便看看你婆婆。”
　　大家坐进汽车里还忍不住笑，爸爸先生生怕我恼，故意向笑的同学们板脸努嘴。我自嘲道：“聪明反被聪明误，小女子哪里是先生的对手呢。还请饶恕则个。”
　　我讲给妈妈听，又添加了许多枝叶。妈妈果然大展笑颜，笑骂我们：“父不父子不子，还枉称孔孟之徒呢！”
　　
　　让人盼望而又恐惧的假期，看书、写作业、看电视烦不胜烦，只有一点好处，“爸爸先生”又恢复为了单纯的爸爸。但是三个人都在教育系统，放假都在家，我不得不与“雌雄二剑”密切接触，跟爸爸妈妈的别扭解开旧的系上新的，我也懒得再跟他们计较。我埋头自己的小世界，“无故寻愁觅恨，愚顽怕读文章，辜负几多好时光”。
　　少年不识愁滋味，挤出来的愁滋味是酸酸的涩涩的，还有许多的甜蜜。
　　石英钟快没电了，时针指在一个十分可疑的数字上。窗外没有月亮，多半是已经沉下去了。秒针有一下没一下犹豫不定地滴答，像是有意拖延，把每一秒都尽可能拉长。我忽然想到了一个词——夜尽更阑。
　　怎能不长叹一声，又怎么舍得再睡去？
　　旧的书本，中学的课本、习题，我总也舍不得丢掉。偶尔收拾一下翻一翻，看见页眉页脚上记着的作业题，政治课本上因为打瞌睡留下的口水渍，画着小人头的草稿纸……过去平凡无味的一天一天被剪辑成了轻轻跳跃的蒙太奇，磨平了棱角，剪掉了空白，有着老电影拷贝泛色后朦胧温柔的光彩。淡淡一笑，心里忽然充满庄严的宽容——万事无常，所以皆可恕。
　　那些童稚的嬉笑趣事，那飘逝的蝴蝶结，那被年轻的爸妈举过头顶的尖叫，那懵懂美丽的初恋遐想……古今有什么不同吗？李清照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林黛玉的“质本洁来还洁去”“冷月葬诗魂”，到今天的一个无名小姑娘“为赋新词强说愁”，是女孩成长中一个必由之路吗？我深知这样的时日不会太多，也不会拥有太久。妈妈有过，妈妈的妈妈也有过，但是我相信她们已经永远失去了它，寻找不回来了。我珍爱着我的“别扭”光阴……
　　
　　日子就这么别别扭扭地一天天过去了。有人说，好日子可以活得随心所欲，富丽堂皇，声名显扬；坏日子可以锤炼意志，迸发生命的激情。那么，不好不坏的日子呢，怎么过？像我这样学习不好不坏，长得不好不坏的人们呢，怎么过？
　　我是一个平凡的女孩，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有一双平凡的父母。假如，我的爸爸是比尔·盖茨，我的妈妈是张爱玲呢？我的生活会是怎样？一定不平凡。可不幸的是我的爸爸不是盖茨，妈妈也没有张爱玲的绝代才华，我们许许多多的男孩女孩都是这样平凡的家庭里长大的平凡孩子，将来我们就长成平凡的男人和女人，像我家的“雌雄二剑”。一想到这些，我就浑身发冷。我不愿意做一个平庸的人，于是我才渴望自己成为“王后”，我知道这是天大的笑话，可是，现实中不可能实现，还不许我有这样一个梦吗？怎么就“腐朽没落”了？
　　关起门来，我还是悄悄揽镜自怜：我既是倾国倾城的貌，又是多愁多病的身。轻轻地唱：五可我走了一个莲呀莲花步……你看看含羞草，再看看红玫瑰……出水的芙蓉亭亭玉立在晚风前……半夜里，你听窗外的马蹄声声，那可是不知仙乡何处的白马王子给灰姑娘送水晶鞋来了？
　　傍晚时候，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阳台上望着西天的晚霞，默默地想些春花秋月、高山流水。我也会羞怯地幻想，对面楼上有没有一个忧郁而有才情的男孩在向我唱《对面女孩看过来》呢？我拿了一张纸，大大地写上一行字，然后把它撕成碎片，胳膊伸向窗外一撒，一大团玉色的蝴蝶轻舒漫卷，翩翩而舞。我感动于这无生命的人造蝴蝶的艳丽绝伦，也感动于自己的“神来之笔”。忽然我惊醒了一般，冲下楼去。
　　我跑到地上了，“蝴蝶”有的还在飘荡着款款而落。我含笑一张张把它们捡起，有些满足，也有些落寞。没人知道我在“蝴蝶”上写了什么，我不会告诉你的，虽然我讲了自己许多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