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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汉魏以来，北方人士眼中的江淮流域，始终为气候恶劣、疫病多发之区，在此地实际用兵时所遭遇的环境与疫病问题，造成了北人“南土下湿，必生疾疫”的忧惧心理，影响了北魏统治者南下用兵的计划与策略。为确保作战顺利，北魏如南下作战，则需注重对当地环境、水土的适应，考虑和采取一定的防疫措施以避免疫病的发生。本文即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以公元450—451年太武帝南伐事件为个案，分析江淮流域环境恶劣、疫病多发对北魏南征的影响。从此战的最终结果——北魏军队因战斗和疾疫引起的大量伤亡而撤围退走——这一点看来，北魏士兵尚不能抵御南方气候环境所引发的疫病，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和分散了北魏继续向南发展的力量。由此可见，环境与疫病当亦为影响北魏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 北魏；江淮；太武帝；南伐；瘴气病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1－0155－06
魏晋南北朝期间灾乱频仍，在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共同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疫病发生也较为频繁。此时期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之一——拓跋鲜卑，亦同样受到疫病的困扰。拓跋鲜卑的北魏政权建立于代北，但以华夏正统自命，希望入主中原，统一南北，遇有机会则每每考虑兴兵向南。如泰常七年（422年），明元帝趁刘裕病死之机大举南伐，攻占了滑台、洛阳、虎牢等军事要地。在北魏前期历史上，此类军事事件时有发生，但由于环境及疫病等因素的制约，拓跋鲜卑在南征中不得不有所顾忌。张嘉凤提出：“征途之中，疾疫带来的死亡率，确可能比两军厮杀更为惨烈，无怪乎一旦有疾疫流行的传言，军队中往往出现骚动。” 〔1〕环境与疫病对征战中的军队确有影响，现代流行病学理论认为，当人群初移到新地区时，常因对该地区疫病没有抵抗力而被病菌感染，并极易引发流行。由于人口密度相对较大、对作战地区疫病缺乏抵抗力、水土不服、疲劳和作战伤亡等原因，流动作战时期的军队是疫病的高发群体。此情况古已有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提到“虏疮”乃是“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2〕皇始二年（397年）八月，道武帝进军常山之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在者才十四五”。〔3〕可见疫病同样是北魏军队面临的问题。
自汉魏以来，北方人士眼中的江淮流域，始终为气候恶劣、疫病多发之区，在此地实际用兵时所遭遇的环境与疫病问题，造成了北人“南土下湿，必生疾疫”的忧惧心理，①影响了北魏统治者南下用兵的计划与策略。《孙子•行军》云：“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4〕为确保作战顺利，北魏如南下作战，则需注重对当地环境、水土的适应，考虑和采取一定的防疫措施以避免疫病的发生。本文即以公元450—451年太武帝南伐事件对此试作一分析。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之南伐，本因宋文帝北伐而起，在击退宋军的进攻后遂趁胜大举南攻。《魏书•李孝伯列传》记有此役中两军往来的部分内容：
（刘）骏遣人献酒二器、甘蔗百梃，并请骆驼。
……义恭献皮裤褶一具，骏奉酒二器、甘蔗百梃。……世祖又遣赐义恭、骏等毡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孝伯曰：“有后诏：‘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食；黑盐治腹胀气满，末之六铢，以酒而服；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非食盐。’”〔5〕
《宋书》云：
焘不饮河南水，以骆驼负河北水自随，一骆驼负三十斗。遣使饷太祖骆驼名马，求和请婚。上遣奉朝请田奇饷以珍羞异味。焘得黄甘，即啖之，并大进酃酒，左右有耳语者，疑食中有毒，……〔6〕
又云：
焘又乞酒并甘橘。畅宣世祖问：“……螺杯、杂粽，南土所珍，镇军今以相致。”
……焘又送毡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是魏主自所食。黑盐治腹胀气懑，细刮取六铢，以酒服之。胡盐治目痛。柔盐不食，治马脊创。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黄甘幸彼所丰，可更见分。” ……义恭饷焘炬烛十挺，世祖亦致锦一匹，曰：“知更须黄甘，诚非所吝。但送不足周彼一军，向给魏主，未应便乏，故不复重付。”焘复求甘蔗、安石榴，畅曰：“石榴出自邺下，亦当非彼所乏。”〔7〕
根据上述史料，以下分两点展开论述。
一、“焘不饮河南水，以骆驼负河北水自随”
南方地区温暖湿润的气候为疾疫原生菌、中间宿主、媒介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和孽衍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之水土不服等原因，北方人到达南方后极易染上各种疾疫。医学理论与实际经验令汉魏以来的北方人普遍认为“南土下湿，必生疾疫”，故而在南行时往往采取很多措施来防治疫病。其中，他们对瘴气病的防范与治疗尤为重视。目前研究表明，瘴气主要盛行于岭南、南中（即今云贵川）和江淮地区，瘴气病较类似于今天的疟疾、血吸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以下简称钩体病）等。从病症表现上来看，岭南、南中的瘴气病当更接近于今天的疟疾；江淮地区则较似血吸虫病和钩体病等流行病，也有部分近似疟疾的。②
《外台秘要》引《葛洪肘后备急方》曰：“夫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岭南率称为瘴，江北总号为疟，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别有异病。然南方温毒，此病尤甚，原其所归，大略有四：一山溪毒气，二风温痰饮，三加之鬼疠，四发以热毒，在此之中，热毒最重。”〔8〕此处的“疟”，大致是以按蚊为传播媒介的传染病，即现代医学所说的恶性疟疾。按蚊理想生长区在最高气温月份平均温度15.6度以上的地区，我国以北纬25度以南为稳定性高疟区，岭南地区和云南大部位于此区内。
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5年），杨终以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乃上疏谏还徙者、罢边屯曰：“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且南方暑湿，障毒互生。”〔9〕除广陵外，上述地区多在淮北，若淮北尚且暑湿有“障毒”，则淮水以南的江淮地区更是瘴病肆虐了。隋朝孙万寿曾作诗云：“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10〕可见江淮流域亦是瘴患之区。当时此区的瘴气病在表征上与现代的血吸虫病和钩体病较为相似。
血吸虫病在中国有较长的传播史，在1972年于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和1975年于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两具古尸中，都检出了血吸虫虫卵，由此可推测在2100多年前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已有血吸虫病流行。〔11〕中国流行的是日本血吸虫病，由于日本血吸虫对中间宿主的特异性要求极为严格，只有湖北钉螺一种，湖北钉螺只能存活在一月份平均气温0度以上、全年降雨量750毫米以上的地区，即北纬33度以南，故而日本血吸虫病在我国有严格的地理分布界线，北纬33度以北没有此病。[注：参看姜庆五主编《流行病学》，科学出版社，2003年，439－449页；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这条分界线恰恰从河淮流域与江淮流域之间划过，可推见血吸虫病只流行于淮河以南的地区。《水经•类水注》云禁水（今云南境内，北纬25—33度之间）“旁瘴气特恶，气中有物，不见其形，其作有声，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名曰鬼弹。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径之，无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旁，不过十日皆死也。……水之左右，马步之径裁通，而时有瘴气，三月、四月径之必死，非此时犹令人闷吐。五月以后，行者差得无害”。〔12〕 文中所描述的特征较类似于今日之血吸虫病。
《抱朴子•登涉》云：
或问曰：“江南山谷之间，多诸毒恶，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今吴楚之野，暑湿郁蒸，虽衡霍正岳，犹多毒螫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能伺（一名）射影，其实水虫也。状如鸣蜩，状似三合杯，有翼能飞，无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如闻人声，缘口中物如角弩，以气为矢，则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发疮，中影者亦病，而不即发疮。不晓治之者杀人。其病似大伤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虱，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暑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时差稀耳。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里，其所在如芒刺之状，小犯大痛，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动也。若不挑之，虫钻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与射工相似，皆杀人。”[注：〔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4，此处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5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01页；同时参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7，中华书局，1980年，280页。]
西晋车茂安在与陆云的书信中亦云：
外甥石季甫忽见使为贸阝（今浙江宁波市东）令，除书近下，因令便道之职，得此罔然。老人及姊自闻此问，三四日中，了不能复食。姊昼夜号泣，不可忍视。……季甫恒在目下，卒有此役，举家惨戚，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将来，是句章人，具说此县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虱害人。闻此消息，倍益忧虑。〔13〕
学者一般认为短狐、射工、沙虱病相当于今天的血吸虫病。[注：如姜春华《祖国医学对血吸虫病的认识及其防治方法》，《大众医学》1956年10月号；李益三《祖国医学对于血吸虫病的认识及其治疗药物的探讨》，《浙江中医杂志》1958年7月号；蔡景峰《肘后备急方的科学成就》，《新医学杂志》1979年第1期等等。]从葛洪的记述中，可知此病在江淮流域的流行，至迟在东晋时已得到系统阐述，并已有相关的防治方法提出。
到了隋朝时期，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的蛊毒病诸候中，有水毒候和沙虱候二节内容，行文描述亦似血吸虫病的症候。该书记载：“自三吴已东及南诸山郡山县，有山谷溪源处有水毒病，春秋辄得。……以其病与射工诊候相似，通呼溪病。其实有异，有疮是射工，无疮是溪病。初得恶寒，头微痛，目匡疼……”，“山内水间有沙虱，其虫甚细，不可见，人入水浴及汲水澡浴，此虫著身，及阴雨日行草间亦著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时，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粟，以手摩赤上，痛如刺。”〔14〕我国古代医书的上述内容与现所知之血吸虫病在地理分布、感染季节、感染方式和临床症状等方面很相似。[注：我国血吸虫病病原的发现在20世纪初叶，可参见毛守白主编《血吸虫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周述龙、林建银主编《血吸虫学》，科学出版社，1989年。]
钩体病俗称“打谷黄”或“稻瘟病”，是由致病性钩端螺旋体引起的自然疫源性急性传染病。以地势低洼、易于积水、气候温暖、潮湿多雨、鼠类繁多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发病较多，尤以稻田、江河两岸、湖泊和沼泽地区为甚。夏秋季节为流行高峰，青壮年男性易感此病。年均降水量400－1600毫米、年平均气温10－19度之间的地区，发病率随降水量的增大和气温的升高而升高，暴雨后更易引发流行。钩体病多经由动物的感染性尿液和滋生老鼠的水域传播，人因直接接触感染动物的尿液或组织，或间接地通过与污染水或土壤的接触而感染。非流行区人群对于钩体病的抗体水平普遍偏低，因此，外来军队进入疫区后，可导致此病的暴发流行。〔15〕该病潜伏期2－20日，表征为高热、全身酸痛、乏力、淋巴结肿大和腓肠肌疼痛，甚至不能行走；重者可并发肺出血、黄疸和肾功能衰竭等。这与中医传统医籍中描述的伤寒病症状较为相似，王叔和曰：“病一日至二日，气在孔窍皮肤之间，故病者头痛恶寒，腰背强重。……三日以上，气浮在上部，填塞胸心，故头痛，胸中满，当吐之则愈。五日以上，气沉结在脏，故腹胀身重，骨节烦疼，当下之则愈。……并时有疾疫贼风之气，而相染易，为恶邪所中也。至于人自饮食生冷过多，腹脏不消，转动稍难，头痛身温，其脉实大者，便可吐下之，不可发汗也。”〔16〕从中医角度来说，钩体病乃湿、热所致，无黄疸型钩体病属“暑温”、“湿温”、“暑温夹湿”及“秋温时疫”的范畴，类似于温病，〔17〕因而湿热又水网密布的江淮流域多发此病，后文将提到的太武帝所携带之“盐”及“胡豉”，就有治疗伤寒与此类瘴气病的效用。(详后文)
如上所述，一旦北魏军队跨过淮河进入盛行瘴气病的江淮流域，就会因为缺乏免疫力而成为高度易感的人群，这应是崔浩等人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每每强调分军略地“至淮为限”的主要原因之一。太武帝自带河北水供饮用，除防备宋朝下毒外，更主要是为了避开瘴毒的传染源及防止水土不服。曹操《戒饮山水令》云：“凡山水甚强寒，饮之皆令人痢。”〔18〕不准兵士饮用。唐朝陈藏器《本草拾遗》亦云：“阴地流泉，二月、八月行途之间，勿饮之，令人夏发疟瘴，又损脚令软。”〔19〕即认为瘴病由饮用水感染而发。此观念一直到北宋时仍可见，如沈括《梦溪笔谈》中就记有：“漳州界有一水，号‘乌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数十里间水皆不可饮，饮皆病瘴。行人皆载水自随。”〔20〕为了避免受瘴毒所害而引发的“夏痢”、“闷吐”等病症，自然要尽量远离这些水流，而不去饮用则被视为切断疫源的最好方法，因而太武帝才会“不饮河南水，以骆驼负河北水自随”。
此外，水土不服也是行军者需要注意的一大问题。东汉王符《潜夫论•实边》曰：“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21〕此正所谓“民易水土，必生疾疫”。北魏时期这样的观念依然盛行，并且因为频繁的征战及迁徙需要而尤为统治者所重视。此役前，太武帝书宋文帝曰：“今送猎白鹿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来远，或不服水土，药自可疗。”〔22〕泰常八年（423年）：
攻东阳，平其北城三十许步。……（刁）雍谓（叔孙）建曰：“……雍求将义兵五千，要崄破之。”建不听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不损大军，安全而返，计之上也。”建乃引还。〔23〕
太和末年，朝议将内附蠕蠕徙置淮北，大臣杨椿认为此族“衣毛食肉，乐冬便寒。南土湿热，往必将尽”。〔24〕《南齐书》亦云：“芮芮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25〕《诸病源候论》曰：“夫四方之气，温凉不同，随方嗜欲，因以成性，若移其旧土，多不习伏（服），必因饮食，以入肠胃，肠胃不习，便成夏痢。”又曰：“不伏（服）水土者，言人越在他境，乍离封邑，气候既殊，水土亦别，因而生病。病之状：身体虚肿，或下利而不能食，烦满气上是也。”〔26〕既是因水土饮食有别引起的消化道疾病，饮用已习用之家乡水自有利于避免此疾。
二、“盐各九种，并胡豉”、“焘又乞酒并甘橘”
太武帝随行携带了九种盐及胡豉，并作为回赠宋朝的特产，还遣李孝伯对其做出特别说明，表明其既是太武帝出行需用之物，又有特别的功用价值可为南朝所用。
出于对盐食用性及药用性价值的认识，北魏很重视盐业的生产，《魏书•太祖道武帝纪》载道武帝曾6次车驾次于盐池。北魏盐业生产水平很高，明元帝曾赐给崔浩御缥醪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并曰：“朕味卿言，若此盐酒，故与卿同其旨也。”〔27〕此盐当是加工非常精细的上等盐。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有很多关于盐产地及盐业生产的记载，如：“郭义恭《广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东，……有石盐，白如水精，大段则破而用之。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调御皆仰此盐。”〔28〕又如：“河水又东南径朔方县故城东北，……按《地理志》云：金连盐泽、青盐泽并在县南矣。又按《魏土地记》曰：县有大盐池，其盐大而青白，名曰青盐，又名戎盐，入药分，汉置典盐官。”〔29〕这些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魏盐业生产发展的情况，以及时人对盐种类和价值的认知程度。
《本草纲目•石部》云：盐为百病之主，百病无不用之。大盐，主治肠胃结热喘逆，能解毒，治霍乱、尸疰鬼疰病；戎盐，主治目痛，去蛊毒，解芫青、斑蝥毒；卤盐，主治大热消渴狂烦，除邪，及下蛊毒，去五脏胃留热结气；凝水石（盐精石、盐枕），主治身热，腹中积聚邪气，除时气热盛，五脏伏热，胃中热；盐药（南人少有服者，恐极冷入腹伤人，宜慎之），去热烦痰满头痛，又主蛇虺恶虫毒，药箭镞毒，疥癣痈肿瘰疠。〔30〕李孝伯对各种盐的精要叙述表明，当时北魏士人对盐的药用之道已有一定掌握。盐之主要药性在于清热解毒，又李孝伯云：“黑盐治腹胀气满，……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可见太武帝携带的这些盐，主要是为了防治到南方因水土不服及行军劳累而容易出现的热毒、腹胀以及瘴气病等疫病。此外，从现代医学看来，大量出汗会导致食盐及水溶性维生素损失，引起水盐代谢平衡的紊乱和体内酸碱平衡的失调，并产生脱盐性热疲劳。〔31〕太武帝所携之盐，应亦能在这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至于酒的药效，《名医别录》云：“酒，味苦，甘辛，大热，有毒，主行药势，杀邪恶气。”〔32〕《本草经集注》云：“昔三人晨行触雾，一人健，一人病，一人死。健者饮酒，病者食粥，死者空腹。此酒势辟恶，胜于食。”〔33〕《齐民要术》记载有各种制药酒的方法，如“浸药酒法”、“胡椒酒法”、“愈疟酒法”等，不少酒曲中也含有草药，如“河东神曲方”就配有“桑叶五分，苍耳一分，艾一分，茱萸一分”，又如“作和酒法”有“胡椒六十枚，干姜一分，鸡舌香一分”，①这些酒都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并已为拓跋鲜卑族所借鉴掌握。太武帝所携之酒，以及向宋将索要的酒，应都是为了防治南下途中因水土不服而造成的消化道类疫病。
但尽管太武帝采取了以上措施进行防范，此次南伐军队中还是发生了疫病。
北魏此次南伐最初较顺利，但最后宋将臧质在盱眙(今江苏盱眙)击退了魏军，《宋书》云：
盱眙太守沈璞完为守战之备，城内有实力三千，质大喜，因共守。虏初南出，后无资粮，唯以百姓为命。及过淮，食平越、石鳖二屯谷，至是抄掠无所，人马饥困，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归路之资。
……二十八年（451年）正月初，焘自广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焘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开攻道，趣城东北，运东山土石填之。虏又恐城内水路遁走，乃引大船，欲于君山作浮桥，以绝淮道。城内乘舰逆战，大破之。明旦，贼更方舫为桁，桁上各严兵自卫。城内更击不能禁，遂于军山立桁，水陆路并断。
焘与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灭常山、赵郡贼；胡死，正灭并州贼；氐、羌死，正灭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质答书曰：“……即时春雨已降，四方大众，始就云集，尔但安意攻城莫走。粮食阙乏者告之，当出廪相饴。得所送剑刀，欲令我挥之尔身邪！”〔34〕
双方已呈剑拔弩张之势。而北魏军队在“人马饥困”、“粮食阙乏”的情况下，尚能一夜筑好守城长围，又开攻道、欲作浮桥以绝淮道，战备劳动强度非常之大。
宋魏双方在盱眙展开激战，《宋书》载：
虏以钩车钩垣楼，城内系以驱纟亘，数百人叫唤引之，车不能退。既夜，以木桶盛人，悬出城外，截其钩获之。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不过数升。虏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虏死者与城平。又射杀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过半。焘闻彭城断其归路，京邑遣水军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众。二月二日，乃解围遁走。〔35〕
由于太武帝不可能携带供全军使用的饮用水、盐酒及其他药物，无法对士兵健康提供更多保障；同时，若果如太武帝所说，其军队以非拓跋鲜卑族之人为主，他对其性命不以为意，自然就更不会为其防疫做太多准备。因此即便他一人做足防治水土不服和疫病的准备，他的整个军队却仍然没有足够防卫地暴露于南方相对恶劣的环境之中。因为尚缺乏这次战争中有关北魏军队防疫准备的史料，我们无法得知其具体情况，但从时间上来看，北魏军队发生疫病的时间应在正月，在这样寒冷的季节，北魏军队还“肉薄登城”并“尸与城平”，战况十分惨烈。死亡人数的激增也加剧了环境卫生情况的恶化，“即时春雨已降”的气候又为疫病滋生和传播制造了更便利的条件。种种因素导致了此战的最终结果——北魏军队因战斗和疾疫引起的大量伤亡而撤围退走。由这一点看来，北魏士兵尚不能抵御南方气候环境所引发的疫病，北魏的向南发展在这个层面上仍然没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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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梁〕沈约.宋书：卷74〔M〕.1912－1913,1913.
（责任编辑：许丽梅）
〔关键词〕 北魏；江淮；太武帝；南伐；瘴气病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1－0155－06
魏晋南北朝期间灾乱频仍，在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共同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疫病发生也较为频繁。此时期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之一——拓跋鲜卑，亦同样受到疫病的困扰。拓跋鲜卑的北魏政权建立于代北，但以华夏正统自命，希望入主中原，统一南北，遇有机会则每每考虑兴兵向南。如泰常七年（422年），明元帝趁刘裕病死之机大举南伐，攻占了滑台、洛阳、虎牢等军事要地。在北魏前期历史上，此类军事事件时有发生，但由于环境及疫病等因素的制约，拓跋鲜卑在南征中不得不有所顾忌。张嘉凤提出：“征途之中，疾疫带来的死亡率，确可能比两军厮杀更为惨烈，无怪乎一旦有疾疫流行的传言，军队中往往出现骚动。” 〔1〕环境与疫病对征战中的军队确有影响，现代流行病学理论认为，当人群初移到新地区时，常因对该地区疫病没有抵抗力而被病菌感染，并极易引发流行。由于人口密度相对较大、对作战地区疫病缺乏抵抗力、水土不服、疲劳和作战伤亡等原因，流动作战时期的军队是疫病的高发群体。此情况古已有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提到“虏疮”乃是“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2〕皇始二年（397年）八月，道武帝进军常山之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在者才十四五”。〔3〕可见疫病同样是北魏军队面临的问题。
自汉魏以来，北方人士眼中的江淮流域，始终为气候恶劣、疫病多发之区，在此地实际用兵时所遭遇的环境与疫病问题，造成了北人“南土下湿，必生疾疫”的忧惧心理，①影响了北魏统治者南下用兵的计划与策略。《孙子•行军》云：“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4〕为确保作战顺利，北魏如南下作战，则需注重对当地环境、水土的适应，考虑和采取一定的防疫措施以避免疫病的发生。本文即以公元450—451年太武帝南伐事件对此试作一分析。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之南伐，本因宋文帝北伐而起，在击退宋军的进攻后遂趁胜大举南攻。《魏书•李孝伯列传》记有此役中两军往来的部分内容：
（刘）骏遣人献酒二器、甘蔗百梃，并请骆驼。
……义恭献皮裤褶一具，骏奉酒二器、甘蔗百梃。……世祖又遣赐义恭、骏等毡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孝伯曰：“有后诏：‘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食；黑盐治腹胀气满，末之六铢，以酒而服；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非食盐。’”〔5〕
《宋书》云：
焘不饮河南水，以骆驼负河北水自随，一骆驼负三十斗。遣使饷太祖骆驼名马，求和请婚。上遣奉朝请田奇饷以珍羞异味。焘得黄甘，即啖之，并大进酃酒，左右有耳语者，疑食中有毒，……〔6〕
又云：
焘又乞酒并甘橘。畅宣世祖问：“……螺杯、杂粽，南土所珍，镇军今以相致。”
……焘又送毡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是魏主自所食。黑盐治腹胀气懑，细刮取六铢，以酒服之。胡盐治目痛。柔盐不食，治马脊创。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黄甘幸彼所丰，可更见分。” ……义恭饷焘炬烛十挺，世祖亦致锦一匹，曰：“知更须黄甘，诚非所吝。但送不足周彼一军，向给魏主，未应便乏，故不复重付。”焘复求甘蔗、安石榴，畅曰：“石榴出自邺下，亦当非彼所乏。”〔7〕
根据上述史料，以下分两点展开论述。
一、“焘不饮河南水，以骆驼负河北水自随”
南方地区温暖湿润的气候为疾疫原生菌、中间宿主、媒介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和孽衍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之水土不服等原因，北方人到达南方后极易染上各种疾疫。医学理论与实际经验令汉魏以来的北方人普遍认为“南土下湿，必生疾疫”，故而在南行时往往采取很多措施来防治疫病。其中，他们对瘴气病的防范与治疗尤为重视。目前研究表明，瘴气主要盛行于岭南、南中（即今云贵川）和江淮地区，瘴气病较类似于今天的疟疾、血吸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以下简称钩体病）等。从病症表现上来看，岭南、南中的瘴气病当更接近于今天的疟疾；江淮地区则较似血吸虫病和钩体病等流行病，也有部分近似疟疾的。②
《外台秘要》引《葛洪肘后备急方》曰：“夫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岭南率称为瘴，江北总号为疟，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别有异病。然南方温毒，此病尤甚，原其所归，大略有四：一山溪毒气，二风温痰饮，三加之鬼疠，四发以热毒，在此之中，热毒最重。”〔8〕此处的“疟”，大致是以按蚊为传播媒介的传染病，即现代医学所说的恶性疟疾。按蚊理想生长区在最高气温月份平均温度15.6度以上的地区，我国以北纬25度以南为稳定性高疟区，岭南地区和云南大部位于此区内。
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5年），杨终以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乃上疏谏还徙者、罢边屯曰：“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且南方暑湿，障毒互生。”〔9〕除广陵外，上述地区多在淮北，若淮北尚且暑湿有“障毒”，则淮水以南的江淮地区更是瘴病肆虐了。隋朝孙万寿曾作诗云：“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10〕可见江淮流域亦是瘴患之区。当时此区的瘴气病在表征上与现代的血吸虫病和钩体病较为相似。
血吸虫病在中国有较长的传播史，在1972年于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和1975年于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两具古尸中，都检出了血吸虫虫卵，由此可推测在2100多年前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已有血吸虫病流行。〔11〕中国流行的是日本血吸虫病，由于日本血吸虫对中间宿主的特异性要求极为严格，只有湖北钉螺一种，湖北钉螺只能存活在一月份平均气温0度以上、全年降雨量750毫米以上的地区，即北纬33度以南，故而日本血吸虫病在我国有严格的地理分布界线，北纬33度以北没有此病。[注：参看姜庆五主编《流行病学》，科学出版社，2003年，439－449页；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这条分界线恰恰从河淮流域与江淮流域之间划过，可推见血吸虫病只流行于淮河以南的地区。《水经•类水注》云禁水（今云南境内，北纬25—33度之间）“旁瘴气特恶，气中有物，不见其形，其作有声，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名曰鬼弹。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径之，无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旁，不过十日皆死也。……水之左右，马步之径裁通，而时有瘴气，三月、四月径之必死，非此时犹令人闷吐。五月以后，行者差得无害”。〔12〕 文中所描述的特征较类似于今日之血吸虫病。
《抱朴子•登涉》云：
或问曰：“江南山谷之间，多诸毒恶，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今吴楚之野，暑湿郁蒸，虽衡霍正岳，犹多毒螫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能伺（一名）射影，其实水虫也。状如鸣蜩，状似三合杯，有翼能飞，无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如闻人声，缘口中物如角弩，以气为矢，则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发疮，中影者亦病，而不即发疮。不晓治之者杀人。其病似大伤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虱，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暑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时差稀耳。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里，其所在如芒刺之状，小犯大痛，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动也。若不挑之，虫钻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与射工相似，皆杀人。”[注：〔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4，此处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5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01页；同时参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7，中华书局，1980年，280页。]
西晋车茂安在与陆云的书信中亦云：
外甥石季甫忽见使为贸阝（今浙江宁波市东）令，除书近下，因令便道之职，得此罔然。老人及姊自闻此问，三四日中，了不能复食。姊昼夜号泣，不可忍视。……季甫恒在目下，卒有此役，举家惨戚，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将来，是句章人，具说此县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虱害人。闻此消息，倍益忧虑。〔13〕
学者一般认为短狐、射工、沙虱病相当于今天的血吸虫病。[注：如姜春华《祖国医学对血吸虫病的认识及其防治方法》，《大众医学》1956年10月号；李益三《祖国医学对于血吸虫病的认识及其治疗药物的探讨》，《浙江中医杂志》1958年7月号；蔡景峰《肘后备急方的科学成就》，《新医学杂志》1979年第1期等等。]从葛洪的记述中，可知此病在江淮流域的流行，至迟在东晋时已得到系统阐述，并已有相关的防治方法提出。
到了隋朝时期，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的蛊毒病诸候中，有水毒候和沙虱候二节内容，行文描述亦似血吸虫病的症候。该书记载：“自三吴已东及南诸山郡山县，有山谷溪源处有水毒病，春秋辄得。……以其病与射工诊候相似，通呼溪病。其实有异，有疮是射工，无疮是溪病。初得恶寒，头微痛，目匡疼……”，“山内水间有沙虱，其虫甚细，不可见，人入水浴及汲水澡浴，此虫著身，及阴雨日行草间亦著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时，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粟，以手摩赤上，痛如刺。”〔14〕我国古代医书的上述内容与现所知之血吸虫病在地理分布、感染季节、感染方式和临床症状等方面很相似。[注：我国血吸虫病病原的发现在20世纪初叶，可参见毛守白主编《血吸虫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周述龙、林建银主编《血吸虫学》，科学出版社，1989年。]
钩体病俗称“打谷黄”或“稻瘟病”，是由致病性钩端螺旋体引起的自然疫源性急性传染病。以地势低洼、易于积水、气候温暖、潮湿多雨、鼠类繁多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发病较多，尤以稻田、江河两岸、湖泊和沼泽地区为甚。夏秋季节为流行高峰，青壮年男性易感此病。年均降水量400－1600毫米、年平均气温10－19度之间的地区，发病率随降水量的增大和气温的升高而升高，暴雨后更易引发流行。钩体病多经由动物的感染性尿液和滋生老鼠的水域传播，人因直接接触感染动物的尿液或组织，或间接地通过与污染水或土壤的接触而感染。非流行区人群对于钩体病的抗体水平普遍偏低，因此，外来军队进入疫区后，可导致此病的暴发流行。〔15〕该病潜伏期2－20日，表征为高热、全身酸痛、乏力、淋巴结肿大和腓肠肌疼痛，甚至不能行走；重者可并发肺出血、黄疸和肾功能衰竭等。这与中医传统医籍中描述的伤寒病症状较为相似，王叔和曰：“病一日至二日，气在孔窍皮肤之间，故病者头痛恶寒，腰背强重。……三日以上，气浮在上部，填塞胸心，故头痛，胸中满，当吐之则愈。五日以上，气沉结在脏，故腹胀身重，骨节烦疼，当下之则愈。……并时有疾疫贼风之气，而相染易，为恶邪所中也。至于人自饮食生冷过多，腹脏不消，转动稍难，头痛身温，其脉实大者，便可吐下之，不可发汗也。”〔16〕从中医角度来说，钩体病乃湿、热所致，无黄疸型钩体病属“暑温”、“湿温”、“暑温夹湿”及“秋温时疫”的范畴，类似于温病，〔17〕因而湿热又水网密布的江淮流域多发此病，后文将提到的太武帝所携带之“盐”及“胡豉”，就有治疗伤寒与此类瘴气病的效用。(详后文)
如上所述，一旦北魏军队跨过淮河进入盛行瘴气病的江淮流域，就会因为缺乏免疫力而成为高度易感的人群，这应是崔浩等人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每每强调分军略地“至淮为限”的主要原因之一。太武帝自带河北水供饮用，除防备宋朝下毒外，更主要是为了避开瘴毒的传染源及防止水土不服。曹操《戒饮山水令》云：“凡山水甚强寒，饮之皆令人痢。”〔18〕不准兵士饮用。唐朝陈藏器《本草拾遗》亦云：“阴地流泉，二月、八月行途之间，勿饮之，令人夏发疟瘴，又损脚令软。”〔19〕即认为瘴病由饮用水感染而发。此观念一直到北宋时仍可见，如沈括《梦溪笔谈》中就记有：“漳州界有一水，号‘乌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数十里间水皆不可饮，饮皆病瘴。行人皆载水自随。”〔20〕为了避免受瘴毒所害而引发的“夏痢”、“闷吐”等病症，自然要尽量远离这些水流，而不去饮用则被视为切断疫源的最好方法，因而太武帝才会“不饮河南水，以骆驼负河北水自随”。
此外，水土不服也是行军者需要注意的一大问题。东汉王符《潜夫论•实边》曰：“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21〕此正所谓“民易水土，必生疾疫”。北魏时期这样的观念依然盛行，并且因为频繁的征战及迁徙需要而尤为统治者所重视。此役前，太武帝书宋文帝曰：“今送猎白鹿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来远，或不服水土，药自可疗。”〔22〕泰常八年（423年）：
攻东阳，平其北城三十许步。……（刁）雍谓（叔孙）建曰：“……雍求将义兵五千，要崄破之。”建不听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不损大军，安全而返，计之上也。”建乃引还。〔23〕
太和末年，朝议将内附蠕蠕徙置淮北，大臣杨椿认为此族“衣毛食肉，乐冬便寒。南土湿热，往必将尽”。〔24〕《南齐书》亦云：“芮芮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25〕《诸病源候论》曰：“夫四方之气，温凉不同，随方嗜欲，因以成性，若移其旧土，多不习伏（服），必因饮食，以入肠胃，肠胃不习，便成夏痢。”又曰：“不伏（服）水土者，言人越在他境，乍离封邑，气候既殊，水土亦别，因而生病。病之状：身体虚肿，或下利而不能食，烦满气上是也。”〔26〕既是因水土饮食有别引起的消化道疾病，饮用已习用之家乡水自有利于避免此疾。
二、“盐各九种，并胡豉”、“焘又乞酒并甘橘”
太武帝随行携带了九种盐及胡豉，并作为回赠宋朝的特产，还遣李孝伯对其做出特别说明，表明其既是太武帝出行需用之物，又有特别的功用价值可为南朝所用。
出于对盐食用性及药用性价值的认识，北魏很重视盐业的生产，《魏书•太祖道武帝纪》载道武帝曾6次车驾次于盐池。北魏盐业生产水平很高，明元帝曾赐给崔浩御缥醪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并曰：“朕味卿言，若此盐酒，故与卿同其旨也。”〔27〕此盐当是加工非常精细的上等盐。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有很多关于盐产地及盐业生产的记载，如：“郭义恭《广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东，……有石盐，白如水精，大段则破而用之。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调御皆仰此盐。”〔28〕又如：“河水又东南径朔方县故城东北，……按《地理志》云：金连盐泽、青盐泽并在县南矣。又按《魏土地记》曰：县有大盐池，其盐大而青白，名曰青盐，又名戎盐，入药分，汉置典盐官。”〔29〕这些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魏盐业生产发展的情况，以及时人对盐种类和价值的认知程度。
《本草纲目•石部》云：盐为百病之主，百病无不用之。大盐，主治肠胃结热喘逆，能解毒，治霍乱、尸疰鬼疰病；戎盐，主治目痛，去蛊毒，解芫青、斑蝥毒；卤盐，主治大热消渴狂烦，除邪，及下蛊毒，去五脏胃留热结气；凝水石（盐精石、盐枕），主治身热，腹中积聚邪气，除时气热盛，五脏伏热，胃中热；盐药（南人少有服者，恐极冷入腹伤人，宜慎之），去热烦痰满头痛，又主蛇虺恶虫毒，药箭镞毒，疥癣痈肿瘰疠。〔30〕李孝伯对各种盐的精要叙述表明，当时北魏士人对盐的药用之道已有一定掌握。盐之主要药性在于清热解毒，又李孝伯云：“黑盐治腹胀气满，……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可见太武帝携带的这些盐，主要是为了防治到南方因水土不服及行军劳累而容易出现的热毒、腹胀以及瘴气病等疫病。此外，从现代医学看来，大量出汗会导致食盐及水溶性维生素损失，引起水盐代谢平衡的紊乱和体内酸碱平衡的失调，并产生脱盐性热疲劳。〔31〕太武帝所携之盐，应亦能在这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至于酒的药效，《名医别录》云：“酒，味苦，甘辛，大热，有毒，主行药势，杀邪恶气。”〔32〕《本草经集注》云：“昔三人晨行触雾，一人健，一人病，一人死。健者饮酒，病者食粥，死者空腹。此酒势辟恶，胜于食。”〔33〕《齐民要术》记载有各种制药酒的方法，如“浸药酒法”、“胡椒酒法”、“愈疟酒法”等，不少酒曲中也含有草药，如“河东神曲方”就配有“桑叶五分，苍耳一分，艾一分，茱萸一分”，又如“作和酒法”有“胡椒六十枚，干姜一分，鸡舌香一分”，①这些酒都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并已为拓跋鲜卑族所借鉴掌握。太武帝所携之酒，以及向宋将索要的酒，应都是为了防治南下途中因水土不服而造成的消化道类疫病。
但尽管太武帝采取了以上措施进行防范，此次南伐军队中还是发生了疫病。
北魏此次南伐最初较顺利，但最后宋将臧质在盱眙(今江苏盱眙)击退了魏军，《宋书》云：
盱眙太守沈璞完为守战之备，城内有实力三千，质大喜，因共守。虏初南出，后无资粮，唯以百姓为命。及过淮，食平越、石鳖二屯谷，至是抄掠无所，人马饥困，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归路之资。
……二十八年（451年）正月初，焘自广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焘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开攻道，趣城东北，运东山土石填之。虏又恐城内水路遁走，乃引大船，欲于君山作浮桥，以绝淮道。城内乘舰逆战，大破之。明旦，贼更方舫为桁，桁上各严兵自卫。城内更击不能禁，遂于军山立桁，水陆路并断。
焘与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灭常山、赵郡贼；胡死，正灭并州贼；氐、羌死，正灭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质答书曰：“……即时春雨已降，四方大众，始就云集，尔但安意攻城莫走。粮食阙乏者告之，当出廪相饴。得所送剑刀，欲令我挥之尔身邪！”〔34〕
双方已呈剑拔弩张之势。而北魏军队在“人马饥困”、“粮食阙乏”的情况下，尚能一夜筑好守城长围，又开攻道、欲作浮桥以绝淮道，战备劳动强度非常之大。
宋魏双方在盱眙展开激战，《宋书》载：
虏以钩车钩垣楼，城内系以驱纟亘，数百人叫唤引之，车不能退。既夜，以木桶盛人，悬出城外，截其钩获之。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不过数升。虏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虏死者与城平。又射杀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过半。焘闻彭城断其归路，京邑遣水军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众。二月二日，乃解围遁走。〔35〕
由于太武帝不可能携带供全军使用的饮用水、盐酒及其他药物，无法对士兵健康提供更多保障；同时，若果如太武帝所说，其军队以非拓跋鲜卑族之人为主，他对其性命不以为意，自然就更不会为其防疫做太多准备。因此即便他一人做足防治水土不服和疫病的准备，他的整个军队却仍然没有足够防卫地暴露于南方相对恶劣的环境之中。因为尚缺乏这次战争中有关北魏军队防疫准备的史料，我们无法得知其具体情况，但从时间上来看，北魏军队发生疫病的时间应在正月，在这样寒冷的季节，北魏军队还“肉薄登城”并“尸与城平”，战况十分惨烈。死亡人数的激增也加剧了环境卫生情况的恶化，“即时春雨已降”的气候又为疫病滋生和传播制造了更便利的条件。种种因素导致了此战的最终结果——北魏军队因战斗和疾疫引起的大量伤亡而撤围退走。由这一点看来，北魏士兵尚不能抵御南方气候环境所引发的疫病，北魏的向南发展在这个层面上仍然没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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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1〔M〕. 陈桥驿点校.4.
〔2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3〔M〕. 陈桥驿点校.48－49.
〔30〕〔明〕李时珍.本草纲目〔M〕.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630－643.
〔31〕聂树人.医学地理学概论〔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253－255.
〔32〕〔梁〕陶弘景集.名医别录•中品卷2〔M〕. 尚志钧辑校.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208.
〔33〕〔梁〕陶弘景编.本草经集注：卷7〔M〕. 尚志钧,尚元胜辑校.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510.
〔34〕〔35〕〔梁〕沈约.宋书：卷74〔M〕.1912－1913,1913.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