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河岸》，是继《动物凶猛》、《呼喊与细雨》、《启蒙时代》等小说之后，关于“文革少年”遭遇小说的又一重要文本，它提供了一种用“记忆”修复历史创伤的叙事范本。《河岸》以一位少年的“创伤性记忆”为基础展开，叙事保持了苏童一贯的风格，节奏自由舒缓，语言和细节充满现代诗的感觉，将大历史问题包含在“小叙事”之中。
　　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叙事视角是男孩库东亮的第一人称“自述”。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父亲库文轩(曾是烈士遗孤，油坊镇镇委书记，后被鉴定为伪烈士遗孤而被流放河上)，母亲乔丽敏(曾任镇广播站播音员，后因丈夫身份鉴定结果而调离)，儿子库东亮，流浪女孩江慧仙。书中人物实际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放逐的河上人(向阳船队7条船上的船民，部是因各种罪行而被放逐的)，一类是掌握权力的岸上人(油坊镇的居民，特别是综合大楼的干部和治安队队员)。主人公库东亮，是一位来自遭到放逐的“愚人船”上的流浪少年。他执着地试图上岸，遭到了坚硬的“岸”的拒绝。但这部小说并不是一部简单的“流浪汉小说”。
　　三条叙事线索交叉出现在小说中。第一条线索：库文轩的烈士后代身份遭到质疑，原因是烈士后代的标识(屁股上的鱼形胎记)不是唯一的，镇上别的人也有。红色“精神胎记”转眼就变成了一个“血缘原罪”的印记，进而引出次生的道德罪行(与多位女性的关系)。流放到河上的船队后，库文轩认可这种惩罚，并“挥刀自宫”，最终“由人变成鱼”。放逐水上而变成鱼，本是一个欲望的意象，但却是“挥刀自宫”、剪除欲望的结果；换句话说，胎记的变化是自宫的前提，欲望的合法性以“胎记”的合法性为前提。这是一个变形了的权力和欲望的“寓言”。第二条线索：儿子库东亮跟随父亲在“河”与“岸”之间13年漫长的流浪过程及其遭遇的线索。库东亮最大的愿望就是“上岸”，而不是跟随那条“愚人船”一样的“向阳船队”在河上漂泊。青春年少的男孩不能忍受河上的静止生活，多次试图上岸，多次被赶回河上。这是一种残酷的惩罚和放逐。父亲自宫的场景，给男孩留下的创伤是难以估量的，每一次上岸的时候，库东亮最害怕自己的小鸡鸡勃起，但他没有采取自我阉割的极端方式，而是采用了一种权宜之策：穿好几条内裤。这是一种反阉割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下意识动作。可是偏偏遇上各种诱惑，特别是少女江慧仙的出现。第三条线索：权力和政治在家庭内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母亲对儿子和丈夫的唾骂和遗弃，父亲对儿子的禁锢和“精神阉割”。唾骂和禁锢的原因，既是对“血缘原罪”的诅咒，也是对青春欲望的惩罚和防范。而这恰恰是库东亮执着要上岸的根源。
　　小说叙事的主要动力，实际上男孩库东亮凭借青春本能的反阉割、反惩罚、反流放。禁锢、阉割、流放的理由，往往带有政治和道德的禁忌色彩：“阶级异己分子”、“狗崽子”、“流氓”等，相反的理由就是库东亮不断地上岸、冒犯、惹是生非、遇险。河与岸的冲突，还表现为叙事话语与抒情话语的冲突。叙事的展开，主要是在岸上进行，一到船上，叙事就变成了诗的语言。诗的(柔弱的河水的轻声低语，单调重复的抒情生活)冥思，对于一位青春勃发的男孩来说，这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他需要的是动作，是行动，是叙事。
　　小说的“上篇”，库东亮上岸的第一动力是寻找母亲。遭到了被权力或意识形态异化的母亲的拒绝。小说的“下篇”，库东亮上岸的动力主要是寻找流浪女孩江慧仙，同样失败了。最后的结局是，街道上不时地贴出公告：“禁止向阳船队库东亮进入人民理发店”，“禁止向阳船队船民库东亮上岸活动”。毫无疑问，人们希望库东亮和他的父亲库文轩一样，变成一条被阉割的“鱼”，永远在河上游移。因此，这部小说实际上也是一部关于20世纪中叶的中国版的“愚人船”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