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0年来，有一首匈奴民歌被人们传唱至今：“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失去了焉支山与祁连山之间那片水草茂盛的草原，匈奴族的“六畜”不再蕃息，妇女们也失去了欢颜。
管子在《牧民篇》中又说：“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若是想仓储中的粮食取之不尽，就要努力种植五谷;府库里的财富若想用之不竭，就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由此可见，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文明的发展兴衰，都与“六畜”紧密相连。
“六畜”者，《左传》记载为马、牛、羊、豚（猪）、犬和鸡。在古人看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预示着家庭富足、国家强盛，是太平盛世的象征。
而犬，正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六畜”之一。
基因证据显示，犬是由灰狼驯化而来。最新研究认为，距今约3.3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在我国南方就已经出现驯化的犬。从动物遗存资料看，在河南舞阳贾湖、新郑裴李岗、浙江余姚河姆渡、陕西西安半坡等诸多史前遗址中，都出土过家犬骨骼或陶狗文物。舞阳贾湖遗址已经有犬陪葬，大汶口、龙山文化中犬陪葬现象更为普遍，这些都说明我国古代先民在久远之前就已经普遍馴化、驭使犬类。
在早期人类文明史中，由于农业、畜牧业和采集业尚不发达，通过狩猎来获取食物就显得至关重要。驯化后的犬，由于聪慧温顺、感官发达、善于奔跑且长于捕猎，很早就成为人类最佳的狩猎助手，人类获取食物的能力也因此大大提高。
位于内蒙古的阴山岩画，记录了自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早期生活的种种情景。这些质朴、生动且生活气息浓厚的岩画，涉及动物、人物、神灵、器物、天体等各类题材。其中，动物题材的岩画作品占总量的90%以上。这反映出远古先民活动中最主要的部分都与动物有关，动物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衣食之资，因此其艺术作品也主要取材于动物，或者说是狩猎生活。
在动物图像繁多的阴山岩画中，与人最亲近的动物是犬，许多狩猎场面都有它的身影出现。其中，有一幅岩画表现为数个手执弓箭等武器的猎人，在数只猎犬的协助下围住了几只头上长角的野鹿，猎人们趁机猎杀野鹿。在新疆尼勒克县发现的单人行猎岩画中，一位猎人在射鹿，3只猎犬穷追不舍的情景，生动地表现了猎犬在狩猎活动中的突出作用。直到近代，猎犬都是游牧民族狩猎的好助手。因此有人认为，在远古时期给猎人们以最大帮助的不是武器，而是驯化的犬。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犬”字已经出现。其字形如同腹瘦尾长的动物，这是对犬的形象线描。正如《说文解字》记载：“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从造字的角度上看，“猎”从“犬”部，说明犬用以狩猎的事实。同样在甲骨文里，还有不少以犬命名的官职，如“犬侯”、“犬征”和“犬中”等，这些人可能负责管理狩猎并参加征战。
到了《诗经》出现的时代，人们对猎犬的描述开始频繁出现在诗歌中。《诗经·小雅·巧言》中有“跃跃毚兔，遇犬获之”，蹦跳窜行的狡兔被猎犬捕获，借此比喻君子能识破别人的谄媚之言。“輶车鸾辘，载猃猲獢”，《诗经·秦风·驷职》中这两句诗记载了秦国公子出行狩猎，车上载着猎犬的情景，其中“猃”和“猲獢”均为猎犬。
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长足发展，狩猎在汉代的生产领域中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但仍不失为获取生活资料的一种补充手段。这一时期，驰骋田猎已经成为一种军事、体育或娱乐活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这里的“狗监”就是专门掌管皇帝猎犬的机构。东汉张衡的《西京赋》中有“迅羽轻足”之语，所谓“轻足”就是好猎犬。范晔在《后汉书·袁术传》中还说：“（袁术）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这里的“飞鹰走狗”皆指狩猎所用的鹰、犬。
更为丰富的猎犬形象频繁出现在以狩猎为主题的汉代画像石中。四川新津邓双镇画像石墓出土的东汉画像石棺“车马狩猎”中，画面正中一车坐二人，车左侧一犬飞奔，犬后一人手执筚（长柄网）逐鹿;车前二骑，车后一骑，狩猎的场面极富动感。河南省南阳市英庄出土的东汉早期狩猎图中刻有群山，表现了山林狩猎场景。在山侧一名持筚猎手和一名骑士在两只猎犬的协助下，追赶奔向山林的3只鹿。在另一幅画像石狩猎图中，猎人发现目标后，立刻挥臂纵犬追捕。聪明的猎犬前后夹击，令狡猾的兔子无处可逃，这或许就是《诗经》中“跃跃毚兔，遇犬获之”的图像解说吧。
在唐代，由于深受突厥等北方草原民族的影响，狩猎不仅成为国家操演军队、提高骑射等作战能力的手段，还被视为一种勇敢高尚的行为。据《唐会要》记载，马背皇帝李世民曾说：“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其中之一就是“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受此影响，唐人狩猎蔚为风尚，这种风尚也反映在以狩猎为主题的各类唐代艺术品中，其中当然也少不了猎犬的英姿。
唐墓壁画《架鹰逗犬出猎图》，出自唐中宗李显的长子—懿德太子李重润的墓葬。李重润死时年仅19岁，正是喜好游宴行猎的年纪，这幅壁画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真实生活状态。壁画中描绘了一名男子左臂架鹰，回首站立，戏逗一只猎犬的场景。这只猎犬脖系金铃，威武健硕，恰如唐人韦庄《观猎》诗中所云：“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该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狩猎骑士陶俑，骑士全副武装骑在马上，身后的马背上还蹲踞着一只猎犬，形象生动、身形矫健。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十分开放包容的年代。在当时，有很多藩属国曾向唐王朝贡献过犬。《唐会要》记载：“波斯国多骏犬，今即谓波斯犬也。”除了波斯，中亚诸国也常以此犬进贡。粟特人建立的康国在开元元年（714年）和开元十二年（724年）两次贡犬，龟兹也在开元九年（721年）贡犬。大画家阎立本还画过一头在7世纪时作为贡物送来的獒，西藏是獒种犬的故乡，所以它很可能是吐蕃贡献的。这些进贡犬中想必有很多是唐人大量需要的猎犬，它们最终会被送进皇帝们畜养猎犬的处所—“狗坊”。
俗谚说，“有条好猎犬，猎物随手拣”。古人在射猎、田猎、围猎等各种狩猎活动中早已发现，优秀的猎犬能做很多事情，比如追踪猎物、为猎人指示目标，驱赶或分割猎物群，在主人的指挥下攻击猎物，以及为主人衔回猎物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犬具有其他动物无法比拟的天赋优势和综合能力。
犬对气味非常敏感。《说文》记载：“禽走，嗅而知其迹者，犬也。”依靠鼻子和嘴中的雅可布森器官，犬可以察觉极其微小的气味，其嗅觉辨识度比人类高出数万倍。经过培育和训练之后的猎犬，嗅觉更为发达，十分有助于追踪猎物。其次，犬的听觉非常敏锐，其听力大约是人类的16倍，且能听到人类听不到的高频率声波，灵敏的听觉有助于犬在很大区域内追踪猎物并彼此交换讯息。犬的双眼位于头部两侧，视野比人类更开阔，能够看清周边更大范围的情况。犬还有弱光能力，其视网膜上的细胞对弱光有较好的反应，在暗处仍能保持较好的视力，唐诗中有“山夜猎徒多信犬”之语，即是言此。
唐人杜佑还首次使用了“警犬”一词。《通典》记载：“恐敌人夜间乘城而上，城中城外每三十步悬大灯于城半腹，置警犬于城上，吠之处需加备脂油火炬。”这是利用犬敏锐的感官能力用于守城预警。
唐代还出现了派遣警犬执勤的机构，名为“犬铺”。《资治通鉴》记载，天复元年（901年），大唐王朝的“掘墓人”朱温率军进攻关中，次年兵围凤翔。朱温命人在凤翔城外穿凿如蚰蜒行地一般的蜿蜒壕堑，并“设犬铺、架铃，以绝内外”。所谓“犬铺”，原本是军队防御守备的军事布置，“凡行军下营，四面设犬铺，以犬守之。敌来则犬吠，使营中知所警备”。朱温反其道而用之，创造性地将“犬铺”用于围城。果然，到了天复三年（903年）春天，凤翔城就此陷落。
除了上述天賦异禀的能力，犬还具有忠诚、顺从的性格和很高的智慧，这些对于主人来说都是极为看重的优秀品质。因此，好猎犬普遍赢得了文人画家与帝王将相们的喜爱。
大文豪苏轼在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短短的小半阕词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宋代“狩猎者”的速写肖像。“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言壮语从词人口中奔涌而出，只见他左手牵着即将奔行的黄犬，右臂托着展翅欲飞的苍鹰，头戴锦蒙帽，身穿貂鼠裘衣，一幅威风凛凛的模样。千余名骑士浩浩荡荡跟随在身后，穿林越野，势如破竹，好一幅壮观的围猎场景。
如果说，苏轼笔下的黄犬还只是衬托主人豪迈之情的“小配角”，那么，南宋宫廷画家李迪的画中的猎犬，就是毫无争议的“主角”。
顾恺之在《论画》中曾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不待迁想妙得也。”按此说法，画犬还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原因是犬乃日常习见之物，若想画出神采精髓，便丝毫苟且不得，需要深厚的绘画功底和敏锐的艺术捕捉能力。
李迪的这幅《猎犬图》没有任何画面背景，图中只有一只猎犬慢步前行。犬头低伏，似在轻嗅搜寻着什么，犬尾低垂卷曲，整体造型略呈三角形状。犬颈上戴着项圈而无绳索，表明这是一只随主人出行的猎犬，却无须主人牵引，是一只颇有灵性的猎犬。整只犬的形态生动，造型准确，微张的鼻翼、专注的眼神以及绷紧的肌肉，还有毛茸茸的细毛和尖利的脚爪清晰可见，刻画细致入微，好似一张宋代宫廷猎犬的“写真照”。 在元人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中，有一只猎犬有幸与名闻千古的忽必烈大帝“同框出镜”，为我们留下了元代皇帝携犬出猎时的珍贵图景。
《元世祖出猎图》展现的是距今700余年前的某个秋冬时节，忽必烈率众在塞外荒漠戈壁之中狩猎的情景。在沙丘无垠的远方，有一列驼队横越而过。近处的10人可大致划为两个群体：身穿白裘的皇帝和皇后，挽弓欲射的侍从和另两位骑士构成内圈;画面下方5位骑士和鹰师则构成外圈。图中忽必烈的形貌，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元历代帝后像》中的元世祖半身像相似。画中无论是人物服饰还是鞍马弓矢，都刻画精细且符合元代制度风格，可见这是一幅写实之作。
有趣的是，在忽必烈大帝马头前方还有一只猎犬，也跟随主人在回头张望，似乎准备随时帮助射手叼回射落的猎物。这只猎犬的肋骨若隐若现，显得颇为瘦削，与皇家威仪不大相符。事实上，这是产自蒙古草原和我国东北地区的细犬，它们奔跑速度极快。作为皇家猎犬，在这幅传世名画中当然少不了它的位置。
皇帝出猎是元代艺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保存了蒙古旧俗，也有着明白无误的象征意义。至治二年（1322年），画家朱德润奉旨描绘元英宗雪猎的场景。画成之后，他作《雪猎图赋》说：“皇元受命，四海来格，游猎之盛，武备粲然，所以明国家之制大备矣。”画家暗示，这类绘画不是为了表现蒙古大汗的闲暇生活，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与军事目的，这对于以游牧骑射立国的异族统治者而言，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与之相类的是，满清入关统治中原以后，清代的皇帝们为了保持本族特质，积极提倡“国语骑射”。康熙、乾隆诸帝更是身体力行，统领八旗官兵远赴塞外，在“木兰秋狩”等活动中大举围猎，以期保持和提高满洲族人的勇武本色与骑射技能。那些训练有素的猎犬就成为清代骑射狩猎活动的主要伙伴。到了清代中晚期，宫廷中爱犬、养犬之风深深影响了整个清代上流社会。
当时，一些服务于内廷的西方传教士画家为迎合宫中趣味，利用其擅长写实的绘画技能，奉旨创作出一批宫廷名犬画作，如艾启蒙的《十骏犬图》册等。这些供奉于皇家的宫廷画家创作的犬类主题绘画，均用笔精湛、构图优美、刻画细膩，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当时，艾启蒙所创作的“十骏犬”均为乾隆皇帝行猎南苑或木兰秋狩时，跟随其左右的猎犬，这些猎犬身体灵活、行动敏捷，是乾隆在骑射狩猎时的得力助手。这10只猎犬姿态各异，各个神采飞扬。艾启蒙承旨将乾隆皇帝豢养的10只猎犬绘制成册，衬景山水则由中国画家创作完成，中西画家携手合作是当时宫廷绘画的一大特色。
艾启蒙以西方的素描技法，运用解剖学知识，通过短细的笔触，一丝不苟地刻画出猎犬健美的体态和皮毛的质感，具有极强的写实性。以“霜花鹞”为例，这只猎犬外貌十分俊逸，类属“细犬”。其体型瘦削、四肢修长，胸部深而窄，骨架细长，前腿笔直、后腿修长，头颅窄小，背部曲线优美，加之毛皮短而光滑，闪耀着缎子般的光泽，流露出一种高雅气质。这种犬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脆弱，其肌肉强健有力，奔跑速度极快，非常适宜冲刺追逐，是上佳的猎犬品种。
光阴流转，历史的脚步以一种无法阻挡的气势迈入现代。
在20世纪末，世代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鄂温克族使鹿部落—这个中国最后的游牧部落，结束了祖辈们一直从事的游牧生活。当人们从大兴安岭深处迁出，交出了不曾离身的猎枪的那一刻，他们也正式作别了驯养驼鹿、狩猎山林的传统生活，在悄无声息间终结了人类的“狩猎时代”。
曾经陪伴人类左右的猎犬们，仍悯然不知一个曾经肩负万年的使命，就此结束。那些“左牵黄、右擎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历史图景也成为时代的回响。
管子在《牧民篇》中又说：“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若是想仓储中的粮食取之不尽，就要努力种植五谷;府库里的财富若想用之不竭，就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由此可见，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文明的发展兴衰，都与“六畜”紧密相连。
“六畜”者，《左传》记载为马、牛、羊、豚（猪）、犬和鸡。在古人看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预示着家庭富足、国家强盛，是太平盛世的象征。
而犬，正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六畜”之一。
基因证据显示，犬是由灰狼驯化而来。最新研究认为，距今约3.3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在我国南方就已经出现驯化的犬。从动物遗存资料看，在河南舞阳贾湖、新郑裴李岗、浙江余姚河姆渡、陕西西安半坡等诸多史前遗址中，都出土过家犬骨骼或陶狗文物。舞阳贾湖遗址已经有犬陪葬，大汶口、龙山文化中犬陪葬现象更为普遍，这些都说明我国古代先民在久远之前就已经普遍馴化、驭使犬类。
在早期人类文明史中，由于农业、畜牧业和采集业尚不发达，通过狩猎来获取食物就显得至关重要。驯化后的犬，由于聪慧温顺、感官发达、善于奔跑且长于捕猎，很早就成为人类最佳的狩猎助手，人类获取食物的能力也因此大大提高。
位于内蒙古的阴山岩画，记录了自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早期生活的种种情景。这些质朴、生动且生活气息浓厚的岩画，涉及动物、人物、神灵、器物、天体等各类题材。其中，动物题材的岩画作品占总量的90%以上。这反映出远古先民活动中最主要的部分都与动物有关，动物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衣食之资，因此其艺术作品也主要取材于动物，或者说是狩猎生活。
在动物图像繁多的阴山岩画中，与人最亲近的动物是犬，许多狩猎场面都有它的身影出现。其中，有一幅岩画表现为数个手执弓箭等武器的猎人，在数只猎犬的协助下围住了几只头上长角的野鹿，猎人们趁机猎杀野鹿。在新疆尼勒克县发现的单人行猎岩画中，一位猎人在射鹿，3只猎犬穷追不舍的情景，生动地表现了猎犬在狩猎活动中的突出作用。直到近代，猎犬都是游牧民族狩猎的好助手。因此有人认为，在远古时期给猎人们以最大帮助的不是武器，而是驯化的犬。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犬”字已经出现。其字形如同腹瘦尾长的动物，这是对犬的形象线描。正如《说文解字》记载：“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从造字的角度上看，“猎”从“犬”部，说明犬用以狩猎的事实。同样在甲骨文里，还有不少以犬命名的官职，如“犬侯”、“犬征”和“犬中”等，这些人可能负责管理狩猎并参加征战。
到了《诗经》出现的时代，人们对猎犬的描述开始频繁出现在诗歌中。《诗经·小雅·巧言》中有“跃跃毚兔，遇犬获之”，蹦跳窜行的狡兔被猎犬捕获，借此比喻君子能识破别人的谄媚之言。“輶车鸾辘，载猃猲獢”，《诗经·秦风·驷职》中这两句诗记载了秦国公子出行狩猎，车上载着猎犬的情景，其中“猃”和“猲獢”均为猎犬。
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长足发展，狩猎在汉代的生产领域中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但仍不失为获取生活资料的一种补充手段。这一时期，驰骋田猎已经成为一种军事、体育或娱乐活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这里的“狗监”就是专门掌管皇帝猎犬的机构。东汉张衡的《西京赋》中有“迅羽轻足”之语，所谓“轻足”就是好猎犬。范晔在《后汉书·袁术传》中还说：“（袁术）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这里的“飞鹰走狗”皆指狩猎所用的鹰、犬。
更为丰富的猎犬形象频繁出现在以狩猎为主题的汉代画像石中。四川新津邓双镇画像石墓出土的东汉画像石棺“车马狩猎”中，画面正中一车坐二人，车左侧一犬飞奔，犬后一人手执筚（长柄网）逐鹿;车前二骑，车后一骑，狩猎的场面极富动感。河南省南阳市英庄出土的东汉早期狩猎图中刻有群山，表现了山林狩猎场景。在山侧一名持筚猎手和一名骑士在两只猎犬的协助下，追赶奔向山林的3只鹿。在另一幅画像石狩猎图中，猎人发现目标后，立刻挥臂纵犬追捕。聪明的猎犬前后夹击，令狡猾的兔子无处可逃，这或许就是《诗经》中“跃跃毚兔，遇犬获之”的图像解说吧。
在唐代，由于深受突厥等北方草原民族的影响，狩猎不仅成为国家操演军队、提高骑射等作战能力的手段，还被视为一种勇敢高尚的行为。据《唐会要》记载，马背皇帝李世民曾说：“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其中之一就是“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受此影响，唐人狩猎蔚为风尚，这种风尚也反映在以狩猎为主题的各类唐代艺术品中，其中当然也少不了猎犬的英姿。
唐墓壁画《架鹰逗犬出猎图》，出自唐中宗李显的长子—懿德太子李重润的墓葬。李重润死时年仅19岁，正是喜好游宴行猎的年纪，这幅壁画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真实生活状态。壁画中描绘了一名男子左臂架鹰，回首站立，戏逗一只猎犬的场景。这只猎犬脖系金铃，威武健硕，恰如唐人韦庄《观猎》诗中所云：“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该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狩猎骑士陶俑，骑士全副武装骑在马上，身后的马背上还蹲踞着一只猎犬，形象生动、身形矫健。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十分开放包容的年代。在当时，有很多藩属国曾向唐王朝贡献过犬。《唐会要》记载：“波斯国多骏犬，今即谓波斯犬也。”除了波斯，中亚诸国也常以此犬进贡。粟特人建立的康国在开元元年（714年）和开元十二年（724年）两次贡犬，龟兹也在开元九年（721年）贡犬。大画家阎立本还画过一头在7世纪时作为贡物送来的獒，西藏是獒种犬的故乡，所以它很可能是吐蕃贡献的。这些进贡犬中想必有很多是唐人大量需要的猎犬，它们最终会被送进皇帝们畜养猎犬的处所—“狗坊”。
俗谚说，“有条好猎犬，猎物随手拣”。古人在射猎、田猎、围猎等各种狩猎活动中早已发现，优秀的猎犬能做很多事情，比如追踪猎物、为猎人指示目标，驱赶或分割猎物群，在主人的指挥下攻击猎物，以及为主人衔回猎物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犬具有其他动物无法比拟的天赋优势和综合能力。
犬对气味非常敏感。《说文》记载：“禽走，嗅而知其迹者，犬也。”依靠鼻子和嘴中的雅可布森器官，犬可以察觉极其微小的气味，其嗅觉辨识度比人类高出数万倍。经过培育和训练之后的猎犬，嗅觉更为发达，十分有助于追踪猎物。其次，犬的听觉非常敏锐，其听力大约是人类的16倍，且能听到人类听不到的高频率声波，灵敏的听觉有助于犬在很大区域内追踪猎物并彼此交换讯息。犬的双眼位于头部两侧，视野比人类更开阔，能够看清周边更大范围的情况。犬还有弱光能力，其视网膜上的细胞对弱光有较好的反应，在暗处仍能保持较好的视力，唐诗中有“山夜猎徒多信犬”之语，即是言此。
唐人杜佑还首次使用了“警犬”一词。《通典》记载：“恐敌人夜间乘城而上，城中城外每三十步悬大灯于城半腹，置警犬于城上，吠之处需加备脂油火炬。”这是利用犬敏锐的感官能力用于守城预警。
唐代还出现了派遣警犬执勤的机构，名为“犬铺”。《资治通鉴》记载，天复元年（901年），大唐王朝的“掘墓人”朱温率军进攻关中，次年兵围凤翔。朱温命人在凤翔城外穿凿如蚰蜒行地一般的蜿蜒壕堑，并“设犬铺、架铃，以绝内外”。所谓“犬铺”，原本是军队防御守备的军事布置，“凡行军下营，四面设犬铺，以犬守之。敌来则犬吠，使营中知所警备”。朱温反其道而用之，创造性地将“犬铺”用于围城。果然，到了天复三年（903年）春天，凤翔城就此陷落。
除了上述天賦异禀的能力，犬还具有忠诚、顺从的性格和很高的智慧，这些对于主人来说都是极为看重的优秀品质。因此，好猎犬普遍赢得了文人画家与帝王将相们的喜爱。
大文豪苏轼在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短短的小半阕词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宋代“狩猎者”的速写肖像。“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言壮语从词人口中奔涌而出，只见他左手牵着即将奔行的黄犬，右臂托着展翅欲飞的苍鹰，头戴锦蒙帽，身穿貂鼠裘衣，一幅威风凛凛的模样。千余名骑士浩浩荡荡跟随在身后，穿林越野，势如破竹，好一幅壮观的围猎场景。
如果说，苏轼笔下的黄犬还只是衬托主人豪迈之情的“小配角”，那么，南宋宫廷画家李迪的画中的猎犬，就是毫无争议的“主角”。
顾恺之在《论画》中曾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不待迁想妙得也。”按此说法，画犬还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原因是犬乃日常习见之物，若想画出神采精髓，便丝毫苟且不得，需要深厚的绘画功底和敏锐的艺术捕捉能力。
李迪的这幅《猎犬图》没有任何画面背景，图中只有一只猎犬慢步前行。犬头低伏，似在轻嗅搜寻着什么，犬尾低垂卷曲，整体造型略呈三角形状。犬颈上戴着项圈而无绳索，表明这是一只随主人出行的猎犬，却无须主人牵引，是一只颇有灵性的猎犬。整只犬的形态生动，造型准确，微张的鼻翼、专注的眼神以及绷紧的肌肉，还有毛茸茸的细毛和尖利的脚爪清晰可见，刻画细致入微，好似一张宋代宫廷猎犬的“写真照”。 在元人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中，有一只猎犬有幸与名闻千古的忽必烈大帝“同框出镜”，为我们留下了元代皇帝携犬出猎时的珍贵图景。
《元世祖出猎图》展现的是距今700余年前的某个秋冬时节，忽必烈率众在塞外荒漠戈壁之中狩猎的情景。在沙丘无垠的远方，有一列驼队横越而过。近处的10人可大致划为两个群体：身穿白裘的皇帝和皇后，挽弓欲射的侍从和另两位骑士构成内圈;画面下方5位骑士和鹰师则构成外圈。图中忽必烈的形貌，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元历代帝后像》中的元世祖半身像相似。画中无论是人物服饰还是鞍马弓矢，都刻画精细且符合元代制度风格，可见这是一幅写实之作。
有趣的是，在忽必烈大帝马头前方还有一只猎犬，也跟随主人在回头张望，似乎准备随时帮助射手叼回射落的猎物。这只猎犬的肋骨若隐若现，显得颇为瘦削，与皇家威仪不大相符。事实上，这是产自蒙古草原和我国东北地区的细犬，它们奔跑速度极快。作为皇家猎犬，在这幅传世名画中当然少不了它的位置。
皇帝出猎是元代艺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保存了蒙古旧俗，也有着明白无误的象征意义。至治二年（1322年），画家朱德润奉旨描绘元英宗雪猎的场景。画成之后，他作《雪猎图赋》说：“皇元受命，四海来格，游猎之盛，武备粲然，所以明国家之制大备矣。”画家暗示，这类绘画不是为了表现蒙古大汗的闲暇生活，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与军事目的，这对于以游牧骑射立国的异族统治者而言，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与之相类的是，满清入关统治中原以后，清代的皇帝们为了保持本族特质，积极提倡“国语骑射”。康熙、乾隆诸帝更是身体力行，统领八旗官兵远赴塞外，在“木兰秋狩”等活动中大举围猎，以期保持和提高满洲族人的勇武本色与骑射技能。那些训练有素的猎犬就成为清代骑射狩猎活动的主要伙伴。到了清代中晚期，宫廷中爱犬、养犬之风深深影响了整个清代上流社会。
当时，一些服务于内廷的西方传教士画家为迎合宫中趣味，利用其擅长写实的绘画技能，奉旨创作出一批宫廷名犬画作，如艾启蒙的《十骏犬图》册等。这些供奉于皇家的宫廷画家创作的犬类主题绘画，均用笔精湛、构图优美、刻画细膩，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当时，艾启蒙所创作的“十骏犬”均为乾隆皇帝行猎南苑或木兰秋狩时，跟随其左右的猎犬，这些猎犬身体灵活、行动敏捷，是乾隆在骑射狩猎时的得力助手。这10只猎犬姿态各异，各个神采飞扬。艾启蒙承旨将乾隆皇帝豢养的10只猎犬绘制成册，衬景山水则由中国画家创作完成，中西画家携手合作是当时宫廷绘画的一大特色。
艾启蒙以西方的素描技法，运用解剖学知识，通过短细的笔触，一丝不苟地刻画出猎犬健美的体态和皮毛的质感，具有极强的写实性。以“霜花鹞”为例，这只猎犬外貌十分俊逸，类属“细犬”。其体型瘦削、四肢修长，胸部深而窄，骨架细长，前腿笔直、后腿修长，头颅窄小，背部曲线优美，加之毛皮短而光滑，闪耀着缎子般的光泽，流露出一种高雅气质。这种犬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脆弱，其肌肉强健有力，奔跑速度极快，非常适宜冲刺追逐，是上佳的猎犬品种。
光阴流转，历史的脚步以一种无法阻挡的气势迈入现代。
在20世纪末，世代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鄂温克族使鹿部落—这个中国最后的游牧部落，结束了祖辈们一直从事的游牧生活。当人们从大兴安岭深处迁出，交出了不曾离身的猎枪的那一刻，他们也正式作别了驯养驼鹿、狩猎山林的传统生活，在悄无声息间终结了人类的“狩猎时代”。
曾经陪伴人类左右的猎犬们，仍悯然不知一个曾经肩负万年的使命，就此结束。那些“左牵黄、右擎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历史图景也成为时代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