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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派”成为美国在21世纪初政府团队的主体随即崛起，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从三个层面分析了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体系的稳定。不仅在综合实力上美国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出现了所谓自罗马帝国以来两千年的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差异，而且，由于其他大国缺乏制衡和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实际能力和决心，美国所拥有的国际行动自由达到了一个让新美国政治精英认为不充分使用就是“浪费”的程度。面对这样一个局面，“火神派”抛弃了罗斯福外交的精髓——在与世界进行多边主义合作中追求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转而自以为是地认为，既然国际社会无法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那么，美国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在这个问题上，“火神派”理念虽然曾受到诸多批评，但事实上在90年代末的美国政治中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共识。
第二个原因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威胁和处理美国所面临威胁的看法。由于冷战后美国缺乏实际上存在的“大国对手”，威胁却越来越多地来自无法长期和全面与美国构成战略对抗的“流氓国家”、国际恐怖势力和各种“非传统因素”，要求美国推行预防和战胜威胁的新举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火神派”就开始通过研究认为，“流氓国家”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是“不能威慑”的。后冷战时代战胜各种新威胁的重要手段是依靠美国的力量，改变和缩小这些新威胁赖以生存的国际环境。
第三个原因是美国国内政党竞争的推动。美国共和党一直攻击克林顿政府及民主党未能强有力地保障美国的安全，强调只有美国共和党才能更好地使得美国人民赢得安全。“火神派”一直代表共和党右翼的安全主张，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里根政府，更早还可以追溯到福特政府时期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对美国在越战失败的反应，以及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推行的对苏缓和政策。布什政府在第一任期内广泛吸纳“火神派”，伊拉克战争决策更是代表了“火神派”全面主导美国外交与防务政策，也是这一新的世界观30多年来在共和党政府内不断发展的思想和理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如詹姆斯·曼所分析的，“火神派”的安全理念“代表着某种深刻的东西，而不是从一届共和党政府过渡到另一届共和党政府的方向性小调整。它们代表的是时代性变革，是对美国的地位和在世界的作用的崭新观点的崛起。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无人能够挑战的美国，一个军事力量强大到不再需要对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做出妥协和让步的美国”。
“火神派”音调不一
“火神派”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于铁军认为，“火神派”成员之间的分歧相当大，斗争也相当激烈，体现出不同的理念与政策偏好。根据其观点的不同，于铁军将“火神派”划分为三派：传统的保守派、新保守派和中间派。
传统的保守派相信国际主义、国际制度和同盟的力量，但是他们一般不愿意把价值观——即便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当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此举将会损害一些更为具体的利益如经济收益、资源以及战略利益的话。他们常常对本国防卫之外的军事干涉持怀疑态度，也不愿意管别国的内部事务。稳定对于这些保守派来说具有最高之价值。最能体现这一派观点的代表人物在“火神派”当中是鲍威尔和阿米蒂奇。
由于亲历过越南战争，深知最终目标模糊不清的军事行动会带来怎样的恶果，鲍威尔虽然也赞成大力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但在真正对外使用武力时，却严格恪守目标明确、使用优势兵力和速战速决的原则。
新保守派坚信美国“例外论”，坚信民主的力量以及言论自由、选举和市场经济等美国式的价值观，并主张动用武力来推行这些价值观，即便在短期内会带来局势的不稳定，也在所不惜。该派对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抱有深深的怀疑，对与盟国的协调也不甚积极，单边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在“火神派”中，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基本上属于这一派。该派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赖斯的立场比较难以确定，故将之作为中间派。一方面，她同意传统保守派关于国际关系的主要推动力是均势政治的论点，认为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成为外交关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她所主持起草的布什政府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关“先发制人”、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的内容，又集中体现了新保守派的观点。赖斯乐于称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在2000年帮助小布什竞选总统期间，她提出“为理想服务的现实主义”的口号；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又提出美国将寻求“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力量均势”。所有这些都表明，赖斯试图通过综合传统保守派和新保守派的主张，避免卷入共和党保守派内的派系之争。但是，这些有关合作和均势的提法，与一个向全世界推广民主的美国超级霸权的想法之间，似乎存在潜在的冲突。
“火神派”音调不一，但如詹姆斯·曼所说，他们就像是一个不和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会有争吵，但他们似乎又相互需要，他们都不断回到饭桌边来。
“火神派”延续了“冷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认为，“火神派”的崛起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冷战，并没有因为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而自动结束。
1992年，美国当时以克林顿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主党人上台似乎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但主导美国冷战的力量和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火神派”在克林顿年代积蓄能量，研究形势，终于在世纪之交替的时刻卷土重来。一个政治保守和偏好军事的美国让世界历史付出巨大的倒退代价。“反恐战争”实际上是另一场“冷战”。“冷战”在布什政府下得以继续，而且在中东和南亚演变成局部的“热战”。本来，布什政府是计划与中国——他们认为的有资格取代苏联的新“对手”或者至少是“战略竞争者”——开展新的冷战的，但由于恐怖主义因素（自然转化为主要的美国国内政治因素），这一美中“新冷战”一直是潜在的，没有成为现实。
小布什第一个“新冷战”内阁的六位要员是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沃尔福威茨、切尼、赖斯、阿米蒂奇。现在，这个班子就剩下切尼和赖斯了。他们都是冷战的产物，是冷战最核心的“战士”，是被一些评论家叫做穷兵黩武的“火神派”。岁月毕竟无情，今天，他们都老了。狼狈不堪的切尼已经低调，无心恋战，等着做完任期，正式退出政治舞台；赖斯则不大可能代表共和党竞选美国下任总统，而是如她一再申明的，将重返斯坦福大学执教。
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束和拉氏的“替罪”下台，以及美国中东政策的技术调整，可能标志着冷战开始走向真正的结束。
“火神派”何以衰落
“火神派”衰落了，它又何以衰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和蒋翊民这样认为：
“火神派”的衰落，表面上体现为美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对于“火神派”革命的回应。而在深层次上源于“火神派”思想内在逻辑的不可调和性。思想的内在矛盾决定了政治实践的挫折。
“火神派”低估了国际规范和机制的力量，更低估了国际社会的反应。打破既有的国际规范和框架，寻求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无疑会招致国际社会的不安乃至反对。
如果说实力是“火神派”的单边主义的后盾，那么推广民主就是“火神派”改造世界的手段，“火神派”在追求建立“民主样板”的进程中不遗余力，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曾经以《历史的终结》名声大噪的福山在2006年初发表的《新保守主义之后》一文中对新保守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指出：美国已经陷入了一种误区，即认为民主是一种可以普遍建立的政体，而忽视了民主需要的制度建设，文化积淀。该文还宣称：“新保守主义已经成为了我不能再支持的东西。”
“火神派”坚信美国人乐于看到他们的政府以暴力手段推翻独裁，推广民主，因为那符合美国人与生俱来的十字军式的使命感，但他们却不曾想到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愿意看到暴力带来的悲剧。或许美国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暴力与罪恶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
在当今国际政治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美国超级大国暂时还不可撼动。然而，美利坚帝国的“边疆”恰恰在于其为达到无限目的而面临的资源和手段的有限性。在国际上，虽然没有大国企图挑战美国的霸权，但是美国牛仔风格的霸权外交也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更遑论解囊相助了。
在美国国内，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福格森所概括的那样，伊拉克战争后的美国面临着经济上的财政、贸易赤字，军事上的人力赤字以及战略上的“注意力赤字”（因为深陷泥潭而无暇他顾）。今天的美国已经走到了一个有心无力的尴尬境地。
近期美国政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已经对这些疑问做出了回答：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遭遇历史性的惨败。美国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同时也被誉为“彻头彻尾民主党人”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拉姆斯菲尔德在选举结果公布第一时间宣布下台，切尼的权威也摇摇欲坠。
“火神派”之兴，兴在恐怖主义甚嚣尘上，挑动了美利坚的干涉主义豪情；“火神派”之衰，正如我们看到的，衰在其万丈豪情超出了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忍耐程度。因此，“火神派”的崛起恐怕会是昙花一现。即便精于选举政治的他们再次上台，恐怕也难免要面对“江东弟子今犹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的尴尬境地。
“火神派”“死”而未“僵”
“火神派”已经衰落，但我们不应放松对它的关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义桅认为：
由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一筹莫展，国务卿赖斯广受国内外责难，人们只能将目光投向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的建议——贝克报告。其实，詹姆斯·贝克是老布什的国务卿，布什父子两朝阁僚在玩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火神派”在老小布什间实现凤凰涅槃。
百蠹之虫，死而不僵。我们对“火神派”的转化以及可能的复兴，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宗教保守派看来，布什只是温和保守派，换言之，不够保守。“火神派”的得势，其实是整个美国社会保守化的折射，尤其是美国社会在日益全球化，并遭受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力量的巨大挑战，这为经济保守主义、宗教和政治保守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在全球化时代，对普通美国人而言，保守是最保险的选择。
如此说来，我们绝不能一厢情愿地从表面现象、从一时得失、松懈对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关注；绝对不能因为民主党在国会山得势、布什如今成为跛脚总统即对共和党失去兴趣——中期选举其实是促成了共和党温和派力量的崛起，反映了民主党的保守化趋向：美国社会在后伊拉克战争时期正处在民主、共和两党的趋同、融合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甫一赢得国会中期选举即改调，某些立场甚至出现180度转弯的真正原因。
后记
拉姆斯菲尔德将对自己的评价留给后人，其实布什也在期待未来。在布什看来，前总统杜鲁门成功地开启了冷战之门，最终把苏联帝国搞垮。他的成就不是当时给予的，是后人的评价。福特总统也是一位当时“被低估了的总统”。正如布什所说，“反恐战争需要几代人来完成”，至少布什开启了反恐斗争的大门。
布什也许在拿美国人的未来赌博，不过他的赌注是源于对美国在世界上作用的思考，即美国必须强调军事实力，必须传播它的理想，追求美国在世界无敌手。他和“火神派”看到的是一个无人能够挑战的美国，一个军事力量强大到不再需要对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做出妥协和让步（除非它自己想这样做）的美国。问题是，“火神派”的“使命”是否超越了美国人民的意愿？他们让美国付出的代价是否超出美国人民的意愿？最近的民调结果显示，有6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在朝着错误的方向走。
2006年12月20日布什第一次承认“美国没有赢得伊拉克战争”。2007年1月10日，布什就伊拉克不断恶化的局势公开承认了错误。不过，从布什提出的伊拉克新政策看，虽然承认了错误，但是他仍然准备在伊拉克继续赌一把。有人评价布什，说他身上具有总统的特质，他不会轻易做出决定，可是一旦做出决定，就决不会瞻前顾后，他会毫不犹豫地以小搏大。美国的目标是要掌控中东地缘政治的主导权和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能让伊拉克的“民主试验”半途而废，不能让因伊拉克战争而获取了“更多能量”的恐怖活动持续升级，从而使整个地区陷于混乱，并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安全。这也就是布什不断强调的：美国在伊拉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布什的总统任期还有两年，带着这个信念，他还会继续赌下去。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詹姆斯·曼《布什战争内阁史》）
第一个原因是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体系的稳定。不仅在综合实力上美国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出现了所谓自罗马帝国以来两千年的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差异，而且，由于其他大国缺乏制衡和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实际能力和决心，美国所拥有的国际行动自由达到了一个让新美国政治精英认为不充分使用就是“浪费”的程度。面对这样一个局面，“火神派”抛弃了罗斯福外交的精髓——在与世界进行多边主义合作中追求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转而自以为是地认为，既然国际社会无法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那么，美国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在这个问题上，“火神派”理念虽然曾受到诸多批评，但事实上在90年代末的美国政治中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共识。
第二个原因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威胁和处理美国所面临威胁的看法。由于冷战后美国缺乏实际上存在的“大国对手”，威胁却越来越多地来自无法长期和全面与美国构成战略对抗的“流氓国家”、国际恐怖势力和各种“非传统因素”，要求美国推行预防和战胜威胁的新举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火神派”就开始通过研究认为，“流氓国家”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是“不能威慑”的。后冷战时代战胜各种新威胁的重要手段是依靠美国的力量，改变和缩小这些新威胁赖以生存的国际环境。
第三个原因是美国国内政党竞争的推动。美国共和党一直攻击克林顿政府及民主党未能强有力地保障美国的安全，强调只有美国共和党才能更好地使得美国人民赢得安全。“火神派”一直代表共和党右翼的安全主张，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里根政府，更早还可以追溯到福特政府时期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对美国在越战失败的反应，以及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推行的对苏缓和政策。布什政府在第一任期内广泛吸纳“火神派”，伊拉克战争决策更是代表了“火神派”全面主导美国外交与防务政策，也是这一新的世界观30多年来在共和党政府内不断发展的思想和理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如詹姆斯·曼所分析的，“火神派”的安全理念“代表着某种深刻的东西，而不是从一届共和党政府过渡到另一届共和党政府的方向性小调整。它们代表的是时代性变革，是对美国的地位和在世界的作用的崭新观点的崛起。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无人能够挑战的美国，一个军事力量强大到不再需要对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做出妥协和让步的美国”。
“火神派”音调不一
“火神派”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于铁军认为，“火神派”成员之间的分歧相当大，斗争也相当激烈，体现出不同的理念与政策偏好。根据其观点的不同，于铁军将“火神派”划分为三派：传统的保守派、新保守派和中间派。
传统的保守派相信国际主义、国际制度和同盟的力量，但是他们一般不愿意把价值观——即便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当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此举将会损害一些更为具体的利益如经济收益、资源以及战略利益的话。他们常常对本国防卫之外的军事干涉持怀疑态度，也不愿意管别国的内部事务。稳定对于这些保守派来说具有最高之价值。最能体现这一派观点的代表人物在“火神派”当中是鲍威尔和阿米蒂奇。
由于亲历过越南战争，深知最终目标模糊不清的军事行动会带来怎样的恶果，鲍威尔虽然也赞成大力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但在真正对外使用武力时，却严格恪守目标明确、使用优势兵力和速战速决的原则。
新保守派坚信美国“例外论”，坚信民主的力量以及言论自由、选举和市场经济等美国式的价值观，并主张动用武力来推行这些价值观，即便在短期内会带来局势的不稳定，也在所不惜。该派对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抱有深深的怀疑，对与盟国的协调也不甚积极，单边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在“火神派”中，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基本上属于这一派。该派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赖斯的立场比较难以确定，故将之作为中间派。一方面，她同意传统保守派关于国际关系的主要推动力是均势政治的论点，认为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成为外交关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她所主持起草的布什政府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关“先发制人”、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的内容，又集中体现了新保守派的观点。赖斯乐于称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在2000年帮助小布什竞选总统期间，她提出“为理想服务的现实主义”的口号；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又提出美国将寻求“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力量均势”。所有这些都表明，赖斯试图通过综合传统保守派和新保守派的主张，避免卷入共和党保守派内的派系之争。但是，这些有关合作和均势的提法，与一个向全世界推广民主的美国超级霸权的想法之间，似乎存在潜在的冲突。
“火神派”音调不一，但如詹姆斯·曼所说，他们就像是一个不和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会有争吵，但他们似乎又相互需要，他们都不断回到饭桌边来。
“火神派”延续了“冷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认为，“火神派”的崛起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冷战，并没有因为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而自动结束。
1992年，美国当时以克林顿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主党人上台似乎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但主导美国冷战的力量和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火神派”在克林顿年代积蓄能量，研究形势，终于在世纪之交替的时刻卷土重来。一个政治保守和偏好军事的美国让世界历史付出巨大的倒退代价。“反恐战争”实际上是另一场“冷战”。“冷战”在布什政府下得以继续，而且在中东和南亚演变成局部的“热战”。本来，布什政府是计划与中国——他们认为的有资格取代苏联的新“对手”或者至少是“战略竞争者”——开展新的冷战的，但由于恐怖主义因素（自然转化为主要的美国国内政治因素），这一美中“新冷战”一直是潜在的，没有成为现实。
小布什第一个“新冷战”内阁的六位要员是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沃尔福威茨、切尼、赖斯、阿米蒂奇。现在，这个班子就剩下切尼和赖斯了。他们都是冷战的产物，是冷战最核心的“战士”，是被一些评论家叫做穷兵黩武的“火神派”。岁月毕竟无情，今天，他们都老了。狼狈不堪的切尼已经低调，无心恋战，等着做完任期，正式退出政治舞台；赖斯则不大可能代表共和党竞选美国下任总统，而是如她一再申明的，将重返斯坦福大学执教。
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束和拉氏的“替罪”下台，以及美国中东政策的技术调整，可能标志着冷战开始走向真正的结束。
“火神派”何以衰落
“火神派”衰落了，它又何以衰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和蒋翊民这样认为：
“火神派”的衰落，表面上体现为美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对于“火神派”革命的回应。而在深层次上源于“火神派”思想内在逻辑的不可调和性。思想的内在矛盾决定了政治实践的挫折。
“火神派”低估了国际规范和机制的力量，更低估了国际社会的反应。打破既有的国际规范和框架，寻求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无疑会招致国际社会的不安乃至反对。
如果说实力是“火神派”的单边主义的后盾，那么推广民主就是“火神派”改造世界的手段，“火神派”在追求建立“民主样板”的进程中不遗余力，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曾经以《历史的终结》名声大噪的福山在2006年初发表的《新保守主义之后》一文中对新保守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指出：美国已经陷入了一种误区，即认为民主是一种可以普遍建立的政体，而忽视了民主需要的制度建设，文化积淀。该文还宣称：“新保守主义已经成为了我不能再支持的东西。”
“火神派”坚信美国人乐于看到他们的政府以暴力手段推翻独裁，推广民主，因为那符合美国人与生俱来的十字军式的使命感，但他们却不曾想到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愿意看到暴力带来的悲剧。或许美国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暴力与罪恶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
在当今国际政治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美国超级大国暂时还不可撼动。然而，美利坚帝国的“边疆”恰恰在于其为达到无限目的而面临的资源和手段的有限性。在国际上，虽然没有大国企图挑战美国的霸权，但是美国牛仔风格的霸权外交也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更遑论解囊相助了。
在美国国内，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福格森所概括的那样，伊拉克战争后的美国面临着经济上的财政、贸易赤字，军事上的人力赤字以及战略上的“注意力赤字”（因为深陷泥潭而无暇他顾）。今天的美国已经走到了一个有心无力的尴尬境地。
近期美国政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已经对这些疑问做出了回答：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遭遇历史性的惨败。美国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同时也被誉为“彻头彻尾民主党人”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拉姆斯菲尔德在选举结果公布第一时间宣布下台，切尼的权威也摇摇欲坠。
“火神派”之兴，兴在恐怖主义甚嚣尘上，挑动了美利坚的干涉主义豪情；“火神派”之衰，正如我们看到的，衰在其万丈豪情超出了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忍耐程度。因此，“火神派”的崛起恐怕会是昙花一现。即便精于选举政治的他们再次上台，恐怕也难免要面对“江东弟子今犹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的尴尬境地。
“火神派”“死”而未“僵”
“火神派”已经衰落，但我们不应放松对它的关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义桅认为：
由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一筹莫展，国务卿赖斯广受国内外责难，人们只能将目光投向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的建议——贝克报告。其实，詹姆斯·贝克是老布什的国务卿，布什父子两朝阁僚在玩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火神派”在老小布什间实现凤凰涅槃。
百蠹之虫，死而不僵。我们对“火神派”的转化以及可能的复兴，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宗教保守派看来，布什只是温和保守派，换言之，不够保守。“火神派”的得势，其实是整个美国社会保守化的折射，尤其是美国社会在日益全球化，并遭受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力量的巨大挑战，这为经济保守主义、宗教和政治保守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在全球化时代，对普通美国人而言，保守是最保险的选择。
如此说来，我们绝不能一厢情愿地从表面现象、从一时得失、松懈对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关注；绝对不能因为民主党在国会山得势、布什如今成为跛脚总统即对共和党失去兴趣——中期选举其实是促成了共和党温和派力量的崛起，反映了民主党的保守化趋向：美国社会在后伊拉克战争时期正处在民主、共和两党的趋同、融合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甫一赢得国会中期选举即改调，某些立场甚至出现180度转弯的真正原因。
后记
拉姆斯菲尔德将对自己的评价留给后人，其实布什也在期待未来。在布什看来，前总统杜鲁门成功地开启了冷战之门，最终把苏联帝国搞垮。他的成就不是当时给予的，是后人的评价。福特总统也是一位当时“被低估了的总统”。正如布什所说，“反恐战争需要几代人来完成”，至少布什开启了反恐斗争的大门。
布什也许在拿美国人的未来赌博，不过他的赌注是源于对美国在世界上作用的思考，即美国必须强调军事实力，必须传播它的理想，追求美国在世界无敌手。他和“火神派”看到的是一个无人能够挑战的美国，一个军事力量强大到不再需要对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做出妥协和让步（除非它自己想这样做）的美国。问题是，“火神派”的“使命”是否超越了美国人民的意愿？他们让美国付出的代价是否超出美国人民的意愿？最近的民调结果显示，有6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在朝着错误的方向走。
2006年12月20日布什第一次承认“美国没有赢得伊拉克战争”。2007年1月10日，布什就伊拉克不断恶化的局势公开承认了错误。不过，从布什提出的伊拉克新政策看，虽然承认了错误，但是他仍然准备在伊拉克继续赌一把。有人评价布什，说他身上具有总统的特质，他不会轻易做出决定，可是一旦做出决定，就决不会瞻前顾后，他会毫不犹豫地以小搏大。美国的目标是要掌控中东地缘政治的主导权和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能让伊拉克的“民主试验”半途而废，不能让因伊拉克战争而获取了“更多能量”的恐怖活动持续升级，从而使整个地区陷于混乱，并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安全。这也就是布什不断强调的：美国在伊拉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布什的总统任期还有两年，带着这个信念，他还会继续赌下去。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詹姆斯·曼《布什战争内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