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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河岸》,是继《动物凶猛》、《呼喊与细雨》、《启蒙时代》等小说之后,关于“文革少年”遭遇小说的又一重要文本,它提供了一种用“记忆”修复历史创伤的叙事范本。《河岸》以一位少年的“创伤性记忆”为基础展开,叙事保持了苏童一贯的风格,节奏自由舒缓,语言和细节充满现代诗的感觉,将大历史问题包含在“小叙事”之中。
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叙事视角是男孩库东亮的第一人称“自述”。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父亲库文轩(曾是烈士遗孤,油坊镇镇委书记,后被鉴定为伪烈士遗孤而被流放河上),母亲乔丽敏(曾任镇广播站播音员,后因丈夫身份鉴定结果而调离),儿子库东亮,流浪女孩江慧仙。书中人物实际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放逐的河上人(向阳船队7条船上的船民,部是因各种罪行而被放逐的),一类是掌握权力的岸上人(油坊镇的居民,特别是综合大楼的干部和治安队队员)。主人公库东亮,是一位来自遭到放逐的“愚人船”上的流浪少年。他执着地试图上岸,遭到了坚硬的“岸”的拒绝。但这部小说并不是一部简单的“流浪汉小说”。
三条叙事线索交叉出现在小说中。第一条线索:库文轩的烈士后代身份遭到质疑,原因是烈士后代的标识(屁股上的鱼形胎记)不是唯一的,镇上别的人也有。红色“精神胎记”转眼就变成了一个“血缘原罪”的印记,进而引出次生的道德罪行(与多位女性的关系)。流放到河上的船队后,库文轩认可这种惩罚,并“挥刀自宫”,最终“由人变成鱼”。放逐水上而变成鱼,本是一个欲望的意象,但却是“挥刀自宫”、剪除欲望的结果;换句话说,胎记的变化是自宫的前提,欲望的合法性以“胎记”的合法性为前提。这是一个变形了的权力和欲望的“寓言”。第二条线索:儿子库东亮跟随父亲在“河”与“岸”之间13年漫长的流浪过程及其遭遇的线索。库东亮最大的愿望就是“上岸”,而不是跟随那条“愚人船”一样的“向阳船队”在河上漂泊。青春年少的男孩不能忍受河上的静止生活,多次试图上岸,多次被赶回河上。这是一种残酷的惩罚和放逐。父亲自宫的场景,给男孩留下的创伤是难以估量的,每一次上岸的时候,库东亮最害怕自己的小鸡鸡勃起,但他没有采取自我阉割的极端方式,而是采用了一种权宜之策:穿好几条内裤。这是一种反阉割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下意识动作。可是偏偏遇上各种诱惑,特别是少女江慧仙的出现。第三条线索:权力和政治在家庭内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母亲对儿子和丈夫的唾骂和遗弃,父亲对儿子的禁锢和“精神阉割”。唾骂和禁锢的原因,既是对“血缘原罪”的诅咒,也是对青春欲望的惩罚和防范。而这恰恰是库东亮执着要上岸的根源。
小说叙事的主要动力,实际上男孩库东亮凭借青春本能的反阉割、反惩罚、反流放。禁锢、阉割、流放的理由,往往带有政治和道德的禁忌色彩:“阶级异己分子”、“狗崽子”、“流氓”等,相反的理由就是库东亮不断地上岸、冒犯、惹是生非、遇险。河与岸的冲突,还表现为叙事话语与抒情话语的冲突。叙事的展开,主要是在岸上进行,一到船上,叙事就变成了诗的语言。诗的(柔弱的河水的轻声低语,单调重复的抒情生活)冥思,对于一位青春勃发的男孩来说,这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他需要的是动作,是行动,是叙事。
小说的“上篇”,库东亮上岸的第一动力是寻找母亲。遭到了被权力或意识形态异化的母亲的拒绝。小说的“下篇”,库东亮上岸的动力主要是寻找流浪女孩江慧仙,同样失败了。最后的结局是,街道上不时地贴出公告:“禁止向阳船队库东亮进入人民理发店”,“禁止向阳船队船民库东亮上岸活动”。毫无疑问,人们希望库东亮和他的父亲库文轩一样,变成一条被阉割的“鱼”,永远在河上游移。因此,这部小说实际上也是一部关于20世纪中叶的中国版的“愚人船”小说。
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叙事视角是男孩库东亮的第一人称“自述”。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父亲库文轩(曾是烈士遗孤,油坊镇镇委书记,后被鉴定为伪烈士遗孤而被流放河上),母亲乔丽敏(曾任镇广播站播音员,后因丈夫身份鉴定结果而调离),儿子库东亮,流浪女孩江慧仙。书中人物实际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放逐的河上人(向阳船队7条船上的船民,部是因各种罪行而被放逐的),一类是掌握权力的岸上人(油坊镇的居民,特别是综合大楼的干部和治安队队员)。主人公库东亮,是一位来自遭到放逐的“愚人船”上的流浪少年。他执着地试图上岸,遭到了坚硬的“岸”的拒绝。但这部小说并不是一部简单的“流浪汉小说”。
三条叙事线索交叉出现在小说中。第一条线索:库文轩的烈士后代身份遭到质疑,原因是烈士后代的标识(屁股上的鱼形胎记)不是唯一的,镇上别的人也有。红色“精神胎记”转眼就变成了一个“血缘原罪”的印记,进而引出次生的道德罪行(与多位女性的关系)。流放到河上的船队后,库文轩认可这种惩罚,并“挥刀自宫”,最终“由人变成鱼”。放逐水上而变成鱼,本是一个欲望的意象,但却是“挥刀自宫”、剪除欲望的结果;换句话说,胎记的变化是自宫的前提,欲望的合法性以“胎记”的合法性为前提。这是一个变形了的权力和欲望的“寓言”。第二条线索:儿子库东亮跟随父亲在“河”与“岸”之间13年漫长的流浪过程及其遭遇的线索。库东亮最大的愿望就是“上岸”,而不是跟随那条“愚人船”一样的“向阳船队”在河上漂泊。青春年少的男孩不能忍受河上的静止生活,多次试图上岸,多次被赶回河上。这是一种残酷的惩罚和放逐。父亲自宫的场景,给男孩留下的创伤是难以估量的,每一次上岸的时候,库东亮最害怕自己的小鸡鸡勃起,但他没有采取自我阉割的极端方式,而是采用了一种权宜之策:穿好几条内裤。这是一种反阉割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下意识动作。可是偏偏遇上各种诱惑,特别是少女江慧仙的出现。第三条线索:权力和政治在家庭内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母亲对儿子和丈夫的唾骂和遗弃,父亲对儿子的禁锢和“精神阉割”。唾骂和禁锢的原因,既是对“血缘原罪”的诅咒,也是对青春欲望的惩罚和防范。而这恰恰是库东亮执着要上岸的根源。
小说叙事的主要动力,实际上男孩库东亮凭借青春本能的反阉割、反惩罚、反流放。禁锢、阉割、流放的理由,往往带有政治和道德的禁忌色彩:“阶级异己分子”、“狗崽子”、“流氓”等,相反的理由就是库东亮不断地上岸、冒犯、惹是生非、遇险。河与岸的冲突,还表现为叙事话语与抒情话语的冲突。叙事的展开,主要是在岸上进行,一到船上,叙事就变成了诗的语言。诗的(柔弱的河水的轻声低语,单调重复的抒情生活)冥思,对于一位青春勃发的男孩来说,这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他需要的是动作,是行动,是叙事。
小说的“上篇”,库东亮上岸的第一动力是寻找母亲。遭到了被权力或意识形态异化的母亲的拒绝。小说的“下篇”,库东亮上岸的动力主要是寻找流浪女孩江慧仙,同样失败了。最后的结局是,街道上不时地贴出公告:“禁止向阳船队库东亮进入人民理发店”,“禁止向阳船队船民库东亮上岸活动”。毫无疑问,人们希望库东亮和他的父亲库文轩一样,变成一条被阉割的“鱼”,永远在河上游移。因此,这部小说实际上也是一部关于20世纪中叶的中国版的“愚人船”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