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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哥,源自蜂鸟网上传的一组照片,后于2010年2月23日天涯论坛的一篇帖子迅速走红,被网友誉为“极品乞丐”、“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乞丐王子”等称号。这个说话含含糊糊、几乎丧失交往能力的人,这个游离于正常、生活在底层的流浪者,迅速“走红”后受到了新闻媒体的一路追捧。
我国传媒关注弱势群体由来已久。那么,何为弱势群体呢?从大体上说,其具体构成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失业者、贫困者、下岗职工、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①依此定义,身为一名精神有些失常的城市流浪者的“犀利哥”理所当然应该被纳入社会弱势群体的范畴。2010年伊始,新闻媒体对“犀利哥”事件的报道甚嚣尘上,综观此次“犀利哥”事件的相关报道,有以下几个闪光点值得褒奖:
其一,报道内容在追求时效性的同时,注重理性剖析事件深层原因。笔者认为,各媒体在此次报道中成功克服了“简单化”、“模式化”思维,也避免了蜻蜓点水式的报道。大部分媒体在报道“犀利哥”事件的过程中,没有单纯地就事论事,不是停留在“奇闻趣事”的内容模式上,而是秉承着负责任的态度真正地走进了“犀利哥”的生活,试图揭示他清苦潦倒生活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原因。
《香港商报》3月9日刊出署名文章说,“犀利哥”热潮除了带有强烈娱乐、“八卦”、炒作成分,同时带出一个问题:国人应如何对待社会弱势族群?网上热潮,来得快,退得也快。不过,如果这股热潮能让人反思社会问题,让更多社会边缘人得到更合理对待和尊重,令制造大量弱势族群的一些机制得到更多合乎公义的改善,媒体在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中就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其二,报道方式多样,联合社会各界参与其中,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笔者在观察后发现,对“犀利哥”事件的报道活动中,各媒体十分注重联合社会各界的力量,如网络舆论、政府机关、相关社会机构等,以寻找救助“犀利哥”的办法为核心切入点,成功引导了全社会对弱势群体权益的关注。“犀利哥”自网络论坛上被发现起,就牵动着亿万网民的心。媒体在起初掌握新闻资源较少时,主动向网民们寻求帮助,联合网友共同找寻“犀利哥”的行动在宁波街头迅速展开而成效显著。媒体的报道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我们已经联系宁波救助站,积极去寻找‘犀利哥’。政府有责任让每一个生命得到关注,也有责任让每个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2010年3月2日,宁波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张松才这样告诉记者。单凭新闻媒体一家之力很难促成事件朝着好的方向有效地发展,然而媒体凭借自身号召力,寻求网民的帮助,引起政府的重视,往往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三,事件结局较为圆满,传播效果良好,媒体获得双丰收。广大媒体关于“犀利哥”的报道获得了良好的效果:首先,在媒体及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下,流浪他乡11年的“犀利哥”程国荣终于回到家乡鄱阳,得到了家乡社会各界的关爱,众多好心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给这位不幸者助一臂之力,“犀利哥”爱心账户也已开通,这一事件终于得以温情的谢幕;其次,此事件不仅改变了“犀利哥”一人一家的命运,同时也唤起了公众对流浪者这一特殊弱勢群体的关注,引起了全社会的反思,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紧迫感和信心;再次,媒体们获得了一次树立自身形象的机会,纷纷开动脑筋,大展拳脚,力求通过对“犀利哥”的深切关注和持续报道在市场竞争中赢得良好口碑,树立公信力。
然而,尽管关于“犀利哥”的报道有以上几点可圈可点,但是反观整个事件始末,我们不得回避部分媒体的报道也有些不妥之处:
其一,起哄炒作式的操作,新闻报道标题虚张声势,满足受众猎奇心理。这样的报道动机有些问题,甚至纯粹是为了找卖点,以争夺眼球,说到底是为了自己的发行量和广告量,并不是真正关心弱势群体。“犀利哥”走红后,各种以他为噱头的新闻标题甚嚣尘上,例如《高数版犀利哥每日逛书店钻研数学》、《犀利哥亮相郑州街头小沈阳作陪》、《别把百姓拆成犀利哥》等,这些新闻标题极具欺骗性,新闻报道的内容往往与犀利哥毫无关系,纯粹只是利用这个热炒的话题制造噱头。这些记者把“犀利哥”只是当成了娱乐大众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却不知他们在娱乐和调侃一个乞丐的背后所隐藏的却是玩弄着自己的价值观。
其二,对新闻事实缺乏深入的调查取证,跟风起哄,无中生有。少数不负责任的媒体未经调查取证便对“犀利哥”莫名其妙地冠以抗洪英雄美名,混淆视听,跟着网民一起炒作。《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四条规定:新闻工作者要坚持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报实情、讲真话,不得弄虚作假,不得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捏造、歪曲事实。在不少媒体的报道中,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成了媒介的“卖点”,媒体对他们作为猎奇材料所引起的轰动效应的关心远远大于对他们命运的关注,这是极大的视觉错位,也是缺乏职业道德的表现。
其三,随意公布弱势群体受助的照片和真实姓名、家庭成员情况等相关信息,在对弱势群体的善意的关怀中忽视了他们的内心感受,并且随意侵犯着他们的隐私。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是新闻记者的责任。“犀利哥”的照片最初曝光于网络论坛,是拍摄者断章取义的结果,并不是媒体的责任。然而随着事件的发展,诸如“犀利哥”的精神残疾、妻子去世等情况被披露,其母亲、兄弟、子女的形象见诸报端及电视屏幕,就完全是媒体的作为了。如此随意刊发未经任何技术处理的照片,暴露隐私,势必会对当事人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扰乱其正常的生活秩序,尤其对于天性好强、自尊心较强的弱势群众,此类报道很可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或许要承受人们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在这里,媒体所表现出来的是居高临下、隔靴搔痒的怜悯,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关怀,它让人感受到的是更深层次的冷漠,从而在实质上造成了人文关怀的缺失。
注 释:
①张敏杰:《中国弱势群体研究》,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
编校:董方晓
我国传媒关注弱势群体由来已久。那么,何为弱势群体呢?从大体上说,其具体构成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失业者、贫困者、下岗职工、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①依此定义,身为一名精神有些失常的城市流浪者的“犀利哥”理所当然应该被纳入社会弱势群体的范畴。2010年伊始,新闻媒体对“犀利哥”事件的报道甚嚣尘上,综观此次“犀利哥”事件的相关报道,有以下几个闪光点值得褒奖:
其一,报道内容在追求时效性的同时,注重理性剖析事件深层原因。笔者认为,各媒体在此次报道中成功克服了“简单化”、“模式化”思维,也避免了蜻蜓点水式的报道。大部分媒体在报道“犀利哥”事件的过程中,没有单纯地就事论事,不是停留在“奇闻趣事”的内容模式上,而是秉承着负责任的态度真正地走进了“犀利哥”的生活,试图揭示他清苦潦倒生活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原因。
《香港商报》3月9日刊出署名文章说,“犀利哥”热潮除了带有强烈娱乐、“八卦”、炒作成分,同时带出一个问题:国人应如何对待社会弱势族群?网上热潮,来得快,退得也快。不过,如果这股热潮能让人反思社会问题,让更多社会边缘人得到更合理对待和尊重,令制造大量弱势族群的一些机制得到更多合乎公义的改善,媒体在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中就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其二,报道方式多样,联合社会各界参与其中,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笔者在观察后发现,对“犀利哥”事件的报道活动中,各媒体十分注重联合社会各界的力量,如网络舆论、政府机关、相关社会机构等,以寻找救助“犀利哥”的办法为核心切入点,成功引导了全社会对弱势群体权益的关注。“犀利哥”自网络论坛上被发现起,就牵动着亿万网民的心。媒体在起初掌握新闻资源较少时,主动向网民们寻求帮助,联合网友共同找寻“犀利哥”的行动在宁波街头迅速展开而成效显著。媒体的报道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我们已经联系宁波救助站,积极去寻找‘犀利哥’。政府有责任让每一个生命得到关注,也有责任让每个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2010年3月2日,宁波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张松才这样告诉记者。单凭新闻媒体一家之力很难促成事件朝着好的方向有效地发展,然而媒体凭借自身号召力,寻求网民的帮助,引起政府的重视,往往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三,事件结局较为圆满,传播效果良好,媒体获得双丰收。广大媒体关于“犀利哥”的报道获得了良好的效果:首先,在媒体及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下,流浪他乡11年的“犀利哥”程国荣终于回到家乡鄱阳,得到了家乡社会各界的关爱,众多好心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给这位不幸者助一臂之力,“犀利哥”爱心账户也已开通,这一事件终于得以温情的谢幕;其次,此事件不仅改变了“犀利哥”一人一家的命运,同时也唤起了公众对流浪者这一特殊弱勢群体的关注,引起了全社会的反思,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紧迫感和信心;再次,媒体们获得了一次树立自身形象的机会,纷纷开动脑筋,大展拳脚,力求通过对“犀利哥”的深切关注和持续报道在市场竞争中赢得良好口碑,树立公信力。
然而,尽管关于“犀利哥”的报道有以上几点可圈可点,但是反观整个事件始末,我们不得回避部分媒体的报道也有些不妥之处:
其一,起哄炒作式的操作,新闻报道标题虚张声势,满足受众猎奇心理。这样的报道动机有些问题,甚至纯粹是为了找卖点,以争夺眼球,说到底是为了自己的发行量和广告量,并不是真正关心弱势群体。“犀利哥”走红后,各种以他为噱头的新闻标题甚嚣尘上,例如《高数版犀利哥每日逛书店钻研数学》、《犀利哥亮相郑州街头小沈阳作陪》、《别把百姓拆成犀利哥》等,这些新闻标题极具欺骗性,新闻报道的内容往往与犀利哥毫无关系,纯粹只是利用这个热炒的话题制造噱头。这些记者把“犀利哥”只是当成了娱乐大众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却不知他们在娱乐和调侃一个乞丐的背后所隐藏的却是玩弄着自己的价值观。
其二,对新闻事实缺乏深入的调查取证,跟风起哄,无中生有。少数不负责任的媒体未经调查取证便对“犀利哥”莫名其妙地冠以抗洪英雄美名,混淆视听,跟着网民一起炒作。《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四条规定:新闻工作者要坚持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报实情、讲真话,不得弄虚作假,不得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捏造、歪曲事实。在不少媒体的报道中,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成了媒介的“卖点”,媒体对他们作为猎奇材料所引起的轰动效应的关心远远大于对他们命运的关注,这是极大的视觉错位,也是缺乏职业道德的表现。
其三,随意公布弱势群体受助的照片和真实姓名、家庭成员情况等相关信息,在对弱势群体的善意的关怀中忽视了他们的内心感受,并且随意侵犯着他们的隐私。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是新闻记者的责任。“犀利哥”的照片最初曝光于网络论坛,是拍摄者断章取义的结果,并不是媒体的责任。然而随着事件的发展,诸如“犀利哥”的精神残疾、妻子去世等情况被披露,其母亲、兄弟、子女的形象见诸报端及电视屏幕,就完全是媒体的作为了。如此随意刊发未经任何技术处理的照片,暴露隐私,势必会对当事人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扰乱其正常的生活秩序,尤其对于天性好强、自尊心较强的弱势群众,此类报道很可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或许要承受人们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在这里,媒体所表现出来的是居高临下、隔靴搔痒的怜悯,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关怀,它让人感受到的是更深层次的冷漠,从而在实质上造成了人文关怀的缺失。
注 释:
①张敏杰:《中国弱势群体研究》,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