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谁能想到，在三十三岁这一年，我还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二〇二〇年四月的一天，当丁昌哲站在倒水河水库大堤上说出这句话时，他的脸上没有一丝快乐，反而带着显而易见的苦涩。这座水库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的，四孔泄洪闸门的水泥柱上留有像是用铁锈写成的八个大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句话也曾被我们高三的班主任用毛笔写在八块菱形的红纸上，在一抬头就能看见的黑板上方的墙上贴了一整年，以激励大家拼命学习。二〇〇五年，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丁昌哲、董子琪、陈书娣和我相约去县城郊区的水库大堤上游玩，我们计划沿堤岸一直走到从未去过的尽头。当我和丁昌哲按约好的时间，重逢于刚刚解冻的堤岸时，大概因为此前接收了太多坏消息，我们反倒没怎么谈论健康问题，转而聊起那次青春期的漫游，关于这件事的细节，他显然比我记得更清楚。
他纠正我说，当时我们一共有五个人，而不是四个，那个被我遗忘的男生名叫段卫洲。这个名字一说出口，昌哲便陷入沉思，走了几步路，才想起来问我是不是知道段卫洲已经死了。这则消息我之前听哪个同学说过，但它很快就像随便哪则社会新闻一样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以至于等丁昌哲问起我时，我才想起他大概的确是死了。这样说可能有些冷酷，但那些从未或不再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的人是死是活，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没有那种时刻对远处的死产生强烈共情的能力。段卫洲留给我的印象很浅，我只记得他个子不高，不爱说话，那双总在闪躲的眼睛仿佛在提醒路人他没有看起来那么成熟。当他的形象完整地浮现在我眼前后，我便想起那天出游确实有一个人畏畏缩缩跟在后面，我们似乎是半路遇上他的，昌哲邀请他与我们同行，而我心里埋怨着他的提议，段卫洲的出现显然破坏了空气中好不容易才酝酿出来的甜丝丝的气氛。大概就是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我直接将他从那天的记忆中删除，以便美化我的青春中为数不多的美好画面。从昌哲的口气，我推断出段卫洲的死对他冲击很大，果然，接下来，他没有谈我最感兴趣的话题，即他是怎样重新同我们的班花董子琪相恋并结婚的，转而讲起了段卫洲的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昌哲说，他死在二〇〇七年的上海，被人用一根电话线活活勒死在公共电话亭。他的死本身就带有时代的印记，现在哪有人打公用电话，尽管城市里的电话亭还没有完全拆除，那些线路可能还是通的，但至少电话线再也不会成为凶器了。没人知道凶手是谁，昌哲说，那年春节我去看望段卫洲的父亲时他对我说，上海派出所的民警给他看了街角的监控器拍到的嫌疑犯的身影，那人戴着一顶正好可以遮住眼睛的棒球帽，镇定地离开了杀人现场，在快要走出镜头时，他还回头望了段卫洲一眼。在继续叙述段卫洲的父亲的回忆前，昌哲忽然想起段家离这座水库不远，他那天是骑自行车沿路问过去的，在回家的路上，他登上他们村附近的松树山山顶。昌哲说他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是想到段卫洲肯定也爬过这座山，就是在那时，他看到了远远看去显得十分瘦小的倒水河。我没想到，昌哲说，段卫洲的父亲竟对他的死作出那样富有文学性的评论，他说正是那回望的一眼，让他感觉儿子只是伪造了自己的死，监控镜头里的凶手其实是段卫洲本人。这无疑是接连生下两个女儿才收获这样一根独苗的老父亲因不愿直面儿子的死而想象出来的情节，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好好上着大学的儿子会忽然横死街头，等他汽车转火车、火车倒地铁赶到医院的太平间时，他根本无法认出这具因浮肿而变形的尸体，尤其令他后悔的是，他忽然记起儿子身上的胎记并告诉了民警，医院的工作人员便像要唤醒死者一般将尸僵尚未完全消退的头颅挪向一侧，露出那块比他记忆中要大上一倍、由椭圆胀成圆形的胎记。他的疑惑无法阻止民警的结案，死者身上有身份证，认尸本来就是走过场。我发现段卫洲的父亲的叙述越来越有想象力了，昌哲说，他说那块胎记很可能是他一时的幻觉，而民警和医生为了省事故意配合他演戏。总之，段卫洲的父亲认为儿子死得蹊跷，决定处理完后事就去上海的工地上干活，顺便调查真相。
我当时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他，昌哲说，段卫洲最后那通电话很可能是打给我的，那时我们差不多每周都要通一次电话，通话时间甚至比我打给子琪的还要长，我每回同她聊不到五分钟就觉得无聊，这也是我当初提出分手的原因。如今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昌哲的叙述又回到段卫洲身上，我们在电话里只聊文学，最近买了什么好书，读了哪位大师的作品，对哪个文学流派又有了新的认识，有时我们甚至还向对方朗读一首自己刚写的诗或是小说片段，也正因为此，我们不能在校内打那些人来人往因而毫无隐私可言的公用电话，而必须去校外找个偏僻的电话亭，我忍不住推论，如果不是我，他就不会跑到学校外面去打那通电话，遇到那个很可能只是无差别行凶的魔鬼，我觉得这种无意义的死比从某个方面来说具有建构性的自杀更可怕，也就是说，在促成段衛洲之死的诸多因素中，我是关键的一环。段卫洲死后，我总是感到沮丧，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而且我很难向人解释这种痛苦，子琪从武汉跑到北京来找我，我甚至都没有去火车站接她，我其实已经洗好头发准备出门，却忽然对穿过拥挤的人群去见她这个过程感到莫名的恐惧，以至于只能躺在床上盯着手机上子琪发来的信息，一遍又一遍地想我该怎么回她。这事过后没多久我们就分手了，是我逼子琪提出分手的，不过，昌哲说，我不想把自己说得太高尚，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为了汲取更多的诗意，我的痛苦里总是有大量事后修饰的成分，事实上，在去过段家后，我反而有了解脱感，他的骨灰瓮就摆在春台上，他父亲说在找到真凶之前，他不会埋掉儿子的骨灰。和我想象中不同的是，段家显得整洁而明亮，并没有哀悼的气氛，我不由得想这一切都是在一旁操持家务的他母亲的功劳，这意味着段卫洲很可能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而现在，他提前结束征途，回到这个秩序井然的家中。可能就是这种矫情的想象让我松了一口气，后来我以段卫洲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昌哲的嘴角露出不自然的笑，应该说段卫洲的父亲也是这篇小说的作者，我是照着他的思路来写的，在那篇小说里，渴望重活一遍的段卫洲与他刚认识不久的孤儿赵某，在照镜子时惊讶地发现了两人在容貌和身材上的高度相似，后来经过反复商议，他们策划了一场设计精密得连伪造耳后胎记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在内的谋杀案，就是说，死在电话亭里的是那个一心求死、无人关心的赵某，而段卫洲就像蜕皮动物一样脱掉无用的旧壳，一身轻盈地朝着全世界的车站和码头出发，过上了永远在别处和在路上的人生。 事实上，随着丁昌哲语气里小说腔的加重，我越来越怀疑其回忆的真实性，并且，就和许多小说家留给我的印象一样，他的讲述，尤其是他最后口述的那篇小说，有一种轻浮的虚构意味。你当然可以把不幸去世的朋友写进小说，但或许不该这样草率地拿一个看似精巧实则空洞的故事打发掉一个人的一生，连“赵氏孤儿”这种低级的互文都出来了。不过，他的叙述还是令我感到惊讶，他竟在几乎没有任何寒暄的前提下，如此直接地向我，一个多年未见、已经很难算得上是朋友的朋友，毫无保留地展现他的文学热情，这种并不常见的坦诚一方面令我动容，另一方面也使我意识到昌哲对我的印象必定还停留在高中时代。
那时，丁昌哲、董子琪、陈书娣和我四个人走得很近，我们都喜欢写诗。按我事后的分析，社会的变化是有层次的，就在北上广已经大步跃进21世纪的消费狂潮中时，我们所在的那个大别山脚下的小县城大体上还活在九十年代的气氛中，八十年代的文学激情通过海子和顾城的诗，又经由韩寒和郭敬明等少年作家的刺激，诈尸般地施咒于我们：我们互相借阅对方手上不多的大半都是盗版的书籍;经常在学校自印的报纸上发表诗歌，虽然没有稿费，还是觉得脸上有光;也曾相约多次给位于上海巨鹿路的文学杂志投稿，当我们把手写的稿件塞进信封，并肩走向邮局时，分明感到文学的大门在向我们敞开。如今想来，我很庆幸自己在那个压抑到每年都有学生跳楼的高中找到了文学这样一个避风港，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世界，文学无法提供真正的庇护，反而会因袒露弱点而更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深圳的广告公司上班，除了广告词，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写过其他东西，甚至连书都很少读。文学中的情感总是那么完整而细腻，在其映照下，现实中情绪的琐碎与粗糙越发令人难以忍受。就我对董子琪和陈书娣的观察来看，她们的心路历程大概与我相似，高中毕业后，她们也渐渐远离文学。只有丁昌哲还活在对伟大的渴求之中，他去首都读了中文系，多年来一直坚持创作。当然，鉴于董子琪多年以后还愿意同他结婚，我不免猜想，也许她身上也保留着高于常人的文学热情。说实话，我对他俩的兴趣要远远超过段卫洲，毕竟除了命运，你很难从意外之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昌哲回忆时，我几次想把话头引向他自己的生活，但他似乎有意抗拒我的暗示，而坚持讲述，或者更准确地说，坚持虚构段卫洲的人生。
要等到一周后的第二次见面，我才能更深地理解段卫洲在丁昌哲人生中的象征意味。我们一开始约在县城中心的读者书城，这家书店在我们读高中时就已经开了好多年，现在不但没有倒闭，反而开了一家面积更大的新店，在我们这个人口不到三十万的小县城，这似乎可以称得上是文学的奇迹，当然前提是将花花绿绿的网络文学和心灵鸡汤也视为文学，而这显然是昌哲无法赞同的。我猜他只是想将摆满书籍的书架作为我们谈话的背景，以便为他的书面化表达提供一个更合适的空间。不过，书店没有开门，我们便又决定去东郊的烈士陵园。一路上我骑着白色电动车，跟在昌哲有意缓行的黑色轿车之后，感觉是他的车在拉着我前进，我们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所有的行人都戴上了口罩，有如置身一座没有边界的医院。烈士陵园也没有開门，但昌哲说我们可以绕到后门，去翻从前他常爬的那道低矮的围墙，从那里可以毫不费力地跳上一个小土坡。可是等我们停好车，走到围墙根前，才发现记忆中的围墙已经加高，顶上还插上了一长排仿佛在宣誓主权并阻挡我们回到过去的铁矛。
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去倒水河水库大堤。堤坝上散步的人多了起来，还有人在遛狗，那只金毛大概很久没有出门，正不顾呵斥地拉着它的主人奔跑。我们走到柱子上刻满情话、脏话和“到此一游”的凉亭里，用昌哲事先从后备箱里拿出来的旧报纸垫在坑坑洼洼的石凳上，坐了下去。当我问昌哲什么时候叫上董子琪一起叙叙旧，而他回答说孩子还太小、一时半会儿不方便出来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尽管我知道同学们大多已经结婚生子，而父母也一不定非要摆出父母的样子，但我还是很难想象在我印象中完全还是少女模样的董子琪已经身为人母，而眼前这个显然还活在文学幻觉中，似乎迟迟未能习惯于现实世界的年轻人居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也许和所有单身的人一样，我总是倾向于假定对方尚未结婚，或者至少没有孩子，而一旦假定不成立，就会像我此刻感受到的一样，隐隐觉出一种被迫从集体中出列的失落。
昌哲似乎觉察到了我的心思，也可能初为人父的他还没有学会熟练地谈论自己的孩子，他很快就岔开了话题。你记不记得，昌哲望向一侧的水库说，那时的大坝没有这道铁丝网，夏天很多人来这游泳，经常有人比赛看谁先游到湖中心的那个长满杂草的小岛，只是站在岸边看着他们，都能感受到那种欢乐，而现在这些生锈的网格把人拦在外面，把风景锁在里面，一点意思也没有。事实上这两年县城的生活经常让我有这种感觉，昌哲说，总有一道铁丝网横亘在我眼前，使我看不清所有东西的原貌，也无法真正触摸它们，那些可有可无的回忆附着在县城的每一个角落，好像我的眼睛看向哪里，哪里的油漆、石灰和水泥就会剥落，露出十几年前破败不堪的样子，以至于我看任何东西都有重影，这种不真实的奇怪感觉扰乱着我的思绪，常常令我坐立不安。
不过我没什么可后悔的，昌哲说，我必须从北京回来，虽然两年后的今天回头看，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其他可能性，但那一年，在所有那些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共同作用下，我所有的推理都反复指向这唯一的结局：我必须从北京回来。给我造成最直接冲击的，要数那一起至今都令我无法释怀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描述的暴力事件。当我父亲打电话告诉我，他和姐姐都被人打进医院，而打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我那平日里就有家暴倾向的姐夫时，我愤怒到极点，立即买下一张高铁票回家。我一路上都在设想各种复仇方案，以至于到最后我完全沉浸在同归于尽的想象中。从武昌火车站出来时，我打算去超市买一把长水果刀，老板却告诉我自从车站发生砍头事件后，附近的商铺都不允许卖刀了，等我在从武昌到县城的长途汽车上醒来并下车后，买刀的事就已经恍惚到让我分不清真假。而当我在傍晚穿过房屋密集的第二小区，沿途路过十几家飘着细小棉絮的小型服装加工厂，抵达姐夫家时，母亲正在厨房忙活，手臂上裹着白纱布的父亲和额头上留着黑色缝针线的姐姐则倚在客厅沙发的两侧看古装电视剧，他们那超出我想象的平静使我在一瞬间有了被背叛的感觉。家人在饭桌上用控诉的口气向我披露了更多细节，昌哲说，事发当天，我的姐姐去民政局门口会见同意离婚的姐夫，出于安全考虑，她叫上了在他们谈判期间一直躲在一旁抽烟的父亲，和之前许多次的会面一样，这一回仍是不欢而散，所以他们没有想到，在父亲骑上摩托车带走姐姐去黄商超市买菜期间，姐夫早已跨上自己的摩托车带着越积越多不得不喷涌而出的恨意埋伏在他们回乡下老家的必经之路上。据父亲回忆，他先是听见有人大吼一声，接着就看到一个被他断定为疯子的人挥舞着棍棒从路旁的芒草丛里跳出来，他踩住脚刹而不是照他事后分析所该做到的那样直直地撞上去，这时他才认清这个疯子就是已经化身魔鬼的姐夫，但棍棒已经落到他们身上，摩托车也倒在路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昌哲忽然评论道，说正事时总是会被一些无涉主题的细节带偏，比如父亲开始回忆摩托车倒地后，后面的车辆如何不近人情地鸣笛，姐姐则说起她发现自己的手机摔坏后，当她捂住伤口扶着父亲来到路边的村子想找人借手机报警时，村民那不近人情的冷漠。在我的追问下，昌哲说，他们绕了很久才告诉我，他们流着血敲了好几户人家的门，最后从一个鳏夫那里借到手机叫来救护车，去医院缝针、拍片后，因为担心要花费更多的钱，他们不顾医生留院观察的建议，在病床上躺了一天就出院回到姐夫家。之所以没有回乡下老家，是因为父亲认为县城的派出所出警更快，并且他断定行凶之后迟迟不敢露面的姐夫不敢那么快回去。父亲就是那时给我打的电话，他装作想要找我倾诉，顺便帮他分析一下他的推论是否合理，并再三强调我不用回去，但我从他那小心翼翼的询问口气中明白，他其实很希望我能早点回去帮忙。眼下他们已经束手无策，虽然已向派出所报案，但民警向希望将姐夫绳之以法的姐姐解释说，他们所受的伤看起来很重，事实上很可能只属于轻微伤，达不到刑事案件成立的条件，施暴者最多也就拘留十五天。 接下来的日子，昌哲叹了口气接着说，我就在父亲的单位、律师事务所、派出所、公安局、民政局、妇联、医院之间像泄气的皮球一样来回奔波，陷入一座我误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置身其中的城堡，那些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像一个个忠诚的士兵死死守住出口，我尝试找到一道裂缝，一个地洞，一扇窗户，却一次次地宣告失败。在那间开在红灯发廊旁的律师事务所里，那位挺着啤酒肚的律师告诉我，为了能立案侦查，首先需要的是一份轻伤二级的鉴定报告。于是我骑上父亲那辆后视镜上粘着血斑的摩托车，载着姐姐去公安局的物证鉴定所，一个透过老花镜读报的老头坐在空旷的科室里，听清来意后，他从抽屉里掏出一把钢尺测量姐姐额头上的两道伤口，左边三厘米，右边四厘米，一共七厘米，他近乎自言自语地计算着，随后又对姐姐说，长度不足八厘米，达不到轻伤二级，你要是需要，我就给你开个轻微伤的报告。他一面说一面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泛黄的参考书，蘸着口水翻到轻伤鉴定标准那一页：你们看看，这里是不是写着八厘米。律师在电话里告诉我，昌哲接着说，如有异议，可以去人民医院交钱做鉴定。人民医院的女医师按墙上贴的收费标准先收了两百块的鉴定费，鉴定方式却仍是拿尺子量伤口，做出同公安局一模一样的结论。我朝姐姐使了个眼色，去屋外商量一番后，决定给女医师塞八百块钱红包。拿到轻伤二级的鉴定报告走在回家路上时，昌哲说，我一直在回想自己几乎无意识甩出的那个眼神，我为自己的市侩感到惊讶。
我的父亲在化肥厂上班，昌哲说，这家早在二十年前就被私人承包了的、规模只有原先十分之一的国营工厂仍是他骄傲的源泉，毕竟你知道的，上世纪能进化肥厂是全县公认的幸事，而他是以退伍军人的身份被组织安排进去的。对他来说，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变意味着阶级的跨越，也是他这辈子直接和国家发生关系的一件大事，所以当大多数职工选择“买断”出去经商或打工时，他仍然决定领一份微薄的保底工资，留下来给化肥厂的私人老板打工，尽管后来连我们家大部分农村的亲戚都通过进化为大城市的农民工挣得比他多，但他依然在教科书定义的层面上固执地认为自己才是人上人，这种潜在的工人阶级领导心态使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向母亲、姐姐和我发号施令。直到那一天，昌哲说，我才忽然意识到可恨与可怜的辩证法，父亲其实根本没有自己表现出来的那样坚定和冷硬，或者说他这些年一直在演戏，只为掩盖内心的怯弱与慌张。那天他拿着一千多块钱医药费的发票，叫我和他一起去化肥厂的行政楼找王主任，为了报销这笔费用的百分之八十也就是八百多块钱，他要求我和他一起骗王主任说他手臂上的伤是用电锯锯柴时不小心割伤的。我怎么也理解不了为这么点钱大费周折，昌哲说，但是，一旦你进入县城的生态环境，大城市里那些关于现代社会规则的认识会迅速崩塌，或者说你只有变成一个行动迟缓、斤斤计较的人才有可能被众人，尤其是被你的家人接受。那栋掩映在法国梧桐树下的三层高的行政楼用它那在风中哐当作响的破旧窗户、那句留在石灰墙面上隐约可见的“抓革命，促生产”口号，以及那块定格在二〇〇八年写着“预祝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的宣传窗，显示出一种年轮般层层叠加的衰败感，以至于我一看见它，立即就想起在那浓郁的氨气味中度过的灰色童年。那一排排建在倒水河边的宿舍楼已经拆除，据说要盖新的商品房，而我们家是最后离开那里的一批人，不是守着最后的底牌要做钉子户，而只是在攒够钱回村盖房之前无处可去。这些宿舍楼的产权不属于工人，按王主任的说法，留我们在那住那么多年，已是仁至义尽。王主任还是戴着那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金丝眼镜，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坐在两进的办公室外屋，喝着王主任的妻子兼秘书泡的茶，等着在里屋打麻将的王主任出来。父亲和我掏出自己的烟来抽，在穿堂风的吹拂下，我们的烟很快和里屋的烟汇在一起朝窗外的倒水河飘去，就在那一刻，昌哲说，我忽然被一种巨大的羞耻和悔恨感击中，我也是读过萨特和加缪的人，可是坐在这里等王主任开恩的我，和印度的贱民有什么不同？这些年来我找的每一份工作最看重的都是它能不能有充足的时间供我写作，我到底在做什么，难道我真的指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我已经忘了王主任是怎么走出来依据相关规定告诉我們这个钱是不可能报销的，只觉得周围仿佛被一种一直在我眼前晃动却始终遭到有意忽略的真理之光环绕：是的，这些年来，为了摆脱身份的阴影，我不惜修改身世，总是试图寻找并放大童年时期偶一为之的阅读或思考，以此证明我的文学天赋。我像有产者一样关心一个又一个社会热点新闻，积极分享他们的痛苦和焦虑，传播爱与和平的信念。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维持一种活在中心的假象罢了。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动机根本就不纯粹，拨开那一层又一层自我辩护的迷雾，我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妄图靠文学翻身的小丑，一粒不属于任何共同体、随时能被一个哪怕只有一丁点权力的人踩在脚下的无足轻重的尘埃。从上大学到工作，十二年了，昌哲的声音显得越来越激动，我在北京已经待了十二年，梦早该醒了。
也许是情绪波动导致的疲倦，昌哲失去了讲故事的耐心，接下来的叙述几乎成为故事梗概。他讲了自己怎样主动去找已在老家捧了多年铁饭碗的董子琪帮忙，在为姐姐的事奔波期间，他其实不时想起在县城人脉广泛因而足以为他提供解决方案的董子琪，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恐怕确实是他唯一的选择。轻伤二级的鉴定报告交给派出所后，很快便进入立案侦查阶段，民警竟通过手机定位信息，跑去武汉的一家网吧将姐夫缉拿归案，法院则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姐夫八个月有期徒刑，诉讼离婚也很顺利。接着他又用更具概括性的话语陈述了自己如何在董子琪及未来岳母的建议和协助下，考上了县档案局的档案管理员。他需要做的只是隔三差五接收一下其他单位送来的固定资产凭证、重要施工图纸、结离婚证明、国企退休人员资料文件等档案，拿紫外线杀菌灯消毒后，分门别类地放进那些归档后就无人问津的柜子里。他没有长期弥漫在办公室里的备受冷落的怨气，相反他感到此处的安稳给他带来了真正的自由。现在他有了大把读书的时间，灵感来了，就打开电脑记上几笔。他近乎自嘲地说，写作对他而言已经变成一种类似于练毛笔字的东方文人式的趣味。尽管如此，一提起写作，昌哲那原本黯淡的眼神忽又泛起光泽。我打算写一部以县城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昌哲说，每一篇都是独立的却又相互关联，同一个人物会在不同篇目里反复出现，这样的结构你肯定见过，很适合用来表现纠缠在关系网中的县城生活，这些被遗忘在县城里的人还是很值得一写的，比如我的岳父，这两年我就一直想要写他。我也是和董子琪结婚后才知道，昌哲的嗓音又恢复了生机，她的父亲葬身于二〇〇二年外贸商场的那场如今再也没人谈起的大火，当她的母亲赶去满是刺鼻焦味的事故现场，穿过尸体多到无处下脚的走道，在县城当时最奢华的迪厅的舞池中央找到已经窒息而亡、嘴唇殷红得像涂满口红的丈夫时，她的眼前竟出现了电视剧里常有的戏剧性的一幕：死者的怀里抱着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年轻女子。据她事后调查，这个女人同她的丈夫已经交往多年，被死者背叛的人连生气的权力也没有，我的岳母总结道，昌哲说，现场有如大屠杀一般的惨烈情形也削减了她个人的悲伤，尤其令她印象深刻以致不时在噩梦中出现的是，当时很多死者身上的BP机都在响，整座大厅回荡着此起彼伏的“滴滴滴——滴滴滴——”声，那些惨死的人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唤醒。你想想看，昌哲有些兴奋地说，BP机已经消失那么多年了，而我的岳母有可能是整个县城乃至全国唯一还清楚记得BP机铃声的人，这里面有一种奇特的历史感，但我还没有想好怎么用文字表达出来。 尽管丁昌哲自始至终都没有谈及他是如何同董子琪再续前缘的，但从他的闪躲、叹息和那不时僵化得如同石膏像一般的表情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结合并不完全像同学们想象的那样是难得一见的爱情神话，对昌哲而言，这似乎是委曲求全的结果。那间小小的档案室，那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这座小小的县城分明装不下他的心，而他又只能亲手将自己流放于此，余生只求水底的平静。文学，尤其是他尚未且可能永远无法完成的那一部分，显然已经成为他的氧气，他借此得以大口呼吸，也正因为此，离奇死去的段卫洲成为一个文学的符号，像探照灯一样不时扫射并照亮他业已黯淡的心。有时我想，昌哲说，也许终有一天我会像霍桑的威克菲尔德，毛姆的斯特里克兰德，或是我想象中的段卫洲那样来一次完美的金蝉脱壳，我将躲在一个安全的角落，盯住我爱过、恨过的人死看，并且一遍遍地发出喟叹：呀，日子不错，都挺好。
我和丁昌哲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县中心的上岛咖啡馆。县城的商铺已经陆续开门营业，我也买好了两天后直达深圳的汽车票，昌哲看到我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票据，便立即约我见面。这天下午和接下来的两天，也许是接下来的大半辈子，昌哲开玩笑说，他都有无穷无尽的琐事紧紧缠身，所以我们一大早就到了咖啡馆。在门口量过体温，临窗坐下后，昌哲说他周末偶尔会来这里写作，每次都坐在同一个位置，看着窗外像沙丁鱼一样做无规则运动的车辆和行人，等待灵感的降臨，这是他在北京养成的习惯，一时改不过来。服务员以小地方的人特有的那种令人不安的热情问我们喝点什么，我随昌哲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却被告知店内因暂时进不到货而停售咖啡，我瞥见邻桌的两个中年人正在吃豆腐脑，就提议要不我们也来两碗，昌哲露出了尴尬的微笑，随即又点头表示同意。这一次，昌哲终于讲起了他和董子琪的生活，却又将叙述的中心放在孩子身上。我的女儿出生后，我的一部分也就死去了，昌哲说，而且我预感到，她每长大一点，我就会缩小一点，这是好事，因为我的自我显然太多了。对于女儿而言，我这个父亲当然是有意义的，而一旦成为他人的意义，我就不必执著于自身的价值，这相当于一次重大的心灵减负，换句话说，我的女儿拯救了我，也许很多父母都是这样被他们的子女拯救的，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养孩子当然很累，子琪和我上班之外的时间几乎全都花在孩子身上，尽管有岳母和母亲帮忙，可每天还是焦头烂额，我难以想象上辈人一家六七个孩子都是怎么带大的，怎么好像比养猫都容易。当然医学的进步也已经使得这世上不可能再有健康的人，尤其是健康的婴儿了，我们每次去给孩子做检查，不是缺微量元素，就是血液里某项指标不对，然后就得想各种办法应对。话虽如此，问题是，我们成年人要那么多时间做什么？过多的时间只会压迫我们，这也许才是人们扑到手机上的根本原因，手机不是奴役而是解放了在工作之外无所事事的人，我以前没有意识到，时间是必须被打发掉的，而养育孩子最能消磨时间，而且对于很多做过梦的父母来说，孩子还能成为他们无法实现自己梦想的万能借口。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便努力抗拒这一诱惑，我反复告诫自己，我的失败只属于我自己，与我的家人无关。我这么说你也许不会同意，昌哲说，但我真的感到，生活在小县城的确是一种失败，生活成本确实变低了，却必须以心灵的死寂为代价。县城确实也有了电影院、美国的快餐店和法国的连锁超市，但这些全都是外在的脚手架，无法呈现这座奇怪的建筑物的实质。县城的主体是老人与小孩，是养老院和托儿所，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除了一开始就留下来当公务员的，大多是中途死了心的人，他们像散沙一样飘在县城的街道上，既无法扎根，也不能再次飞出去。这种失意甚至会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化作一种深刻的恐惧，比如现在每天中午我都要抱着孩子去小区院子里散步、晒太阳，眼前全都是些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的老人，不出二十年，他们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而一旦这样想，我就仿佛已经提前置身于一座类似于方舱医院那样巨大的停尸间，这种阴森的寒意总是逼迫我近乎仓皇地逃回家中。
昌哲接了一个不得不取消午餐的电话，他不小心按了免提键，虽又迅速撤回，但我还是听出电话是董子琪打来的。尽管昌哲一再向我强调，没什么大事，子琪总是喜欢大惊小怪，但她那急切得近乎怒斥的同高中时的轻言细语形成鲜明对比的声音，还是让我忍不住催促似乎还想继续谈下去的昌哲早点回家。同他匆匆告别后，我随便找了家小店吃了一碗难以下咽的热干面，又骑上电动车，打算去黄商超市买点路上的吃食。在卖方便面的货架前，我遇到一个眼睛和睫毛长得很像陈书娣的人，尽管口罩下面长着的很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嘴和脸，我还是不由得躲在角落注视她。这时忽然冲过来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围着她蹦跳，要拉她去另外一个地方，情急之下，气喘吁吁的小孩摘下了自己的口罩，母亲立即俯身帮她重新戴上。就在这一瞬间，我几乎可以确认这位母亲就是陈书娣本人，因为那个孩子有着和她近乎一模一样的甜津津的笑，而之前路过时模模糊糊对比过的两组画面此刻忽地变得清晰无比。十五年前，超市所在的地方还是附近村民栽种的大片桃林，就是在那里面，我第一次亲吻了陈书娣，当然，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强吻，书娣一直紧闭着眼睛和嘴唇，想要挣脱我的怀抱，我只能转而去亲她的脸颊和额头，她身上的肌肉不再紧绷，慢慢瘫软在我的身上。受到鼓励，我又拿舌头尝试去撬开她的嘴，再次失败后，我吻了她的眼睛，把她的长睫毛含在嘴里，她喊了句“恶心”后便一把推开我跑掉。我忽然想到，陈书娣正在挑选商品的那个货架会不会正好就在当年我吻她的那棵树下。在这滥情的联想的驱使下，我仿佛看到一排排货架像多米诺骨牌那样朝四堵墙倒伏而去，而初吻的那一幕在超市中央缓缓升起的舞台上悄然上演，台下响起了掌声。听着促销员用塑料小手拍出来的啪嗒啪嗒声，怀着异样的失落，我目送母女二人走出超市，想起并理解了昌哲所说的在县城看什么都有重影的那种恍惚感。
我又一次骑车来到倒水河水库大堤，堤坝上的游客多到空气里酝酿出了节假日的气氛，大部分是可能在等复工通知的年轻人，其实除了眺望一下一成不变的倒水河，这里并没有什么风景，但郊外的野地和林子在县城的扩张过程中全都化为乌有，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去处了。再去一次尽头的想法不是这时才有的，与昌哲的三次见面尤其前两次，我都想提议重走一遍旧路，但他的谈兴使我很难插上话。大堤上的路比记忆中的要短得多，很快就到了和当年一样大门紧闭的孤零零的县地震局，我们五个人当时都猫着身子往里瞧，像是期待黑暗中有人会猛地出现吓我们一跳，昌哲当时还尝试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大门，最后好像还有谁踢了铁门一脚。接着我又看到三排楼体很新但玻璃窗大半已被砸碎、许多房门也不知所踪的写字楼，他们四个人如果看到这些写字楼的入口处立着一块“大别山大学生创业基地”的石碑，想必也会和我一样感到荒诞，在这荒郊野岭这些人到底有过怎样的创业目标，说过怎样的豪言壮语。再往前便是大片的菜地和连绵的丘陵，大堤上的水泥路到这就没了，只能沿一条土路进到水库旁的村子里，这条狭窄的下坡路使我像失忆的人遇到心底的旧物那样猛地想起，二〇〇五年，我们五个人就是从这里下去一路欢歌笑语，经过好几座村子、绕了许多小路才走回县城的，而段卫洲是在中途同我们分手的。分不清是真实的记忆，还是受丁昌哲文学叙事的影响，我的眼前浮现出段卫洲在水塘边长满青草的小路上低头行走的身影，他走得很快，像是要摆脱我们四个人的注视。 这个画面忽然给了我想要沿段卫洲走过的路去他家看看的冲动。我掏出手机查看地图，发现距离此地三公里的地方确有一个姓段的村子，便决定骑过去碰碰运气。路过三座几乎全是楼房因而给人一种曾经的平房集体站了起来的错觉的村庄，便到了远望过去显得有些衰败的段家楼。村口的池塘里竟有一架废弃的断成三截的木头水车，它使我惊讶地意识到我的童年居然可以追溯到水车依然在转动的年代，大人们用力摇动把手，将水塘里的水一点点舀进稻田，遇见干旱的夏季，就能在村里看到这些像小型人造河一样架在田埂上的水车。其实直到这时，我整个人仍然处于一种失神的漫游之中，我并不清楚到底要不要以及怎样找到段家，去他家的冲动已经变得很淡，如果不是一位仿佛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的驼背老人，以长期独居者见到陌生人特有的那种热忱问我找谁，我很可能只会对着水车发一发感慨就掉头回家。当我不抱希望地说出段卫洲这个名字时，他先是以设问的口气问我是否是他的同学，接着竟点点头给我指了一条通向某个高围墙院子的路，随后又摇摇头说，这个孩子可惜了，这语气给人的感觉仿佛段卫洲不是已经去世十几年，而是刚走没几天。
当我在院门外停住电动车，穿过院子，来到如此用心地翻弄菜地以至于没有听见生人脚步声的段卫洲的父亲面前，并自报家门时，他似乎对我的忽然出现并不感到奇怪。在菜地旁接有黄色软管的水龙头下洗了把手后，他又拿抹布擦了擦红色的塑料凳子，请我在堂屋坐下，这一连串流利的动作使我产生一种错觉：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出现，要向我和盘托出全部的真相。在他泡茶的间隙，我扫视了一圈这栋显然布满凄楚的房子，到处都是乱糟糟的，桌椅、农具和衣物仿佛都不在它们该在的位置，春台上没有丁昌哲着重描述过的骨灰瓮，醒目的是一个比例不太协调的用木头做成的十字架。自从前年卫洲的母亲去世后，我就懒得打扫房子了，我把心打扫干净让神有地方住就行。段卫洲的父亲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以一种在婚丧嫁娶等特殊场合才会使用的方言腔调，预演过一般向我说出他那天在那间光线渐渐黯淡下去的堂屋里说过的唯一一句逻辑清晰的话。从他之后绝大部分时间都杂乱无序得像是说梦话一般的回忆中，我还是大致理出了段卫洲之死的另一个版本：高考失利后，对两个姐姐辍学供自己读书一事耿耿于怀的段卫洲放弃去三本大学就读的机会，选择了学费更便宜的公办专科院校念计算机专业。从大一下学期开始，他同室友合伙做起收售二手电脑的生意，班上一个东北籍的同学向他们介绍了一单事后被证实为骗局的生意，三人因此事发生争执，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的东北学生在遭到斥责后怀恨在心，最后在排队打公用电话引发的冲突中失手用电话线勒死了段卫洲，民警在案发三天后就抓住了在网吧里不吃不喝疯狂打游戏想要用这种方式猝死的凶手。要是能够预见事情后来的发展，段卫洲的父亲评论道，他就不会费那么大精力以每人一百的价格召集三十多位工友去学校示威，校方为了息事宁人答应将原定的两万块钱赔偿费改为二十万，这笔钱被段卫洲的姐夫借去开宾馆结果血本无归。尤其令段卫洲的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前年他在工地上焊钢筋笼子时忽被包工头叫到铁皮房办公室，后者带着受骗者的委屈口气命令他卷铺盖走人，他这才知道这件当年为他在父老乡亲中挣得尊严，也曾被上海的晨报以寥寥几笔正面报道过的小事早就被记录在案。段卫洲父亲的叙述中最接近丁昌哲小说式描述的地方是，在提及段卫洲本不该有的心理压力时，他复述了一段无意间看到的作文。我的两个姐姐的出生，仿佛只是为了迎接我的到来，在那篇作文里，段卫洲这样写道。段卫洲的父亲用出人意料的标准普通话背诵道：一九九八年，她们攥着蛇皮袋，坐一辆掉漆的长途汽车，抵达沉睡中的东莞市，她们把汗滴和泪水倒在生产线上，换回一张张钞票供我读书，我每天夜里都很用功，结果适得其反，因为我过早算出了答案：只有墙、撞不开墙的头和流不出来的血。我的儿子还是挺有文学天赋的，他改用方言笑着说，这可能是家族的遗传，我念小学时就喜欢语文不爱算术，我的父亲还当过小学校长，是远近闻名的右派分子，只可惜还没等到平反就病死了，要不然我们家也不至于变成这个样子。
当我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走出段家，骑上电动车来到丁昌哲提过的那座松树山时，也许是为了平复心情和理清头绪，我也决定爬到山顶去看一看。在山脚下停车时，我看到一条断腿的狗用一种疑惑的口气轻声呜咽，像是不能理解自己为何会陷入这样绝望的境地。半山坡上插着一大簇远看上去极为逼真的蓝色塑料花，这些假花是献给一位姓段的今年年初以八十七岁高龄去世的主人的，他的身后散落着不少坟头。我临时起意打算去找找段卫洲的墓。清明节刚过，山上的枸骨和荆棘明显被清理过，杂草也呈现出被人踩过的倒伏的痕迹，路不难走，但是几十个墓碑挨个看过去，都没有段卫洲的名字，也许他的骨灰就埋在那些没有竖碑的同他生前一样不事声张的坟包里。天似乎快要黑透了，沿一条仅能容下一双脚的小路一口气爬到山顶时，我却发现原本以为早已落下的太阳此刻仍然平静地挂在倒水河上，它看起来那么小，很难设想它的光能照到县城之外，而那既不炽热也不清冷的光使人一时之间难以分清它到底是要缓缓下降，还是再次升起。
自問自答
和你以前的作品相比，这篇小说在形式上好像有了一点变化？
受塞巴尔德小说的影响，我开始着迷于这种不停转述的叙事方式。
你会在形式上尝试做更多实验吗？
不会。我最近意识到实验文学很可能只是无产阶级作家发明出来的策略，因为它可以一次性取消掉创作中所有艰难的部分，是一种只需要不停解构，不需要建构的创作。说得苛刻点，这种做法其实部分参与甚至加速了世界的崩溃与失序。
呃，那你觉得你目前创作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好像你也没有建构出很多东西啊？
无产者想要从事文学创作，最缺的是精力和时间。成家以后，我越来越渴望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了，具体来说，我想要用钱换取更多时间上的自由。但我不知道怎样实现阶级翻越，以前也没认真考虑过。我能从当前的生活中得到的唯一安慰是，也许我能因此避开某种弥漫在文化界的共同景观，从而离真实更近一些。
他纠正我说，当时我们一共有五个人，而不是四个，那个被我遗忘的男生名叫段卫洲。这个名字一说出口，昌哲便陷入沉思，走了几步路，才想起来问我是不是知道段卫洲已经死了。这则消息我之前听哪个同学说过，但它很快就像随便哪则社会新闻一样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以至于等丁昌哲问起我时，我才想起他大概的确是死了。这样说可能有些冷酷，但那些从未或不再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的人是死是活，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没有那种时刻对远处的死产生强烈共情的能力。段卫洲留给我的印象很浅，我只记得他个子不高，不爱说话，那双总在闪躲的眼睛仿佛在提醒路人他没有看起来那么成熟。当他的形象完整地浮现在我眼前后，我便想起那天出游确实有一个人畏畏缩缩跟在后面，我们似乎是半路遇上他的，昌哲邀请他与我们同行，而我心里埋怨着他的提议，段卫洲的出现显然破坏了空气中好不容易才酝酿出来的甜丝丝的气氛。大概就是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我直接将他从那天的记忆中删除，以便美化我的青春中为数不多的美好画面。从昌哲的口气，我推断出段卫洲的死对他冲击很大，果然，接下来，他没有谈我最感兴趣的话题，即他是怎样重新同我们的班花董子琪相恋并结婚的，转而讲起了段卫洲的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昌哲说，他死在二〇〇七年的上海，被人用一根电话线活活勒死在公共电话亭。他的死本身就带有时代的印记，现在哪有人打公用电话，尽管城市里的电话亭还没有完全拆除，那些线路可能还是通的，但至少电话线再也不会成为凶器了。没人知道凶手是谁，昌哲说，那年春节我去看望段卫洲的父亲时他对我说，上海派出所的民警给他看了街角的监控器拍到的嫌疑犯的身影，那人戴着一顶正好可以遮住眼睛的棒球帽，镇定地离开了杀人现场，在快要走出镜头时，他还回头望了段卫洲一眼。在继续叙述段卫洲的父亲的回忆前，昌哲忽然想起段家离这座水库不远，他那天是骑自行车沿路问过去的，在回家的路上，他登上他们村附近的松树山山顶。昌哲说他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是想到段卫洲肯定也爬过这座山，就是在那时，他看到了远远看去显得十分瘦小的倒水河。我没想到，昌哲说，段卫洲的父亲竟对他的死作出那样富有文学性的评论，他说正是那回望的一眼，让他感觉儿子只是伪造了自己的死，监控镜头里的凶手其实是段卫洲本人。这无疑是接连生下两个女儿才收获这样一根独苗的老父亲因不愿直面儿子的死而想象出来的情节，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好好上着大学的儿子会忽然横死街头，等他汽车转火车、火车倒地铁赶到医院的太平间时，他根本无法认出这具因浮肿而变形的尸体，尤其令他后悔的是，他忽然记起儿子身上的胎记并告诉了民警，医院的工作人员便像要唤醒死者一般将尸僵尚未完全消退的头颅挪向一侧，露出那块比他记忆中要大上一倍、由椭圆胀成圆形的胎记。他的疑惑无法阻止民警的结案，死者身上有身份证，认尸本来就是走过场。我发现段卫洲的父亲的叙述越来越有想象力了，昌哲说，他说那块胎记很可能是他一时的幻觉，而民警和医生为了省事故意配合他演戏。总之，段卫洲的父亲认为儿子死得蹊跷，决定处理完后事就去上海的工地上干活，顺便调查真相。
我当时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他，昌哲说，段卫洲最后那通电话很可能是打给我的，那时我们差不多每周都要通一次电话，通话时间甚至比我打给子琪的还要长，我每回同她聊不到五分钟就觉得无聊，这也是我当初提出分手的原因。如今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昌哲的叙述又回到段卫洲身上，我们在电话里只聊文学，最近买了什么好书，读了哪位大师的作品，对哪个文学流派又有了新的认识，有时我们甚至还向对方朗读一首自己刚写的诗或是小说片段，也正因为此，我们不能在校内打那些人来人往因而毫无隐私可言的公用电话，而必须去校外找个偏僻的电话亭，我忍不住推论，如果不是我，他就不会跑到学校外面去打那通电话，遇到那个很可能只是无差别行凶的魔鬼，我觉得这种无意义的死比从某个方面来说具有建构性的自杀更可怕，也就是说，在促成段衛洲之死的诸多因素中，我是关键的一环。段卫洲死后，我总是感到沮丧，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而且我很难向人解释这种痛苦，子琪从武汉跑到北京来找我，我甚至都没有去火车站接她，我其实已经洗好头发准备出门，却忽然对穿过拥挤的人群去见她这个过程感到莫名的恐惧，以至于只能躺在床上盯着手机上子琪发来的信息，一遍又一遍地想我该怎么回她。这事过后没多久我们就分手了，是我逼子琪提出分手的，不过，昌哲说，我不想把自己说得太高尚，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为了汲取更多的诗意，我的痛苦里总是有大量事后修饰的成分，事实上，在去过段家后，我反而有了解脱感，他的骨灰瓮就摆在春台上，他父亲说在找到真凶之前，他不会埋掉儿子的骨灰。和我想象中不同的是，段家显得整洁而明亮，并没有哀悼的气氛，我不由得想这一切都是在一旁操持家务的他母亲的功劳，这意味着段卫洲很可能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而现在，他提前结束征途，回到这个秩序井然的家中。可能就是这种矫情的想象让我松了一口气，后来我以段卫洲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昌哲的嘴角露出不自然的笑，应该说段卫洲的父亲也是这篇小说的作者，我是照着他的思路来写的，在那篇小说里，渴望重活一遍的段卫洲与他刚认识不久的孤儿赵某，在照镜子时惊讶地发现了两人在容貌和身材上的高度相似，后来经过反复商议，他们策划了一场设计精密得连伪造耳后胎记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在内的谋杀案，就是说，死在电话亭里的是那个一心求死、无人关心的赵某，而段卫洲就像蜕皮动物一样脱掉无用的旧壳，一身轻盈地朝着全世界的车站和码头出发，过上了永远在别处和在路上的人生。 事实上，随着丁昌哲语气里小说腔的加重，我越来越怀疑其回忆的真实性，并且，就和许多小说家留给我的印象一样，他的讲述，尤其是他最后口述的那篇小说，有一种轻浮的虚构意味。你当然可以把不幸去世的朋友写进小说，但或许不该这样草率地拿一个看似精巧实则空洞的故事打发掉一个人的一生，连“赵氏孤儿”这种低级的互文都出来了。不过，他的叙述还是令我感到惊讶，他竟在几乎没有任何寒暄的前提下，如此直接地向我，一个多年未见、已经很难算得上是朋友的朋友，毫无保留地展现他的文学热情，这种并不常见的坦诚一方面令我动容，另一方面也使我意识到昌哲对我的印象必定还停留在高中时代。
那时，丁昌哲、董子琪、陈书娣和我四个人走得很近，我们都喜欢写诗。按我事后的分析，社会的变化是有层次的，就在北上广已经大步跃进21世纪的消费狂潮中时，我们所在的那个大别山脚下的小县城大体上还活在九十年代的气氛中，八十年代的文学激情通过海子和顾城的诗，又经由韩寒和郭敬明等少年作家的刺激，诈尸般地施咒于我们：我们互相借阅对方手上不多的大半都是盗版的书籍;经常在学校自印的报纸上发表诗歌，虽然没有稿费，还是觉得脸上有光;也曾相约多次给位于上海巨鹿路的文学杂志投稿，当我们把手写的稿件塞进信封，并肩走向邮局时，分明感到文学的大门在向我们敞开。如今想来，我很庆幸自己在那个压抑到每年都有学生跳楼的高中找到了文学这样一个避风港，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世界，文学无法提供真正的庇护，反而会因袒露弱点而更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深圳的广告公司上班，除了广告词，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写过其他东西，甚至连书都很少读。文学中的情感总是那么完整而细腻，在其映照下，现实中情绪的琐碎与粗糙越发令人难以忍受。就我对董子琪和陈书娣的观察来看，她们的心路历程大概与我相似，高中毕业后，她们也渐渐远离文学。只有丁昌哲还活在对伟大的渴求之中，他去首都读了中文系，多年来一直坚持创作。当然，鉴于董子琪多年以后还愿意同他结婚，我不免猜想，也许她身上也保留着高于常人的文学热情。说实话，我对他俩的兴趣要远远超过段卫洲，毕竟除了命运，你很难从意外之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昌哲回忆时，我几次想把话头引向他自己的生活，但他似乎有意抗拒我的暗示，而坚持讲述，或者更准确地说，坚持虚构段卫洲的人生。
要等到一周后的第二次见面，我才能更深地理解段卫洲在丁昌哲人生中的象征意味。我们一开始约在县城中心的读者书城，这家书店在我们读高中时就已经开了好多年，现在不但没有倒闭，反而开了一家面积更大的新店，在我们这个人口不到三十万的小县城，这似乎可以称得上是文学的奇迹，当然前提是将花花绿绿的网络文学和心灵鸡汤也视为文学，而这显然是昌哲无法赞同的。我猜他只是想将摆满书籍的书架作为我们谈话的背景，以便为他的书面化表达提供一个更合适的空间。不过，书店没有开门，我们便又决定去东郊的烈士陵园。一路上我骑着白色电动车，跟在昌哲有意缓行的黑色轿车之后，感觉是他的车在拉着我前进，我们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所有的行人都戴上了口罩，有如置身一座没有边界的医院。烈士陵园也没有開门，但昌哲说我们可以绕到后门，去翻从前他常爬的那道低矮的围墙，从那里可以毫不费力地跳上一个小土坡。可是等我们停好车，走到围墙根前，才发现记忆中的围墙已经加高，顶上还插上了一长排仿佛在宣誓主权并阻挡我们回到过去的铁矛。
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去倒水河水库大堤。堤坝上散步的人多了起来，还有人在遛狗，那只金毛大概很久没有出门，正不顾呵斥地拉着它的主人奔跑。我们走到柱子上刻满情话、脏话和“到此一游”的凉亭里，用昌哲事先从后备箱里拿出来的旧报纸垫在坑坑洼洼的石凳上，坐了下去。当我问昌哲什么时候叫上董子琪一起叙叙旧，而他回答说孩子还太小、一时半会儿不方便出来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尽管我知道同学们大多已经结婚生子，而父母也一不定非要摆出父母的样子，但我还是很难想象在我印象中完全还是少女模样的董子琪已经身为人母，而眼前这个显然还活在文学幻觉中，似乎迟迟未能习惯于现实世界的年轻人居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也许和所有单身的人一样，我总是倾向于假定对方尚未结婚，或者至少没有孩子，而一旦假定不成立，就会像我此刻感受到的一样，隐隐觉出一种被迫从集体中出列的失落。
昌哲似乎觉察到了我的心思，也可能初为人父的他还没有学会熟练地谈论自己的孩子，他很快就岔开了话题。你记不记得，昌哲望向一侧的水库说，那时的大坝没有这道铁丝网，夏天很多人来这游泳，经常有人比赛看谁先游到湖中心的那个长满杂草的小岛，只是站在岸边看着他们，都能感受到那种欢乐，而现在这些生锈的网格把人拦在外面，把风景锁在里面，一点意思也没有。事实上这两年县城的生活经常让我有这种感觉，昌哲说，总有一道铁丝网横亘在我眼前，使我看不清所有东西的原貌，也无法真正触摸它们，那些可有可无的回忆附着在县城的每一个角落，好像我的眼睛看向哪里，哪里的油漆、石灰和水泥就会剥落，露出十几年前破败不堪的样子，以至于我看任何东西都有重影，这种不真实的奇怪感觉扰乱着我的思绪，常常令我坐立不安。
不过我没什么可后悔的，昌哲说，我必须从北京回来，虽然两年后的今天回头看，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其他可能性，但那一年，在所有那些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共同作用下，我所有的推理都反复指向这唯一的结局：我必须从北京回来。给我造成最直接冲击的，要数那一起至今都令我无法释怀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描述的暴力事件。当我父亲打电话告诉我，他和姐姐都被人打进医院，而打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我那平日里就有家暴倾向的姐夫时，我愤怒到极点，立即买下一张高铁票回家。我一路上都在设想各种复仇方案，以至于到最后我完全沉浸在同归于尽的想象中。从武昌火车站出来时，我打算去超市买一把长水果刀，老板却告诉我自从车站发生砍头事件后，附近的商铺都不允许卖刀了，等我在从武昌到县城的长途汽车上醒来并下车后，买刀的事就已经恍惚到让我分不清真假。而当我在傍晚穿过房屋密集的第二小区，沿途路过十几家飘着细小棉絮的小型服装加工厂，抵达姐夫家时，母亲正在厨房忙活，手臂上裹着白纱布的父亲和额头上留着黑色缝针线的姐姐则倚在客厅沙发的两侧看古装电视剧，他们那超出我想象的平静使我在一瞬间有了被背叛的感觉。家人在饭桌上用控诉的口气向我披露了更多细节，昌哲说，事发当天，我的姐姐去民政局门口会见同意离婚的姐夫，出于安全考虑，她叫上了在他们谈判期间一直躲在一旁抽烟的父亲，和之前许多次的会面一样，这一回仍是不欢而散，所以他们没有想到，在父亲骑上摩托车带走姐姐去黄商超市买菜期间，姐夫早已跨上自己的摩托车带着越积越多不得不喷涌而出的恨意埋伏在他们回乡下老家的必经之路上。据父亲回忆，他先是听见有人大吼一声，接着就看到一个被他断定为疯子的人挥舞着棍棒从路旁的芒草丛里跳出来，他踩住脚刹而不是照他事后分析所该做到的那样直直地撞上去，这时他才认清这个疯子就是已经化身魔鬼的姐夫，但棍棒已经落到他们身上，摩托车也倒在路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昌哲忽然评论道，说正事时总是会被一些无涉主题的细节带偏，比如父亲开始回忆摩托车倒地后，后面的车辆如何不近人情地鸣笛，姐姐则说起她发现自己的手机摔坏后，当她捂住伤口扶着父亲来到路边的村子想找人借手机报警时，村民那不近人情的冷漠。在我的追问下，昌哲说，他们绕了很久才告诉我，他们流着血敲了好几户人家的门，最后从一个鳏夫那里借到手机叫来救护车，去医院缝针、拍片后，因为担心要花费更多的钱，他们不顾医生留院观察的建议，在病床上躺了一天就出院回到姐夫家。之所以没有回乡下老家，是因为父亲认为县城的派出所出警更快，并且他断定行凶之后迟迟不敢露面的姐夫不敢那么快回去。父亲就是那时给我打的电话，他装作想要找我倾诉，顺便帮他分析一下他的推论是否合理，并再三强调我不用回去，但我从他那小心翼翼的询问口气中明白，他其实很希望我能早点回去帮忙。眼下他们已经束手无策，虽然已向派出所报案，但民警向希望将姐夫绳之以法的姐姐解释说，他们所受的伤看起来很重，事实上很可能只属于轻微伤，达不到刑事案件成立的条件，施暴者最多也就拘留十五天。 接下来的日子，昌哲叹了口气接着说，我就在父亲的单位、律师事务所、派出所、公安局、民政局、妇联、医院之间像泄气的皮球一样来回奔波，陷入一座我误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置身其中的城堡，那些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像一个个忠诚的士兵死死守住出口，我尝试找到一道裂缝，一个地洞，一扇窗户，却一次次地宣告失败。在那间开在红灯发廊旁的律师事务所里，那位挺着啤酒肚的律师告诉我，为了能立案侦查，首先需要的是一份轻伤二级的鉴定报告。于是我骑上父亲那辆后视镜上粘着血斑的摩托车，载着姐姐去公安局的物证鉴定所，一个透过老花镜读报的老头坐在空旷的科室里，听清来意后，他从抽屉里掏出一把钢尺测量姐姐额头上的两道伤口，左边三厘米，右边四厘米，一共七厘米，他近乎自言自语地计算着，随后又对姐姐说，长度不足八厘米，达不到轻伤二级，你要是需要，我就给你开个轻微伤的报告。他一面说一面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泛黄的参考书，蘸着口水翻到轻伤鉴定标准那一页：你们看看，这里是不是写着八厘米。律师在电话里告诉我，昌哲接着说，如有异议，可以去人民医院交钱做鉴定。人民医院的女医师按墙上贴的收费标准先收了两百块的鉴定费，鉴定方式却仍是拿尺子量伤口，做出同公安局一模一样的结论。我朝姐姐使了个眼色，去屋外商量一番后，决定给女医师塞八百块钱红包。拿到轻伤二级的鉴定报告走在回家路上时，昌哲说，我一直在回想自己几乎无意识甩出的那个眼神，我为自己的市侩感到惊讶。
我的父亲在化肥厂上班，昌哲说，这家早在二十年前就被私人承包了的、规模只有原先十分之一的国营工厂仍是他骄傲的源泉，毕竟你知道的，上世纪能进化肥厂是全县公认的幸事，而他是以退伍军人的身份被组织安排进去的。对他来说，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变意味着阶级的跨越，也是他这辈子直接和国家发生关系的一件大事，所以当大多数职工选择“买断”出去经商或打工时，他仍然决定领一份微薄的保底工资，留下来给化肥厂的私人老板打工，尽管后来连我们家大部分农村的亲戚都通过进化为大城市的农民工挣得比他多，但他依然在教科书定义的层面上固执地认为自己才是人上人，这种潜在的工人阶级领导心态使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向母亲、姐姐和我发号施令。直到那一天，昌哲说，我才忽然意识到可恨与可怜的辩证法，父亲其实根本没有自己表现出来的那样坚定和冷硬，或者说他这些年一直在演戏，只为掩盖内心的怯弱与慌张。那天他拿着一千多块钱医药费的发票，叫我和他一起去化肥厂的行政楼找王主任，为了报销这笔费用的百分之八十也就是八百多块钱，他要求我和他一起骗王主任说他手臂上的伤是用电锯锯柴时不小心割伤的。我怎么也理解不了为这么点钱大费周折，昌哲说，但是，一旦你进入县城的生态环境，大城市里那些关于现代社会规则的认识会迅速崩塌，或者说你只有变成一个行动迟缓、斤斤计较的人才有可能被众人，尤其是被你的家人接受。那栋掩映在法国梧桐树下的三层高的行政楼用它那在风中哐当作响的破旧窗户、那句留在石灰墙面上隐约可见的“抓革命，促生产”口号，以及那块定格在二〇〇八年写着“预祝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的宣传窗，显示出一种年轮般层层叠加的衰败感，以至于我一看见它，立即就想起在那浓郁的氨气味中度过的灰色童年。那一排排建在倒水河边的宿舍楼已经拆除，据说要盖新的商品房，而我们家是最后离开那里的一批人，不是守着最后的底牌要做钉子户，而只是在攒够钱回村盖房之前无处可去。这些宿舍楼的产权不属于工人，按王主任的说法，留我们在那住那么多年，已是仁至义尽。王主任还是戴着那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金丝眼镜，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坐在两进的办公室外屋，喝着王主任的妻子兼秘书泡的茶，等着在里屋打麻将的王主任出来。父亲和我掏出自己的烟来抽，在穿堂风的吹拂下，我们的烟很快和里屋的烟汇在一起朝窗外的倒水河飘去，就在那一刻，昌哲说，我忽然被一种巨大的羞耻和悔恨感击中，我也是读过萨特和加缪的人，可是坐在这里等王主任开恩的我，和印度的贱民有什么不同？这些年来我找的每一份工作最看重的都是它能不能有充足的时间供我写作，我到底在做什么，难道我真的指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我已经忘了王主任是怎么走出来依据相关规定告诉我們这个钱是不可能报销的，只觉得周围仿佛被一种一直在我眼前晃动却始终遭到有意忽略的真理之光环绕：是的，这些年来，为了摆脱身份的阴影，我不惜修改身世，总是试图寻找并放大童年时期偶一为之的阅读或思考，以此证明我的文学天赋。我像有产者一样关心一个又一个社会热点新闻，积极分享他们的痛苦和焦虑，传播爱与和平的信念。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维持一种活在中心的假象罢了。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动机根本就不纯粹，拨开那一层又一层自我辩护的迷雾，我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妄图靠文学翻身的小丑，一粒不属于任何共同体、随时能被一个哪怕只有一丁点权力的人踩在脚下的无足轻重的尘埃。从上大学到工作，十二年了，昌哲的声音显得越来越激动，我在北京已经待了十二年，梦早该醒了。
也许是情绪波动导致的疲倦，昌哲失去了讲故事的耐心，接下来的叙述几乎成为故事梗概。他讲了自己怎样主动去找已在老家捧了多年铁饭碗的董子琪帮忙，在为姐姐的事奔波期间，他其实不时想起在县城人脉广泛因而足以为他提供解决方案的董子琪，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恐怕确实是他唯一的选择。轻伤二级的鉴定报告交给派出所后，很快便进入立案侦查阶段，民警竟通过手机定位信息，跑去武汉的一家网吧将姐夫缉拿归案，法院则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姐夫八个月有期徒刑，诉讼离婚也很顺利。接着他又用更具概括性的话语陈述了自己如何在董子琪及未来岳母的建议和协助下，考上了县档案局的档案管理员。他需要做的只是隔三差五接收一下其他单位送来的固定资产凭证、重要施工图纸、结离婚证明、国企退休人员资料文件等档案，拿紫外线杀菌灯消毒后，分门别类地放进那些归档后就无人问津的柜子里。他没有长期弥漫在办公室里的备受冷落的怨气，相反他感到此处的安稳给他带来了真正的自由。现在他有了大把读书的时间，灵感来了，就打开电脑记上几笔。他近乎自嘲地说，写作对他而言已经变成一种类似于练毛笔字的东方文人式的趣味。尽管如此，一提起写作，昌哲那原本黯淡的眼神忽又泛起光泽。我打算写一部以县城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昌哲说，每一篇都是独立的却又相互关联，同一个人物会在不同篇目里反复出现，这样的结构你肯定见过，很适合用来表现纠缠在关系网中的县城生活，这些被遗忘在县城里的人还是很值得一写的，比如我的岳父，这两年我就一直想要写他。我也是和董子琪结婚后才知道，昌哲的嗓音又恢复了生机，她的父亲葬身于二〇〇二年外贸商场的那场如今再也没人谈起的大火，当她的母亲赶去满是刺鼻焦味的事故现场，穿过尸体多到无处下脚的走道，在县城当时最奢华的迪厅的舞池中央找到已经窒息而亡、嘴唇殷红得像涂满口红的丈夫时，她的眼前竟出现了电视剧里常有的戏剧性的一幕：死者的怀里抱着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年轻女子。据她事后调查，这个女人同她的丈夫已经交往多年，被死者背叛的人连生气的权力也没有，我的岳母总结道，昌哲说，现场有如大屠杀一般的惨烈情形也削减了她个人的悲伤，尤其令她印象深刻以致不时在噩梦中出现的是，当时很多死者身上的BP机都在响，整座大厅回荡着此起彼伏的“滴滴滴——滴滴滴——”声，那些惨死的人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唤醒。你想想看，昌哲有些兴奋地说，BP机已经消失那么多年了，而我的岳母有可能是整个县城乃至全国唯一还清楚记得BP机铃声的人，这里面有一种奇特的历史感，但我还没有想好怎么用文字表达出来。 尽管丁昌哲自始至终都没有谈及他是如何同董子琪再续前缘的，但从他的闪躲、叹息和那不时僵化得如同石膏像一般的表情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结合并不完全像同学们想象的那样是难得一见的爱情神话，对昌哲而言，这似乎是委曲求全的结果。那间小小的档案室，那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这座小小的县城分明装不下他的心，而他又只能亲手将自己流放于此，余生只求水底的平静。文学，尤其是他尚未且可能永远无法完成的那一部分，显然已经成为他的氧气，他借此得以大口呼吸，也正因为此，离奇死去的段卫洲成为一个文学的符号，像探照灯一样不时扫射并照亮他业已黯淡的心。有时我想，昌哲说，也许终有一天我会像霍桑的威克菲尔德，毛姆的斯特里克兰德，或是我想象中的段卫洲那样来一次完美的金蝉脱壳，我将躲在一个安全的角落，盯住我爱过、恨过的人死看，并且一遍遍地发出喟叹：呀，日子不错，都挺好。
我和丁昌哲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县中心的上岛咖啡馆。县城的商铺已经陆续开门营业，我也买好了两天后直达深圳的汽车票，昌哲看到我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票据，便立即约我见面。这天下午和接下来的两天，也许是接下来的大半辈子，昌哲开玩笑说，他都有无穷无尽的琐事紧紧缠身，所以我们一大早就到了咖啡馆。在门口量过体温，临窗坐下后，昌哲说他周末偶尔会来这里写作，每次都坐在同一个位置，看着窗外像沙丁鱼一样做无规则运动的车辆和行人，等待灵感的降臨，这是他在北京养成的习惯，一时改不过来。服务员以小地方的人特有的那种令人不安的热情问我们喝点什么，我随昌哲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却被告知店内因暂时进不到货而停售咖啡，我瞥见邻桌的两个中年人正在吃豆腐脑，就提议要不我们也来两碗，昌哲露出了尴尬的微笑，随即又点头表示同意。这一次，昌哲终于讲起了他和董子琪的生活，却又将叙述的中心放在孩子身上。我的女儿出生后，我的一部分也就死去了，昌哲说，而且我预感到，她每长大一点，我就会缩小一点，这是好事，因为我的自我显然太多了。对于女儿而言，我这个父亲当然是有意义的，而一旦成为他人的意义，我就不必执著于自身的价值，这相当于一次重大的心灵减负，换句话说，我的女儿拯救了我，也许很多父母都是这样被他们的子女拯救的，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养孩子当然很累，子琪和我上班之外的时间几乎全都花在孩子身上，尽管有岳母和母亲帮忙，可每天还是焦头烂额，我难以想象上辈人一家六七个孩子都是怎么带大的，怎么好像比养猫都容易。当然医学的进步也已经使得这世上不可能再有健康的人，尤其是健康的婴儿了，我们每次去给孩子做检查，不是缺微量元素，就是血液里某项指标不对，然后就得想各种办法应对。话虽如此，问题是，我们成年人要那么多时间做什么？过多的时间只会压迫我们，这也许才是人们扑到手机上的根本原因，手机不是奴役而是解放了在工作之外无所事事的人，我以前没有意识到，时间是必须被打发掉的，而养育孩子最能消磨时间，而且对于很多做过梦的父母来说，孩子还能成为他们无法实现自己梦想的万能借口。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便努力抗拒这一诱惑，我反复告诫自己，我的失败只属于我自己，与我的家人无关。我这么说你也许不会同意，昌哲说，但我真的感到，生活在小县城的确是一种失败，生活成本确实变低了，却必须以心灵的死寂为代价。县城确实也有了电影院、美国的快餐店和法国的连锁超市，但这些全都是外在的脚手架，无法呈现这座奇怪的建筑物的实质。县城的主体是老人与小孩，是养老院和托儿所，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除了一开始就留下来当公务员的，大多是中途死了心的人，他们像散沙一样飘在县城的街道上，既无法扎根，也不能再次飞出去。这种失意甚至会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化作一种深刻的恐惧，比如现在每天中午我都要抱着孩子去小区院子里散步、晒太阳，眼前全都是些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的老人，不出二十年，他们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而一旦这样想，我就仿佛已经提前置身于一座类似于方舱医院那样巨大的停尸间，这种阴森的寒意总是逼迫我近乎仓皇地逃回家中。
昌哲接了一个不得不取消午餐的电话，他不小心按了免提键，虽又迅速撤回，但我还是听出电话是董子琪打来的。尽管昌哲一再向我强调，没什么大事，子琪总是喜欢大惊小怪，但她那急切得近乎怒斥的同高中时的轻言细语形成鲜明对比的声音，还是让我忍不住催促似乎还想继续谈下去的昌哲早点回家。同他匆匆告别后，我随便找了家小店吃了一碗难以下咽的热干面，又骑上电动车，打算去黄商超市买点路上的吃食。在卖方便面的货架前，我遇到一个眼睛和睫毛长得很像陈书娣的人，尽管口罩下面长着的很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嘴和脸，我还是不由得躲在角落注视她。这时忽然冲过来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围着她蹦跳，要拉她去另外一个地方，情急之下，气喘吁吁的小孩摘下了自己的口罩，母亲立即俯身帮她重新戴上。就在这一瞬间，我几乎可以确认这位母亲就是陈书娣本人，因为那个孩子有着和她近乎一模一样的甜津津的笑，而之前路过时模模糊糊对比过的两组画面此刻忽地变得清晰无比。十五年前，超市所在的地方还是附近村民栽种的大片桃林，就是在那里面，我第一次亲吻了陈书娣，当然，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强吻，书娣一直紧闭着眼睛和嘴唇，想要挣脱我的怀抱，我只能转而去亲她的脸颊和额头，她身上的肌肉不再紧绷，慢慢瘫软在我的身上。受到鼓励，我又拿舌头尝试去撬开她的嘴，再次失败后，我吻了她的眼睛，把她的长睫毛含在嘴里，她喊了句“恶心”后便一把推开我跑掉。我忽然想到，陈书娣正在挑选商品的那个货架会不会正好就在当年我吻她的那棵树下。在这滥情的联想的驱使下，我仿佛看到一排排货架像多米诺骨牌那样朝四堵墙倒伏而去，而初吻的那一幕在超市中央缓缓升起的舞台上悄然上演，台下响起了掌声。听着促销员用塑料小手拍出来的啪嗒啪嗒声，怀着异样的失落，我目送母女二人走出超市，想起并理解了昌哲所说的在县城看什么都有重影的那种恍惚感。
我又一次骑车来到倒水河水库大堤，堤坝上的游客多到空气里酝酿出了节假日的气氛，大部分是可能在等复工通知的年轻人，其实除了眺望一下一成不变的倒水河，这里并没有什么风景，但郊外的野地和林子在县城的扩张过程中全都化为乌有，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去处了。再去一次尽头的想法不是这时才有的，与昌哲的三次见面尤其前两次，我都想提议重走一遍旧路，但他的谈兴使我很难插上话。大堤上的路比记忆中的要短得多，很快就到了和当年一样大门紧闭的孤零零的县地震局，我们五个人当时都猫着身子往里瞧，像是期待黑暗中有人会猛地出现吓我们一跳，昌哲当时还尝试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大门，最后好像还有谁踢了铁门一脚。接着我又看到三排楼体很新但玻璃窗大半已被砸碎、许多房门也不知所踪的写字楼，他们四个人如果看到这些写字楼的入口处立着一块“大别山大学生创业基地”的石碑，想必也会和我一样感到荒诞，在这荒郊野岭这些人到底有过怎样的创业目标，说过怎样的豪言壮语。再往前便是大片的菜地和连绵的丘陵，大堤上的水泥路到这就没了，只能沿一条土路进到水库旁的村子里，这条狭窄的下坡路使我像失忆的人遇到心底的旧物那样猛地想起，二〇〇五年，我们五个人就是从这里下去一路欢歌笑语，经过好几座村子、绕了许多小路才走回县城的，而段卫洲是在中途同我们分手的。分不清是真实的记忆，还是受丁昌哲文学叙事的影响，我的眼前浮现出段卫洲在水塘边长满青草的小路上低头行走的身影，他走得很快，像是要摆脱我们四个人的注视。 这个画面忽然给了我想要沿段卫洲走过的路去他家看看的冲动。我掏出手机查看地图，发现距离此地三公里的地方确有一个姓段的村子，便决定骑过去碰碰运气。路过三座几乎全是楼房因而给人一种曾经的平房集体站了起来的错觉的村庄，便到了远望过去显得有些衰败的段家楼。村口的池塘里竟有一架废弃的断成三截的木头水车，它使我惊讶地意识到我的童年居然可以追溯到水车依然在转动的年代，大人们用力摇动把手，将水塘里的水一点点舀进稻田，遇见干旱的夏季，就能在村里看到这些像小型人造河一样架在田埂上的水车。其实直到这时，我整个人仍然处于一种失神的漫游之中，我并不清楚到底要不要以及怎样找到段家，去他家的冲动已经变得很淡，如果不是一位仿佛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的驼背老人，以长期独居者见到陌生人特有的那种热忱问我找谁，我很可能只会对着水车发一发感慨就掉头回家。当我不抱希望地说出段卫洲这个名字时，他先是以设问的口气问我是否是他的同学，接着竟点点头给我指了一条通向某个高围墙院子的路，随后又摇摇头说，这个孩子可惜了，这语气给人的感觉仿佛段卫洲不是已经去世十几年，而是刚走没几天。
当我在院门外停住电动车，穿过院子，来到如此用心地翻弄菜地以至于没有听见生人脚步声的段卫洲的父亲面前，并自报家门时，他似乎对我的忽然出现并不感到奇怪。在菜地旁接有黄色软管的水龙头下洗了把手后，他又拿抹布擦了擦红色的塑料凳子，请我在堂屋坐下，这一连串流利的动作使我产生一种错觉：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出现，要向我和盘托出全部的真相。在他泡茶的间隙，我扫视了一圈这栋显然布满凄楚的房子，到处都是乱糟糟的，桌椅、农具和衣物仿佛都不在它们该在的位置，春台上没有丁昌哲着重描述过的骨灰瓮，醒目的是一个比例不太协调的用木头做成的十字架。自从前年卫洲的母亲去世后，我就懒得打扫房子了，我把心打扫干净让神有地方住就行。段卫洲的父亲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以一种在婚丧嫁娶等特殊场合才会使用的方言腔调，预演过一般向我说出他那天在那间光线渐渐黯淡下去的堂屋里说过的唯一一句逻辑清晰的话。从他之后绝大部分时间都杂乱无序得像是说梦话一般的回忆中，我还是大致理出了段卫洲之死的另一个版本：高考失利后，对两个姐姐辍学供自己读书一事耿耿于怀的段卫洲放弃去三本大学就读的机会，选择了学费更便宜的公办专科院校念计算机专业。从大一下学期开始，他同室友合伙做起收售二手电脑的生意，班上一个东北籍的同学向他们介绍了一单事后被证实为骗局的生意，三人因此事发生争执，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的东北学生在遭到斥责后怀恨在心，最后在排队打公用电话引发的冲突中失手用电话线勒死了段卫洲，民警在案发三天后就抓住了在网吧里不吃不喝疯狂打游戏想要用这种方式猝死的凶手。要是能够预见事情后来的发展，段卫洲的父亲评论道，他就不会费那么大精力以每人一百的价格召集三十多位工友去学校示威，校方为了息事宁人答应将原定的两万块钱赔偿费改为二十万，这笔钱被段卫洲的姐夫借去开宾馆结果血本无归。尤其令段卫洲的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前年他在工地上焊钢筋笼子时忽被包工头叫到铁皮房办公室，后者带着受骗者的委屈口气命令他卷铺盖走人，他这才知道这件当年为他在父老乡亲中挣得尊严，也曾被上海的晨报以寥寥几笔正面报道过的小事早就被记录在案。段卫洲父亲的叙述中最接近丁昌哲小说式描述的地方是，在提及段卫洲本不该有的心理压力时，他复述了一段无意间看到的作文。我的两个姐姐的出生，仿佛只是为了迎接我的到来，在那篇作文里，段卫洲这样写道。段卫洲的父亲用出人意料的标准普通话背诵道：一九九八年，她们攥着蛇皮袋，坐一辆掉漆的长途汽车，抵达沉睡中的东莞市，她们把汗滴和泪水倒在生产线上，换回一张张钞票供我读书，我每天夜里都很用功，结果适得其反，因为我过早算出了答案：只有墙、撞不开墙的头和流不出来的血。我的儿子还是挺有文学天赋的，他改用方言笑着说，这可能是家族的遗传，我念小学时就喜欢语文不爱算术，我的父亲还当过小学校长，是远近闻名的右派分子，只可惜还没等到平反就病死了，要不然我们家也不至于变成这个样子。
当我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走出段家，骑上电动车来到丁昌哲提过的那座松树山时，也许是为了平复心情和理清头绪，我也决定爬到山顶去看一看。在山脚下停车时，我看到一条断腿的狗用一种疑惑的口气轻声呜咽，像是不能理解自己为何会陷入这样绝望的境地。半山坡上插着一大簇远看上去极为逼真的蓝色塑料花，这些假花是献给一位姓段的今年年初以八十七岁高龄去世的主人的，他的身后散落着不少坟头。我临时起意打算去找找段卫洲的墓。清明节刚过，山上的枸骨和荆棘明显被清理过，杂草也呈现出被人踩过的倒伏的痕迹，路不难走，但是几十个墓碑挨个看过去，都没有段卫洲的名字，也许他的骨灰就埋在那些没有竖碑的同他生前一样不事声张的坟包里。天似乎快要黑透了，沿一条仅能容下一双脚的小路一口气爬到山顶时，我却发现原本以为早已落下的太阳此刻仍然平静地挂在倒水河上，它看起来那么小，很难设想它的光能照到县城之外，而那既不炽热也不清冷的光使人一时之间难以分清它到底是要缓缓下降，还是再次升起。
自問自答
和你以前的作品相比，这篇小说在形式上好像有了一点变化？
受塞巴尔德小说的影响，我开始着迷于这种不停转述的叙事方式。
你会在形式上尝试做更多实验吗？
不会。我最近意识到实验文学很可能只是无产阶级作家发明出来的策略，因为它可以一次性取消掉创作中所有艰难的部分，是一种只需要不停解构，不需要建构的创作。说得苛刻点，这种做法其实部分参与甚至加速了世界的崩溃与失序。
呃，那你觉得你目前创作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好像你也没有建构出很多东西啊？
无产者想要从事文学创作，最缺的是精力和时间。成家以后，我越来越渴望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了，具体来说，我想要用钱换取更多时间上的自由。但我不知道怎样实现阶级翻越，以前也没认真考虑过。我能从当前的生活中得到的唯一安慰是，也许我能因此避开某种弥漫在文化界的共同景观，从而离真实更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