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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仪式暨“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与中译外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在京举行。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名照、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共同为研究院揭牌，宣布中国翻译研究院正式成立。
蔡名照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翻译研究院的成立是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的具体举措，适应了我国翻译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他希望把中国翻译研究院打造成翻译领域重大课题研究的平台、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的平台、翻译研究国际交流合作的平台和高水平翻译人才会聚的平台。
周明伟受聘担任中国翻译研究院首任院长。他表示，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是站在新时期黨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抓住了事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环节，促使我们将翻译人才队伍建设和翻译事业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译外”高端人才匮乏影响中国文化“走出去”
周明伟在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前夕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相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与对外文化交流的需求而言，翻译水平与能力都有明显的较大差距，特别是“中译外”的水平与能力方面的矛盾与困难较为突出。高端翻译人才的短缺，主要是指那些有丰富翻译经验，能够融通中外、有扎实的中国和对象国文化、历史及专业知识背景的、能够定稿、能够翻译经典作品的人才短缺。
在此次论坛上，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唐闻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闫国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仲伟合、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院翻译及语言教育学院原院长鲍川运等专家也分析了当前翻译人才面临的严峻局面。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当前“中译外”翻译人才数量少，非通用语种人才后继乏人，与国家战略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国内缺少大师级的“中译外”翻译和定稿人，尤其是小语种翻译领军人才；另一方面，对海外汉学家及精通“中译外”的翻译人才也缺乏整合的平台和机制。具体体现在两点：
1.“中译外”高端人才不足千人。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14年上半年，能够承担审定稿任务的各语种高端人才全国不足万人，其中“中译外”高端人才不足千人。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从2003年启动10年来，获得中级以上资格证书者只有3.6万人，而其中专长于“中译外”的高水平人才只占很小一部分。从高校翻译专业高级翻译人才的培养看，到2012年为止，已经完成翻译学相关研究的博士论文545篇，但上述博士生更多从事的是理论研究，高端的翻译实践人才没有跟上。
2. 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短缺。与中国联系紧密的周边国家已经存在语言空白点。由于翻译人才匮乏，该地区民众要了解中国，大多需要通过英文等通用语种转译相关信息，因此有关中国的新闻舆论、文化思想等内容大都是经过了英语、法语等通用语种的过滤。其结果是，中华文化核心思想被英语为主的西方话语体系所曲解和误读的部分再次放大，对于我们在话语权竞争、核心利益表达等方面造成进一步损害。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目前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培养周期长，培养成本远远高于英语的语种和其他专业人才的培养。可以说，当前培养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的任务具有强烈的迫切性和战略性。
对于造成“中译外”人才巨大缺口的原因，与会专家认为主要有四点：一是高级翻译人才尤其是“中译外”人才的培养难度大；二是翻译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报酬低，难以吸引优秀人才；三是社会对翻译特别是“中译外”的作用不了解也不够重视；四是经典中国文化、当代时事政治等“中译外”翻译工作的难度大、要求高、效率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激励难以满足翻译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目前高校翻译专业教育也存在问题需要改进，如依然把翻译人才放在外语人才培养框架下研究，翻译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师资队伍不强，教学方式方法陈旧，教学与实践和职业要求不衔接等，使翻译本科或者硕士毕业的学生，很难适应翻译特别是“中译外”方面的实际要求。
从战略高度加强翻译人才队伍建设
针对如何解决“中译外”高端人才缺失问题，周明伟表示，中国翻译研究院将主要围绕话语体系的建立和高端人才的培养展开工作，并明确把“中译外”高端人才培养提到重要位置。他说，要建立一支翻译国家队，把翻译工作和翻译人才培养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和战略性的工作，从国家层面进行更加系统、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布局；通过策划国家级翻译项目凝聚高端翻译人才；建立并完善中国特色话语字库和权威的发布机制，不断提高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水平与能力；进一步丰富翻译资源，扩大翻译人才队伍，整合国内外“中译外”力量。
与会专家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1.加强国家层面的统筹安排。
从教育第一个环节开始，从教育资源的安排、学科的设置、重大国家级翻译项目的策划、翻译事业与翻译产业的规划与管理、翻译水平评价体系与权威发布等入手，在国家层面进行更加系统、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布局。
2.加大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
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战略高度，加大对事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事关经典中华文化与文明翻译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力度，建立并完善经典中华文化与当代中国时政用语字库和权威的发布机制，不断提高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水平与能力，为提高翻译能力创造机制性的环境。
3.回归人文主义外语教育传统，加强“中译外”继续教育。
目前以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培养方式从长远来看，从根本上削弱了外语教育的本质——人文主义教育。这种教育思想致使外语教育过于注重语言技能和实用知识，从而使外语类学生在思想深度、知识结构、分析问题能力方面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学生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其后果是人文精神的衰落。为此，应加大中国文化的基本课程，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了解、珍视与热爱。同时，鉴于高端翻译培训是我国当前急迫需要的继续教育形式，由中国翻译研究院创办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端翻译研修学院或研修基地，每年接纳一批高端国际翻译专家研修并联合开展非通用语种高端翻译人才培训。
4.在国家社科基金下设立对外翻译基金项目。
在国家社科基金下设立对外翻译基金项目，采用招标机制和国际标准，鼓励海内外译者申请国家对外翻译项目，解决当前翻译人才缺乏和翻译质量下降的紧迫问题，建立起支撑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可持续机制。
5.与海外汉学界展开对话合作。
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是一个亟待开拓的领域。几百年来，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经典；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也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作品。中国经典文学类作品翻译将更多依托外方翻译专家的作用，与国外汉学家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批评、讨论、互动和合作，这是当前“中译外”人才严重匮乏的情况下，解决“中译外”人才问题的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6.制订翻译标准和翻译评价体系。
由中国译协组织制定适用于我国的对外翻译规范并组织发布，以向全社会提供指导性研究成果。在这方面，美国翻译界的做法可供借鉴。美国有一个项目叫社会科学翻译准则。该项目由一个基金会组织包括译者、出版商、作家等三方专家，就社会科学的翻译准则进行研讨，最后出版手册，供出版单位和相关用户参考。与此同时，通过建立翻译职业和译文质量评价体系，规范行业管理，激励优秀的“中译外”译者，提高对外翻译作品的质量。
7.组织开展全球性“中译外”人才资源调查。
启动调研项目，对于目前国内外能够做“中译外”的翻译人员情况进行普查，包括：从事“中译外”工作的人数，有多少人对“中译外”感兴趣，他们所在的国家、从业经历等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囊括海外优秀“中译外”翻译专家的高端翻译人才数据库。
蔡名照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翻译研究院的成立是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的具体举措，适应了我国翻译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他希望把中国翻译研究院打造成翻译领域重大课题研究的平台、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的平台、翻译研究国际交流合作的平台和高水平翻译人才会聚的平台。
周明伟受聘担任中国翻译研究院首任院长。他表示，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是站在新时期黨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抓住了事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环节，促使我们将翻译人才队伍建设和翻译事业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译外”高端人才匮乏影响中国文化“走出去”
周明伟在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前夕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相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与对外文化交流的需求而言，翻译水平与能力都有明显的较大差距，特别是“中译外”的水平与能力方面的矛盾与困难较为突出。高端翻译人才的短缺，主要是指那些有丰富翻译经验，能够融通中外、有扎实的中国和对象国文化、历史及专业知识背景的、能够定稿、能够翻译经典作品的人才短缺。
在此次论坛上，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唐闻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闫国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仲伟合、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院翻译及语言教育学院原院长鲍川运等专家也分析了当前翻译人才面临的严峻局面。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当前“中译外”翻译人才数量少，非通用语种人才后继乏人，与国家战略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国内缺少大师级的“中译外”翻译和定稿人，尤其是小语种翻译领军人才；另一方面，对海外汉学家及精通“中译外”的翻译人才也缺乏整合的平台和机制。具体体现在两点：
1.“中译外”高端人才不足千人。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14年上半年，能够承担审定稿任务的各语种高端人才全国不足万人，其中“中译外”高端人才不足千人。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从2003年启动10年来，获得中级以上资格证书者只有3.6万人，而其中专长于“中译外”的高水平人才只占很小一部分。从高校翻译专业高级翻译人才的培养看，到2012年为止，已经完成翻译学相关研究的博士论文545篇，但上述博士生更多从事的是理论研究，高端的翻译实践人才没有跟上。
2. 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短缺。与中国联系紧密的周边国家已经存在语言空白点。由于翻译人才匮乏，该地区民众要了解中国，大多需要通过英文等通用语种转译相关信息，因此有关中国的新闻舆论、文化思想等内容大都是经过了英语、法语等通用语种的过滤。其结果是，中华文化核心思想被英语为主的西方话语体系所曲解和误读的部分再次放大，对于我们在话语权竞争、核心利益表达等方面造成进一步损害。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目前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培养周期长，培养成本远远高于英语的语种和其他专业人才的培养。可以说，当前培养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的任务具有强烈的迫切性和战略性。
对于造成“中译外”人才巨大缺口的原因，与会专家认为主要有四点：一是高级翻译人才尤其是“中译外”人才的培养难度大；二是翻译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报酬低，难以吸引优秀人才；三是社会对翻译特别是“中译外”的作用不了解也不够重视；四是经典中国文化、当代时事政治等“中译外”翻译工作的难度大、要求高、效率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激励难以满足翻译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目前高校翻译专业教育也存在问题需要改进，如依然把翻译人才放在外语人才培养框架下研究，翻译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师资队伍不强，教学方式方法陈旧，教学与实践和职业要求不衔接等，使翻译本科或者硕士毕业的学生，很难适应翻译特别是“中译外”方面的实际要求。
从战略高度加强翻译人才队伍建设
针对如何解决“中译外”高端人才缺失问题，周明伟表示，中国翻译研究院将主要围绕话语体系的建立和高端人才的培养展开工作，并明确把“中译外”高端人才培养提到重要位置。他说，要建立一支翻译国家队，把翻译工作和翻译人才培养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和战略性的工作，从国家层面进行更加系统、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布局；通过策划国家级翻译项目凝聚高端翻译人才；建立并完善中国特色话语字库和权威的发布机制，不断提高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水平与能力；进一步丰富翻译资源，扩大翻译人才队伍，整合国内外“中译外”力量。
与会专家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1.加强国家层面的统筹安排。
从教育第一个环节开始，从教育资源的安排、学科的设置、重大国家级翻译项目的策划、翻译事业与翻译产业的规划与管理、翻译水平评价体系与权威发布等入手，在国家层面进行更加系统、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布局。
2.加大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
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战略高度，加大对事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事关经典中华文化与文明翻译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力度，建立并完善经典中华文化与当代中国时政用语字库和权威的发布机制，不断提高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水平与能力，为提高翻译能力创造机制性的环境。
3.回归人文主义外语教育传统，加强“中译外”继续教育。
目前以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培养方式从长远来看，从根本上削弱了外语教育的本质——人文主义教育。这种教育思想致使外语教育过于注重语言技能和实用知识，从而使外语类学生在思想深度、知识结构、分析问题能力方面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学生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其后果是人文精神的衰落。为此，应加大中国文化的基本课程，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了解、珍视与热爱。同时，鉴于高端翻译培训是我国当前急迫需要的继续教育形式，由中国翻译研究院创办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端翻译研修学院或研修基地，每年接纳一批高端国际翻译专家研修并联合开展非通用语种高端翻译人才培训。
4.在国家社科基金下设立对外翻译基金项目。
在国家社科基金下设立对外翻译基金项目，采用招标机制和国际标准，鼓励海内外译者申请国家对外翻译项目，解决当前翻译人才缺乏和翻译质量下降的紧迫问题，建立起支撑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可持续机制。
5.与海外汉学界展开对话合作。
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是一个亟待开拓的领域。几百年来，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经典；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也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作品。中国经典文学类作品翻译将更多依托外方翻译专家的作用，与国外汉学家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批评、讨论、互动和合作，这是当前“中译外”人才严重匮乏的情况下，解决“中译外”人才问题的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6.制订翻译标准和翻译评价体系。
由中国译协组织制定适用于我国的对外翻译规范并组织发布，以向全社会提供指导性研究成果。在这方面，美国翻译界的做法可供借鉴。美国有一个项目叫社会科学翻译准则。该项目由一个基金会组织包括译者、出版商、作家等三方专家，就社会科学的翻译准则进行研讨，最后出版手册，供出版单位和相关用户参考。与此同时，通过建立翻译职业和译文质量评价体系，规范行业管理，激励优秀的“中译外”译者，提高对外翻译作品的质量。
7.组织开展全球性“中译外”人才资源调查。
启动调研项目，对于目前国内外能够做“中译外”的翻译人员情况进行普查，包括：从事“中译外”工作的人数，有多少人对“中译外”感兴趣，他们所在的国家、从业经历等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囊括海外优秀“中译外”翻译专家的高端翻译人才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