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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到底有多牛？
翻开他的简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世界银行资深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重建委员会主席，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等多家知名大学的终身教授，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坊间流传着一个小段子或许可以说明他在业内的建树和地位，据说某次美国经济学家协会召开年会，按规定，到场的经济学家在签到时应填写专长领域一栏，众人都仅写了一个经济分支，但斯蒂格利茨大笔一挥，在这一栏写下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而业内也对他这看似狂妄的态度颇为认可，纵观其发表的论文和著作已经涵盖了信息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市场、收入分配、公共财政等诸多主要经济学领域。
3月22日，斯蒂格利茨又一次带着他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和思考来到中国，行程依然分秒必争，但只要站上讲台，他总愿意再多回答几个提问。
斯蒂格利茨坚信，“上帝之手”——被誉为调控经济繁荣的自由市场，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随后的接受访问中，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希望中国可以避免犯美国犯过的代价沉重的错误。”
批美政府缺乏魄力：“在船下沉时，奥巴马只是摆摆甲板上的椅子”
时至今日，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依然存在。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仍然是让美国政府焦头烂额的问题。
美国到底错在哪里？斯蒂格利茨说：是过于迷信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市场是重要的，但是政府的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
在《自由市场的坠落》这本2010年出版的新书中，斯蒂格利茨详细地阐述了关于在这场经济危机中“谁应该受到谴责”：不应该太过轻率地将矛头指向银行家的过度贪婪，而要去探寻是什么样的动机使他们这样做，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就是追求利润。加上担保公司、评级机构和投资银行对市场风险的错判，甚至是对不良产品的“重新包装”，最终将美国经济一步一步推向深渊。
斯蒂格利茨还指出，很多银行在以高风险高收益来吸引人们投资的同时，他们有一个错误的“精明预期”：如果出现问题，美联储和财政部就会出手救援。
而实际情况是：“那时，美联储的掌门人格林斯潘和其继任者伯南克以及其他监管者却站在一旁袖手旁观。”本应起到悬崖勒马作用的政府“看得见的手”在市场监管方面一再失灵。
斯蒂格利茨表示，虽然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希望改变这一局面，开始动用“看得见的手”实施一系列刺激方案，但似乎“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
2008年11月26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曾向市场投入了高达8000亿美元的信贷投入。但两年后，据美国劳工部今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在全美7820万个家庭中，12.4%的美国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失业，这一比例高于2009年的12%，而在本轮经济衰退开始时的2007年，这一比例仅为6.3%。
究其原因，斯蒂格利茨表示，初听起来8000亿美元的刺激组合方案似乎数目庞大，但是具体到操作层面，这些钱要分两年多对一个生产总值1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进行刺激和修复，这样算来，其用来刺激的资金还不及每年GDP的3%。
斯蒂格利茨对奥巴马政府的评价是：虽然意识到政府监管的作用，但改革缺乏足够的魄力，好比“当船快要沉底的时候，奥巴马所做的只是重新摆摆甲板上的椅子”。
论中国转变增长方式：“中国可以借钱给美国人，也可以借钱给中国人”
在全球经济一片阴霾的情势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发布的数据， 2010年中国GDP增速达到10.3%。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赶超美国”的时间表也成为西方学界乐于预测的一件事。
对此，斯蒂格利茨坦言，此次危机影响深远，有些变化注定要发生，具体到中美关系，从购买力水平来看，中国的GDP仍然大约只有美国的一半，“（GDP）要想超过美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想接近美国的人均收入，那么中国要走的路会更长。”
同时，斯蒂格利茨指出，虽然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比美国小很多，但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量却远远大于它向中国出口的商品量，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在美国失业率仍然不断攀升之际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关系。
“危机把所有的事情弄得是非颠倒。”斯蒂格利茨解释，中美关系是共生的，中国为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筹措资金，没有中国廉价的商品，许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也许会明显降低；当然美国也为中国不断增长的产品供应提供了市场。但处于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把焦点放在了就业上，大部分美国人并不懂得“比较优势原理”（指如果每个国家都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则两国间的贸易能使两国都受益），当发现某国正在赶超美国，他们就会认为这个国家在做一些不公平的交易并将之称为“倾销”。
斯蒂格利茨做了这样一个比喻：一伙欠债的破落贵族，凭着借穷人的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还用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买穷人的东西，又嫌穷人的东西太多了，要课“东西太多、太便宜税”（反倾销）。
对此，斯蒂格利茨的建议是：“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采用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增长完全可以依靠内需和国内投资来完成。”
更具体地说，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目前是提供资金的商家，也就是说，中国为那些购买其商品的人们提供资金，如果说原来是借钱给美国让其购买自己的商品，那么现在中国可以借钱给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更可以借钱给自己的国民来购买自己的商品。
他认为，中国在确立新增长模式时必须考虑这些问题：一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注重社会公平，应该惠及更多的人。如果财富增加了而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这样的增长是不正常的；二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环保，如果经济增长了，而环境受到破坏，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是有问题的。
“这实际上是让今后的社会、政府、百姓分担了得利者破坏环境的成本。” 斯蒂格利茨说。
斯氏箴言
中国在过去30年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断采用新的策略和政策。而世界在变化，中国的国情也在变化，因此需要新的模型。中国‘过河’已经过了一半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对‘河对岸’看得更加清楚。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被弱化了，有时弱化得比建立的速度还要快。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覆盖全国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医疗体系，建立高效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国家失业保险体系，以减少人们的‘谨慎性储蓄’，刺激国内消费，是当务之急。
与其说我担心通胀，不如说我更担心政府对通胀反应过度，做出很多愚蠢的决策。现实情况常常是政府出台应对通胀的政策，反而导致劳动力、食品、石油价格都不断上涨，通胀也因此加剧。
中国政府需要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发挥作用，不能够完全依靠地方财政，要靠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如果中国完全模仿美国模式，把教育、医疗这类公共服务市场化，那将是一个大错误。
翻开他的简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世界银行资深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重建委员会主席，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等多家知名大学的终身教授，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坊间流传着一个小段子或许可以说明他在业内的建树和地位，据说某次美国经济学家协会召开年会，按规定，到场的经济学家在签到时应填写专长领域一栏，众人都仅写了一个经济分支，但斯蒂格利茨大笔一挥，在这一栏写下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而业内也对他这看似狂妄的态度颇为认可，纵观其发表的论文和著作已经涵盖了信息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市场、收入分配、公共财政等诸多主要经济学领域。
3月22日，斯蒂格利茨又一次带着他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和思考来到中国，行程依然分秒必争，但只要站上讲台，他总愿意再多回答几个提问。
斯蒂格利茨坚信，“上帝之手”——被誉为调控经济繁荣的自由市场，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随后的接受访问中，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希望中国可以避免犯美国犯过的代价沉重的错误。”
批美政府缺乏魄力：“在船下沉时，奥巴马只是摆摆甲板上的椅子”
时至今日，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依然存在。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仍然是让美国政府焦头烂额的问题。
美国到底错在哪里？斯蒂格利茨说：是过于迷信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市场是重要的，但是政府的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
在《自由市场的坠落》这本2010年出版的新书中，斯蒂格利茨详细地阐述了关于在这场经济危机中“谁应该受到谴责”：不应该太过轻率地将矛头指向银行家的过度贪婪，而要去探寻是什么样的动机使他们这样做，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就是追求利润。加上担保公司、评级机构和投资银行对市场风险的错判，甚至是对不良产品的“重新包装”，最终将美国经济一步一步推向深渊。
斯蒂格利茨还指出，很多银行在以高风险高收益来吸引人们投资的同时，他们有一个错误的“精明预期”：如果出现问题，美联储和财政部就会出手救援。
而实际情况是：“那时，美联储的掌门人格林斯潘和其继任者伯南克以及其他监管者却站在一旁袖手旁观。”本应起到悬崖勒马作用的政府“看得见的手”在市场监管方面一再失灵。
斯蒂格利茨表示，虽然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希望改变这一局面，开始动用“看得见的手”实施一系列刺激方案，但似乎“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
2008年11月26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曾向市场投入了高达8000亿美元的信贷投入。但两年后，据美国劳工部今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在全美7820万个家庭中，12.4%的美国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失业，这一比例高于2009年的12%，而在本轮经济衰退开始时的2007年，这一比例仅为6.3%。
究其原因，斯蒂格利茨表示，初听起来8000亿美元的刺激组合方案似乎数目庞大，但是具体到操作层面，这些钱要分两年多对一个生产总值1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进行刺激和修复，这样算来，其用来刺激的资金还不及每年GDP的3%。
斯蒂格利茨对奥巴马政府的评价是：虽然意识到政府监管的作用，但改革缺乏足够的魄力，好比“当船快要沉底的时候，奥巴马所做的只是重新摆摆甲板上的椅子”。
论中国转变增长方式：“中国可以借钱给美国人，也可以借钱给中国人”
在全球经济一片阴霾的情势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发布的数据， 2010年中国GDP增速达到10.3%。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赶超美国”的时间表也成为西方学界乐于预测的一件事。
对此，斯蒂格利茨坦言，此次危机影响深远，有些变化注定要发生，具体到中美关系，从购买力水平来看，中国的GDP仍然大约只有美国的一半，“（GDP）要想超过美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想接近美国的人均收入，那么中国要走的路会更长。”
同时，斯蒂格利茨指出，虽然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比美国小很多，但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量却远远大于它向中国出口的商品量，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在美国失业率仍然不断攀升之际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关系。
“危机把所有的事情弄得是非颠倒。”斯蒂格利茨解释，中美关系是共生的，中国为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筹措资金，没有中国廉价的商品，许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也许会明显降低；当然美国也为中国不断增长的产品供应提供了市场。但处于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把焦点放在了就业上，大部分美国人并不懂得“比较优势原理”（指如果每个国家都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则两国间的贸易能使两国都受益），当发现某国正在赶超美国，他们就会认为这个国家在做一些不公平的交易并将之称为“倾销”。
斯蒂格利茨做了这样一个比喻：一伙欠债的破落贵族，凭着借穷人的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还用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买穷人的东西，又嫌穷人的东西太多了，要课“东西太多、太便宜税”（反倾销）。
对此，斯蒂格利茨的建议是：“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采用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增长完全可以依靠内需和国内投资来完成。”
更具体地说，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目前是提供资金的商家，也就是说，中国为那些购买其商品的人们提供资金，如果说原来是借钱给美国让其购买自己的商品，那么现在中国可以借钱给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更可以借钱给自己的国民来购买自己的商品。
他认为，中国在确立新增长模式时必须考虑这些问题：一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注重社会公平，应该惠及更多的人。如果财富增加了而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这样的增长是不正常的；二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环保，如果经济增长了，而环境受到破坏，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是有问题的。
“这实际上是让今后的社会、政府、百姓分担了得利者破坏环境的成本。” 斯蒂格利茨说。
斯氏箴言
中国在过去30年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断采用新的策略和政策。而世界在变化，中国的国情也在变化，因此需要新的模型。中国‘过河’已经过了一半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对‘河对岸’看得更加清楚。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被弱化了，有时弱化得比建立的速度还要快。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覆盖全国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医疗体系，建立高效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国家失业保险体系，以减少人们的‘谨慎性储蓄’，刺激国内消费，是当务之急。
与其说我担心通胀，不如说我更担心政府对通胀反应过度，做出很多愚蠢的决策。现实情况常常是政府出台应对通胀的政策，反而导致劳动力、食品、石油价格都不断上涨，通胀也因此加剧。
中国政府需要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发挥作用，不能够完全依靠地方财政，要靠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如果中国完全模仿美国模式，把教育、医疗这类公共服务市场化，那将是一个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