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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酒的重视和饮酒风气的形成，以及从而衍生出的酒文化都反映了这个另类阶级的价值取向，认知风格和行为模式，是魏晋风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另类阶级；酒；反抗礼教；双面性
一、酒与反抗礼教
不服务于任何阶级，不听从任何说教，对封建礼教始终抱着嗤之以鼻态度的竹林七贤构成了整个魏晋风骨的核心。而这种内心的不屑与轻视，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绝大部分都是以酒作为反叛工具将之淋漓尽致的表达。《世说新语·任诞》阮籍服丧一则：阮籍遭丧母，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为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看起来阮籍不守丧礼，为母亲守孝期间依旧吃肉饮酒是为大不敬。学者刘强在著书《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中给这则进行了这样的注解：“居丧无礼，战国之庄周已肇其端，后汉之戴良又遥承其旨。”可见阮籍也并不是凭空冒出失礼行为。刘强还评注到：“（夫子）又云：‘丧礼，与其衰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衰有余也。’是阮籍之行迹，看似悖礼，实亦合乎礼之本矣。”这段评注更好的阐释了阮籍的所作所为，他并非是内心不悲痛，而是想要通过吃肉饮酒表达对传统礼教中之顾全虚礼却遏制真情流露的轻蔑，更是认为亲情是自然而然流露的，不必要以刻意的方式去展现。并且尽管他表现得“神色自若”，但在阮籍丧母一则中也可见他内心巨大的悲痛：“阮籍当丧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寥寥几十字尽写对母亲逝去的伤痛，而此时饮酒恰好激发了内心平日里被压抑隐藏的情感，是情感的宣泄途径。在这里的饮酒不单单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更多的也体现了阮籍不愿受世俗条条框框束缚的精神追求。
除了在葬仪上的反叛之外，对于世俗男女礼教，阮籍更是不甚在意。《邻有美妇》生动地刻画了阮籍不屑这一礼教的形状：“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于妇其侧。夫始殊疑之，何察，终无他意。”在阮籍看来，天为被地为床，醉了便卧倒，都是由心而发的自在行为，不受外界所扰，至于是有美妇还是有他人的眼光审视他一概不在意，随心随性不带半点虚伪造作。而《江东步兵》里有江东阮籍之称的季鹰，也的确有和阮籍一般的放任做派：“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在古人普遍以流芳百世名垂青史为一生奋斗目标的价值理念中，季鹰大反其道提出不如先盡眼前欢的观点也是对世俗观念的一次反驳。由此也可窥见由于人生命运的不可掌控，生死的不由己而在魏晋时期盛行的及时行乐的人生观。
二、酒与逍遥悟道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最黑暗动荡的历史时期之一，战乱杀戮不仅使人们对生命的脆弱有深刻的认识，也使得人们意识到人生苦短，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忧惧唯有在饮酒时得以舒缓。这也是另类阶级的显著特征之一“另类饮酒不是为了炫耀地位或酒量，而是想拥有一种平静的感觉。”为了追求这种心灵的平静，追求这种精神层面的自由驰骋，酒便自然而然的成为媒介。《世说新语·任诞》第一则竹林七贤中提到当时的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写到了贤士们这一爱好，在竹涛声声中酣畅地饮酒赋诗，忘却俗世以得到心灵的自由。正如学者刘强评注的一样，这种野外聚饮的行为是“任诞魁首，七贤总纲”，是整个魏晋风骨的基调。
七贤之一的刘伶，在酒上就有不少风趣轶事。《世说新语·任诞》刘伶病酒就鲜活的呈现了他病酒已深的样子，骗夫人发誓自己要戒酒，实际上不过是为了能再一次大饱口舌之欲，可见已嗜酒成僻。酒后的刘伶更是任情任性，恣意由己，在脱衣裸形一则里：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衣中？”足可见他的放浪形骸，简直是对世俗礼仪的彻底藐视。刘伶一生与酒结缘，生死与共，他外出时命人“荷锸而随”，做好随时醉酒而死的准备，此等为酒痴狂也实在是少见。除了一生视酒如命的刘伶之外，更令人惊讶的是以酒命官的行为。《世说新语·任诞》中步兵校尉就是因为家有贮酒数百斛而被阮籍任命的。学者刘强不免惊叹：“闻酒求官，千古一见。”可见魏晋时期酒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联系紧密，在贤士们的眼里酒的地位更不是一般东西可以比拟的，更因酒而日益豁达放旷。《世说新语·任诞》中不诣贵盛一则说到阮宣子宁可尽心饮酒也不去拜访当时的权贵大户；拍浮酒地一则的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在酒池中就是人生乐地，尽显及时行乐的作风。大盆盛酒一则里阮咸不惜与猪同饮，可见任诞到到了极点已然达到了贵贱等视，物我同一的境界了。由此可知当时的贤士们对酒已经到了骨血交融的地步，不仅是满足口服之欲的需要，更进一步是在酒中求得一时逍遥，是自己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的外化和表达。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信奉道家精神为主流，追求“虚无”的缥缈境界。这种似有若无的境界难以用语言道明，但酒后的微醺状态与这种似有若无的微妙境界有相通之处，因而贤士们更以饮酒作为追求道家提倡的虚无境界的一种途径。《世说新语·任诞》王蕴论酒一则中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点明要远离世俗的，凡俗的自己惟有饮酒才能办到。卫军论酒王卫军云：“酒正自弓人著圣地”一言与王光禄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指出酒是把人引入忘我之地的媒介。佛大言酒一则更是把酒的重要性提高到和诗书一般：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认为要是三日不饮酒，就觉得身体和精神已经分离了。可见对他们而言，酒早已超出了饮食文化的范畴，成为摆脱束缚，追求逍遥之界，精神自由驰骋挥洒的重要寄托，酒和饮酒后的种种行为做派是组成魏晋风骨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三、酒具有双面性
酒的助益性。正如上一节中提到的酒能带给“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心灵上的抚慰。而除了精神层面，在形而下的物质层面酒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当时服药士人的必不可少的一味药。 关于药与酒关系的研究，鲁迅先生有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已有详细介绍：吃药的祖师何晏由于身体原因需要长期服用寒食散，服用后面色红润双目有神。在追求仪容美的魏晋时期这很快就引领起一股吃药的风潮，但寒食散药性强大，一不小心就会毒死所以服药后需要行散。“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说明了饮酒在服药过程中的重要性。文章后来还提到“但究竟竹林名士也不是纯粹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可见饮酒对于与始名士和竹林七贤的服药生活是具有助益性的。
酒的損害性。在如今这个时代，酒宴酒席已经成为商业交往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人们对过量不节制的饮酒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也是深有了解。即使在遥远的古代，酿酒技术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一般都是自酿的果酒米酒度数没有这么高，但依旧久饮伤身，对人的身体造成损害。在张娟娟的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文化探析》中也提到“爱酒之人身体多少都会受到损害，寿命一般都不会太长。”反观竹林七贤，阮籍活到了54岁，向秀45岁，刘伶生卒不详，唯有山涛活到了78岁可称得上是高寿的了。从这里也可了解，一生过多的沉溺于酒中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了程度不一的伤害因而多在中壮年就已过世。刘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因为饮酒过量身体及其孱弱，他的妻子十分忧心他的身体，因而才有了“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世说新语·任诞》）。但最终也没能断掉他的酒瘾。
纵观《世说新语》，尤其《任诞》一节，可以发现这是一幅士人与酒交织的魏晋风物图，从嗜酒的表面现象深入透析，从放诞任情的做派深入挖掘，可以窥见士人们精神上的挣扎和身不由己从而激起的对传统礼教约束的反抗，对人生价值的思索和对自在逍遥境界的孜孜以求。这一追求又与酒融合揉碎在一起外化成风流不羁的魏晋风骨，形成了只属于这一另类阶级的独特酒文化。
参考文献：
[1]刘义庆《世说新语》，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2]刘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岳麓书社，2013年9月版
[3]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
[4]张娟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文化探析》
作者简介：
黄琛媛（1994～），女，广西南宁人，南宁市广西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关键词：另类阶级；酒；反抗礼教；双面性
一、酒与反抗礼教
不服务于任何阶级，不听从任何说教，对封建礼教始终抱着嗤之以鼻态度的竹林七贤构成了整个魏晋风骨的核心。而这种内心的不屑与轻视，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绝大部分都是以酒作为反叛工具将之淋漓尽致的表达。《世说新语·任诞》阮籍服丧一则：阮籍遭丧母，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为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看起来阮籍不守丧礼，为母亲守孝期间依旧吃肉饮酒是为大不敬。学者刘强在著书《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中给这则进行了这样的注解：“居丧无礼，战国之庄周已肇其端，后汉之戴良又遥承其旨。”可见阮籍也并不是凭空冒出失礼行为。刘强还评注到：“（夫子）又云：‘丧礼，与其衰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衰有余也。’是阮籍之行迹，看似悖礼，实亦合乎礼之本矣。”这段评注更好的阐释了阮籍的所作所为，他并非是内心不悲痛，而是想要通过吃肉饮酒表达对传统礼教中之顾全虚礼却遏制真情流露的轻蔑，更是认为亲情是自然而然流露的，不必要以刻意的方式去展现。并且尽管他表现得“神色自若”，但在阮籍丧母一则中也可见他内心巨大的悲痛：“阮籍当丧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寥寥几十字尽写对母亲逝去的伤痛，而此时饮酒恰好激发了内心平日里被压抑隐藏的情感，是情感的宣泄途径。在这里的饮酒不单单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更多的也体现了阮籍不愿受世俗条条框框束缚的精神追求。
除了在葬仪上的反叛之外，对于世俗男女礼教，阮籍更是不甚在意。《邻有美妇》生动地刻画了阮籍不屑这一礼教的形状：“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于妇其侧。夫始殊疑之，何察，终无他意。”在阮籍看来，天为被地为床，醉了便卧倒，都是由心而发的自在行为，不受外界所扰，至于是有美妇还是有他人的眼光审视他一概不在意，随心随性不带半点虚伪造作。而《江东步兵》里有江东阮籍之称的季鹰，也的确有和阮籍一般的放任做派：“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在古人普遍以流芳百世名垂青史为一生奋斗目标的价值理念中，季鹰大反其道提出不如先盡眼前欢的观点也是对世俗观念的一次反驳。由此也可窥见由于人生命运的不可掌控，生死的不由己而在魏晋时期盛行的及时行乐的人生观。
二、酒与逍遥悟道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最黑暗动荡的历史时期之一，战乱杀戮不仅使人们对生命的脆弱有深刻的认识，也使得人们意识到人生苦短，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忧惧唯有在饮酒时得以舒缓。这也是另类阶级的显著特征之一“另类饮酒不是为了炫耀地位或酒量，而是想拥有一种平静的感觉。”为了追求这种心灵的平静，追求这种精神层面的自由驰骋，酒便自然而然的成为媒介。《世说新语·任诞》第一则竹林七贤中提到当时的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写到了贤士们这一爱好，在竹涛声声中酣畅地饮酒赋诗，忘却俗世以得到心灵的自由。正如学者刘强评注的一样，这种野外聚饮的行为是“任诞魁首，七贤总纲”，是整个魏晋风骨的基调。
七贤之一的刘伶，在酒上就有不少风趣轶事。《世说新语·任诞》刘伶病酒就鲜活的呈现了他病酒已深的样子，骗夫人发誓自己要戒酒，实际上不过是为了能再一次大饱口舌之欲，可见已嗜酒成僻。酒后的刘伶更是任情任性，恣意由己，在脱衣裸形一则里：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衣中？”足可见他的放浪形骸，简直是对世俗礼仪的彻底藐视。刘伶一生与酒结缘，生死与共，他外出时命人“荷锸而随”，做好随时醉酒而死的准备，此等为酒痴狂也实在是少见。除了一生视酒如命的刘伶之外，更令人惊讶的是以酒命官的行为。《世说新语·任诞》中步兵校尉就是因为家有贮酒数百斛而被阮籍任命的。学者刘强不免惊叹：“闻酒求官，千古一见。”可见魏晋时期酒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联系紧密，在贤士们的眼里酒的地位更不是一般东西可以比拟的，更因酒而日益豁达放旷。《世说新语·任诞》中不诣贵盛一则说到阮宣子宁可尽心饮酒也不去拜访当时的权贵大户；拍浮酒地一则的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在酒池中就是人生乐地，尽显及时行乐的作风。大盆盛酒一则里阮咸不惜与猪同饮，可见任诞到到了极点已然达到了贵贱等视，物我同一的境界了。由此可知当时的贤士们对酒已经到了骨血交融的地步，不仅是满足口服之欲的需要，更进一步是在酒中求得一时逍遥，是自己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的外化和表达。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信奉道家精神为主流，追求“虚无”的缥缈境界。这种似有若无的境界难以用语言道明，但酒后的微醺状态与这种似有若无的微妙境界有相通之处，因而贤士们更以饮酒作为追求道家提倡的虚无境界的一种途径。《世说新语·任诞》王蕴论酒一则中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点明要远离世俗的，凡俗的自己惟有饮酒才能办到。卫军论酒王卫军云：“酒正自弓人著圣地”一言与王光禄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指出酒是把人引入忘我之地的媒介。佛大言酒一则更是把酒的重要性提高到和诗书一般：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认为要是三日不饮酒，就觉得身体和精神已经分离了。可见对他们而言，酒早已超出了饮食文化的范畴，成为摆脱束缚，追求逍遥之界，精神自由驰骋挥洒的重要寄托，酒和饮酒后的种种行为做派是组成魏晋风骨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三、酒具有双面性
酒的助益性。正如上一节中提到的酒能带给“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心灵上的抚慰。而除了精神层面，在形而下的物质层面酒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当时服药士人的必不可少的一味药。 关于药与酒关系的研究，鲁迅先生有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已有详细介绍：吃药的祖师何晏由于身体原因需要长期服用寒食散，服用后面色红润双目有神。在追求仪容美的魏晋时期这很快就引领起一股吃药的风潮，但寒食散药性强大，一不小心就会毒死所以服药后需要行散。“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说明了饮酒在服药过程中的重要性。文章后来还提到“但究竟竹林名士也不是纯粹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可见饮酒对于与始名士和竹林七贤的服药生活是具有助益性的。
酒的損害性。在如今这个时代，酒宴酒席已经成为商业交往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人们对过量不节制的饮酒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也是深有了解。即使在遥远的古代，酿酒技术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一般都是自酿的果酒米酒度数没有这么高，但依旧久饮伤身，对人的身体造成损害。在张娟娟的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文化探析》中也提到“爱酒之人身体多少都会受到损害，寿命一般都不会太长。”反观竹林七贤，阮籍活到了54岁，向秀45岁，刘伶生卒不详，唯有山涛活到了78岁可称得上是高寿的了。从这里也可了解，一生过多的沉溺于酒中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了程度不一的伤害因而多在中壮年就已过世。刘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因为饮酒过量身体及其孱弱，他的妻子十分忧心他的身体，因而才有了“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世说新语·任诞》）。但最终也没能断掉他的酒瘾。
纵观《世说新语》，尤其《任诞》一节，可以发现这是一幅士人与酒交织的魏晋风物图，从嗜酒的表面现象深入透析，从放诞任情的做派深入挖掘，可以窥见士人们精神上的挣扎和身不由己从而激起的对传统礼教约束的反抗，对人生价值的思索和对自在逍遥境界的孜孜以求。这一追求又与酒融合揉碎在一起外化成风流不羁的魏晋风骨，形成了只属于这一另类阶级的独特酒文化。
参考文献：
[1]刘义庆《世说新语》，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2]刘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岳麓书社，2013年9月版
[3]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
[4]张娟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文化探析》
作者简介：
黄琛媛（1994～），女，广西南宁人，南宁市广西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