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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比较的方法在《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中显得必要和迫切。在《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实践中，比较法又可具体分为纵向比较法、古今比较法、中外比较法等方法。在“比较”中还存在一些陷阱和误区，对异、同的处理若有失当，就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比相似性重要得多，我们不能因为表面的相似性，而将不同事物拿来任意、胡乱地比较，为比较而比较。
关键词：比较教学法；中国文学史；纵向比较法；古今比较法；中外比较法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6-0180-02
《中国文学史》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其传统的教学法主要是对各时代的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等，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讲授，而不同时代、不同思潮、不同流派间的联系与区别，尤其是古代文学与当下的文学文化现象之间、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则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传统的教学法注重揭示文学现象的内因，这无疑是其优长所在，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将文学史上的一个个文学个案孤立起来，这既不能真正准确地揭示文学的本质特征，也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外文学史上的审美价值及历史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将中国古代文学放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大背景之下来关照，已成大势所趋，不容回避，因此比较的方法在《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中便显得必要和迫切了。
“比较”作为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一种基本方法，与人类的认识史同样古老而悠久。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分析、综合、下结论的基础，比较分析的充分与否，甚至会直接影响结论的客观与公正。在教学中，比较的方法具有省时、高效、令学生印象深刻等优点，也因此被广泛采用。现就我在《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中对这一方法的应用情况，做简要介绍，以就教于同行。
一、纵向比较法
《中国文学史》所涉及到的时段从上古一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历史跨度非常大，为了讲述的方便，一般高校都将《中国文学史》的课程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若干个不同的时段，各时段的教学一般亦由不同的专业教师担任。这种划分当然是必需的，但其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被人为割裂，不同时段的文学之间的关联被切断，文学由上古走向近代的发展脉络和历史逻辑被遮蔽，学生获取的只是零碎的文学史细节和片段。故此，各时段的教师便不能仅囿于各自的时段，“各人自扫门前雪”，而应该采用纵向比较法，力所能及地将文学史上相关的问题串联起来，构建完整、宏观的文学发展史。如在讲述清代洪的传奇《长生殿》时，便可引入了唐代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元代白朴的杂剧《梧桐雨》，通过对三者进行比较分析，勾勒出“李杨”的爱情主题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变化过程，以及不同文体在艺术表现力上的差异。在讲述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时，便可将崔张婚恋故事追溯至唐代元稹的笔记小说《莺莺传》、金代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通过对比分析出不同时代的文人对待崔张婚恋的不同态度：元稹《莺莺传》以张生抛弃崔莺莺的“始乱终弃”的行为是“善补过”，这是以男权为中心的陈腐、落后的婚恋观；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崔张最终得以结百年之好，其婚恋观相对唐代《莺莺传》有了质的飞跃，但崔莺莺嫁给张生又是为了“报恩”，婚恋与伦理纠结在一起；只有到了王实甫《西厢记》，崔张的结合完全是“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爱情成为婚姻缔结的前提，爱情变得纯粹而高贵。在讲述《牡丹亭》中杜丽娘“离魂”这一故事范型时，则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刘义庆编纂的志怪小说集《幽明录》中的《庞阿》、唐代陈玄的传奇小说《离魂记》，以及元代戏曲作家郑光祖取材于《离魂记》的杂剧《倩女离魂》等，以见出这一故事范型的演变历史。
二、古今比较法
我们目前所处时代被称为“消费时代”，“是一个抵抗‘思想’的时代，它打破了人们关于经典的种种幻想，消费文化的颠覆性在于依靠大众并且借助媒体的力量不断散播着当世的情绪、即兴意识。”[1]于是，影视剧、网络文学、畅销书、休闲杂志逐渐成了被追捧的对象，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走向了边缘。与此同时，文学经典又面临着被解构的危机，所谓“戏说”、“大话”、“恶搞”等方式正在消解乃至颠覆文学经典的思想深度和审美价值。
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名教师，对当下的文学与文化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固守着学院式的经典，显然是不可取的；同样，以“肤浅”、“低俗”等词语对学生的阅读现状冷言相加，更不利于教学的展开。作为一个教师，首先应有优容的文化心态，尊重并理解学生的平面化、浅表化、大众化阅读。而更重要的是，教师应该有宏阔的视野，敏锐的视角，在“今为古用”的理念下，将学生熟悉的当下的文学与文化现象拿来作为讲述古代文学时的对比参照物，让学生在古今对比中，更准确地把握文学的本质。比如在讲述我国古代诗歌文体演变的历史时，便可引入在当今的文坛上饱受批评的梨花体、羊羔体的诗歌来作为参照。中国古代的诗歌，大致经历了从三言到四言，再演变为五言、七言的过程。但新的语体出现伊始，往往受到忽视甚至批评，如班固的《咏史》是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但钟嵘批评该诗“质木无文”；就语体形式而言，东汉的七言民谣、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都是完整的七言诗，但这种诗体形式在创制之初一直未被文人所重视，晋初的傅玄还将七言视为“体小而俗”的诗体。再联系到现代文学史上胡适的白话新诗、当代文学史上的朦胧诗诞生之初时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新的诗歌形式出现之初遭到批评，是很普遍的现象。当今文坛上的梨花体、羊羔体倍受诟病，就在于它们在语体、写法等方面有所革新。这一古今对比，不仅让学生理解了文学发展的一些规律，还引导了学生从更高的视角来对待当下文学现象，而不是简单地人云亦云。
三、中外比较法
中外文学的比较，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重要内容，但它并非是“比较文学”的教师们的专利，事实上，《中国文学史》的教师更应该利用自己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优势，充分运用中外文学比较法，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帮助他们进一步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比如，在讲述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五律《商山早行》中的名句：“雞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时，便可与美国意象派诗人艾兹拉·庞德的《地铁车站》一诗作比较。《商山早行》的两句诗只用六个意象、十个汉字就描述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在茅店投宿的旅人听到鸡鸣，起床看天色，挂在天边的月亮还未落山；旅人收拾行装，匆匆上路，寒霜覆盖的板桥上留下了他的足迹。诗中只有六个名词，没有动词，没有形容词，却组合成了一副极富生活美感的动态画面。庞德的《地铁车站》一共只有两句话、十四个单词：“The apparition of the se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这首短诗只有四个意象：脸庞（faces）、人群（crowd）、花瓣（petals）和树枝（bough），全诗也没有一个动词，每一个名词就是一幅画面，画面意象的叠加与组合，要靠读者自己去完成的。诗中省去了动词、中间亦无连接词，剩下的只有形容词、名词、冠词。庞德这首诗歌的遣词造句、意境营造方式，显然是受到了以温庭筠的诗句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庞德自己也曾说过，他的《地铁车站》“在中国诗的影响之下的”作品。这一比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学对世界文学的某些影响。又比如在讲述《水浒传》时，可将之与英国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艾凡赫》作比较。《艾凡赫》的主人公罗宾汉是一个反贪官、锄强暴、劫富济贫、效忠君王的侠盗，这同《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十分相似，他们都有忠有义。但在比较中我们又可看出梁山好汉的“义”与罗宾汉有所不同。以被称为“七星小聚义”的“智取生辰纲”为例，就可以发现，《水浒传》只写了梁山好汉如何“劫富”，却未有写他们如何“济贫”。生辰纲究竟去了哪里？联系梁山好汉们所追求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的理想生活，可以推断，生辰纲多半是被他们自己消费了。在这一对比中，梁山好汉的“义”的内涵、缺陷，就明显而具体了。
除了上述三种比较法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法，也是值得采用的。比如不同艺术门类的比较：在解读唐代诗人王维的诗歌时，可以利用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特点，将他的诗歌与中国古代绘画进行比较。再比如同一题材作品的不同艺术介质的比较：讲述《聊斋志异》《画皮》时，可以将之与陈嘉上导演的电影《画皮》作比较；分析《西游记》的唐僧形象时，可以将《西游记》原著与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比较，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比较”中存在许多陷阱和误区，对异、同的处理若有失当，就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科学研究表明,黑猩猩基因组图谱和人类相比，其相同之处在98%以上，差异不到2%，然而正是这不到2%的差异，决定了二者是本质不同的两种物种。这警示我们，在比较中，差异性比相似性重要得多。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表面的相似性，而将不同事物拿来任意、胡乱地比较，为比较而比较。此外，比较的目的并不是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强分轩轾，厚此薄彼。比如，尽管央视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的唐僧几乎与原著中的唐僧判若两人，但我们并不必因此否定电视剧的改编。唐僧的形象的改变，是由电视剧这种影像艺术的艺术特征、表现需要和特定时代的观众审美心理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央视版电视剧中的唐僧，跟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唐僧、明代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唐僧，刘镇伟电影《大话西游》中的唐僧一样，都属于独特的“这一个”。
参考文献:
[1]赵学勇.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J].文学评论,2006,(5).
关键词：比较教学法；中国文学史；纵向比较法；古今比较法；中外比较法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6-0180-02
《中国文学史》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其传统的教学法主要是对各时代的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等，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讲授，而不同时代、不同思潮、不同流派间的联系与区别，尤其是古代文学与当下的文学文化现象之间、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则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传统的教学法注重揭示文学现象的内因，这无疑是其优长所在，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将文学史上的一个个文学个案孤立起来，这既不能真正准确地揭示文学的本质特征，也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外文学史上的审美价值及历史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将中国古代文学放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大背景之下来关照，已成大势所趋，不容回避，因此比较的方法在《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中便显得必要和迫切了。
“比较”作为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一种基本方法，与人类的认识史同样古老而悠久。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分析、综合、下结论的基础，比较分析的充分与否，甚至会直接影响结论的客观与公正。在教学中，比较的方法具有省时、高效、令学生印象深刻等优点，也因此被广泛采用。现就我在《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中对这一方法的应用情况，做简要介绍，以就教于同行。
一、纵向比较法
《中国文学史》所涉及到的时段从上古一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历史跨度非常大，为了讲述的方便，一般高校都将《中国文学史》的课程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若干个不同的时段，各时段的教学一般亦由不同的专业教师担任。这种划分当然是必需的，但其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被人为割裂，不同时段的文学之间的关联被切断，文学由上古走向近代的发展脉络和历史逻辑被遮蔽，学生获取的只是零碎的文学史细节和片段。故此，各时段的教师便不能仅囿于各自的时段，“各人自扫门前雪”，而应该采用纵向比较法，力所能及地将文学史上相关的问题串联起来，构建完整、宏观的文学发展史。如在讲述清代洪的传奇《长生殿》时，便可引入了唐代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元代白朴的杂剧《梧桐雨》，通过对三者进行比较分析，勾勒出“李杨”的爱情主题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变化过程，以及不同文体在艺术表现力上的差异。在讲述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时，便可将崔张婚恋故事追溯至唐代元稹的笔记小说《莺莺传》、金代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通过对比分析出不同时代的文人对待崔张婚恋的不同态度：元稹《莺莺传》以张生抛弃崔莺莺的“始乱终弃”的行为是“善补过”，这是以男权为中心的陈腐、落后的婚恋观；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崔张最终得以结百年之好，其婚恋观相对唐代《莺莺传》有了质的飞跃，但崔莺莺嫁给张生又是为了“报恩”，婚恋与伦理纠结在一起；只有到了王实甫《西厢记》，崔张的结合完全是“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爱情成为婚姻缔结的前提，爱情变得纯粹而高贵。在讲述《牡丹亭》中杜丽娘“离魂”这一故事范型时，则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刘义庆编纂的志怪小说集《幽明录》中的《庞阿》、唐代陈玄的传奇小说《离魂记》，以及元代戏曲作家郑光祖取材于《离魂记》的杂剧《倩女离魂》等，以见出这一故事范型的演变历史。
二、古今比较法
我们目前所处时代被称为“消费时代”，“是一个抵抗‘思想’的时代，它打破了人们关于经典的种种幻想，消费文化的颠覆性在于依靠大众并且借助媒体的力量不断散播着当世的情绪、即兴意识。”[1]于是，影视剧、网络文学、畅销书、休闲杂志逐渐成了被追捧的对象，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走向了边缘。与此同时，文学经典又面临着被解构的危机，所谓“戏说”、“大话”、“恶搞”等方式正在消解乃至颠覆文学经典的思想深度和审美价值。
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名教师，对当下的文学与文化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固守着学院式的经典，显然是不可取的；同样，以“肤浅”、“低俗”等词语对学生的阅读现状冷言相加，更不利于教学的展开。作为一个教师，首先应有优容的文化心态，尊重并理解学生的平面化、浅表化、大众化阅读。而更重要的是，教师应该有宏阔的视野，敏锐的视角，在“今为古用”的理念下，将学生熟悉的当下的文学与文化现象拿来作为讲述古代文学时的对比参照物，让学生在古今对比中，更准确地把握文学的本质。比如在讲述我国古代诗歌文体演变的历史时，便可引入在当今的文坛上饱受批评的梨花体、羊羔体的诗歌来作为参照。中国古代的诗歌，大致经历了从三言到四言，再演变为五言、七言的过程。但新的语体出现伊始，往往受到忽视甚至批评，如班固的《咏史》是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但钟嵘批评该诗“质木无文”；就语体形式而言，东汉的七言民谣、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都是完整的七言诗，但这种诗体形式在创制之初一直未被文人所重视，晋初的傅玄还将七言视为“体小而俗”的诗体。再联系到现代文学史上胡适的白话新诗、当代文学史上的朦胧诗诞生之初时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新的诗歌形式出现之初遭到批评，是很普遍的现象。当今文坛上的梨花体、羊羔体倍受诟病，就在于它们在语体、写法等方面有所革新。这一古今对比，不仅让学生理解了文学发展的一些规律，还引导了学生从更高的视角来对待当下文学现象，而不是简单地人云亦云。
三、中外比较法
中外文学的比较，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重要内容，但它并非是“比较文学”的教师们的专利，事实上，《中国文学史》的教师更应该利用自己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优势，充分运用中外文学比较法，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帮助他们进一步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比如，在讲述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五律《商山早行》中的名句：“雞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时，便可与美国意象派诗人艾兹拉·庞德的《地铁车站》一诗作比较。《商山早行》的两句诗只用六个意象、十个汉字就描述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在茅店投宿的旅人听到鸡鸣，起床看天色，挂在天边的月亮还未落山；旅人收拾行装，匆匆上路，寒霜覆盖的板桥上留下了他的足迹。诗中只有六个名词，没有动词，没有形容词，却组合成了一副极富生活美感的动态画面。庞德的《地铁车站》一共只有两句话、十四个单词：“The apparition of the se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这首短诗只有四个意象：脸庞（faces）、人群（crowd）、花瓣（petals）和树枝（bough），全诗也没有一个动词，每一个名词就是一幅画面，画面意象的叠加与组合，要靠读者自己去完成的。诗中省去了动词、中间亦无连接词，剩下的只有形容词、名词、冠词。庞德这首诗歌的遣词造句、意境营造方式，显然是受到了以温庭筠的诗句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庞德自己也曾说过，他的《地铁车站》“在中国诗的影响之下的”作品。这一比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学对世界文学的某些影响。又比如在讲述《水浒传》时，可将之与英国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艾凡赫》作比较。《艾凡赫》的主人公罗宾汉是一个反贪官、锄强暴、劫富济贫、效忠君王的侠盗，这同《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十分相似，他们都有忠有义。但在比较中我们又可看出梁山好汉的“义”与罗宾汉有所不同。以被称为“七星小聚义”的“智取生辰纲”为例，就可以发现，《水浒传》只写了梁山好汉如何“劫富”，却未有写他们如何“济贫”。生辰纲究竟去了哪里？联系梁山好汉们所追求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的理想生活，可以推断，生辰纲多半是被他们自己消费了。在这一对比中，梁山好汉的“义”的内涵、缺陷，就明显而具体了。
除了上述三种比较法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法，也是值得采用的。比如不同艺术门类的比较：在解读唐代诗人王维的诗歌时，可以利用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特点，将他的诗歌与中国古代绘画进行比较。再比如同一题材作品的不同艺术介质的比较：讲述《聊斋志异》《画皮》时，可以将之与陈嘉上导演的电影《画皮》作比较；分析《西游记》的唐僧形象时，可以将《西游记》原著与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比较，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比较”中存在许多陷阱和误区，对异、同的处理若有失当，就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科学研究表明,黑猩猩基因组图谱和人类相比，其相同之处在98%以上，差异不到2%，然而正是这不到2%的差异，决定了二者是本质不同的两种物种。这警示我们，在比较中，差异性比相似性重要得多。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表面的相似性，而将不同事物拿来任意、胡乱地比较，为比较而比较。此外，比较的目的并不是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强分轩轾，厚此薄彼。比如，尽管央视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的唐僧几乎与原著中的唐僧判若两人，但我们并不必因此否定电视剧的改编。唐僧的形象的改变，是由电视剧这种影像艺术的艺术特征、表现需要和特定时代的观众审美心理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央视版电视剧中的唐僧，跟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唐僧、明代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唐僧，刘镇伟电影《大话西游》中的唐僧一样，都属于独特的“这一个”。
参考文献:
[1]赵学勇.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J].文学评论,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