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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月底采访以色列大使马腾，他随口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最近十年来，以色列有九人获得诺贝尔奖，这些人全都来过中国。
为什么全都来过中国呢？因为中国有诺奖情结。从2005年开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了一个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官方活动，每年一届，今年已经是第十个年头。诺奖北京论坛的规格很高，国家领导人加人民大会堂是其标配。那些在国外高校仅能享受一个非固定车位的超级书呆子们，一踏上中国这片热土，立马变身光芒四射的大明星，受到从官到民的狂热追捧。当然他们应邀来到中国，并非对方付费的公款旅游，而是一种国家层面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要给咱们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出出主意。
跟“钱学森之问”的悲怆意味相比，“诺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更像一出欢乐的T台秀。翻开历次论坛的主题和议程能够看出，我们是把这些诺奖得主当成了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他们仿佛个个都随身携带着宇宙真理，随时可以拿出来供人瞻仰或与人分享。除了与高官对谈和纵论之外，神仙们还要到中小学校跟孩子们见面，激励他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不过按常理来说，经济学奖得主或许还能对别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些许参考意见，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奖得主们，就真的只能在各自专擅的领域内说长道短了，请他们到北京来，估计也只能是参观和被参观。
一直以来，我们的常理跟别人的常理都不太一样。比如两院院士，在本国诺奖得主未成群体之前，需要让他们秃子当和尚先凑合着承担一些神仙的职责，这便是我们的常理。一旦某人当选院士，他立马会变得无所不能，之前只能在实验室里呼风唤雨，现在可以到室外呼和唤了，更多的荣耀和资源随后也会滚滚而来。当然也有官员直接把自己呼唤成院士的，那是另一个路径，需做另一种解读。
二
请洋专家赞襄国内事务，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1912年初，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委托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海选“制宪专家”，终于在当年7月，隆重礼聘到美国政治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为民国政府之宪法顾问。行政法专家古德诺是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熟悉的美国政体，拥有宝贵的质疑和不妥协精神，但对自己并不怎么了解的、新生民国的实验式政体，却是赞赏有加；对袁本人的政治实力和个人魅力，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以今人之心度古教授之腹，或许从一开始，他就把古老中国当成了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美国梦”的天然实验室。当时国民党议员把持着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三十名刺儿头议员窝在离现在的《留学》杂志社一箭之地的天坛祈年殿里三个月，炮制出一部“建立责任内阁、限制总统权力”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史称《天坛宪草》。袁总统看着不爽，授意古教授反击，古教授心领神会奋笔疾书，一气呵成长文《中华民国宪法案之评议》，发表在当时的都市报《北京时报》上。雄文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袁世凯借洋专家之威力，成功地将祸乱根源《天坛宪草》扼杀在起草阶段，顺便将中国最初的立宪派打得落花流水。再后来，袁总统想要成为袁皇帝，已经回国就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古教授闻讯后兴奋异常，再度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撺掇袁世凯早日黄袍加身。
古德诺作为国际知名政治学者，在担任袁世凯总统的宪法顾问期间，针对中华民国之中央政府，就国体、政体的创设与改革建言献策，是一种积极有为的职务行为，不能庸俗地认为是对袁世凯知遇之恩的私人报答。他基于西方政治学理论，倡言实行君主立宪，如果不是师夷长技，至少也是他山之石，代表了当时国际政治文明的一个高度。
除了极力促成洪宪帝制之外，古德诺还提醒袁大总统，应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所有社会政治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古德诺特别看重政府的权威性和政局的稳定性，认为国民党把持的国会消弱了袁世凯总统的行政权力，国会应对行政效率低下、社会问题丛生负主要责任：“今日中国所最要者，在有一强固之政府。政府之政策必使之见诸施行，国会仅可为普遍之监督，不宜严重干涉，使政府不能为远大之计划”。古教授对中华民国国会的批评，大类奥巴马对美国共和党人把持之国会的怨怼，读者诸君阅览至此，是否有时空倒转的感慨？
三
“发展经济，稳定政局”，古德诺一百年前给中国开的这两个药方，现如今依然适用，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任何自信都有足够的底气支撑。三个自信的基础之上，器物上的进步和制度上的改革正在相互渗透。自洋务运动时期即纠缠不清的华夷体用之辩，终于慢慢成长为一个伪命题了。
许多人还记得三年前著名的404扎克伯格访华时的盛况，小扎本人很随意，中国媒体很多情。媒体疯狂追访小扎的动力在于，虽然依然404，但是相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两年前扎克伯格又来过一次上海，和华裔老婆挽着手在大街上闲逛，后面跟着六个体型硕大的保镖。最近关于他的消息是，脸书公司的先遣团队已经悄悄进入北京。媒体大胆猜测，中文不错的小扎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要在依然404的基础上，大举进入中国市场。
这真是一个相当诡异的猜测：如何在物理隔绝的前提下开展亲密互动？即便在移动互联风起云涌的时代，这也是一个考验人智商的大问题。
或许小扎是来做顾问的。他和他的公司，更像一本教材，捧着教材自学成材的，除了不久前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的新浪微博，应该还有制度设计者、规则制定者和市场管理员。
市场真的是越来越热闹了，面对层出不穷的叫板式创新和颠覆式突破，手忙脚乱的管理员们快要被逼成了五加二和白加黑。如何在惯例和特色这两个方面实现动态平衡，制度设计者显然比管理员更加高明：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创设新制度，建立新规则，让惯例、特色、制度、规则，统统都听我的。这比较符合据说是林肯最早熬制的那碗鸡汤的精神：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是创造未来。
再回到开头提到的那些应邀来中国开坛布道的诺奖得主，虽然糜费公帑颇多，但只要他们对中国事务抱有诚意和敬畏之心，愿意继承前辈学人古德诺一言兴邦的气概，我们就应该欢迎他们前来，鼓励他们多说。即便他们只懂得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那又有什么关系？
上月底采访以色列大使马腾，他随口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最近十年来，以色列有九人获得诺贝尔奖，这些人全都来过中国。
为什么全都来过中国呢？因为中国有诺奖情结。从2005年开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了一个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官方活动，每年一届，今年已经是第十个年头。诺奖北京论坛的规格很高，国家领导人加人民大会堂是其标配。那些在国外高校仅能享受一个非固定车位的超级书呆子们，一踏上中国这片热土，立马变身光芒四射的大明星，受到从官到民的狂热追捧。当然他们应邀来到中国，并非对方付费的公款旅游，而是一种国家层面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要给咱们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出出主意。
跟“钱学森之问”的悲怆意味相比，“诺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更像一出欢乐的T台秀。翻开历次论坛的主题和议程能够看出，我们是把这些诺奖得主当成了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他们仿佛个个都随身携带着宇宙真理，随时可以拿出来供人瞻仰或与人分享。除了与高官对谈和纵论之外，神仙们还要到中小学校跟孩子们见面，激励他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不过按常理来说，经济学奖得主或许还能对别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些许参考意见，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奖得主们，就真的只能在各自专擅的领域内说长道短了，请他们到北京来，估计也只能是参观和被参观。
一直以来，我们的常理跟别人的常理都不太一样。比如两院院士，在本国诺奖得主未成群体之前，需要让他们秃子当和尚先凑合着承担一些神仙的职责，这便是我们的常理。一旦某人当选院士，他立马会变得无所不能，之前只能在实验室里呼风唤雨，现在可以到室外呼和唤了，更多的荣耀和资源随后也会滚滚而来。当然也有官员直接把自己呼唤成院士的，那是另一个路径，需做另一种解读。
二
请洋专家赞襄国内事务，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1912年初，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委托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海选“制宪专家”，终于在当年7月，隆重礼聘到美国政治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为民国政府之宪法顾问。行政法专家古德诺是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熟悉的美国政体，拥有宝贵的质疑和不妥协精神，但对自己并不怎么了解的、新生民国的实验式政体，却是赞赏有加；对袁本人的政治实力和个人魅力，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以今人之心度古教授之腹，或许从一开始，他就把古老中国当成了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美国梦”的天然实验室。当时国民党议员把持着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三十名刺儿头议员窝在离现在的《留学》杂志社一箭之地的天坛祈年殿里三个月，炮制出一部“建立责任内阁、限制总统权力”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史称《天坛宪草》。袁总统看着不爽，授意古教授反击，古教授心领神会奋笔疾书，一气呵成长文《中华民国宪法案之评议》，发表在当时的都市报《北京时报》上。雄文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袁世凯借洋专家之威力，成功地将祸乱根源《天坛宪草》扼杀在起草阶段，顺便将中国最初的立宪派打得落花流水。再后来，袁总统想要成为袁皇帝，已经回国就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古教授闻讯后兴奋异常，再度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撺掇袁世凯早日黄袍加身。
古德诺作为国际知名政治学者，在担任袁世凯总统的宪法顾问期间，针对中华民国之中央政府，就国体、政体的创设与改革建言献策，是一种积极有为的职务行为，不能庸俗地认为是对袁世凯知遇之恩的私人报答。他基于西方政治学理论，倡言实行君主立宪，如果不是师夷长技，至少也是他山之石，代表了当时国际政治文明的一个高度。
除了极力促成洪宪帝制之外，古德诺还提醒袁大总统，应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所有社会政治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古德诺特别看重政府的权威性和政局的稳定性，认为国民党把持的国会消弱了袁世凯总统的行政权力，国会应对行政效率低下、社会问题丛生负主要责任：“今日中国所最要者，在有一强固之政府。政府之政策必使之见诸施行，国会仅可为普遍之监督，不宜严重干涉，使政府不能为远大之计划”。古教授对中华民国国会的批评，大类奥巴马对美国共和党人把持之国会的怨怼，读者诸君阅览至此，是否有时空倒转的感慨？
三
“发展经济，稳定政局”，古德诺一百年前给中国开的这两个药方，现如今依然适用，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任何自信都有足够的底气支撑。三个自信的基础之上，器物上的进步和制度上的改革正在相互渗透。自洋务运动时期即纠缠不清的华夷体用之辩，终于慢慢成长为一个伪命题了。
许多人还记得三年前著名的404扎克伯格访华时的盛况，小扎本人很随意，中国媒体很多情。媒体疯狂追访小扎的动力在于，虽然依然404，但是相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两年前扎克伯格又来过一次上海，和华裔老婆挽着手在大街上闲逛，后面跟着六个体型硕大的保镖。最近关于他的消息是，脸书公司的先遣团队已经悄悄进入北京。媒体大胆猜测，中文不错的小扎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要在依然404的基础上，大举进入中国市场。
这真是一个相当诡异的猜测：如何在物理隔绝的前提下开展亲密互动？即便在移动互联风起云涌的时代，这也是一个考验人智商的大问题。
或许小扎是来做顾问的。他和他的公司，更像一本教材，捧着教材自学成材的，除了不久前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的新浪微博，应该还有制度设计者、规则制定者和市场管理员。
市场真的是越来越热闹了，面对层出不穷的叫板式创新和颠覆式突破，手忙脚乱的管理员们快要被逼成了五加二和白加黑。如何在惯例和特色这两个方面实现动态平衡，制度设计者显然比管理员更加高明：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创设新制度，建立新规则，让惯例、特色、制度、规则，统统都听我的。这比较符合据说是林肯最早熬制的那碗鸡汤的精神：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是创造未来。
再回到开头提到的那些应邀来中国开坛布道的诺奖得主，虽然糜费公帑颇多，但只要他们对中国事务抱有诚意和敬畏之心，愿意继承前辈学人古德诺一言兴邦的气概，我们就应该欢迎他们前来，鼓励他们多说。即便他们只懂得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那又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