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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江西的崇义猛扑湘粤边境的汝城、城口，进逼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配合下，红军摧毁敌人碉堡30余座，在城头、太来圩、大坪等地重创敌军。中央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相继入湘，胜利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中，中央红军巧妙利用了陈济棠、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粤、湘地方军阀各图自保的本性，快速出奇兵，再一次挫败了国民党蒋介石妄想在湘粤边界地区堵歼红军的企图。
11月5日以后，中央红军乘胜由湘南向纵深挺进。当红军向郴州、宜章西进时，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又于11月6日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命湘军、粤军在北起衡阳，经郴州、宜章至广东乐昌的交通线上设置第三道封锁线，遍筑堡垒。但是国民党军仓促构成的第三道封锁线旋即被红军瓦解。11月11日，中革军委通令嘉奖：“赞扬三军团首长彭德怀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章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湘南汝城的山路上联名散发了《出路在哪里》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军阀出卖中国、压迫工农的罪恶，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向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指出，他们的出路就在大家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出路在哪里？”也代表着当时红军将士心中的疑问。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文稿，对于红军指战员来说已经是久违了。
红军兼程西进，引起国民党蒋介石的极大恐慌。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前面横阻着两条大江天堑。一条是急流险滩的潇水，一条是宽阔汹涌的湘江。国民党的第一个部署是合击红军于宁远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第二个部署是围歼红军于湘江之滨。蒋介石下令各路大军加紧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纠聚重兵一举消灭中央红军。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兵分两路抢渡湘江，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等部为侧应，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过湘江。党中央和总政治部联名发出政治动员令，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地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
在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下，红三军团从左翼急行进入广西，西渡灌江，向灌阳逼近；红四师渡过湘江占领界首，牢牢控制了界首渡河点后，进入界首以南的光华铺与敌激战、对峙；红五师主力进到灌江西岸新圩以南地区；红一军团向湘江与灌江会合处西岸的全州以南前进。红二师涉水渡过湘江，阻击驻全州的敌人，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渡江。
由于红军自撤出中央苏区40多天来，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更由于“左”倾领导者采取错误的大搬家行军方式，迟滞了部队前进的速度，队伍距离愈拉愈大，前后相距百余里，不仅使红军后续部队错过了渡江的有利时机，也给敌军重新集结对付红军创造了条件，加大了红军渡江的损失。由成百上千的战士挑着抬着山炮、制弹机以及印刷机、文件档案、家具等“坛坛罐罐”，甬道式行军十分迟缓，100多里的路程竟走了4天。由于战机贻误，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十几个师从几个方面压向红军。彭德怀对把红军精兵当做“轿夫”，只能被动挨打的做法非常不满，愤怒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为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和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进行了异常顽强、激烈的战斗。
湘江战役，国民党方面由蒋介石坐镇南昌直接指挥，陈诚作为预备军总指挥竭力协助蒋介石图谋策划。他们企图集中重兵歼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红军陷入敌人30万大军重重包围：东面是中央军和湘军的6个师，北面中央军5个师，西北湘军4个师，西面桂军5个师，南边还有粤军。当时，敌我兵力对比为6∶1，中央红军似乎插翅难飞。因此，湘江战役打得异常血腥激烈，激战达一个星期。
11月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和红四师各一部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间的渡河点。但先头部队与后卫相距上百公里，后续部队未能及时渡过湘江，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中央红军猛攻，妄图夺回渡河点，阻止西进。中央红军在湘江东西两岸，抗击敌人的进攻，战斗十分激烈。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特意写信给前线部队指挥官打气，要求“毋容红军再度生根”。
红五师坚守在没有坚固工事的新圩，英勇地与敌人拼杀肉搏，苦战两昼夜，伤亡惨重，师参谋长胡浚、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在战斗中牺牲。红六师一个团为阻击敌人来不及渡江，大部壮烈牺牲。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后，继任团长杜中美接着阵亡。十团政委杨勇杀红了眼，一块弹片飞来，钻入右大腿，他咬牙一把将弹片拔出，大声呐喊：“为团长报仇！”率战士们冲进枪林弹雨，上百人血洒湘江，力保中央纵队过江。红一师五团政委易荡平曾因作战勇敢获得过“红星”奖章，也牺牲在湘江阻击战场上。红军烈士名录记载，湘江战役牺牲3万名红军烈士，师级干部18名，团级干部28名，主要来自湘、赣、闽、粤等省。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红二师师长陈光，红十五师师长彭绍辉，红四师政委黄克诚，红五师政委钟赤兵，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红十三师政委朱良才，一批湘籍红军将领率部在一线浴血激战，显示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谱写了湘江血战的壮烈史诗。
在脚山铺战场上，红一军团先是二师参战，后一师赶来，两个师阻击湘军刘建绪部4个师和4个补充团及3个保安团。兵力对比是二比四，红军处于劣势。红二师、红一师打了两天两夜，虽然完成了阻击任务，但终因敌众我寡，敌逸我劳，两道阻击线先后为敌所破，共牺牲一千余人，师团首长有的负伤，有的牺牲，军团部指挥所差一点遭到敌人袭击。 据当时的《大公报》长沙版及香港的《循环日报》报道，12月29日开始的全州脚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打得最残酷、最激烈的战场，国民党军先后在此投入了6个整师的兵力，伤亡万人以上，硬是攻不下来，蒋介石在南昌气得大肆咆哮，拍桌摔椅子。
12月1日是湘江战役中红军作战最激烈的一天。清晨，湘军4个师在飞机狂轰滥炸的配合下，向红一师水头、夏壁田和红二师朱兰铺、白沙二线阻击阵地扑来。红一、二师指战员在1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同装备精良的敌人展开拼杀，直到中午才奉命撤出阵地。在光华铺的红三军团，同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血战，到中午奉命撤退。在红一、三军团左、右两翼的阻击掩护下，后续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分别在麻子渡、南石渡、凤凰嘴一带抢渡湘江。在敌机的轰炸下，倒下的红军指战员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尸体和遗物浮满江面，顺流而淌。亲历此战的陈靖将军曾用这样的诗句描述道：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
下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的刘伯承在激烈的战斗中，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指挥。直到接到总部撤退的命令，他才骑着一匹老白马跨入湘江，并不断招呼司令部的人员快速前进。上岸后，他回身看着大片倒下的烈士，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飘流的文件、钞票，不禁长叹一声，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12月1日中午时分，红军各渡河点相继落入敌手，殿后阻敌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被阻隔，未能渡过湘江，全部损失。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后来回忆，1934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这两天，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
部署在灌阳水车一带担负湘江战役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掩护全军渡过湘江后，于12月2日进至湘江边上，遭遇桂军两个师的堵截，师政委程翠林和大批指战员壮烈牺牲。这时，湘军与桂军12个师封锁了湘江并包围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突围到湘南打游击。由韩伟率一○○团掩护，陈树湘与师参谋长王光道率一○一团和一○二团随师部突围重返宝盖山。由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加上接连征战，官兵疲劳，红三十四师伤亡惨重。陈树湘率余部300多人转移道县、宁远、江华、蓝山之间，最后全军覆没。陈树湘腹部中弹重伤，几个战士用简易担架抬着转移。他在担架上忍着剧痛指挥突围。突然，抬担架的战士饮弹倒下，他被翻滚到田沟里。警卫员前去救护，他推开警卫员，命令他们掩护其他战友突围。他把敌人引向自己，后被俘。当敌兵押送他至道县石马桥时，他乘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绞断，把鲜血洒在长征路上，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牺牲时年仅29岁。红三十四师的牺牲奉献，谱写了长征史上悲壮的一页。周恩来后来回顾长征时沉痛地说：“我们一个师被截断了，得不到消息，牺牲了。”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艰苦的一仗，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的生死决战。它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同时也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破产。由于“左”倾领导者面对强敌和险境，指挥失措，红军付出惨重代价，兵员折损过半，全军已不足35000人，作战部队伤亡超过三分之二。但是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终于突破敌人设防最严密的封锁线，以血的惨痛代价，保存了党和红军的精英，为继续长征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最重要的是，正如刘伯承回忆录所写：“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伍修权回顾长征赋诗道：“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血战湘江之后，党和红军何去何从，面临着生死抉择。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
11月5日以后，中央红军乘胜由湘南向纵深挺进。当红军向郴州、宜章西进时，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又于11月6日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命湘军、粤军在北起衡阳，经郴州、宜章至广东乐昌的交通线上设置第三道封锁线，遍筑堡垒。但是国民党军仓促构成的第三道封锁线旋即被红军瓦解。11月11日，中革军委通令嘉奖：“赞扬三军团首长彭德怀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章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湘南汝城的山路上联名散发了《出路在哪里》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军阀出卖中国、压迫工农的罪恶，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向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指出，他们的出路就在大家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出路在哪里？”也代表着当时红军将士心中的疑问。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文稿，对于红军指战员来说已经是久违了。
红军兼程西进，引起国民党蒋介石的极大恐慌。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前面横阻着两条大江天堑。一条是急流险滩的潇水，一条是宽阔汹涌的湘江。国民党的第一个部署是合击红军于宁远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第二个部署是围歼红军于湘江之滨。蒋介石下令各路大军加紧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纠聚重兵一举消灭中央红军。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兵分两路抢渡湘江，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等部为侧应，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过湘江。党中央和总政治部联名发出政治动员令，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地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
在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下，红三军团从左翼急行进入广西，西渡灌江，向灌阳逼近；红四师渡过湘江占领界首，牢牢控制了界首渡河点后，进入界首以南的光华铺与敌激战、对峙；红五师主力进到灌江西岸新圩以南地区；红一军团向湘江与灌江会合处西岸的全州以南前进。红二师涉水渡过湘江，阻击驻全州的敌人，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渡江。
由于红军自撤出中央苏区40多天来，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更由于“左”倾领导者采取错误的大搬家行军方式，迟滞了部队前进的速度，队伍距离愈拉愈大，前后相距百余里，不仅使红军后续部队错过了渡江的有利时机，也给敌军重新集结对付红军创造了条件，加大了红军渡江的损失。由成百上千的战士挑着抬着山炮、制弹机以及印刷机、文件档案、家具等“坛坛罐罐”，甬道式行军十分迟缓，100多里的路程竟走了4天。由于战机贻误，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十几个师从几个方面压向红军。彭德怀对把红军精兵当做“轿夫”，只能被动挨打的做法非常不满，愤怒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为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和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进行了异常顽强、激烈的战斗。
湘江战役，国民党方面由蒋介石坐镇南昌直接指挥，陈诚作为预备军总指挥竭力协助蒋介石图谋策划。他们企图集中重兵歼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红军陷入敌人30万大军重重包围：东面是中央军和湘军的6个师，北面中央军5个师，西北湘军4个师，西面桂军5个师，南边还有粤军。当时，敌我兵力对比为6∶1，中央红军似乎插翅难飞。因此，湘江战役打得异常血腥激烈，激战达一个星期。
11月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和红四师各一部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间的渡河点。但先头部队与后卫相距上百公里，后续部队未能及时渡过湘江，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中央红军猛攻，妄图夺回渡河点，阻止西进。中央红军在湘江东西两岸，抗击敌人的进攻，战斗十分激烈。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特意写信给前线部队指挥官打气，要求“毋容红军再度生根”。
红五师坚守在没有坚固工事的新圩，英勇地与敌人拼杀肉搏，苦战两昼夜，伤亡惨重，师参谋长胡浚、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在战斗中牺牲。红六师一个团为阻击敌人来不及渡江，大部壮烈牺牲。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后，继任团长杜中美接着阵亡。十团政委杨勇杀红了眼，一块弹片飞来，钻入右大腿，他咬牙一把将弹片拔出，大声呐喊：“为团长报仇！”率战士们冲进枪林弹雨，上百人血洒湘江，力保中央纵队过江。红一师五团政委易荡平曾因作战勇敢获得过“红星”奖章，也牺牲在湘江阻击战场上。红军烈士名录记载，湘江战役牺牲3万名红军烈士，师级干部18名，团级干部28名，主要来自湘、赣、闽、粤等省。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红二师师长陈光，红十五师师长彭绍辉，红四师政委黄克诚，红五师政委钟赤兵，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红十三师政委朱良才，一批湘籍红军将领率部在一线浴血激战，显示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谱写了湘江血战的壮烈史诗。
在脚山铺战场上，红一军团先是二师参战，后一师赶来，两个师阻击湘军刘建绪部4个师和4个补充团及3个保安团。兵力对比是二比四，红军处于劣势。红二师、红一师打了两天两夜，虽然完成了阻击任务，但终因敌众我寡，敌逸我劳，两道阻击线先后为敌所破，共牺牲一千余人，师团首长有的负伤，有的牺牲，军团部指挥所差一点遭到敌人袭击。 据当时的《大公报》长沙版及香港的《循环日报》报道，12月29日开始的全州脚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打得最残酷、最激烈的战场，国民党军先后在此投入了6个整师的兵力，伤亡万人以上，硬是攻不下来，蒋介石在南昌气得大肆咆哮，拍桌摔椅子。
12月1日是湘江战役中红军作战最激烈的一天。清晨，湘军4个师在飞机狂轰滥炸的配合下，向红一师水头、夏壁田和红二师朱兰铺、白沙二线阻击阵地扑来。红一、二师指战员在1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同装备精良的敌人展开拼杀，直到中午才奉命撤出阵地。在光华铺的红三军团，同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血战，到中午奉命撤退。在红一、三军团左、右两翼的阻击掩护下，后续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分别在麻子渡、南石渡、凤凰嘴一带抢渡湘江。在敌机的轰炸下，倒下的红军指战员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尸体和遗物浮满江面，顺流而淌。亲历此战的陈靖将军曾用这样的诗句描述道：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
下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的刘伯承在激烈的战斗中，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指挥。直到接到总部撤退的命令，他才骑着一匹老白马跨入湘江，并不断招呼司令部的人员快速前进。上岸后，他回身看着大片倒下的烈士，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飘流的文件、钞票，不禁长叹一声，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12月1日中午时分，红军各渡河点相继落入敌手，殿后阻敌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被阻隔，未能渡过湘江，全部损失。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后来回忆，1934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这两天，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
部署在灌阳水车一带担负湘江战役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掩护全军渡过湘江后，于12月2日进至湘江边上，遭遇桂军两个师的堵截，师政委程翠林和大批指战员壮烈牺牲。这时，湘军与桂军12个师封锁了湘江并包围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突围到湘南打游击。由韩伟率一○○团掩护，陈树湘与师参谋长王光道率一○一团和一○二团随师部突围重返宝盖山。由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加上接连征战，官兵疲劳，红三十四师伤亡惨重。陈树湘率余部300多人转移道县、宁远、江华、蓝山之间，最后全军覆没。陈树湘腹部中弹重伤，几个战士用简易担架抬着转移。他在担架上忍着剧痛指挥突围。突然，抬担架的战士饮弹倒下，他被翻滚到田沟里。警卫员前去救护，他推开警卫员，命令他们掩护其他战友突围。他把敌人引向自己，后被俘。当敌兵押送他至道县石马桥时，他乘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绞断，把鲜血洒在长征路上，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牺牲时年仅29岁。红三十四师的牺牲奉献，谱写了长征史上悲壮的一页。周恩来后来回顾长征时沉痛地说：“我们一个师被截断了，得不到消息，牺牲了。”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艰苦的一仗，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的生死决战。它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同时也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破产。由于“左”倾领导者面对强敌和险境，指挥失措，红军付出惨重代价，兵员折损过半，全军已不足35000人，作战部队伤亡超过三分之二。但是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终于突破敌人设防最严密的封锁线，以血的惨痛代价，保存了党和红军的精英，为继续长征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最重要的是，正如刘伯承回忆录所写：“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伍修权回顾长征赋诗道：“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血战湘江之后，党和红军何去何从，面临着生死抉择。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