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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文，山东籍农民歌手。2011年因参加了某选秀栏目，身穿军大衣演唱《滚滚长江东逝水》如杨洪基原音重现，技惊四座，而得到“大衣哥”的绰号。从地道农民变身名人，在一夜成名的同时“大衣哥”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日前，朱之文走进BTV青年频道《北京客》，讲述了困扰自己的烦恼。
烦恼一：乡亲借钱、骗子捞钱接踵而来
2012年12月，有一个慈善活动找到朱之文，要帮助身患重病的孩子，朱之文刚刚走红，没有收入，决定拿出自己的军大衣举行爱心拍卖，“我这个大衣是在河北廊坊蔡窦庄一个旧货市场买的，新的都卖50多元钱，我花30元钱买了件旧的。”没想到这件军大衣最后竟然拍出了51 8万元的高价，“具体卖给谁我也不知道。”但六个孩子的医药费还远远不够，朱之文咬牙借钱又加了10万元，捐了出去。
这些年热心公益的朱之文总共捐款157万元，却因此遭遇了各种借钱的要求。“很多电话我是有质疑的，比如说我吃着饭电话响了，对方说你是大衣哥朱之文？我说我是朱之文，您有什么事。说着说着他不说话了，我说你怎么不说话了，他说我在哭泣呢。我说你有什么难事呢？他说我做生意，赔了多少多少钱，有家不能归，人家见了我跟我要钱，我也不是躲债的人，朱之文你是好人，你借给我100万吧。我问他家是哪儿的，他不跟我说，给我发个信息，发了个账号过来。我觉得这真可笑，你不说你的地址，我再傻也不会傻到这一步。有一次，我在家好不容易休息两天，我们那个邮电局的人说有我的快件，让我赶紧拿，我以为是粉丝给我寄吃的呢，赶紧去镇上取，跑到那儿一看，一摞子加急的信，没有吃的。我拿回家一看，十封信里得有八封是要钱的，信上写我有什么什么困难，这是我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有按着手印的，说你借给找钱，有我的手印；信上还有各个银行的账号。我还纳闷呢，别的名人家在哪儿大家自都不知道，怎么都知道我家，是咋回事呢？”
今年春节，朱之文的家里挤满了借钱的人，最多一天100多人，吓得“大衣哥”有家不敢回，躲到小河边。“初一中午就开始人来人往，有找我合影的，有借钱的，有找我拜师学艺的，有想上《星光大道》的。—开始谁要合影我都答应，心里再不高兴、再累也得跟人合影。实在没办法了，我就躲到离俺家有二三里地的河边，在那儿蹲着，心里想：出名都是享福的，我这是啥命，出名了，逼得不敢回家了。天特别冷，我穿的薄，就拿手机给俺家玉华打电话，问：咱家还有人吧？她说还有呢，都等着你呢。我说等多大会儿了？她说等了半个小时了。我说你叫他走吧，等下再叫他来。她说人家不见你不走。（我心想）别叫人家等着了，我冷人家也冷，就赶紧回来了，问他有啥事，他说想跟我合个影，说说话就走了。再问那个有啥事，他说就想跟你借俩钱，我有啥啥啥困难。我说今天光来借钱的20多个了，我也不知道你是真的是假的，再说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帮你，你要是真的有困难我可以给你找记者，让大家都帮帮你。他说不行，我害怕让记者曝光。我说曝光是让大家都帮你。他说我不想叫别人帮我，我想叫你帮我。这一听就是不大实际的。”
不光有陌生人向朱之文借钱，村里人也没少借，“有借钱买汽车的，有借钱买房子的，有借钱做生意的，买得起就买，买不起就过买不起的日子嘛。去年我借出去很多钱，大慨上百万，都是说朱之文你借给我，我一定还给你，又是找中间人，又是写欠条的，我觉得那个脸拉不下来，就借了，结果到现在，—分钱都没还。”
烦恼二：离婚传闻愈传愈烈，妻子变样了
朱之文家里穷，二十八九岁才娶上媳妇，一辆自行车就给驮回家了，最穷的时候只剩1块5毛钱，牙疼没钱看病，媳妇卖头发卖了140多元钱给他治病。朱之文成名后，离婚的传闻愈演愈烈，“大衣哥”表示自己不会做负心汉：“最难的时候都是妻子陪着，出了名就离婚，那不是连畜生都不如吗？”
虽然朱之文这么说，但总有“热心人”提醒他的妻子，“别人都说：玉华，你得赶紧打扮好一点，朱之文在外见的美女多了，再叫人拐跑了。我家玉华很在意我，赶紧打扮，她见人家小女孩抹口红，她也抹口红，站那儿问：之文，你看我漂亮吗？我一回头，说你别抹了，人家抹的嘴唇特别好看，你一抹嘴那么大，那叫难看。过几天我回去，她说你看我这头发好看吗？我—看那个头发染成黄色的了。她不染我看着挺好的，一染我老是跟她吵架。”
从结婚到现在，朱之文给爱人买过最贵的一样东西是一双马靴，“我给她买了一双小女孩穿的马靴，我见别人穿得特别漂亮，就在百荣花120元钱买了一双。我没有给我媳妇买过鞋，不知道她的脚有多大，结果我媳妇穿不进去，退也退不了，我就送给邻居媳妇了。”如今家里的财政大权在朱之文妻子的手里，“我相信她，她不乱花钱。”但是妻子有一次理财被人骗了，“有人找她说：玉华，你从之文那儿偷偷藏点私房钱，我给你理财。她就给人家1万元钱去理财了。我的钱经常给她花，她觉得不好意思了，就跟我说了这事儿。我说你理财就理财了吧，又没白扔。她让我去领利息，结果我一查，1万元钱只剩300元了，还设了密码一分钱也取不回来。前几天我在家说：玉华，咱这样吧，我挣的钱我花，你在家种地卖粮食（的钱）你花，中吧？她说你想得不孬，我种地光够我吃的，我花啥去？”
烦恼三：14岁儿子无人管教，辍学在家
朱之文有一儿一女，女儿16岁，儿子14岁。“两个人都不喜欢唱歌，没见儿子唱，很少见他说话，可能是我回家少，很少在一块儿沟通。我现在对待儿子跟我不出名前对待他是一样的，我现在也不给他钱，也不给他吃得太好，孩子要穷养才有出息，让他自力更生，让他知道挣钱不容易。在学校里我都跟老师说，别告诉学生我儿子他爸爸叫朱之文，所以他跟普通孩子一样，我也不到学校里看他。”
朱之文现在最头疼的是儿子根本不想回学校上学，“他本来也不太爱学习，我出了名以后，粉丝给他买了个游戏机，他老是打游戏，打着打着干脆不上学了。我干脆把游戏机给他藏起来，用不了几天他就好好地学习了。不知道谁又送给他个游戏机，结果他又玩起来，又不学习了。我没有时间在家管孩子，每天都在外面忙，就跟我媳妇说你别叫小文打游戏，把他那个游戏机收起来，他开电视你给他关了。她说管不了，我就安了—个总闸，闸拉下来，把电源给掐断。结果她掐了电源，小文就闹，一闹他妈妈就心软了。但是我拉了闸，他一看是我在那儿坐着，不敢说话，慢慢地就出去了；一看玉华在那儿，就说你必须给我推上，我得看电视去。”
为了让儿子上学，朱之文满村抓儿子，然后用三轮车强行把他送到学校去。“现在儿子滑头多了，根本追不上他，也拿他没办法，不上就不上吧，以后会种地能养活自己也行。”
烦恼四：出名后身不由己，身体也累垮了
出了名的朱之文演出不断，但是在舞台上也有烦恼，因为他老被要求唱不喜欢的歌，还要学跳舞。“我哪儿会跳舞呢，我会搬砖，在舞台上搬不上去，要表演才艺，那就跳个舞吧。还有那种现代的歌我也不适应，在北京的地下室录《嗨歌》，录得烦死我了，我唱不出来，不适合我，你叫我唱民族风这一类的歌还可以，要是唱那种脸红脖子粗的，我唱不了。导演说这个歌好，朱大哥你再试试。没办法，逼着鸭子上架。”
每天忙碌奔波着的朱之文，身体也累垮了。“一出名就休息不好，吃饭没有规律，什么都没规律，亚健康很严重，腰疼，腿疼，牙疼，肌肉酸疼。我从来没跟别人说我累了你别打扰我了，我感觉如果这样说，好像是不尊重人家似的。我都是尽量忍着，实在没办法了，就趴床上装睡着。”
现在朱之文仍然很喜欢种地，“我又花万把元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原来有一辆2200元钱买的旧车，没法修了，就买了新的。我觉得到了庄稼院、进了地里就舒坦，感觉空气特别清新，看着绿油油的庄稼、金灿灿的粮食，特别特别的舒服。”朱之文表示如果有一天风光不再，他愿意继续回家种地。“假如还有粉丝在，有观众愿意看，我就去给他们演；假如这样的生活真的失去了，我还能做一个快乐的农民。”
烦恼一：乡亲借钱、骗子捞钱接踵而来
2012年12月，有一个慈善活动找到朱之文，要帮助身患重病的孩子，朱之文刚刚走红，没有收入，决定拿出自己的军大衣举行爱心拍卖，“我这个大衣是在河北廊坊蔡窦庄一个旧货市场买的，新的都卖50多元钱，我花30元钱买了件旧的。”没想到这件军大衣最后竟然拍出了51 8万元的高价，“具体卖给谁我也不知道。”但六个孩子的医药费还远远不够，朱之文咬牙借钱又加了10万元，捐了出去。
这些年热心公益的朱之文总共捐款157万元，却因此遭遇了各种借钱的要求。“很多电话我是有质疑的，比如说我吃着饭电话响了，对方说你是大衣哥朱之文？我说我是朱之文，您有什么事。说着说着他不说话了，我说你怎么不说话了，他说我在哭泣呢。我说你有什么难事呢？他说我做生意，赔了多少多少钱，有家不能归，人家见了我跟我要钱，我也不是躲债的人，朱之文你是好人，你借给我100万吧。我问他家是哪儿的，他不跟我说，给我发个信息，发了个账号过来。我觉得这真可笑，你不说你的地址，我再傻也不会傻到这一步。有一次，我在家好不容易休息两天，我们那个邮电局的人说有我的快件，让我赶紧拿，我以为是粉丝给我寄吃的呢，赶紧去镇上取，跑到那儿一看，一摞子加急的信，没有吃的。我拿回家一看，十封信里得有八封是要钱的，信上写我有什么什么困难，这是我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有按着手印的，说你借给找钱，有我的手印；信上还有各个银行的账号。我还纳闷呢，别的名人家在哪儿大家自都不知道，怎么都知道我家，是咋回事呢？”
今年春节，朱之文的家里挤满了借钱的人，最多一天100多人，吓得“大衣哥”有家不敢回，躲到小河边。“初一中午就开始人来人往，有找我合影的，有借钱的，有找我拜师学艺的，有想上《星光大道》的。—开始谁要合影我都答应，心里再不高兴、再累也得跟人合影。实在没办法了，我就躲到离俺家有二三里地的河边，在那儿蹲着，心里想：出名都是享福的，我这是啥命，出名了，逼得不敢回家了。天特别冷，我穿的薄，就拿手机给俺家玉华打电话，问：咱家还有人吧？她说还有呢，都等着你呢。我说等多大会儿了？她说等了半个小时了。我说你叫他走吧，等下再叫他来。她说人家不见你不走。（我心想）别叫人家等着了，我冷人家也冷，就赶紧回来了，问他有啥事，他说想跟我合个影，说说话就走了。再问那个有啥事，他说就想跟你借俩钱，我有啥啥啥困难。我说今天光来借钱的20多个了，我也不知道你是真的是假的，再说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帮你，你要是真的有困难我可以给你找记者，让大家都帮帮你。他说不行，我害怕让记者曝光。我说曝光是让大家都帮你。他说我不想叫别人帮我，我想叫你帮我。这一听就是不大实际的。”
不光有陌生人向朱之文借钱，村里人也没少借，“有借钱买汽车的，有借钱买房子的，有借钱做生意的，买得起就买，买不起就过买不起的日子嘛。去年我借出去很多钱，大慨上百万，都是说朱之文你借给我，我一定还给你，又是找中间人，又是写欠条的，我觉得那个脸拉不下来，就借了，结果到现在，—分钱都没还。”
烦恼二：离婚传闻愈传愈烈，妻子变样了
朱之文家里穷，二十八九岁才娶上媳妇，一辆自行车就给驮回家了，最穷的时候只剩1块5毛钱，牙疼没钱看病，媳妇卖头发卖了140多元钱给他治病。朱之文成名后，离婚的传闻愈演愈烈，“大衣哥”表示自己不会做负心汉：“最难的时候都是妻子陪着，出了名就离婚，那不是连畜生都不如吗？”
虽然朱之文这么说，但总有“热心人”提醒他的妻子，“别人都说：玉华，你得赶紧打扮好一点，朱之文在外见的美女多了，再叫人拐跑了。我家玉华很在意我，赶紧打扮，她见人家小女孩抹口红，她也抹口红，站那儿问：之文，你看我漂亮吗？我一回头，说你别抹了，人家抹的嘴唇特别好看，你一抹嘴那么大，那叫难看。过几天我回去，她说你看我这头发好看吗？我—看那个头发染成黄色的了。她不染我看着挺好的，一染我老是跟她吵架。”
从结婚到现在，朱之文给爱人买过最贵的一样东西是一双马靴，“我给她买了一双小女孩穿的马靴，我见别人穿得特别漂亮，就在百荣花120元钱买了一双。我没有给我媳妇买过鞋，不知道她的脚有多大，结果我媳妇穿不进去，退也退不了，我就送给邻居媳妇了。”如今家里的财政大权在朱之文妻子的手里，“我相信她，她不乱花钱。”但是妻子有一次理财被人骗了，“有人找她说：玉华，你从之文那儿偷偷藏点私房钱，我给你理财。她就给人家1万元钱去理财了。我的钱经常给她花，她觉得不好意思了，就跟我说了这事儿。我说你理财就理财了吧，又没白扔。她让我去领利息，结果我一查，1万元钱只剩300元了，还设了密码一分钱也取不回来。前几天我在家说：玉华，咱这样吧，我挣的钱我花，你在家种地卖粮食（的钱）你花，中吧？她说你想得不孬，我种地光够我吃的，我花啥去？”
烦恼三：14岁儿子无人管教，辍学在家
朱之文有一儿一女，女儿16岁，儿子14岁。“两个人都不喜欢唱歌，没见儿子唱，很少见他说话，可能是我回家少，很少在一块儿沟通。我现在对待儿子跟我不出名前对待他是一样的，我现在也不给他钱，也不给他吃得太好，孩子要穷养才有出息，让他自力更生，让他知道挣钱不容易。在学校里我都跟老师说，别告诉学生我儿子他爸爸叫朱之文，所以他跟普通孩子一样，我也不到学校里看他。”
朱之文现在最头疼的是儿子根本不想回学校上学，“他本来也不太爱学习，我出了名以后，粉丝给他买了个游戏机，他老是打游戏，打着打着干脆不上学了。我干脆把游戏机给他藏起来，用不了几天他就好好地学习了。不知道谁又送给他个游戏机，结果他又玩起来，又不学习了。我没有时间在家管孩子，每天都在外面忙，就跟我媳妇说你别叫小文打游戏，把他那个游戏机收起来，他开电视你给他关了。她说管不了，我就安了—个总闸，闸拉下来，把电源给掐断。结果她掐了电源，小文就闹，一闹他妈妈就心软了。但是我拉了闸，他一看是我在那儿坐着，不敢说话，慢慢地就出去了；一看玉华在那儿，就说你必须给我推上，我得看电视去。”
为了让儿子上学，朱之文满村抓儿子，然后用三轮车强行把他送到学校去。“现在儿子滑头多了，根本追不上他，也拿他没办法，不上就不上吧，以后会种地能养活自己也行。”
烦恼四：出名后身不由己，身体也累垮了
出了名的朱之文演出不断，但是在舞台上也有烦恼，因为他老被要求唱不喜欢的歌，还要学跳舞。“我哪儿会跳舞呢，我会搬砖，在舞台上搬不上去，要表演才艺，那就跳个舞吧。还有那种现代的歌我也不适应，在北京的地下室录《嗨歌》，录得烦死我了，我唱不出来，不适合我，你叫我唱民族风这一类的歌还可以，要是唱那种脸红脖子粗的，我唱不了。导演说这个歌好，朱大哥你再试试。没办法，逼着鸭子上架。”
每天忙碌奔波着的朱之文，身体也累垮了。“一出名就休息不好，吃饭没有规律，什么都没规律，亚健康很严重，腰疼，腿疼，牙疼，肌肉酸疼。我从来没跟别人说我累了你别打扰我了，我感觉如果这样说，好像是不尊重人家似的。我都是尽量忍着，实在没办法了，就趴床上装睡着。”
现在朱之文仍然很喜欢种地，“我又花万把元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原来有一辆2200元钱买的旧车，没法修了，就买了新的。我觉得到了庄稼院、进了地里就舒坦，感觉空气特别清新，看着绿油油的庄稼、金灿灿的粮食，特别特别的舒服。”朱之文表示如果有一天风光不再，他愿意继续回家种地。“假如还有粉丝在，有观众愿意看，我就去给他们演；假如这样的生活真的失去了，我还能做一个快乐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