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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30余年间，中学语文教育深入发展，发展的主题是探索语文教育的科学性。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向科学进军”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主旋律。中学语文教育迎来改革发展的新时代，沉睡多年的语文教育的科学性开始苏醒。
语文教育专家大力倡导语文教学科学化。1978年1月，张志公等指出：“语文教学效率不高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科学性。”①1978年3月，吕叔湘提出：“应该进行科学研究解决语文教学效率不高的问题。”②叶圣陶提出：“要在实践中研究语文教学如何改进，集体研究，集思广益。”③
语文教育工作者积极投入语文教学科学化研究。1980年前后，章熊《我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几点想法》④，张翼建“初中语文提前过关”课题研究与实验，刘佛年“初中语文能力过关”设想，陆继椿“分类集中分阶段进行语言训练”，欧阳黛娜“序列化语文教学”研究与实验，以及北大附中、北师大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上海光明中学等开展的教学实验，已在具体探索语文教学科学化。
1979年12月，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在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上，代表们总结了30年来语文教学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了语文教材的内容和科学体系，探讨了语文教学的特点和方法，形成了一致意见并发出号召：①要搞好语文教学改革，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端正思想方法；②要搞好语文教学改革，必须加强调查研究；③要迅速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教学必须科学化；④要处理好‘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的关系。”⑤
意见和号召得到大家的认可支持和积极响应。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中学语文教育科学化研究和实验取得了很大成绩：①产生出一大批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②构建出一大批卓有成效的语文教育教学模式；③涌现出一大批教学水平较高并个性鲜明的优秀教师和教学专家。
以下是进入笔者视野的论文（报告）、编著、语文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论文（报告）：张志公《关于语文教学中科学性与艺术性问题的探讨》（天津师院学报，1979.2），《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香港中英语文教学》，1983.1），人教社中语室《对目前中学生语文水平的初步调查》（《中学语文教学》，1980.12），苏灵扬《中学语文教学的新课题》（《人民教育》，1981.2），张隆华《关于语文能力的观察、测验和实验研究》（湖南师院学报，1981.2），陈刚《语文学科科学体系的初步探讨》（《教育研究》，1981.6），蒋仲仁《语言是工具——语文教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教育研究》，1982.2），温寒江《试谈语文教学科学化问题》（《教育研究》，1982.6），刘国盈《探索一条语文教育的新途径》（《教育研究》，1982.9），张传宗《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和其他任务》（《中学语文教育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刘佛年《关于制定教学大纲的几点想法》（《课程·教材·教法》，1986.11），等等。
编著：中央教科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瞿葆奎《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语文教学经验与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张鸿苓《语文教学方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刘国正《语文教学谈》（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张志公《语文教学论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钱梦龙《语文导读法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课程·教材·教法》编辑部《中学语文教材和教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赵丽云《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吕志范教学经验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等等。
语文教学改革项目：于漪“提高语文教学综合效应”的改革、钱梦龙“语文导读法”的理论与实践，宁鸿彬“五步程序教学法”的探索，刘朏朏、高原“读写训练体系”的探索，蔡澄清“语文点拨教学研究”，洪镇涛“变课堂为学堂改革”，颜振遥“自学辅导教学”的实验，李吉林“情境教学法”的实施研究，张孝纯“大语文教育”的经验总结与升华，以及单元教学实施、目标教学设计、课内外衔接能力训练、多元性评价方式的实施等等。
20年代中期出现了对语文教育科学性的质疑的声音。
1987年，复旦大学申小龙提出：“语言学界这种‘科学’的强盛、‘人文’的淡化，对于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的汉语语言学来说是一种畸形发展。”⑥
该观点很快影响到语文教学界，但观点却不尽相同。面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发展，1987年，陈钟樑认为：“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是科学主义思想与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指导改革开创一个新局面，以实现语文教学科学的艺术化与语文教学艺术的科学化。”⑦
1993年，山东韩军在《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中判断：“几十年语文教学的失误就在于科学主义的泛滥，人文精神的消失。”⑨该判断必然引出以下质疑：“语文教学中科学性是否泛滥？科学性会导致语文教学失误吗？语文教学是否需要科学？科学性与人文性是怎样的关系？”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论又一次展开。
辩论中，许多人主张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 的“统一结合”，反对割裂分离。于漪老师和董菊初老师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于漪阐述：“语文教育不仅应注意语言工具训练，还要贯彻人文教育思想”，“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人文性皆重要，不可机械割裂。抽掉人文精神，只是在语言文字形式上兜圈子，语言文字就因失去灵魂、失去生命而暗淡无光，步入排列组合文字游戏的死胡同；脱离语言文字的运用，架空讲人文性，就背离了语文课，步入另一个误区。二者应有机结合，使之相得益彰。”⑩
董菊初指出：“凡是发扬科学精神，坚持科学理性的时候，语文教改就出现起色，反之，语文教改就受到挫折。”“语文教学及其研究要卓有成效，离不开科学理性精神及科学方法论的指导，离不开现代语言学、修辞学、写作学、文章学等知识的学习、渗透与运用。”“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方法论原则有着明显区别，都不能强调过头，过分强调人文精神，便有可能排斥科学理性，导致模糊笼统和神秘主义。所以必须使二者相互交融与结合起来，相互补充与融合。”{11}
“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结合说”具有合理性，但是却难以在语文教育的具体实践中达成共识。1997年11月，《北京文学》刊登一组批评语文教育的文章，《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相继转载或讨论，辩论达到高潮。作家、文论家、教育学者、文化学者等各界人士纷纷介入，他们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经验背景，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围绕中学语文教育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对中学语文教学和语文教材提出了许多意见。
辩论的结果是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对语文课程性质的重新界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反思近10年语文新课程改革，我们既看到了很大的成绩，例如转变了教育观念，改变了教学行为方式，教师和学生参与课程开发、设计、评价、管理等；也不时地发现问题，例如课程改革的异化，教学目标的虚化，教学主体的表象化，教学内容的泛化或窄化，教学过程的表演化，教学方法的形式化等。
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其重要行为原因仍然是“科学性与人文性”关系处理不当。语文教育强调科学性或强调人文性均无不当。但“科学性与人文性”关系的处理失当就一定会出现认识偏差，从而导致实践偏差，语文课程性质的重新界定未能纠正这种偏差。
“科学性与人文性”关系处理不当的重要思想根源是：我们始终在“对立互伤说”或“统一结合说”的指导下认识语文课程的“科学性与人文性”。
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对立互伤说”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重视科学（人文）性必然会削弱人文（科学）性吗？答案一定是：显然不会。其实，“科学（人文）的强盛”与“人文（科学）的淡化”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科学性与人文性”并不是“此起彼伏”的，恰恰相反，事实上是：当排斥科学（人文）时，语文教育中的“人文（科学）性”一定会迷失、丢失、缺失；而二者融合为一体时，“科学性与人文性”才真正是相得益彰。
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结合说”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其含义因人而异，缺乏确定性和稳定性：其一，怎样才算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结合”，不易衡量也不易把握；其二，在某种主流意识形态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作用下，“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结合”很容易被破坏，导致片面强调科学性(或人文性)，造成语文教育的错误和失败，这在语文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中屡见不鲜；其三，因为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结合”是模糊的，所以会给人以指鹿为马和是非不分之感，例如，语文教育就曾被“统一结合”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反修防修的武器。
所以，在研究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时，应该转变“对立互伤”或“统一结合”的思维方式，开展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的“一体化”研究：语文教育既是“科学的”，又是“人文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共处于一体）；而不是既有“科学的”，又有“人文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统一）。
现阶段，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是“科学性”。
语文教育太缺少“科学性”。它包括缺少“语文课程”在内的一系列概念的建立和明确，它缺少语文教育与其它事物以及与其内部诸事物之间关系的准确、清楚的陈述，即语文教育真命题不足，它缺少语文教育操作实践的方法技巧和过程步骤的程序设计、模式构建。
语文教育太需要“科学性”。它需要累积语文教育的相关概念、命题、图式，它需要总结从古至今的语文教育实施和研究的经验、并对其系统化、将其升华为理论，它需要对语文教育及其规律进行科学论证，以利于科学地研制语文课程标准、开发利用语文课程资源、设计实施语文教学、研究语文教学、保护我们的语文教育研究成果。
语文教育中“科学性”的探讨直接涉及语文课程性质。它不仅是语文课程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语文课程重要的理论问题。为保证语文课程改革扎实稳妥地推进，需要继续深入研究语文教育的“科学性与人文性”问题。
20世纪初期，自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教育的科学性探索就开始了。而正当语文教育的科学性探索方兴未艾之时，政治的驱动却要干预语文自身的运动变化。于是，语文教育的科学性探索步履维艰，以至于后来沉睡不起，直至改革开放才又被唤醒。
中学语文教育30年发展的主题是探索语文教育的科学性。30年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科学。近年来，语文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在持续实验，研究论文多有出现。例如欧阳黛娜、钱梦龙等坚持不懈、持续30年项目实验研究、总结经验并升华为理论，伊道恩“语文双线自主活动教学”的研究与实践，洪宗礼“语文教育链”的构建，张传宗《语文教学应以史为鉴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课程·教材·教法》，2008.6)，汤振刚《论语文教师的科学人文精神》(《课程·教材·教法》，2008.4)，刘正伟《现代性：语文教育的百年价值诉求》（《教育研究》，2008.1）等等。探索语文教育的科学性，还需我们更加努力。
————————
注释：
①张志公：《语文教学要大大提高效率——泛论语文教学科学化和进行语文教学科学研究的问题》，《中国语文》，1978年第1期。
②吕叔湘：《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人民日报》，1978年3月16日。
③叶圣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中国语文》，1978年第2期。
④章熊：《我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几点想法》，《中国语文》，1978年第4期。
⑤张鸿苓、陈金明、张定远、苏立康主编：《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语文出版社，2001版第24页。
⑥申小龙：《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读书》，1987年第8期。
⑦陈钟樑：《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语文学习》，1987年第8期。
⑧王晓明等：《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⑨韩军：《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语文学习》，1993年1期。
⑩于漪：《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对话》，《文汇报》，1996年4月15日。
{11}董菊初《坚持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作者通联：河南教育学院］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向科学进军”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主旋律。中学语文教育迎来改革发展的新时代，沉睡多年的语文教育的科学性开始苏醒。
语文教育专家大力倡导语文教学科学化。1978年1月，张志公等指出：“语文教学效率不高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科学性。”①1978年3月，吕叔湘提出：“应该进行科学研究解决语文教学效率不高的问题。”②叶圣陶提出：“要在实践中研究语文教学如何改进，集体研究，集思广益。”③
语文教育工作者积极投入语文教学科学化研究。1980年前后，章熊《我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几点想法》④，张翼建“初中语文提前过关”课题研究与实验，刘佛年“初中语文能力过关”设想，陆继椿“分类集中分阶段进行语言训练”，欧阳黛娜“序列化语文教学”研究与实验，以及北大附中、北师大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上海光明中学等开展的教学实验，已在具体探索语文教学科学化。
1979年12月，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在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上，代表们总结了30年来语文教学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了语文教材的内容和科学体系，探讨了语文教学的特点和方法，形成了一致意见并发出号召：①要搞好语文教学改革，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端正思想方法；②要搞好语文教学改革，必须加强调查研究；③要迅速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教学必须科学化；④要处理好‘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的关系。”⑤
意见和号召得到大家的认可支持和积极响应。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中学语文教育科学化研究和实验取得了很大成绩：①产生出一大批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②构建出一大批卓有成效的语文教育教学模式；③涌现出一大批教学水平较高并个性鲜明的优秀教师和教学专家。
以下是进入笔者视野的论文（报告）、编著、语文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论文（报告）：张志公《关于语文教学中科学性与艺术性问题的探讨》（天津师院学报，1979.2），《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香港中英语文教学》，1983.1），人教社中语室《对目前中学生语文水平的初步调查》（《中学语文教学》，1980.12），苏灵扬《中学语文教学的新课题》（《人民教育》，1981.2），张隆华《关于语文能力的观察、测验和实验研究》（湖南师院学报，1981.2），陈刚《语文学科科学体系的初步探讨》（《教育研究》，1981.6），蒋仲仁《语言是工具——语文教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教育研究》，1982.2），温寒江《试谈语文教学科学化问题》（《教育研究》，1982.6），刘国盈《探索一条语文教育的新途径》（《教育研究》，1982.9），张传宗《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和其他任务》（《中学语文教育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刘佛年《关于制定教学大纲的几点想法》（《课程·教材·教法》，1986.11），等等。
编著：中央教科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瞿葆奎《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语文教学经验与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张鸿苓《语文教学方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刘国正《语文教学谈》（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张志公《语文教学论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钱梦龙《语文导读法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课程·教材·教法》编辑部《中学语文教材和教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赵丽云《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吕志范教学经验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等等。
语文教学改革项目：于漪“提高语文教学综合效应”的改革、钱梦龙“语文导读法”的理论与实践，宁鸿彬“五步程序教学法”的探索，刘朏朏、高原“读写训练体系”的探索，蔡澄清“语文点拨教学研究”，洪镇涛“变课堂为学堂改革”，颜振遥“自学辅导教学”的实验，李吉林“情境教学法”的实施研究，张孝纯“大语文教育”的经验总结与升华，以及单元教学实施、目标教学设计、课内外衔接能力训练、多元性评价方式的实施等等。
20年代中期出现了对语文教育科学性的质疑的声音。
1987年，复旦大学申小龙提出：“语言学界这种‘科学’的强盛、‘人文’的淡化，对于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的汉语语言学来说是一种畸形发展。”⑥
该观点很快影响到语文教学界，但观点却不尽相同。面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发展，1987年，陈钟樑认为：“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是科学主义思想与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指导改革开创一个新局面，以实现语文教学科学的艺术化与语文教学艺术的科学化。”⑦
1993年，山东韩军在《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中判断：“几十年语文教学的失误就在于科学主义的泛滥，人文精神的消失。”⑨该判断必然引出以下质疑：“语文教学中科学性是否泛滥？科学性会导致语文教学失误吗？语文教学是否需要科学？科学性与人文性是怎样的关系？”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论又一次展开。
辩论中，许多人主张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 的“统一结合”，反对割裂分离。于漪老师和董菊初老师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于漪阐述：“语文教育不仅应注意语言工具训练，还要贯彻人文教育思想”，“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人文性皆重要，不可机械割裂。抽掉人文精神，只是在语言文字形式上兜圈子，语言文字就因失去灵魂、失去生命而暗淡无光，步入排列组合文字游戏的死胡同；脱离语言文字的运用，架空讲人文性，就背离了语文课，步入另一个误区。二者应有机结合，使之相得益彰。”⑩
董菊初指出：“凡是发扬科学精神，坚持科学理性的时候，语文教改就出现起色，反之，语文教改就受到挫折。”“语文教学及其研究要卓有成效，离不开科学理性精神及科学方法论的指导，离不开现代语言学、修辞学、写作学、文章学等知识的学习、渗透与运用。”“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方法论原则有着明显区别，都不能强调过头，过分强调人文精神，便有可能排斥科学理性，导致模糊笼统和神秘主义。所以必须使二者相互交融与结合起来，相互补充与融合。”{11}
“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结合说”具有合理性，但是却难以在语文教育的具体实践中达成共识。1997年11月，《北京文学》刊登一组批评语文教育的文章，《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相继转载或讨论，辩论达到高潮。作家、文论家、教育学者、文化学者等各界人士纷纷介入，他们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经验背景，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围绕中学语文教育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对中学语文教学和语文教材提出了许多意见。
辩论的结果是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对语文课程性质的重新界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反思近10年语文新课程改革，我们既看到了很大的成绩，例如转变了教育观念，改变了教学行为方式，教师和学生参与课程开发、设计、评价、管理等；也不时地发现问题，例如课程改革的异化，教学目标的虚化，教学主体的表象化，教学内容的泛化或窄化，教学过程的表演化，教学方法的形式化等。
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其重要行为原因仍然是“科学性与人文性”关系处理不当。语文教育强调科学性或强调人文性均无不当。但“科学性与人文性”关系的处理失当就一定会出现认识偏差，从而导致实践偏差，语文课程性质的重新界定未能纠正这种偏差。
“科学性与人文性”关系处理不当的重要思想根源是：我们始终在“对立互伤说”或“统一结合说”的指导下认识语文课程的“科学性与人文性”。
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对立互伤说”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重视科学（人文）性必然会削弱人文（科学）性吗？答案一定是：显然不会。其实，“科学（人文）的强盛”与“人文（科学）的淡化”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科学性与人文性”并不是“此起彼伏”的，恰恰相反，事实上是：当排斥科学（人文）时，语文教育中的“人文（科学）性”一定会迷失、丢失、缺失；而二者融合为一体时，“科学性与人文性”才真正是相得益彰。
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结合说”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其含义因人而异，缺乏确定性和稳定性：其一，怎样才算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结合”，不易衡量也不易把握；其二，在某种主流意识形态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作用下，“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结合”很容易被破坏，导致片面强调科学性(或人文性)，造成语文教育的错误和失败，这在语文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中屡见不鲜；其三，因为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结合”是模糊的，所以会给人以指鹿为马和是非不分之感，例如，语文教育就曾被“统一结合”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反修防修的武器。
所以，在研究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时，应该转变“对立互伤”或“统一结合”的思维方式，开展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的“一体化”研究：语文教育既是“科学的”，又是“人文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共处于一体）；而不是既有“科学的”，又有“人文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统一）。
现阶段，语文教育“科学性与人文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是“科学性”。
语文教育太缺少“科学性”。它包括缺少“语文课程”在内的一系列概念的建立和明确，它缺少语文教育与其它事物以及与其内部诸事物之间关系的准确、清楚的陈述，即语文教育真命题不足，它缺少语文教育操作实践的方法技巧和过程步骤的程序设计、模式构建。
语文教育太需要“科学性”。它需要累积语文教育的相关概念、命题、图式，它需要总结从古至今的语文教育实施和研究的经验、并对其系统化、将其升华为理论，它需要对语文教育及其规律进行科学论证，以利于科学地研制语文课程标准、开发利用语文课程资源、设计实施语文教学、研究语文教学、保护我们的语文教育研究成果。
语文教育中“科学性”的探讨直接涉及语文课程性质。它不仅是语文课程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语文课程重要的理论问题。为保证语文课程改革扎实稳妥地推进，需要继续深入研究语文教育的“科学性与人文性”问题。
20世纪初期，自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教育的科学性探索就开始了。而正当语文教育的科学性探索方兴未艾之时，政治的驱动却要干预语文自身的运动变化。于是，语文教育的科学性探索步履维艰，以至于后来沉睡不起，直至改革开放才又被唤醒。
中学语文教育30年发展的主题是探索语文教育的科学性。30年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科学。近年来，语文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在持续实验，研究论文多有出现。例如欧阳黛娜、钱梦龙等坚持不懈、持续30年项目实验研究、总结经验并升华为理论，伊道恩“语文双线自主活动教学”的研究与实践，洪宗礼“语文教育链”的构建，张传宗《语文教学应以史为鉴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课程·教材·教法》，2008.6)，汤振刚《论语文教师的科学人文精神》(《课程·教材·教法》，2008.4)，刘正伟《现代性：语文教育的百年价值诉求》（《教育研究》，2008.1）等等。探索语文教育的科学性，还需我们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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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张志公：《语文教学要大大提高效率——泛论语文教学科学化和进行语文教学科学研究的问题》，《中国语文》，1978年第1期。
②吕叔湘：《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人民日报》，1978年3月16日。
③叶圣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中国语文》，1978年第2期。
④章熊：《我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几点想法》，《中国语文》，1978年第4期。
⑤张鸿苓、陈金明、张定远、苏立康主编：《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语文出版社，2001版第24页。
⑥申小龙：《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读书》，1987年第8期。
⑦陈钟樑：《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语文学习》，1987年第8期。
⑧王晓明等：《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⑨韩军：《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语文学习》，1993年1期。
⑩于漪：《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对话》，《文汇报》，1996年4月15日。
{11}董菊初《坚持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作者通联：河南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