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师是替打官司的人出主意、以写状纸为职业的人，相当于履行现在律师的部分职能。而在中国古代，诉讼本身就被圣人认定是件不该发生的事。孔夫子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平！”意思是主持审判，我和其他人差不多，应该做的是让诉讼无从发生。这句话后来成了儒家有关诉讼问题的宗旨，后代儒生出身的官员总是宣称，为官一的首要大事是“息讼”。而讼师却为民间提供怎样打官司的服务，自然就成了各级官员的眼中钉。
　　按照儒家精神制定的古代法律，也从不承认讼师的地位，因此讼师在古代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古代打官司不准代理(有身份的官员、士大夫、妇女可以由家人代为诉讼)，诉讼双方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庭。也不准“教唆词讼”，不准教别人如何打官司。为人起草诉状是可以的，但是不得加减情节和诉讼请求。当然有的讼师也会顶他人名字出庭，当被长官看破，免不了挨一顿打，“臀坚耐杖笞”就是如此而来。教别人打官司的讼师、代他人出庭打官司的讼棍，以此为职业的，都要被判充军。印卖教导诉讼的书籍的，也要判三年徒刑。
　　因为讼师的行为违背了古代读书人所尊崇的儒学精神，所以近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的讼师形象大多丑陋不堪，最典型的是清初方汝浩《禅真逸史》第二十四回“伏威计夺胜金姐，贤士教唆桑皮筋”里描写的讼师管贤士，原文描述他的能耐是这样的：“枪刀不见铁，杀人不见血。棒打不见疼，伤寒不发热。毒口不见蛇，蜇尾不见蝎。苦痛不闻声，分离不见别。世上若无此等人，官府衙门不用设。”
　　如此恶毒的人物，简直集世间原罪于一身。虽然许多流传下来的讼师的形象十分不堪，但也有一些讼师确实办了不少实事：
　　曾六如的笔记《小豆棚》卷八记载一个湖州的“疙瘩老娘”就是这样一位讼师。她是个寡妇，也是个远近闻名的刀笔讼师，文笔言辞十分犀利，许多经年不结的大案子，凭她一字数笔，就可以挽回。她靠这个本事发了大财。
　　湖州有一个富家的年轻儿媳，丈夫死后想改嫁，而公公不允许，想强迫她守寡。儿媳向疙瘩老娘求援。疙瘩老娘要求个字一百两银子，总共向她要了一千六百两银子，写了一张十六字的状子，状子上是这样的：“氏年十九，夫死无子，翁壮而鳏，叔大未娶。”意思大致就是这个儿媳年纪才十九岁，丈夫死了，没有给她留下儿子，公公正值壮年，小叔子长大了尚未娶亲，都是单身。
　　在古代，影响一个女子在家族中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所生养的儿子的多少，俗话说：“养儿防老。”有儿子的话，即使是寡居，以后的生活和在家里的地位就都有了保障。没有儿子的女子守寡，无论是从家庭因素还是经济条件等多方面来说，未来的生活没有任何保障。同时，家里的两个至亲都是单身，按照当时法律，公公与儿媳私通是死罪，而弟弟娶寡嫂也是死罪。更重要的是，古时的治政理念是以德治国，一旦出现这种乱伦的案件，会对地方官的政绩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这张状子呈上去，县官立即命令允许儿媳改嫁。
　　还有一次，江北地方连年歉收，米贩纷纷到江南地方收购粮食。江南人十自米价高涨，禁止大米出境，结果形成诉讼。米贩也去向疙瘩老娘求助，疙瘩老娘索要三千两银子，写一张状子呈上，第二天县衙门就下令不得阻止粮食出境。那张状子是骈文，里面有一联说的是：”列国纷争，尚有移民移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对仗工整，说理透彻，实在是叫人拍案叫绝。
　　诸如此类事件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古时的讼师们的智慧的确不容小觑。讼师在古代诉讼中，有时能够独当一面，在案件的胜负中起到关键作用，当然这与当时的诉讼程序不完备，重口供而轻调查，缺乏辩论程序有很大关系，因而在讼师的刀笔之下往往发生以一词
　　句而定乾坤的效果。讼师的刀笔之功不仅在于其文笔之犀利，更是在于其对于事情的理解、解析有过人之处。虽然许多讼师品行不端，但是其中也有像疙瘩老娘那样的讼师，其存在对于那些面对高深莫测的衙门束手无策的百姓而言，无疑是遇到了救星，使百姓的意愿得到伸张，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