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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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西南土司的承袭在两种方式间发生多次转变:赴京告袭,即土司或亲自或遣人赴京请求承袭,其显著特点是将承袭与朝贡结合;就彼冠带,即土司在地方请求承袭,但长期要求土司承袭时需按品秩纳粮。前者主要集中在明初,后者从明中期开始逐渐成为主要方式,但期间多有反复,直至清康熙时期就彼冠带被正式确立为土司的承袭方式。赴京告袭向就彼冠带的演变符合行政运作简化的规律,背后隐含了中央与地方经济获取状况的变化,即中央从起初的经济支出方转变为获取方,土司从明初的获取方逐渐成为支出方,直至“改土归流”后对土司编户齐民,直接征税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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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张骞研究院,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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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土司制度通史(多卷本)”(18ZDA173),南通大学人才引进项目“明代西南土司承袭研究”(135420601154)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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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西南土司的承袭在两种方式间发生多次转变:赴京告袭,即土司或亲自或遣人赴京请求承袭,其显著特点是将承袭与朝贡结合;就彼冠带,即土司在地方请求承袭,但长期要求土司承袭时需按品秩纳粮。前者主要集中在明初,后者从明中期开始逐渐成为主要方式,但期间多有反复,直至清康熙时期就彼冠带被正式确立为土司的承袭方式。赴京告袭向就彼冠带的演变符合行政运作简化的规律,背后隐含了中央与地方经济获取状况的变化,即中央从起初的经济支出方转变为获取方,土司从明初的获取方逐渐成为支出方,直至“改土归流”后对土司编户齐民,直接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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