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和希腊均处于主权债务违约的漩涡中。不同的是，希腊是不停地“借新还旧”，并强行改变贷款协议，使所有债权人在2012年不得不接受70%以上的债务减值。
　　阿根廷的违约则更混乱：即使进行了两次“债务减值”，但仍有7%的原债务人坚持要求全部偿还。
　　因此，一些人认为，所有债权人应按规定接受主权债务违约清算，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原贷款协议神圣不可侵犯。
　　很多国家正在研究由挪威政府出资的“解决”机制。与企业和个人破产不同，政府要减少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并没有相关的资产管理公司承接。
　　而且，政府破产和私人破产完全不同，私人破产只要债务超过资产即可，但政府破产一般是指预计支出超过预计收入。
　　阿根廷的国债投资者中，很多不愿意接受债务减值的境外基金常被称为“秃鹫基金”或“掠夺性对冲基金”。
　　反贫穷宗教组织“纪念美国网络”执行董事埃里克·勒孔特支持强迫“秃鹫基金”减值的做法。他说：“阿根廷有一种方法避免对冲基金的威逼，但它无力改变美国法庭力挺掠夺性基金迫使穷国全额支付的现实。从本质上讲，合法化这种极端的行为，让秃鹫基金在全球范围内更有利可图。”
　　秃鹫基金占债权人的比例不到8%，虽然其他债权人都接受对阿根廷2005-2010年的债务进行重组的过程，但秃鹫基金仍威胁破坏进行了许多年的债务重组，迫使违约国屈服。
　　秃鹫基金以很低的折扣价格买入垃圾债，然后游说同情其诉求的法院支持其债券100%面值的偿还要求，如美国法官托马斯·葛烈萨就裁决阿根廷应该全额偿付票面价值，消除了秃鹫基金的市场风险。
　　因此，NML资本和奥勒留资金管理公司在2008年以很少的代价就得到了15亿美元本金和4800万美元利息收入。
　　当然，拒绝减值与和解的并非只有秃鹫公司，意大利养老基金等存在巨大亏空的投资者确实无法接受减值损失。
　　此外，支持诉讼与和解的债权持有人之间也存在群体差异。机构投资者和投资银行往往在谈判时要求更好的交换条件，其中大部分最终得到解决，毕竟要面临高昂的诉讼费用；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的个人投资者的机会成本则相对较高。
　　专门购买高折扣债券和不良债务的对冲基金普遍都会避免大额减值，并诉请全额支付。只要有耐心，他们的“抵抗”策略就可能有利可图。从历史上看，这种策略非常成功：当“残余分子”只占总债权人的一小部分时，完全支付其本息是可行的。
　　阿根廷经济学家迭戈·高纳指出，阿根廷在彼得二世时期发生了四次违约，但对信贷市场影响甚微。当时就出现了旨在确保国王和银行家之间还款义务的复杂监管网络，当流动性出现紧张时为王室和银行家都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并确认了风险共担的模式，允许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
　　允许改变借款契约只应出现在非常特殊的情况，如“突发事件”，但什么才能算不可预见的事件？
　　希腊当然不算：事先有大量的预警显示希腊面临崩溃。因此，任何借钱给希腊的人都应自负责任。
　　2009年，希腊经济下滑非常严重，但五年期国债利率在当年年底仍然处于适度的6.5%左右，而欧洲银行监管机构已允许银行在计算存款准备金率时将主权债务以等值的欧元计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