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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他收到的礼物中有一幅中国滇金丝猴照片，照片上一只母猴抱着小猴，毫无遮拦的眼神与人们对视，看着就让人心头一软。
这张照片的作者是中国最著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他出生于中国云南，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从事野生动物摄影，是首位获得英国BG野生动物摄影年赛“濒危物种”大奖和英国自然银幕电影节“TVE奖”的中国人。
美国著名动物学家George Schaller曾与奚志农共同在野外工作。在为奚志农出版的《野性中国》画册撰写的序言中，George Schaller写道：“奚志农的优美影像影响着我们对诸多物种的认识，也推动了自然保护的进程。”
“中国人环保意识的分水岭”
从事野外摄影20多年，奚志农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拍过多少野生动物了。但因为拍摄滇金丝猴和藏羚羊，他和动物们改变了彼此的命运，“我对这两个物种最有感情。”
19 9 2年，奚志农进入中国云南省林业厅工作。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滇金丝猴生物学研究项目同年启动。当年11月，奚志农跟随研究小组进山拍摄。因为追踪的滇金丝猴种群活动范围很大，而且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结果虽然在原始森林走得筋疲力尽，奚志农一个多月都没拍到猴子，最终遗憾下山。
1 9 9 3年9月，他和同伴再次进山，遍寻猴子可能活动的区域。某天在返回营地的路上，他们突然发现了新鲜猴粪，“一小堆黑色发亮的猴粪真真切切地摆在了眼前……我趴在地上，仔仔细细地看着猴粪，就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再仔细看地上、石头上、杜鹃的树枝上，到处都是猴粪，有的几乎还在冒着热气，显然，猴群刚从这里经过。”
奚志农和同伴立刻往山上冲，20多分钟爬了400米高度。透过落叶松枝，他看到对面山坡一棵突出的冷杉树上，一只大公猴端坐在树干上，慢条斯理地啃着松萝，两只母猴依偎在旁边，怀抱可爱的婴猴。
奚志农赶紧架好摄像机，磁带转动，泪水却模糊了双眼。两年时间，他终于第一次拍到了滇金丝猴。
1995年5月，奚志农得知当地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那里正是滇金丝猴和其他珍稀动植物的家园。他心急如焚，四处奔走，联系动员各界力量保护那片原始森林。最终阻止了那次砍伐后，他也不得不离开云南省林业厅。
19 9 6年，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正在萌芽的绿色革命”为题，报道奚志农保护滇金丝猴的情况，称“这将成为中国人环保意识的分水岭”。
影像成为保护自然的推动力量
使用shahtoosh（发音来自于波斯语，意为“羊绒之王”）在西方上流社会已有数百年历史，这种披肩主要取材自青藏高原特有的藏羚羊绒，赚取暴利的商人一直宣称是在收集藏羚羊自然脱落的绒毛。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经过深入考察的George Schaller就曾揭露：shahtoosh的绒毛来自对藏羚羊的盗猎，灭绝式的猎杀已使得藏羚羊数量大规模减少。
离开云南后，奚志农数次进入媒体，但最终成为自由摄影师。19 9 7年12月，他获得机会深入可可西里，跟着追捕盗猎者的“野牦牛队”，在零下几十度的恶劣环境中进行拍摄。堆成小山的藏羚羊皮、藏羚羊死后圆瞪的眼睛、角上的子弹洞、带血的头颅……这些藏羚羊被盗猎的影像和图片震惊了中国和世界，并最终引发中国掀起保护藏羚羊的活动。一些国际杂志也刊登了奚志农拍摄的被剥皮后的藏羚羊图片，文字说明为“一条shahtoosh等于3到5头藏羚羊的生命”。
到今天，在各界共同努力下，藏羚羊数量已经有所回升。影像成为藏羚羊保护的关键推动力量。“无论是可可西里的藏羚羊、野牦牛，还是白马雪山的滇金丝猴，或是秦岭深处的大熊猫，它们或多或少地给了我机会，让我记录下它们的惊恐、好奇、安详和宁静……从它们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人类的自私和贪婪，也看到了什么是纯真，什么是自然。”
2002年，他与妻子一同创办“野性中国工作室”，提出了“用影像保护自然”的口号，以拍摄记录中国野生动物为主要工作。孤独奋战多年，奚志农逐渐意识到要吸纳团结更多人参与野生动物摄影和保护，于是在2004年，他又创办了“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每年对中国各地保护区的部分基层巡护员进行摄影培训，希望他们能够尝试用新的眼光观察自己的工作环境。
2008年10月底，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举办国际野生动物摄影峰会（Wild Photos 2008），奚志农夫妇受邀作主题发言，那是中国摄影师首次参加这个野生动物摄影领域的世界级盛会。2012年，奚志农带着几位年轻的中国摄影师再次来到Wild Photos（野生动物摄影展）。一位英国摄影师有关中国养熊场的图片震惊了会场，奚志农在感谢那位摄影师关注中国动物保护之后，也用一组影像作品告诉现场参会人员和公众，需要均衡地看待中国，中国还有着充满生机和野性的一面，而且还有很多人在为留住这些美好而努力工作。
妮均辰：中国还有很多濒危物种没有留下自然状况下的影像记录，例如有哪些？野性中国的“濒危物种影像计划”进展如何？
奚志农：例如绝大多数公众所知道的白暨豚，已经灭绝了。而在长江水还很清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一张白暨豚在长江里生活的图片。中国还有不少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处于濒危状态，但没有任何影像资料。这两个类群最不被人关注，数量稀少，所依赖的独特的生态环境也很小。有些物种可能还没有被科学家认识，还没有被命名，就无声无息地处于消失边缘了。野性中国的“濒危物种影像计划”希望能够系统地、长期地、持续地关注这类物种，为更多濒危物种留下珍贵影像。
妮均辰：相比长江、黄河、青藏高原、三江源等物种资源丰富的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等人类活动是否对城市的野生动物有更多负面影响？
奚志农：有很多野生动物还顽强生活在城市的混凝土空间中。能把那些城市边缘和缝隙里的、已经很少的自然和野生动物保护下来，能够打动人心的还是影像的力量。我比较提倡“立足本地”进行野生动物拍摄，为本地硕果仅存的野生动物留下好的影像记录，周围和当地人才能了解进而参与保护。例如在中国福建厦门市，有鸟类摄影爱好者发现了紫水鸡，这类鸟种在当地已经消失一百多年。大家因此呼吁停止开发湿地，以保护珍贵鸟种，当地政府也做了响应和让步。
妮均辰：为什么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难拍摄野生动物的国家？从事野生动物拍摄20多年来，您感觉这种状况是否有所改善？
奚志农：中国大型哺乳动物数量稀少，而且动物对人常常怀着高度戒备之心，再加上野生动物摄影在中国并非一个成熟的行业，所以拍野生动物比较困难。
局部地方确实有所改善。更多保护区在建立，森林停采，自然在恢复，野生动物种群也在恢复。但整体大环境还是不容乐观。
中国传统社会对待自然的一些态度和观念需要被重新拾起。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些商业采伐、开发和狩猎行为，乃至制度与相关体制都需要反思。
妮均辰：中国的野生动物摄影与国外最大的差距在哪里？
奚志农：中国公众从30年前就看《动物世界》，在没有条件走出国门时，就通过国际顶尖团队拍摄的纪录片了解了这个星球上的很多野生动物，知道南极大陆的帝企鹅长什么样，知道非洲角马如何迁徙。而唯独对自己这片土地上的野生动物，了解得还远远不够。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反差。
在国外，很多野生动物摄影师本身就是生物学博士，或者具有生物学背景。野生动物摄影师是一个行业，具备很高的专业化、职业化、系统化、产业化和社会化，社会也对野生动物摄影存在着持续、长久的需求，摄影师可以凭借拍摄生存。但中国还没有形成野生动物摄影的行业。希望通过“野性中国”的努力，促进这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
这张照片的作者是中国最著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他出生于中国云南，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从事野生动物摄影，是首位获得英国BG野生动物摄影年赛“濒危物种”大奖和英国自然银幕电影节“TVE奖”的中国人。
美国著名动物学家George Schaller曾与奚志农共同在野外工作。在为奚志农出版的《野性中国》画册撰写的序言中，George Schaller写道：“奚志农的优美影像影响着我们对诸多物种的认识，也推动了自然保护的进程。”
“中国人环保意识的分水岭”
从事野外摄影20多年，奚志农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拍过多少野生动物了。但因为拍摄滇金丝猴和藏羚羊，他和动物们改变了彼此的命运，“我对这两个物种最有感情。”
19 9 2年，奚志农进入中国云南省林业厅工作。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滇金丝猴生物学研究项目同年启动。当年11月，奚志农跟随研究小组进山拍摄。因为追踪的滇金丝猴种群活动范围很大，而且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结果虽然在原始森林走得筋疲力尽，奚志农一个多月都没拍到猴子，最终遗憾下山。
1 9 9 3年9月，他和同伴再次进山，遍寻猴子可能活动的区域。某天在返回营地的路上，他们突然发现了新鲜猴粪，“一小堆黑色发亮的猴粪真真切切地摆在了眼前……我趴在地上，仔仔细细地看着猴粪，就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再仔细看地上、石头上、杜鹃的树枝上，到处都是猴粪，有的几乎还在冒着热气，显然，猴群刚从这里经过。”
奚志农和同伴立刻往山上冲，20多分钟爬了400米高度。透过落叶松枝，他看到对面山坡一棵突出的冷杉树上，一只大公猴端坐在树干上，慢条斯理地啃着松萝，两只母猴依偎在旁边，怀抱可爱的婴猴。
奚志农赶紧架好摄像机，磁带转动，泪水却模糊了双眼。两年时间，他终于第一次拍到了滇金丝猴。
1995年5月，奚志农得知当地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那里正是滇金丝猴和其他珍稀动植物的家园。他心急如焚，四处奔走，联系动员各界力量保护那片原始森林。最终阻止了那次砍伐后，他也不得不离开云南省林业厅。
19 9 6年，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正在萌芽的绿色革命”为题，报道奚志农保护滇金丝猴的情况，称“这将成为中国人环保意识的分水岭”。
影像成为保护自然的推动力量
使用shahtoosh（发音来自于波斯语，意为“羊绒之王”）在西方上流社会已有数百年历史，这种披肩主要取材自青藏高原特有的藏羚羊绒，赚取暴利的商人一直宣称是在收集藏羚羊自然脱落的绒毛。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经过深入考察的George Schaller就曾揭露：shahtoosh的绒毛来自对藏羚羊的盗猎，灭绝式的猎杀已使得藏羚羊数量大规模减少。
离开云南后，奚志农数次进入媒体，但最终成为自由摄影师。19 9 7年12月，他获得机会深入可可西里，跟着追捕盗猎者的“野牦牛队”，在零下几十度的恶劣环境中进行拍摄。堆成小山的藏羚羊皮、藏羚羊死后圆瞪的眼睛、角上的子弹洞、带血的头颅……这些藏羚羊被盗猎的影像和图片震惊了中国和世界，并最终引发中国掀起保护藏羚羊的活动。一些国际杂志也刊登了奚志农拍摄的被剥皮后的藏羚羊图片，文字说明为“一条shahtoosh等于3到5头藏羚羊的生命”。
到今天，在各界共同努力下，藏羚羊数量已经有所回升。影像成为藏羚羊保护的关键推动力量。“无论是可可西里的藏羚羊、野牦牛，还是白马雪山的滇金丝猴，或是秦岭深处的大熊猫，它们或多或少地给了我机会，让我记录下它们的惊恐、好奇、安详和宁静……从它们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人类的自私和贪婪，也看到了什么是纯真，什么是自然。”
2002年，他与妻子一同创办“野性中国工作室”，提出了“用影像保护自然”的口号，以拍摄记录中国野生动物为主要工作。孤独奋战多年，奚志农逐渐意识到要吸纳团结更多人参与野生动物摄影和保护，于是在2004年，他又创办了“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每年对中国各地保护区的部分基层巡护员进行摄影培训，希望他们能够尝试用新的眼光观察自己的工作环境。
2008年10月底，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举办国际野生动物摄影峰会（Wild Photos 2008），奚志农夫妇受邀作主题发言，那是中国摄影师首次参加这个野生动物摄影领域的世界级盛会。2012年，奚志农带着几位年轻的中国摄影师再次来到Wild Photos（野生动物摄影展）。一位英国摄影师有关中国养熊场的图片震惊了会场，奚志农在感谢那位摄影师关注中国动物保护之后，也用一组影像作品告诉现场参会人员和公众，需要均衡地看待中国，中国还有着充满生机和野性的一面，而且还有很多人在为留住这些美好而努力工作。
妮均辰：中国还有很多濒危物种没有留下自然状况下的影像记录，例如有哪些？野性中国的“濒危物种影像计划”进展如何？
奚志农：例如绝大多数公众所知道的白暨豚，已经灭绝了。而在长江水还很清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一张白暨豚在长江里生活的图片。中国还有不少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处于濒危状态，但没有任何影像资料。这两个类群最不被人关注，数量稀少，所依赖的独特的生态环境也很小。有些物种可能还没有被科学家认识，还没有被命名，就无声无息地处于消失边缘了。野性中国的“濒危物种影像计划”希望能够系统地、长期地、持续地关注这类物种，为更多濒危物种留下珍贵影像。
妮均辰：相比长江、黄河、青藏高原、三江源等物种资源丰富的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等人类活动是否对城市的野生动物有更多负面影响？
奚志农：有很多野生动物还顽强生活在城市的混凝土空间中。能把那些城市边缘和缝隙里的、已经很少的自然和野生动物保护下来，能够打动人心的还是影像的力量。我比较提倡“立足本地”进行野生动物拍摄，为本地硕果仅存的野生动物留下好的影像记录，周围和当地人才能了解进而参与保护。例如在中国福建厦门市，有鸟类摄影爱好者发现了紫水鸡，这类鸟种在当地已经消失一百多年。大家因此呼吁停止开发湿地，以保护珍贵鸟种，当地政府也做了响应和让步。
妮均辰：为什么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难拍摄野生动物的国家？从事野生动物拍摄20多年来，您感觉这种状况是否有所改善？
奚志农：中国大型哺乳动物数量稀少，而且动物对人常常怀着高度戒备之心，再加上野生动物摄影在中国并非一个成熟的行业，所以拍野生动物比较困难。
局部地方确实有所改善。更多保护区在建立，森林停采，自然在恢复，野生动物种群也在恢复。但整体大环境还是不容乐观。
中国传统社会对待自然的一些态度和观念需要被重新拾起。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些商业采伐、开发和狩猎行为，乃至制度与相关体制都需要反思。
妮均辰：中国的野生动物摄影与国外最大的差距在哪里？
奚志农：中国公众从30年前就看《动物世界》，在没有条件走出国门时，就通过国际顶尖团队拍摄的纪录片了解了这个星球上的很多野生动物，知道南极大陆的帝企鹅长什么样，知道非洲角马如何迁徙。而唯独对自己这片土地上的野生动物，了解得还远远不够。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反差。
在国外，很多野生动物摄影师本身就是生物学博士，或者具有生物学背景。野生动物摄影师是一个行业，具备很高的专业化、职业化、系统化、产业化和社会化，社会也对野生动物摄影存在着持续、长久的需求，摄影师可以凭借拍摄生存。但中国还没有形成野生动物摄影的行业。希望通过“野性中国”的努力，促进这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