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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外交部高级翻译回忆40年前往事
1972年9月29日中日复交，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一个有幸全过程参与这项工作的翻译，我有责任把自己耳闻目睹的相关情况如实记录下来，与读者共享。
复交历史背景
以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及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标志，中国在全力突破苏美两霸的遏制与欺压，扩展我国活动空间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一直对美亦步亦趋的日本政府（当时为佐藤内阁），这时遭到国际舆论的冷嘲热讽和国内人民的同声责难。战后日本第一次呈现出十分奇特的政治状况：谁再与中国为敌，谁就无法接替任期届满的佐藤上台执政。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正是高举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面大旗，取得政权的。
众所周知，周恩来总理早就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日华和平条约”，即“日蒋条约”是非法、无效的。但历届日本政府一直拒不接受。田中、大平1972年7月上台前，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愿意尽快访华，但他们心中并不踏实，便想方设法摸清中方底细。中方更是相向而行，利用多种机会做解说、释疑工作。那几十天，双方交往十分频繁。日方两次“失言”陷入被动
1972年9月25日午后，客人如期飞抵北京，周总理、叶剑英元帅等前往迎接。当天下午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其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争论。晚上举行的欢迎宴会，总理的欢迎辞非常得体，田中致答辞时却说，日本以往给中国国民“添过不少麻烦”云云，招致许多在场中国同志的失望和不满。第二次首脑会谈时，周总理列举整整半个世纪日本军国主义种种侵华史实后，严正表示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绝不可能接受“添了麻烦”这种无关痛痒的所谓“道歉”。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外长会谈谈及如何对待“日蒋条约”时，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从纯日本国内法的角度强辩说，日本政体实行“三权分立”，“日华和平条约”是经过当时的日本国会讨论、通过的。因此，今天的日本政府不得也无权宣布它是非法、无效的，否则田中、大平将会因此而立即倒台……周总理知情后严厉批评了这名局长的错误观点，强调现在双方必须、也只能从国际政治角度，来审视、探讨两国关系的过去和未来。周总理还当面责问田中、大平，此人的这套谬论，是他个人看法，还是代表日本政府？如果是后者，问题就严重了……
大平是达成协议的有功之臣
这句分量很重的话，是周总理当面向大平说的。日本政界谁都知道，田中、大平在联合夺取政权前，明确作过分工：田中主内，大平主外。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田中更授予大平全权。面对上述僵局，田中十分无奈、半开玩笑地对大平说，现在我这个中专毕业的粗人已经难有作为，只能由你这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多想想对策了。实际上大平也是这样做的。
去游览长城前，大平主动要求与姬鹏飞外长同坐一辆车，深入交换意见。那天，两位外长坐在红旗轿车的后排两侧，我坐在中间当翻译，前排是司机和贴身警卫。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会谈中大平先后讲了如下一些话：“姬部长，你我同岁，这次又都在代表自己的政府和国民争论不休。前思后想，我觉得现在问题的焦点和要害，在于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坦率地说，我个人是同意贵方观点的”，“我亲眼所见的那场战争，明明白白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不存在任何辩解的理由”。
“鉴于日本面临的复杂情况，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虽不能全部满足中方要求，但我们愿意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是不会来中国的。既然来了，我们就会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体生命来干的”，“如果这次谈判无果而终，田中和我都很难返回日本。届时右派会大吵大闹，兴风作浪，党内也会出现更强烈的反对呼声”。
我特别注意到，大平在诉说上述内容时，眼睛里是含着泪花的。一回市内，姬部长就去了周总理那里。我记得，在后来最终敲定“联合声明”中用什么言词表达日方的“历史认识”时，中国也采纳了大平提出的建议，即“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
这些给周总理、姬部长留下了极深印象，他们由此认定，大平是一位坦诚、守信、厚道、内秀（大平向周总理说过，他一生酷爱读书，尤其喜欢中国古典和欧洲名著）的政治家。在最后处理更为棘手的“日蒋条约”时，大平请周总理相信，他会想出一个既体现中方原则、又不使日本为难的表达方式。结果是：人民大会堂《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一结束，大平就直奔民族文化宫，向云集北京的全球多家媒体高声宣布：“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经失掉其存在意义，而终止结束了。”
田中盛赞周总理
周总理高度评价田中、大平，田中则认为，周总理对日中复交、日中世代友好，作出了可与日月争辉的巨大贡献。他回国后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深情地回忆说：“我见过世界上许多政治家，但周恩来‘鹤立鸡群’，是其中最杰出、最能干的。没有任何人能与周恩来相比。”“也许与年轻时留学日本有关，周恩来最懂得我们日本和日本人。为增进日中理解、交流和世代友好，他呕心沥血，竭尽了全力。日本各地都有许多崇敬他的人。日本人都把他视作中国的代表，而这个中国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将来强大起来后，也不会构成对日本的威胁。中国拥有广阔土地和10亿人口，管好自己的事，已够他们忙乎的了。”
“《联合声明》签署后，陪我去上海参观人民公社那天，我亲眼目睹周恩来对平民百姓的深厚感情和所有在场的人对他发自内心的欢迎与爱戴，特别是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为一位紧紧拥抱着他的年迈老妇擦净脸上的灰尘和泪水……这个场面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十几年后，我曾有机会去探视患病卧床的田中，那时他因语言障碍已经不便言谈，但仍十分吃力地表示，没能兑现与周总理在虹桥机场道别时的承诺，把周总理请到日本访问，并陪同去游览美丽的琵琶湖，是他一生的最大遗憾。
1972年9月29日中日复交，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一个有幸全过程参与这项工作的翻译，我有责任把自己耳闻目睹的相关情况如实记录下来，与读者共享。
复交历史背景
以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及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标志，中国在全力突破苏美两霸的遏制与欺压，扩展我国活动空间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一直对美亦步亦趋的日本政府（当时为佐藤内阁），这时遭到国际舆论的冷嘲热讽和国内人民的同声责难。战后日本第一次呈现出十分奇特的政治状况：谁再与中国为敌，谁就无法接替任期届满的佐藤上台执政。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正是高举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面大旗，取得政权的。
众所周知，周恩来总理早就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日华和平条约”，即“日蒋条约”是非法、无效的。但历届日本政府一直拒不接受。田中、大平1972年7月上台前，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愿意尽快访华，但他们心中并不踏实，便想方设法摸清中方底细。中方更是相向而行，利用多种机会做解说、释疑工作。那几十天，双方交往十分频繁。日方两次“失言”陷入被动
1972年9月25日午后，客人如期飞抵北京，周总理、叶剑英元帅等前往迎接。当天下午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其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争论。晚上举行的欢迎宴会，总理的欢迎辞非常得体，田中致答辞时却说，日本以往给中国国民“添过不少麻烦”云云，招致许多在场中国同志的失望和不满。第二次首脑会谈时，周总理列举整整半个世纪日本军国主义种种侵华史实后，严正表示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绝不可能接受“添了麻烦”这种无关痛痒的所谓“道歉”。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外长会谈谈及如何对待“日蒋条约”时，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从纯日本国内法的角度强辩说，日本政体实行“三权分立”，“日华和平条约”是经过当时的日本国会讨论、通过的。因此，今天的日本政府不得也无权宣布它是非法、无效的，否则田中、大平将会因此而立即倒台……周总理知情后严厉批评了这名局长的错误观点，强调现在双方必须、也只能从国际政治角度，来审视、探讨两国关系的过去和未来。周总理还当面责问田中、大平，此人的这套谬论，是他个人看法，还是代表日本政府？如果是后者，问题就严重了……
大平是达成协议的有功之臣
这句分量很重的话，是周总理当面向大平说的。日本政界谁都知道，田中、大平在联合夺取政权前，明确作过分工：田中主内，大平主外。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田中更授予大平全权。面对上述僵局，田中十分无奈、半开玩笑地对大平说，现在我这个中专毕业的粗人已经难有作为，只能由你这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多想想对策了。实际上大平也是这样做的。
去游览长城前，大平主动要求与姬鹏飞外长同坐一辆车，深入交换意见。那天，两位外长坐在红旗轿车的后排两侧，我坐在中间当翻译，前排是司机和贴身警卫。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会谈中大平先后讲了如下一些话：“姬部长，你我同岁，这次又都在代表自己的政府和国民争论不休。前思后想，我觉得现在问题的焦点和要害，在于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坦率地说，我个人是同意贵方观点的”，“我亲眼所见的那场战争，明明白白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不存在任何辩解的理由”。
“鉴于日本面临的复杂情况，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虽不能全部满足中方要求，但我们愿意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是不会来中国的。既然来了，我们就会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体生命来干的”，“如果这次谈判无果而终，田中和我都很难返回日本。届时右派会大吵大闹，兴风作浪，党内也会出现更强烈的反对呼声”。
我特别注意到，大平在诉说上述内容时，眼睛里是含着泪花的。一回市内，姬部长就去了周总理那里。我记得，在后来最终敲定“联合声明”中用什么言词表达日方的“历史认识”时，中国也采纳了大平提出的建议，即“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
这些给周总理、姬部长留下了极深印象，他们由此认定，大平是一位坦诚、守信、厚道、内秀（大平向周总理说过，他一生酷爱读书，尤其喜欢中国古典和欧洲名著）的政治家。在最后处理更为棘手的“日蒋条约”时，大平请周总理相信，他会想出一个既体现中方原则、又不使日本为难的表达方式。结果是：人民大会堂《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一结束，大平就直奔民族文化宫，向云集北京的全球多家媒体高声宣布：“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经失掉其存在意义，而终止结束了。”
田中盛赞周总理
周总理高度评价田中、大平，田中则认为，周总理对日中复交、日中世代友好，作出了可与日月争辉的巨大贡献。他回国后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深情地回忆说：“我见过世界上许多政治家，但周恩来‘鹤立鸡群’，是其中最杰出、最能干的。没有任何人能与周恩来相比。”“也许与年轻时留学日本有关，周恩来最懂得我们日本和日本人。为增进日中理解、交流和世代友好，他呕心沥血，竭尽了全力。日本各地都有许多崇敬他的人。日本人都把他视作中国的代表，而这个中国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将来强大起来后，也不会构成对日本的威胁。中国拥有广阔土地和10亿人口，管好自己的事，已够他们忙乎的了。”
“《联合声明》签署后，陪我去上海参观人民公社那天，我亲眼目睹周恩来对平民百姓的深厚感情和所有在场的人对他发自内心的欢迎与爱戴，特别是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为一位紧紧拥抱着他的年迈老妇擦净脸上的灰尘和泪水……这个场面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十几年后，我曾有机会去探视患病卧床的田中，那时他因语言障碍已经不便言谈，但仍十分吃力地表示，没能兑现与周总理在虹桥机场道别时的承诺，把周总理请到日本访问，并陪同去游览美丽的琵琶湖，是他一生的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