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天生的哲学头脑，爱怀疑，喜琢磨，常常剑走偏锋。年轻时，他曾煞有介事地琢磨过中国一句俗话：“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他觉得这句话自相矛盾，因为如果把这句话作为前提，按照逻辑推理而得出的结论一定是“朋友如粪土”，真是新鲜。
　　金先生国字脸，配一副深度眼镜，又沉迷哲学，看起来象个学究，然而，他却实在是一个有趣的“学究”。辛亥革命爆发，金先生剪去了那条长长的辫子，并仿照崔颢的《黄鹤楼》，做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頭。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让人捧腹。金先生做学问，常常化繁为简，喻庄于谐，而且学问生活化，生活趣味化，享受着思维的乐趣，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感染着周围的人们。象金先生这样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大学问家。
　　一个有趣的人一定比一个无趣的人更热爱生活、更懂得快乐、更彻悟生命，作家汪曾祺也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他西南联大出身，沈从文的得意门生，经历过抗战、解放、反右、文革等数十年的大风大浪，升腾过亦流放过，可谓过来人。但无论遇到怎样的生活喜悲，他从不挂心，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黄裳在《故人书简·记汪曾祺》中说：“他总是对那些生活琐事有浓厚兴趣，吃的、看的、玩的，巨细靡遗，都不放过。”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不久，被安排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沽源是清代皇帝发配罪臣的地方，气候恶劣，风沙大。对于一般人来说，孤身塞外，对抗恶劣环境已殊为不易，尤其那遗世的孤寂和放逐的打击难以排遣。但汪曾祺不仅不叫苦，还因为不用开会而开心至极。他每天蹚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取出纸笔，上午画花，下午画叶。马铃薯成熟的季节，他就开始画薯块。一块马铃薯画完了，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他一个人在这绝地荒漠生活了一年余，竟然画出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还把这形容为“神仙过的日子”，甚至夸口说像他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他不但自得其乐，而且喜欢搞笑。一次，随作家代表团到云南访问，女作家李迪戴着墨镜，一天下来，因为高原阳光很烈，镜片遮盖部位的肤色雪白，鼻子和脸却晒黑了。汪先生脱口而出：“李迪啊，为你写照八个大字，‘有镜藏眼，无地容鼻’”，活脱脱一个老玩童。一个算命的曾对汪先生说，要是你戒了烟酒，你还能活20年，他回答得干脆：“我不抽烟不喝酒，活着干吗！”汪曾祺身上凝聚着一股人间烟火气，于平凡的生活中体味独特的快乐，活色生香，有滋有味。有人把他的小说与“清明上河图”联系在一起，不无道理，其实，这也是许多人喜欢他甚至“迷”他的根本原因。
　　汪曾祺的乐观、风趣，与金岳霖推论“朋友如粪土”有异曲同工之妙，妙就妙在他们对生活都充满着情趣，充满着热爱。其实，生命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名誉与地位、物质与财富，都是生活这把万能的刷子涂抹而成的;升腾与衰落、成功与失败，也是世俗眼光打量出来的落差，与自然赋予生命本身的价值毫无关碍。待到生命与生命间分出了高低贵贱，生命这个本来单纯而快乐的个体便越来越臃肿不堪，不是为名所累，就是为利所困，频繁反复，永不停歇，这时，生命就变成了机器，呆板、刻薄、焦躁，了无生趣。因此，一个到老还喜欢“恶作剧”的人，一个常常把“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思索出“朋友如粪土”的人，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彻悟生命、十分有趣的人。
　　摘自《内蒙古科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