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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公元304年到439年，当时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中原和西北建立了十几个国家，直到公元460年北魏灭掉北凉政权才统一了中原和北方。北魏统一中原后社会开始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起来。在意识形态方面，北魏政权除利用儒学之外，更加提倡宗教，宣扬天堂乐趣的佛教，随着统治者的提倡兴建佛寺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建筑活动之一。石窟寺是这时期佛教建筑的一个重要类型。它是在山崖陡壁上开凿出来和石窟洞形的佛寺建筑，因为历史悠久、很少经过改动，窟内保存着丰富的雕刻绘画，洞窟内外经过一定的建筑处理，所以在建筑史和艺术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石窟有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窑，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石窟，河北峰峰的南北响堂山石窟等。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40公里的天龙山腰，石窟分布于东、西两峰，东峰八窟，西峰十三窟。
天龙石窟之规模虽然远逊于云冈、敦煌、龙门等石窟，然而在建筑方面与石窟的结合却恰到好处，石窟形象有“民族化”已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有关天龙山石窟的论述，介绍很多，但大多是石窟艺术方面的论述。本文试从石窟的建筑艺术的角度作一些探讨和分析。一、天龙山石窟的型制
石窟的布局与外观具有地区性，可是从发展方面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
1.初期的石窟：如云冈第16～20窟5个大窟，都是开凿成椭圆形平面的大山洞，洞顶雕成穹窿形，这类石窟的主要特点是:窟内主像特大，洞顶及壁面没有建筑处理而窟外可能有木构的殿廊，同时在数量上也是最少见的一种。
2.云冈石窟的5～8窟与莫高窟中的北魏各窟多采用方形平面，或规模稍大，具有前后二室，或在窟中央设一巨大的中心柱，柱上有的雕刻佛像，有的刻成塔的形式，窟顶作成复斗形，穹窿形或方形，这类窟的壁面都有布满精湛的雕像和壁画，除佛像外，还有佛教故事及建筑、装饰花纹等，这类石窟内部已有建筑处理，雕像的分布创造新的方式，有些石窟外部可能有木构殿廊。
3.公元五世纪末，开凿的云冈第9和第10窟。石窟的外部前室正面雕有两大柱，如三开间房屋形式，晚于其后开凿的麦积山石窟，南北响堂山及天龙山石窟等，都在洞的前部开凿具有列柱的前廊，使整个石窟的外貌呈现着木构殿廊的形式，同时窟内使用复斗形天花，壁面上雕像不十分丛密，并多数在像外加各种形式的龛，是这类石窟主要形制。从以上这些演变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石窟—这上外来宗教建筑在中国化过程。
根据洞窟型制，题材内容和造像特点等方面考古类型学的排比推测天龙山第1、第11、第16窟，均属北齐作品，是北朝时期的最后阶段的作品，石窟的窟檐形制已达到一个相当完善的地步，窟室之前凿为廊，三间两柱，柱八角形，下有覆莲柱础，上为栌斗柱头（或莲花瓣异形柱头）。阑额施于柱头斗上，以一斗三升及人字形补间辅作相间。可惜檐瓦末雕出（但施以彩画椽子图案），廊后壁辟圆券门，券面作尖拱，尖拱脚以八角柱承之，仍佛印度西域风采。至于麦积山、南北响堂山等处的石窟虽都开凿若干具有前廊的窟洞，但其中以天龙山第16窟的形制最为精美。它的前廊面阔三间，八角形列柱在雕刻莲瓣的柱础上，柱子比例瘦长，且有显著的收分，柱上的栌斗，额上斗拱的比例与卷刹都做得十分准确，廓子的高度和宽度及廓子和后面的窟门的比例，都恰到好处。
当时，在印度是以塔为主要礼拜对象，在中国则以佛像为礼拜对象，北魏中期的云冈、敦煌的多处的石窟，形制大都是在石窟中心设一个中心塔柱，窟顶雕作木构建筑式样，塔身遍雕佛像，仍是以礼拜佛像为主。印度的毗河罗式石窟是供僧徒苦修的居所，它是以适应印度僧人的宗教生活方式而出现，但在中国当时主要流行大乘派，僧徒们已不大注重独居苦修，多数在石窟前的佛寺中居住活动，所以中国石窟寺的形制是按照中国佛教活动的内容设计的。而且深受到传统建筑的影响。
魏晚期至齐逐渐去掉了塔柱，改为大厅堂的形制，但是天龙山开凿于隋开皇年间的第8窟，却保留沿袭了中心塔柱的形制，这在别处是没有的，隋凿的第8窟保留了北朝时期窟檐形制，更为珍贵的是它的仿木结构的窟檐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隋初的建筑情况，是南北朝向隋唐建筑过渡的实物。
二、雕制和彩绘艺术
佛教传入中国，在建筑是最显著而久远之影响不在建筑本身的基本结构，而在雕饰。北朝时期的石窟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建筑装饰艺术，北朝石窟寺中装饰花纹种类奇多，其中希腊、波斯纹样，经健陀罗输入者尤多。尤以回折之春荣，根本为西方花样，不在于中国周汉各级饰中，中国后世最通用之卷草、西番草、西番莲等等，均来源于希腊。
天龙山第1窟前廊仿木柱头雕有雀替，门为圆拱龛形，两侧八角柱，柱头雕饰莲花及凤鸟，龛梁束莲式，上有尖拱龛楣，窟内龛壁柱头施仰莲及龙首，佛像下雕莲座，第2、3窟内柱头也雕有龙首，佛像下也有莲座，第3窟窟顶有彩绘藻井，藻井正中雕莲花，四披各一飞天，第四窟窟门圆拱形，门楣上雕出莲花纹样，第五窟上摩崖小龛两侧八角柱头饰仰莲、莲上似雕凤鸟，第八窟两侧立圆柱，柱头施凤鸟，柱下各有一蹲狮，第16窟前廊中间立八角柱二根，正有覆莲柱础、柱头饰栌斗，柱额及一斗三升，后壁正中开窟门，门柱下有狮子，柱斗饰莲花和凤鸟，窟内佛像下有仰覆莲座、窟壁绘有壁画，窟顶中心雕莲花及飞天，第17窟西崖面上雕凿二塔，塔下为方座，塔身开圆拱龛，上为叠涩塔檐、覆钵和宝瓶。
从天龙山石窟丰富的建筑装饰艺术可以看出：随同佛教艺术而来的印度、波斯和希腊的装饰如火焰纹，莲花，卷草纹，缨络，飞天，狮子，金翅鸟等，特别是莲花卷草纹和火焰纹的应用范围最为广泛。莲花是北朝佛教建筑最为常见的装饰题材之一，盛开的莲花用作藻井的“圆光”;莲瓣用作柱础和柱头的装饰，柱身中段也用莲花作成“束莲柱”。火焰纹则往往用作各种券面的雕饰。连续不断的枝条两侧岔出弯卷的枝叶的卷草纹。从汉朝到南北朝继续使用。从石窟雕刻所示，在构图上又加入若干外来的手法，如在卷草纹内加动物，或以二组卷草相对并列等，就是从波斯传入的，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唐代盛行的卷草。
天龙山石窟除窟口之廊外将柱额斗拱雕成仿当时木构建筑形状还有以上所提到的诸多的构件雕饰，彩绘艺术，均赋予建筑趣味。从建筑图案的角度来看，天龙山石窟的作者较敦煌、云冈、龙门等数窟的作者的建筑意识更为浓厚，也能看出石窟寺来自印度，西域传入中国至北齐，已脱离印度佛教艺术的母范，而独自发育。印度之健陀罗石窟艺术传入中国后，经北朝各代的民族化，特别是魏孝文帝倾心汉族文化，使之加快了汉民族化的过程，石窟艺术中大量的使用中国传统的木建筑型制，建筑装饰构件及彩绘艺术，壁画艺术，使之石窟寺这一外来文化也同时卷入了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潮流中，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石窟寺型制。
北朝早期由于匠人大多来自北凉等少数民族，其作品还深受印度及西域的影响，北朝中期，窟形日益接近传统建筑意匠，出现了大量的仿木构造的窟檐，中心柱，梁柱门楣，仿木天花，壁面佛龛也多采用仿木结构的三间殿堂形式，但是雕刻中还夹杂不少外来建筑的装饰题材，如火焰纹，复钵形塔以及波斯希腊风格的卷草、西番莲等纹样，到了后期，这些外来因素结合及魏以来的传统，形成了中国式的风格，如凤鸟、龙首等。中心柱变成传统的由楼阁演变而来的仿木构塔柱，窟壁的建筑处理接近于当代的建筑形式，总之从石窟建筑艺术中，可以看到我国古代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魄力所表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天龙山石窟的建筑特征
柱：天龙山北齐石窟柱多八角形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柱身均匀，上小下大，而无卷杀，覆莲为础，柱身并础及栌斗之高，约及柱下径之五倍及至七倍，较汉崖墓中柱更为清秀。
门：石窟门以作圆券形，券面作火焰尖拱，券口饰以拱背两头龙，龙头当券脚分位，立于门两侧之八角柱上，门券之内，另作方首门额及立颊状。
斗拱:北齐斗拱，就天龙山石窟外廊所见，柱头铺作多为一斗三升，较之汉崖墓石阙所见，拱心小块已演进为齐心斗，补间铺作则有八字形辅作之出现，为汉代所末见，斗拱不仅分瓣，卷杀，且每瓣均为凹弧形。人字形辅助作之人字斜边一改魏之直线为曲线。
从天龙山石窟所保留的建筑形式看，北朝建筑在继承汉、晋建筑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已设有了汉晋时期的方柱，代而用之的是大量使用八角柱，这更增加了建筑的秀气，减少了汉晋方柱给建筑造成的呆板。补间人字拱的出现，使建筑在结构和艺术上前进了一大步，从窟顶彩绘藻井图案中，可以推测出，当时建筑中很大一部分建筑的屋顶多采用?顶形式，一改汉晋单一的坡顶形式，而趋于屋顶形式多样化，从天龙山石窟窟顶出现的平基、藻井可以表明，当时的建筑在内装修已达到一个很高水平。仰、覆莲，复盆柱础在建筑上广泛的使用，较汉晋的方斗式柱础更为先进更具有艺术性。汉晋以前的凤鸟装饰大都使用在屋顶脊饰上，而天龙山石窟出现在柱头上雕刻的凤鸟、龙首，可以看出建筑工具在当时已颇为先进，建筑艺术美的意识已很强烈。
隋初开凿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廊柱出现了仿木圆柱。这一实物显示出隋朝已在北朝普遍使用的八角柱的基础上向隋唐建筑过渡的迹象，预示着一个新的建筑高峰的开始。就全国来看雕凿石窟的风气，经过南北朝到了隋唐，特别是唐朝，达到了最高峰。凿造石窟的地区由南北朝的华北范围扩展到四川盆地和新疆，凿造石窟的功德主由帝王贵族到一般平民，形式的规模由高达17米的大像到20～30米的浮雕壁像，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无数大小不等的窟室和佛龛，在巨大的窟室与细小的造像之间，建筑与雕刻的界线很难明确划分，除了天龙山的隋代石窟还凿有外廊以外，唐代石窟外门部已无前廊，所以就外观来看，建筑的成份，已经大大的减少了。总之，从天龙山石窟的特征上可以分析出:南北朝建筑已具备后世建筑所有的各种类型。
概括地说来，从云冈石窟所反映的北朝建筑和装饰风格，最初上茧壮、粗犷，微带雅气，到北魏末年，至北齐的天龙山石窟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呈现着雄悍而带巧丽，刚劲而带柔和倾向，这是中国建筑风格在吸收融合外来建筑文化艺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的历史过程中一个生气蓬勃的发展阶段。
石窟寺的开凿，往往与所处地域及当时统治者的倡导密切相关。天龙山石窟自北魏末起开凿至隋唐，经历了五个朝代，北魏至隋唐，晋阳一直是北方地区重要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重镇。北魏晚期，晋阳居都城洛阳和故都平城之间，是勾通两个佛教中心的枢纽。天龙山石窟的初创，明显受到平城和洛阳佛教艺术的影响，北齐时，晋阳被冠于“霸业所在，王命是基”的陪都之称，实际上是皇室宣政之所，政治地位不言而喻，北齐诸帝皆崇佛法，因而天龙山石窟的开凿出了第一高潮。隋代开国，以晋王杨广为并州总管，杨广亦崇佛法。晋阳佛事虽遭周武灭帝法之厄，但经隋代又复兴隆重。李渊父子举兵于晋阳开创了唐朝霸业。但李氏父子尊道仰佛，使佛教受到了一定限制。武德至贞观年间，天龙山末见开窟与此有关，高宗和武则天颇信佛法，显庆末年曾亲巡州洲瞻礼佛寺。武则天时又于晋阳置北都突出了晋阳的政治地位。因而这一时期天龙山共开凿15个窟达到了鼎盛期。
天龙山石窟除保留了大量的佛教石窟雕刻艺术，更可贵的是保留了大量的建筑艺术，使我们得以看到唐以前的建筑情况，弥补了我国还没有唐以前的建筑实物的缺憾，从中还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已从汉晋庞大的高台建筑转向结构精巧的台基式建筑，从佛像形像上由南北朝的清瘦发展为隋唐的丰满，也可以预示出建筑由南北朝的清秀，向着雄魄、庞大的唐代建筑发展的趋向。我国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建筑历史，到这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南北朝的基础上，使建筑与雕刻艺术进一步融和提高，创造出统一和谐的风格，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为隋唐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建筑史》刘敦桢主编
《中国雕塑史》梁思成著
《天龙山石窟调查报告》李裕群著
作者简介
阴世国，男，河北冀县人，1962年出生，中共党员，1980年参加工作，文博馆员。现任太原市晋祠博物馆馆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40公里的天龙山腰，石窟分布于东、西两峰，东峰八窟，西峰十三窟。
天龙石窟之规模虽然远逊于云冈、敦煌、龙门等石窟，然而在建筑方面与石窟的结合却恰到好处，石窟形象有“民族化”已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有关天龙山石窟的论述，介绍很多，但大多是石窟艺术方面的论述。本文试从石窟的建筑艺术的角度作一些探讨和分析。一、天龙山石窟的型制
石窟的布局与外观具有地区性，可是从发展方面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
1.初期的石窟：如云冈第16～20窟5个大窟，都是开凿成椭圆形平面的大山洞，洞顶雕成穹窿形，这类石窟的主要特点是:窟内主像特大，洞顶及壁面没有建筑处理而窟外可能有木构的殿廊，同时在数量上也是最少见的一种。
2.云冈石窟的5～8窟与莫高窟中的北魏各窟多采用方形平面，或规模稍大，具有前后二室，或在窟中央设一巨大的中心柱，柱上有的雕刻佛像，有的刻成塔的形式，窟顶作成复斗形，穹窿形或方形，这类窟的壁面都有布满精湛的雕像和壁画，除佛像外，还有佛教故事及建筑、装饰花纹等，这类石窟内部已有建筑处理，雕像的分布创造新的方式，有些石窟外部可能有木构殿廊。
3.公元五世纪末，开凿的云冈第9和第10窟。石窟的外部前室正面雕有两大柱，如三开间房屋形式，晚于其后开凿的麦积山石窟，南北响堂山及天龙山石窟等，都在洞的前部开凿具有列柱的前廊，使整个石窟的外貌呈现着木构殿廊的形式，同时窟内使用复斗形天花，壁面上雕像不十分丛密，并多数在像外加各种形式的龛，是这类石窟主要形制。从以上这些演变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石窟—这上外来宗教建筑在中国化过程。
根据洞窟型制，题材内容和造像特点等方面考古类型学的排比推测天龙山第1、第11、第16窟，均属北齐作品，是北朝时期的最后阶段的作品，石窟的窟檐形制已达到一个相当完善的地步，窟室之前凿为廊，三间两柱，柱八角形，下有覆莲柱础，上为栌斗柱头（或莲花瓣异形柱头）。阑额施于柱头斗上，以一斗三升及人字形补间辅作相间。可惜檐瓦末雕出（但施以彩画椽子图案），廊后壁辟圆券门，券面作尖拱，尖拱脚以八角柱承之，仍佛印度西域风采。至于麦积山、南北响堂山等处的石窟虽都开凿若干具有前廊的窟洞，但其中以天龙山第16窟的形制最为精美。它的前廊面阔三间，八角形列柱在雕刻莲瓣的柱础上，柱子比例瘦长，且有显著的收分，柱上的栌斗，额上斗拱的比例与卷刹都做得十分准确，廓子的高度和宽度及廓子和后面的窟门的比例，都恰到好处。
当时，在印度是以塔为主要礼拜对象，在中国则以佛像为礼拜对象，北魏中期的云冈、敦煌的多处的石窟，形制大都是在石窟中心设一个中心塔柱，窟顶雕作木构建筑式样，塔身遍雕佛像，仍是以礼拜佛像为主。印度的毗河罗式石窟是供僧徒苦修的居所，它是以适应印度僧人的宗教生活方式而出现，但在中国当时主要流行大乘派，僧徒们已不大注重独居苦修，多数在石窟前的佛寺中居住活动，所以中国石窟寺的形制是按照中国佛教活动的内容设计的。而且深受到传统建筑的影响。
魏晚期至齐逐渐去掉了塔柱，改为大厅堂的形制，但是天龙山开凿于隋开皇年间的第8窟，却保留沿袭了中心塔柱的形制，这在别处是没有的，隋凿的第8窟保留了北朝时期窟檐形制，更为珍贵的是它的仿木结构的窟檐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隋初的建筑情况，是南北朝向隋唐建筑过渡的实物。
二、雕制和彩绘艺术
佛教传入中国，在建筑是最显著而久远之影响不在建筑本身的基本结构，而在雕饰。北朝时期的石窟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建筑装饰艺术，北朝石窟寺中装饰花纹种类奇多，其中希腊、波斯纹样，经健陀罗输入者尤多。尤以回折之春荣，根本为西方花样，不在于中国周汉各级饰中，中国后世最通用之卷草、西番草、西番莲等等，均来源于希腊。
天龙山第1窟前廊仿木柱头雕有雀替，门为圆拱龛形，两侧八角柱，柱头雕饰莲花及凤鸟，龛梁束莲式，上有尖拱龛楣，窟内龛壁柱头施仰莲及龙首，佛像下雕莲座，第2、3窟内柱头也雕有龙首，佛像下也有莲座，第3窟窟顶有彩绘藻井，藻井正中雕莲花，四披各一飞天，第四窟窟门圆拱形，门楣上雕出莲花纹样，第五窟上摩崖小龛两侧八角柱头饰仰莲、莲上似雕凤鸟，第八窟两侧立圆柱，柱头施凤鸟，柱下各有一蹲狮，第16窟前廊中间立八角柱二根，正有覆莲柱础、柱头饰栌斗，柱额及一斗三升，后壁正中开窟门，门柱下有狮子，柱斗饰莲花和凤鸟，窟内佛像下有仰覆莲座、窟壁绘有壁画，窟顶中心雕莲花及飞天，第17窟西崖面上雕凿二塔，塔下为方座，塔身开圆拱龛，上为叠涩塔檐、覆钵和宝瓶。
从天龙山石窟丰富的建筑装饰艺术可以看出：随同佛教艺术而来的印度、波斯和希腊的装饰如火焰纹，莲花，卷草纹，缨络，飞天，狮子，金翅鸟等，特别是莲花卷草纹和火焰纹的应用范围最为广泛。莲花是北朝佛教建筑最为常见的装饰题材之一，盛开的莲花用作藻井的“圆光”;莲瓣用作柱础和柱头的装饰，柱身中段也用莲花作成“束莲柱”。火焰纹则往往用作各种券面的雕饰。连续不断的枝条两侧岔出弯卷的枝叶的卷草纹。从汉朝到南北朝继续使用。从石窟雕刻所示，在构图上又加入若干外来的手法，如在卷草纹内加动物，或以二组卷草相对并列等，就是从波斯传入的，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唐代盛行的卷草。
天龙山石窟除窟口之廊外将柱额斗拱雕成仿当时木构建筑形状还有以上所提到的诸多的构件雕饰，彩绘艺术，均赋予建筑趣味。从建筑图案的角度来看，天龙山石窟的作者较敦煌、云冈、龙门等数窟的作者的建筑意识更为浓厚，也能看出石窟寺来自印度，西域传入中国至北齐，已脱离印度佛教艺术的母范，而独自发育。印度之健陀罗石窟艺术传入中国后，经北朝各代的民族化，特别是魏孝文帝倾心汉族文化，使之加快了汉民族化的过程，石窟艺术中大量的使用中国传统的木建筑型制，建筑装饰构件及彩绘艺术，壁画艺术，使之石窟寺这一外来文化也同时卷入了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潮流中，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石窟寺型制。
北朝早期由于匠人大多来自北凉等少数民族，其作品还深受印度及西域的影响，北朝中期，窟形日益接近传统建筑意匠，出现了大量的仿木构造的窟檐，中心柱，梁柱门楣，仿木天花，壁面佛龛也多采用仿木结构的三间殿堂形式，但是雕刻中还夹杂不少外来建筑的装饰题材，如火焰纹，复钵形塔以及波斯希腊风格的卷草、西番莲等纹样，到了后期，这些外来因素结合及魏以来的传统，形成了中国式的风格，如凤鸟、龙首等。中心柱变成传统的由楼阁演变而来的仿木构塔柱，窟壁的建筑处理接近于当代的建筑形式，总之从石窟建筑艺术中，可以看到我国古代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魄力所表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天龙山石窟的建筑特征
柱：天龙山北齐石窟柱多八角形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柱身均匀，上小下大，而无卷杀，覆莲为础，柱身并础及栌斗之高，约及柱下径之五倍及至七倍，较汉崖墓中柱更为清秀。
门：石窟门以作圆券形，券面作火焰尖拱，券口饰以拱背两头龙，龙头当券脚分位，立于门两侧之八角柱上，门券之内，另作方首门额及立颊状。
斗拱:北齐斗拱，就天龙山石窟外廊所见，柱头铺作多为一斗三升，较之汉崖墓石阙所见，拱心小块已演进为齐心斗，补间铺作则有八字形辅作之出现，为汉代所末见，斗拱不仅分瓣，卷杀，且每瓣均为凹弧形。人字形辅助作之人字斜边一改魏之直线为曲线。
从天龙山石窟所保留的建筑形式看，北朝建筑在继承汉、晋建筑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已设有了汉晋时期的方柱，代而用之的是大量使用八角柱，这更增加了建筑的秀气，减少了汉晋方柱给建筑造成的呆板。补间人字拱的出现，使建筑在结构和艺术上前进了一大步，从窟顶彩绘藻井图案中，可以推测出，当时建筑中很大一部分建筑的屋顶多采用?顶形式，一改汉晋单一的坡顶形式，而趋于屋顶形式多样化，从天龙山石窟窟顶出现的平基、藻井可以表明，当时的建筑在内装修已达到一个很高水平。仰、覆莲，复盆柱础在建筑上广泛的使用，较汉晋的方斗式柱础更为先进更具有艺术性。汉晋以前的凤鸟装饰大都使用在屋顶脊饰上，而天龙山石窟出现在柱头上雕刻的凤鸟、龙首，可以看出建筑工具在当时已颇为先进，建筑艺术美的意识已很强烈。
隋初开凿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廊柱出现了仿木圆柱。这一实物显示出隋朝已在北朝普遍使用的八角柱的基础上向隋唐建筑过渡的迹象，预示着一个新的建筑高峰的开始。就全国来看雕凿石窟的风气，经过南北朝到了隋唐，特别是唐朝，达到了最高峰。凿造石窟的地区由南北朝的华北范围扩展到四川盆地和新疆，凿造石窟的功德主由帝王贵族到一般平民，形式的规模由高达17米的大像到20～30米的浮雕壁像，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无数大小不等的窟室和佛龛，在巨大的窟室与细小的造像之间，建筑与雕刻的界线很难明确划分，除了天龙山的隋代石窟还凿有外廊以外，唐代石窟外门部已无前廊，所以就外观来看，建筑的成份，已经大大的减少了。总之，从天龙山石窟的特征上可以分析出:南北朝建筑已具备后世建筑所有的各种类型。
概括地说来，从云冈石窟所反映的北朝建筑和装饰风格，最初上茧壮、粗犷，微带雅气，到北魏末年，至北齐的天龙山石窟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呈现着雄悍而带巧丽，刚劲而带柔和倾向，这是中国建筑风格在吸收融合外来建筑文化艺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的历史过程中一个生气蓬勃的发展阶段。
石窟寺的开凿，往往与所处地域及当时统治者的倡导密切相关。天龙山石窟自北魏末起开凿至隋唐，经历了五个朝代，北魏至隋唐，晋阳一直是北方地区重要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重镇。北魏晚期，晋阳居都城洛阳和故都平城之间，是勾通两个佛教中心的枢纽。天龙山石窟的初创，明显受到平城和洛阳佛教艺术的影响，北齐时，晋阳被冠于“霸业所在，王命是基”的陪都之称，实际上是皇室宣政之所，政治地位不言而喻，北齐诸帝皆崇佛法，因而天龙山石窟的开凿出了第一高潮。隋代开国，以晋王杨广为并州总管，杨广亦崇佛法。晋阳佛事虽遭周武灭帝法之厄，但经隋代又复兴隆重。李渊父子举兵于晋阳开创了唐朝霸业。但李氏父子尊道仰佛，使佛教受到了一定限制。武德至贞观年间，天龙山末见开窟与此有关，高宗和武则天颇信佛法，显庆末年曾亲巡州洲瞻礼佛寺。武则天时又于晋阳置北都突出了晋阳的政治地位。因而这一时期天龙山共开凿15个窟达到了鼎盛期。
天龙山石窟除保留了大量的佛教石窟雕刻艺术，更可贵的是保留了大量的建筑艺术，使我们得以看到唐以前的建筑情况，弥补了我国还没有唐以前的建筑实物的缺憾，从中还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已从汉晋庞大的高台建筑转向结构精巧的台基式建筑，从佛像形像上由南北朝的清瘦发展为隋唐的丰满，也可以预示出建筑由南北朝的清秀，向着雄魄、庞大的唐代建筑发展的趋向。我国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建筑历史，到这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南北朝的基础上，使建筑与雕刻艺术进一步融和提高，创造出统一和谐的风格，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为隋唐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建筑史》刘敦桢主编
《中国雕塑史》梁思成著
《天龙山石窟调查报告》李裕群著
作者简介
阴世国，男，河北冀县人，1962年出生，中共党员，1980年参加工作，文博馆员。现任太原市晋祠博物馆馆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