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白色封面的小册子，题名《旧巢痕》，作者署名辛竹。小册子看起来像回忆录，奇怪的是，书前“小引”的语气却显得在虚实之间：“我有一个曾经同我形影不离的朋友。他喜欢自言自语似的对我谈他的出身和经历，说话时沉没在回忆之中几乎忘了我这个听话人的存在。这些断断续续的仿佛独白的谈话，本来不曾引起我的兴趣，而且听得久了更不觉有什么新鲜;却不料这位朋友竟先我而向世界告别;在怀念故友的心情中，我才渐渐把那些听熟了的片断故事和人物联缀起来。”
　　1997年，文汇出版社重版该书，这次变成了评点本，在此前的基础上加了回目和评说，署名方式也变成了拙庵居士著、八公山人评、无冰室主编。熟悉金克木的人都知道，辛竹是他常用的笔名之一;而他晚年编订附注的旧体诗集，集名为《拙庵诗拾》;《送廖君奉母东行兼呈相知诸友十首》则自注有云，“‘公山’指淮南八公山，故乡所在”。由此，则拙庵居士、八公山人均为金克木的化名，一人分饰两角，自作自评，自叹自笑。加上编辑吴彬假名无冰室主写“编者的话”，戋戋小册竟有了小说的感觉。
　　后来金克木曾自问自答，解释这本书到底是回忆录还是小说，更加混淆了作品的文体界限：“小说体的回忆录，回忆录式的小说，有什么区别呢？真事过去了，再说出来，也成为小说了。越说是真的，越是要人以假当真。越说是虚构，越是告诉人其中有真人。”有意思的是，《旧巢痕》的评点里，还提到过写作的初衷，“写此书于七十年代末，为给上山下乡儿女知道前代的事，不为发表。过了三年才有出版之议，所以不像小说也不足为怪”。不过，无论金克木怎样混淆文体界限，这书底色的回忆录特征不会消失。值得琢磨的是，反复在文体上做文章，金克木想传达的究竟是什么？
　　1997年底，金克木为新书《庄谐新集》写序，提到自己晚年写作的因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发现自己身心俱惫，确已步入老境，该是对自己而非对别人作检查、交代、总结的时候了。于是我从呱呱坠地回忆起，一路追查，随手写出一些报告。”追查的各种问题，他曾在《比较文化论集》自序中透露过：“我从小学所受教育中得出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大国却会受小得多的日本的欺侮呢？……为什么连文字都从中国借去的日本竟然能‘明治维新’成功，而堂堂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归于失敗呢？……我想，一定要知道华盛顿、林肯、拿破仑、俾斯麦、凯撒等人自己怎么讲话以及讲了些什么？总是想对于像中国和不像中国的国家追根究底，想懂得那里的人是什么样子，怎么生活，怎么思想的，以和我自己及周围的中国人对照。总是想追本溯源，看现代外国的所谓文明是怎么来的。”
　　金克木晚年写下的各种文字，差不多都可以看成这追查的结果：“我追索儿时的问题，由今而古又由古而今，由东而西又由西而东，过了几十年;世界和中国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前面所说情况已成历史;问题也不能那样提了，但不等于解决。……这些文章可以说是我在七十岁时回答十七岁时问题的练习，只是一些小学生的作业。这些习作也算是我交给我的小学老师和中外古今的，可得见与不可得见的，已见与未见的，各种各样的，给我发蒙的老师们的一份卷子。”更重要的是，这个追查过程让金克木意识到，单靠书本无法完整认识世界，他长大后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原先“在中国所遇到的各种人也都是我的发蒙老师，教过我不少知识。这样我才自己以为有点‘恍然大悟’，原来死的书本记录是要同活的人联系起来才能明白的。”
　　我很怀疑，金克木之所以有意含混《旧巢痕》的文体，就是为了开阔作品的理解空间，让读者在注意书本的同时留意人物，从而观察他身经的时代，综合考虑一个时期的基本社会风貌和人的各种潜在心理。《旧巢痕》从他出生写起，因为他“是在中国的新旧文化互相猛烈冲击中出生的。儿时所受到的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中充满了矛盾。在家里一面念‘诗云’‘子曰’，一面认ABCD”，古今中外的混杂，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一个小城的孩子身上。
　　二
　　明末清初农民大起义，社会动荡，金克木远祖自四川流落至安徽寿州凤台县。道光年间，高祖迁至寿州城内。太平天国末期，他的曾祖殁于苗沛霖攻打寿州之役，朝廷明令褒奖，并恩赏其祖父秀才头衔，其祖父“竟不肯借此进一步应考，也不肯利用这个去走动官府，却躲在家里不出来，只极力培养他的下一代独子。他自己四十多岁就死了。他的独子却考取了秀才，又补上了禀生，每月有官费，而且有资格给考秀才的童生作保人以取得报酬。他于是成了教私塾的教师，还常常做些诗文，有了点名气”。尽管不是世代书香门第，但从曾祖到父亲这一代，也算得上读书之家了。
　　1894年，金克木父亲受老师之邀赴军中，未至而邀者已随丁汝昌、邓世昌殉国。其师理丧时，金父因表现仗义，获得推荐，从而结识军门，先后谋得几处“卡子”。“卡子”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在打太平天国和捻军时，为筹军饷设了很多‘厘金’关卡，在水陆码头商旅必经之地设上‘卡子’，派一个官吏，带上差人和扛枪背大刀的兵，拦路抽税”。从“卡子”上赚了一笔钱，金父“就照当时清朝的公开卖官条例，花钱‘捐班’，买到了一个县官之职”，管辖地是江西万载。尽管是末代皇帝的末代县官，仍然不乏文字或口头逢迎，而即便从这些略显夸张的话里，也能感受到丰富的时代消息。如兴建近代机构，“兴警察军，设习艺所，建城乡中小学堂及师范传习所，预筹经费，规画久远”;如开办学校，“州治设中小学堂五所，八乡陆续增建，皆赖公督训而成”。
　　金克木出生的1912年，父亲五十九岁，生母十九岁。他的生母是江西万载县人，生于铁匠铺，为丫环收房。这一年中华民国成立，金父已不再是县官，且被扣押抄家。转过年来，金克木还不到一周岁，父亲就突然离世了。远在河南的异母长兄归来善后，并带回了包括大嫂在内的数口之家。
　　其时，依仗自己的联络之才，金克木长兄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一位网罗人才的大公子发现其长兄“不是寻常之辈，很有点经济韬略，杂学旁通，是封建传统中的非凡人物，绝非一个文人或学究。大概不消多日，两人心照不宣，大老爷弃文就武，由教书而秘书，由文秘书而武秘书”。因父亲去世，其长兄只好暂时回家“守制”，却“毫不犹疑地进行活动”。大嫂是官宦人家出身，见多识广，回家处理丧事，恰好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在两句话禀明婆母之后，她就一手掌握大权，安排一切”，其精明果敢有类凤姐。“不消多少天，在一对能干夫妇的全权指挥下，全家连同所有的家私一起上了大船，还挂上某府、某堂的号灯，浩浩荡荡由江西回安徽去了。” 　　回到安徽，大哥继续出门闯荡，大嫂留在老家。金克木身边的生母、嫡母、大嫂和二哥、三哥，就都成了他最初的启蒙者。三岁左右，金克木开始学说话，“我探索人生道路的有意识的学习从三岁开始。学说话的老师是从母亲到大嫂，学读书的老师是从大嫂到三哥”。生母最早跟金克木进行语言交流，“当她教我叫她那个写不出来的符号时，她是教我说话和对她做思想交流”。除了母亲，大嫂是教金克木说话的第一位老师，她“说话的特点是干净，正确，说的句子都像是写下来的。除了演讲、教课、办外交以外，我很少听到人在随便谈话时像大嫂那样说话。她不是‘掉文’，是句句清楚，完整”。
　　这一家人说话，称得上五花八门。“我的生母是鄱阳湖边（按江西）人，本来是一口土音土话，改学淮河流域的话。……嫡母说的也不是纯粹（按安徽）安庆话，杂七杂八。回到老家后，邻居，甚至本地乡下的二嫂和三嫂都有时听不懂她的话，需要我翻译。她自己告诉我，她的母亲或是祖母或是别的什么人是广东人，说广东话，还有什么人也不是本地人，所以她的口音杂。”大嫂是河南人，“讲的不是河南土话，是正宗的‘中原音韵’吧”。两个哥哥和其他家庭成员，说的则是安徽寿州话。
　　这样复杂的方言系统，让金克木学说话的过程很有独特性，“我学说话时当然不明白这些语言的区别，只是耳朵里听惯了种种不同的音调，一点不觉得稀奇，以为是平常事。一个字可以有不止一种音，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说法，我以为是当然。很晚我才知道有所谓‘标准’说话，可是我口头说的话已经无法标准化，我也不想模仿标准了。”金克木后来没有任何畏难情绪地学各种外语，是否跟他从小习惯各种方言的转化有关？
　　学说话与学读书相关，“读书也是说话，当大嫂教我第一个字‘人’和第一句话‘人之初’时，我学习了读书，也学习了说话”。从此，大嫂开始教读《三字经》，“她梳头，让我看着书，她自己不看，背出两句，叫我跟着一字字念，念熟以后背给她听”。如此这般，上午读书成了金克木的日常功课。“他每天得一枚‘当十’铜元，一直到他把整本《三字经》读完，没有缺过一次。中间大嫂曾反复抽查，让他连续背诵，都难不倒他。不过大嫂并没有给他讲内容，只偶尔讲讲，例如，‘孔融让梨’，说，‘融四岁能让梨’，你也四岁了，要学礼节。”过了将近三十年，金克木在印度佛教圣地跟憍赏弥念梵文诗，“开头他也是讓我看书，他背诵，吟出一句原文，再改成散文句子，再作解说，和中国与印度古书中的注释一模一样，说出来的就是散文，吟出来的是诗”，让他恍然觉得和大嫂当年教他《三字经》的情形相仿。
　　这或许是印度和中国共同的传统的讲授方式，背诵为主，讲解为辅，礼俗也渗透在讲解里？这种教学方式，受新潮影响的三哥不以为然，偶尔在回家时实行新式教育法。“在他念了一段书以后，上新学堂的三哥认为这样死背书不行，买了一盒‘字块’给他。一张张方块纸，正面是字，背面是画。有些字他认得，有些字认不得，三哥便抽空教他。他很快念完了一包，三哥又给他买一包来。”这样新旧方式交替着教了一段时间，四岁多的时候，金克木“念完了《三字经》和一大盒‘字块’，可是不会写字，不会讲”。按传统教育方式，《三字经》以后，应当是《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致使金克木的传统发蒙中断，其所接受的教育转向了另外一条轨道。
　　三
　　1917年，金克木五周岁，三哥中学毕业后回到了老家。有一天，大嫂在饭桌上向全家宣布，从今以后，金克木归三哥教。三哥是新派人物，过去只是偶尔回家，偶尔干涉一下传统教学，现在要全面接管金克木的教育了。走进三哥屋内，景象果然与大嫂等旧式内室不同，“有一台小风琴和一对哑铃。桌上放的书也是洋装的。有些书是英文的。有一本《查理斯密小代数学》，我认识书面上的字，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每天早晨，三哥两手各拿一个哑铃，上上下下，“一、二、三、四”做早操。有时两手的铃还撞击一下，发出清脆的声音，所谓“哑铃不哑，代表新风气说无声的语言”。
　　三哥粗粗算了一下，金克木当时识字差不多有一千了，传统的“三百千千”，包括讲典故逸闻的《龙文鞭影》，都不够适应新形势，便决定按新式学堂的方法来教，于是上街买了一套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那比用‘人、手、足、刀、尺’开头的一套还要古一些，可能是戊戌变法后商务印书馆编的第一套新式教科书，书名题字下是‘海盐张元济题’。书中文体当然是文言，还很深，进度也快，可是每课不长，还有插图”。
　　选定了教材，三哥开始授课。“这书的开头第一课便是一篇小文章，当然是文言的，不过很容易，和说话差不多。三哥的教法也很特别，先让我自己看，有哪个字不认识就问他。文章是用圈点断句的。我差不多字字认识。随后三哥一句一句教我跟着念。他的读法和说话一样。念完了，问我懂得多少。我初看时凭认的字知道一点意思，跟着他用说话口气一念，又明白了一些，便说了大意。三哥又问了几个难字难句要我讲。讲不出或是讲得不对，他再讲解，纠正。末了是教我自己念，念熟了背给他听，这一课便结束了。”书中的文言，也让金克木熟悉了书本的说话方式。
　　尽管是新式教科书，但金克木对其中的选文并不满意。或者说，传统开蒙系统携带的礼俗教育，并没在新教科书中完全消失。在读这本教科书之前，金克木曾听嫡母念儿歌：“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叫小妞，抱猫来，叽里骨碌滚下来。”生母也半说半唱地教他，“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新式教科书上的两课也给金克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课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另一课卞庄刺虎是讲“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这些故事给金克木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他晚年还常常想起。“小老鼠怕猫，黄莺儿唱歌挨打，鹬蚌、两虎相争，宁可让别人得利，这些便是我学读书的‘开口奶’。这类故事虽有趣，那教训却是没有实际用处的，也许还是对思想有伤害而不利于处世的。”
　　新旧交替时期的常见情形是，新或旧的教育还没怎么展开，旧或新的干扰就先来了，最终是新是旧，要看谁更有权力主张。因为学习速度快，一套《国文教科书》金克木很快就要读完了。这时候，大哥要从外地回来，三哥赶紧中断了新式课本的教学，改教《论语》。这书跟《三字经》和新式教科书都不同，“没有图还不说，又是线装木刻印的大本子。本子很长，上下分做两半。上半都是小字，下半的字有大有小。大字的本文开头和中间有圆圈，这是标明章节的。句子不分开，句中插些双行小字注，读时要跳着念大字，不连贯。这书看样子就不讨人喜欢，内容更稀奇古怪”。 　　虽然内容古怪，大字的正文之外还有小字的朱熹注，但金克木念过《三字经》，对孔子和《论语》并不陌生。三哥略略介绍一下，他就明白了，照传统，这是经书，最重要，必须熟读。过去因为跟应考有关，传统的教法是连大字带小字一齐背诵，只许照小字讲解大字。三哥的教法跟传统不一样，“他说，现在不要应考了，不必念朱夫子的小字注了。至于上面那半截书的什么‘章旨’‘节旨’之类批注都可以一概不管。三哥教得很简单，要求的是识字，能背诵，要能连续背下去。”背诵恰是金克木的特长，三哥也不要求拖长音吟唱，因此不一会儿就熟读成诵，当天就把第一篇的三句都背会了。
　　金克木学《论语》的速度太快了，教的内容很快背熟，字也都认识了，完成后就趴在椅子上看三哥写字。三哥不便赶他走，就在他“念书的方凳上也摆上一块有木盒子的小砚台，一小锭墨，一支笔，一叠红‘影仿’叫弟弟也写字，免得老早就放学或则总在他旁边好像监考试一样看他读书写字”。三哥要求金克木自己磨墨，拿笔把“影仿”上的红字一笔一笔描成黑字，“要讲笔画顺序，不能乱涂。更重要的是执笔要合规矩，拇指和食指捏在笔两边成为‘凤眼’，中指和无名指分放在拇指和食指各一边，小指靠在无名指后边，离开笔头至少一寸，手腕要略略悬起”。
　　三哥用这办法把自己从被监控的状态中解脱了出来，因为这可比念书难多了，金克木“忙习字的时间比念书多，而且每次都是满手墨污，写完就要去洗手。单是执笔法就练习了不少时候。这样，他就没工夫去和三哥捣乱了”。写的第一篇“影仿”，都是笔画少的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可知礼也”，复杂的“尔”和“礼”用简笔。即便不熟悉现代文学，也看得出来，这正是鲁迅那鼎鼎大名的《孔乙己》同名人物名字的出处。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悚然一惊，仿佛看到孔乙己拖着他的破旧长衫，一步一步从古旧的书本，走进了复杂万端的现代社会。
　　四
　　随着识字渐多，金克木看三哥的室内情景，也为之一变，“三哥桌上摆的高高一堆线装书是《古文辞类纂》，只第五个字还不认得，也不知道这是著名的桐城姚鼐编的著名的古文选本。三哥这时也不大读古文，倒是叽哩咕噜常常读英文书。有几本英文书上有中国字，那是《华英进阶》”。这两本书，加上前面提到的《查理斯密小代数学》，恰好构成了当时教育系统中的古、今和文、理，也是三哥当时那代人常见的知识结构。
　　金克木翻过《查理斯密小代数学》，没读出什么头绪，三哥抽空开始教他学英文。“哥哥照他学习时的老方法教。先背《英字切音》，一个辅音加一个元音拼起来，顺序发音好像念日文字母表，不知是不是从日本学来的。再读本世纪初年的《新世纪英文读本》。‘一个男孩，一个桃，一个男孩和一个桃。’都是单音节词，容易背，不过还得记住字母拼法。还要学英国人教印度人的《纳氏文法》，也就是‘葛郎玛’。第一册很薄，第四册很厚，要求学完前两册。这可难了。开头讲的全是词类，名、形、代、动、状、连、介、叹。名称就难记，还得背定义。名词定义背了几天才会，还是拗口。……句子出来，更讨厌。‘你是谁’要说成‘谁是你’。是字也得跟着你变。先说是，你字还没出来，怎么知道跟谁变？”
　　照金克木的说法，上小学前，三哥只私下教过他英文字母和几句英文，甚至说“我刚满十八岁来北平（北京）打算上大学时还不会英文”。这并不耽误金克木去北平前，通过读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琢磨出一种独特的英语学习方式：“马氏虽是学外国文出身，文言文也写得不错，可是越读越难懂，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反倒是引的例子好懂些，有些是我读过的。于是我倒过来读，先看例句，懂了再看他的解释。这样就容易多了。灵机一动，明白过来。是先有《史记》，后有《文通》，不是司马迁照《文通》作文章，是马氏照《史记》作解说。懂了古文看文法，很有意思。不懂古文看文法，照旧不懂。……这样一开窍，就用在学英文上。不用文法学英文，反用英文学文法。不管讲的是什么，不问怎么变化的规则，只当作英国人讲的一句话，照样会讲了再记规则。说话认识字在先，讲道理在后。懂了道理更容易记。学文法先背例句，后背规则，把规则也当作一句话先背再讲。把外文当作古文念，果然顺利多了。接着索性颠倒下去。不从英文记中文，反从中文记英文。”
　　三哥不知道金克木用了这个方法，只是觉得奇怪，他的学习速度越来越快。“其实我用的是学古文的老办法，把外国文当作本国文，把本国文当作外国文。成为习慣了，以后我学什么文也用这种颠倒法。不论变化怎么复杂，我只给它列一张表作为参考，然后就背句子。先学会，后解释。文章在先，文法在后，把文法书也当作文章读。”这跟当时教育方法相悖的倒行逆施，大概学习效果颇佳，以后金克木便一直如此了。
　　这样的效果，让金克木确认了以受教者为主的学习方法，在以后的教学中经常应用。1932年，有朋友介绍金克木到山东德县师范教国文。师范课程中必须开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不料请金克木去的朋友选好课本，教了不久，突然离开学校，金克木只好接下这两门课。打开教材一看，心理学太浅，太陈旧，教育学又太深，并且都是用文言写的。应该是想到了自己学英文的方法，金克木便没有照本宣科，而是把两本教材“当作‘国文’的补充读物教，着重讲语言，大略讲一下内容”。这一来，既“讲了课本，又讲了课本以外我所知道的有关知识”，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
　　1939年，经陈世骧介绍，金克木到辰谿桃源女中，教四个不同年级的英语，课本竟然“是四个书店出版的，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各有一本，体系各各不同，编法互不一样，连注音方法都有三种”，真叫人为难。金克木急中生智，又用上了他琢磨出来的学习方法。“学语言不是靠讲道理，不能处处都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语言本身是回答不出来的”，因此决定“不以课本为主，而以学生为主，使初一的小孩子觉得有趣而高一的大孩子觉得有意思。她们一愿意学，我就好教了。我能讲出道理的就讲一点，讲不出的就不讲，让课本服从学生。我只教我所会的，不会的就交给学生自己，谁爱琢磨谁去研究，我不要求讲道理。我会的要教你也会，还要你学到我不会的。胜过老师的才是好学生”。就这样，金克木顺利度过了难关。 　　金克木究竟能不能教好，连介绍他的陈世骧都有些担心：“起初我是不大放心的。有位朋友说，像你学的这样的英文能教中学吗？我相信你能教，果然教下来了。”这样的教学方式看起来出人意料，却是耐心摸索的经验之谈。虽然金克木自谦为“听用”“救场”，其实可以从中看到新旧交替之间的时代之际，见出一个人学、教之间的巧妙转换。
　　五
　　1918年，金克木六周岁，大哥临时从外地回来，顺便考察他读书的进度。考察的结果是，从三字经到四书，都背得非常熟练。大哥由此指导了传统的以记诵为主的读书顺序，“趁记性好，把《四书》念完就念《五经》，先不必讲，背会了再说。长大了，记性一差，再背就来不及了。背‘曰若稽古帝尧’，‘乾元亨利贞’，就觉得不顺嘴了。到十岁再念诗词歌赋、古文，开讲也可以早些。《诗》《书》《易》《礼》《春秋左传》，只要背，先不讲，讲也不懂。这些书烂熟在肚子里，一辈子都有用”。
　　大哥在家中住了一段日子，对金克木的读书又有嘱咐：“你念书还聪明。我们家几代念书，不能断了‘书香’。先要把旧学打好根底。……十岁以前，把《四书》《五经》都背过。十岁以后念点古文、唐诗、《纲鉴》。现在世道变了，没有旧学不行，单靠旧学也不行。十岁前后，旧学要接着学，还要从头学新学。……有些书，八股文，试帖诗，不用念了，你也不会懂。有些‘维新’书，看不看都可以。有些大部头的书可以翻翻，不能都懂也算了。有些闲书不能看……小本、小字、石印、有光纸，看了，眼也坏了，心也坏了。记住，不许看。有不少字帖是很难得的，没事可以看看，但不能照学，先得写好正楷。……记住，不要忙着去学行、草、篆、隶。”
　　四书五经打底，练字从楷书开始，这是传统一步步打基础的教育。除了这些，大哥还讲起杂学：“头一条是要把书念好，然后才能跟你三哥同大嫂学那些‘杂学’。那是不能当饭吃的。可是现在世面上，一点不知道不行。要知道，有的事也要会，只是不准自己做。为了不受人欺负愚弄，将来长大了也许用得着应酬，但不许用去对付人。我们家历代忠厚传家，清贫自守，从不害人。”临行前，大哥还专门给金克木讲了《诗经·关雎》，算是来自血亲的开蒙仪式：“这是《诗经》，开头是《周南》，这是第一篇。记得孔夫子说的话吧？‘不学诗，无以言。’我亲自给你起个头，以后三哥教。建亭来了，再由他教。我不教你念几句书，总觉得缺点什么。伯伯（按爸爸）要在世，他一定会亲自教你。现在我无论如何得亲自教你几句书。”
　　大哥离开后一段时间，大嫂让金克木助她理书，主要是弹词，《天雨花》《笔生花》《玉钏缘》《再生缘》《玉蜻蜓》《珍珠塔》《双珠凤》《庵堂认母》《义妖传》《缀白裘》等，还有两本棋谱，《桃花泉弈谱》《弈理指归图》，并《六也曲谱》一种。大嫂对金克木说的一番话，几乎是大哥谈到杂学的翻版，不过大哥多讽，大嫂多劝：“念书人不光是要念圣贤书，还要会一点琴棋书画。这些都要在小时候学。一点不会，将来遭人笑话。正书以外也要知道闲书。这是见世面的书，一点不懂，成了书呆子，长大了，上不得台面。圣贤书要照着学，这些书不要照着学;学不得，学了就变坏了。不知道又不行。好比世上有好人，有坏人，要学做好人，又要知道坏人。不知道就不会防备。下棋、唱曲子比不得写字、画画、作诗。可是都得会。这些都得在小时候打底子，容易入门。将来应酬场上不会受人欺负。长大了再学，就晚了。”
　　理出这些书来，大嫂忽然来了兴致，或者是来了兴致才理出这些书来，要给大家唱书。唱的是《再生缘》，简单交代了故事情节，就开始唱。“大嫂的唱法很好听，不知是什么曲调。大体是相仿的双行七字句对称调，有三字句夹在中间便三字停顿一下。虽然有点单调，却并不令人厌倦。到后来小弟弟成了大人，学了咏诗，听了戏曲，也没弄清大嫂唱的是什么调子。那既不是旧诗，也不是江南弹词，又不是河南坠子，更不是河南梆子（豫剧），离昆曲也很远，却像是利用了咏旧诗七律的音调，改变为曲子，也可能是大嫂自己的创造。听的人一半是听故事，一半是听音乐。”
　　大嫂的唱书，金克木印象很深，以后会就此反思文化的流转方式，“中国的读书人在全人口中从来就为数不多。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是靠口传的比靠文字书本的多。唱书说书不是仅对文盲有吸引力，知识分子，不论低级高级，听书迷，爱听评弹大鼓的，也不少。”也就是说，这种唱书，是很多不识字人的知识和礼俗训练，让很多人虽是文盲却并非“书盲”。1940年代，金克木在印度听乡间人唱他们的史诗，印度的有识之士已经察觉到文盲快要兼“書盲”的危险信号，“假若文盲再加上‘书盲’，视听全断，没有了说书人和听书人，各色史诗都不再传唱了，只剩下迎神庙会使人不致全盲于传统了，那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史诗重演而不自知？以旧为新？”
　　大嫂开始唱书，金克木就开始跟着看。此后，得到大嫂允许，便把唱的《天雨花》一本本拿去看，“他越看越快，没过多少时候，大嫂的摆出来的藏书已被他浏览了一遍，看书的能力大长进，知识也增加了不少。遇到不认识的字和讲不通的句子，也挡不住他，他会用眼睛一路滑过去，根本不是一字一字读和一句一句想，只是眼睛看。这和读《四书》《五经》大不相同，不过两者的内容对他来说都是似懂非懂。”后来，金克木找到家里的各种藏书，也用上面的方法来读，“他看这些文言、白话、正经的、不正经的，各种各样的书都是一扫而过，文字语言倒能明白，古文、骈文、诗词、白话，中国的、外国的，他都不大在意，反正是一眼看过去，心里也不念出字。大意了然，可是里面讲的事情和道理却不大了了，甚至完全不懂，他也不去多想。这一习惯是由于偷偷看书怕被发现而来的。尽管是正经书，也不许私自动，所以非赶快翻看不行。结果得了个快读书的毛病，竟改不掉了。”
　　大概在说了关于杂学的一番话之后不久，大嫂开始教金克木学曲和学棋。这个教育过程没有详写，能够知道的是，大嫂后来有了别的嗜好，对教金克木“下棋、吹箫的事不热心了;说是棋让到四个子，可以了，自己去学棋谱吧。曲子是学不会的，箫吹得难听极了，‘工尺上四合’也分不清，调不准，不用学了”。金克木好像的确没什么音乐天赋，上小学的时候，弹风琴吹笛子也只是勉强及格。倒是跟大嫂学的围棋，成了他一生的爱好，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并写出了很多值得琢磨的文章。 　　六
　　除了上面提到的家庭成员，还有一个人算得上是金克木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就是上面大哥提到的“建亭”。三哥准备去教小学，没有工夫教金克木了，可大哥吩咐的教学任务还没有完成，是否让金克木上小学也还得请示大哥。恰好，这时有个和三哥年纪差不多的本家侄子，也就是建亭，因无事可做，想教个家馆。三哥连忙趁机脱身，“便请他来，借给他这個小客厅作学塾，教小弟弟，也就是他的小叔叔。同时找了左邻右舍的小孩子，还有那位侄子自己收的几个大小不等的学生，正式开塾”。
　　金克木入塾读书时，离五四运动还有一年，私塾仍然是旧日模样，拜师仪式也显得颇为庄严肃穆。“开学时，客厅里四面摆着各色各样的桌椅，都是学生从自己家里搬来的。正中间一张条几，上有香、烛，墙壁上贴着一张红纸，上写‘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左右边各有两个小字，是‘颜、曾’，‘思、孟’。条几前的方桌旁两张太师椅是老师座位和待客座位。……老师亲自点起香烛，自己向孔子的纸牌位磕了头，是一跪四叩。然后，三哥对弟弟努了努嘴，弟弟连忙向上跪下，也是一跪四叩。那位侄子老师站在旁边，微微弯着腰。小孩子站起身，回头望一望这位老师，略略踌躇，没有叫，又跪了下去。老师并没有拉他，却自己也跪了下去，不过只是半跪，作个样子。小孩子心里明白，稍微点了点头，不等侄子老师真跪下就站起身，老师也就直起身来。三哥紧接着朝上一揖，侄子慌忙曲身向上陪了一揖。这是‘拜托’和‘受托’之意。孔子和他的四个门徒好像是见证人。”
　　入塾之时，金克木除了背诵过上面提到的几种书，还念了《孟子》，读过《幼学琼林》，“是四六对句的骈文，专教一些典故，还由此学了一些平仄和对对子的常识”。拜师仪式结束后，侄子老师问读书到什么地方了，金克木答《周南》《召南》已经读过，该《国风》了。“老师翻到该念的地方，一句一句念，小孩子一句一句跟着念。念完了，老师说：‘回位去念，念熟了，拿来背。’他一句也没有讲解。”接下来，老师一个个问下来，童蒙们读书进度不一，念到《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论语》《孟子》的都有。按“三百千千”到四书再到五经的顺序，金克木年纪最小，念的书却最深。
　　因为背书速度快，侄子老师命习字《九成宫》，然后温习读过的书。“整个书房里所有学生都是大声念各自不同的书，谁也听不清大家念的是什么;而且各有各的唱法，拖长了音，有高有低，凑成一曲没有规则的交响乐。亏得这位年轻老师坐得住。他还摊开一本书看，仿佛屋子里安静得很，或则他是聋子。这倒也许是一种很奇特的训练，使得小孩子长大了，在无论怎样闹嚷嚷的屋子里，他都仍然能看书写字。”以后去北平，有段时间跟朱锡侯和几个朋友住在一起，三个人学小提琴，拉出可怕的声音，金克木读法文巴尔扎克小说，对噪音充耳不闻，大概就是小时候打下的底子。
　　私塾教育没能持续多久，转过年来，金克木就随三哥去他任教的小学读书了，读书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实无论大哥大嫂和三哥，还是侄子塾师的教育，主要都落实在书本上。对主张“读书·读人·读物”的金克木来说，书本以外人和物的教育也很关键，“不比书本小，也许还更大些”。不过，金克木童年似乎并没有多少值得提起的人和物的教育，或者他自己提到的少。只三哥的放风筝和种菊花，大哥的抓麻雀，算得上是难得的时光。十几年后，金克木在大城市的小酒店里吃到酱山雀，“他喝着酒，对面前的酒友讲儿时这件事;但酒友不以为异，却去说捉麻雀的方法;他们不能体会天天念《告子》没有任何小同伴和游戏的寂寞童年的心情”。
　　就在这样的寂寞中，金克木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女朋友，她带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她的小辫子上还扎着小小的野花。一见面就很熟。她带我到门外菜园中和麦田里，告诉我什么草，什么虫，这样，那样，全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新鲜事。”不过好景不长，一两年过去，再见这个女朋友的时候，她“仍然梳着辫子，扎着野花，仍然和我一起出门玩，可是我觉得有点别扭，因为她走路一拐一跛，走不快了。原来她裹上了小脚。我在家中见到过的女人全是小脚。我以为女人生来就是那样的。这时看到她那双尖尖翘起来只用后跟走路的小脚，才知道那是制造出来的。……我不知为什么从心底泛出一阵说不出的感觉，仿佛是恶心要吐。看到她长得比上次更好看，偏偏有这双怪脚，走路一歪一扭，变成了丑八怪的样子，于是我连大人的小脚也厌恶起来了。”对小脚的憎恨，金克木到老都丝毫没有缓和，这种感情甚至转移到了高跟鞋上，可见制造出来的这双怪脚，给金克木留下了多么恶劣的印象。
　　不只是缠小脚的问题，《旧巢痕》里写了很多女性，从看到自杀的女人，到母亲，二姐，三姐，二嫂，到二哥的两个女儿做童养媳，甚至大嫂从深明事理到生出牌瘾，都显示出金克木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这些关注引出的是关心和反思，金克木晚年反复讲，“从整体说，从全社会说，以性别分，女性是受男性压抑的。这是显文化，不容否定。同时，从局部说，从一个个人说，男性受女性支配的事并不稀罕。这是隐文化。应当说，文化是男女双方共同创造的，而女性起的作用决不会比男性小多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只有出现了这样的认识，人类才有了所谓进步的可能。也只有出现了这样的认识，那些在旧时代完全没有理由辩护的事，才有了被救赎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