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8月8日是恢复高考30年的纪念日，众多的专家纷纷感言高考的功与过，这让我想起前年的9月2日，废除科举百年的祭日，也是众多的专家畅言科举的是与非。考量科举和高考，诸家蜂起，立论不一，仔细读来，颇有启迪。我浏览过三部专论，一部是学者刘海峰教授主编的《科举百年祭》；一部是作家何建明撰写的《中国高考报告》；还一部是教育家孙喜亭的《教育问题的理论求索》。尤其是《中国高考报告》，尽管是7年前写的，可是书中的一些实录，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思。
　　
　　科举应废止，但要思其长
　　
　　学者刘海峰以研究科举制闻名，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建议，引起轰动效应。他主编的《科举百年祭》，客观地反映出诸家的见解，对研究科举制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资料。全书分为四部分——“先声：风声水起”；“会议：风云际会”；“高潮：风起云涌”；“余波：流风余韵”——比较全面地记录了国内外研究科举制的专家们的意见。真正地做到了“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给你讲话的权利和阐述的讲台”，因之《科举百年祭》是一部当今研究科举制的权威著作，对后人研究科举制也必将成为有价值的科学文献。
　　在诸家的争论中，“废除科举”和“废止科举”，虽是一字之差，却反映出两种观点。刘海峰认为：“在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有大约1240年左右的时间，科举制是适应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的。”“只有当西学东渐、国门被迫打开之后，科举制才日益与时代脱节。科举制在现代的衰废，是因为社会环境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举制已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因此，科举制的终结是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重新认识科举制，并不是主张在当代恢复科举制，实际上时过境迁之后科举制也不可能真正被恢复，而是要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还其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刘海峰在《为科举制平反》的文章中，引经据典，列举科举制的历史作用，颇得读者的首肯和支持。最早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著名人物，恰恰是戊戌变法时期极力批判科举制的梁启超先生。他在1910年撰文说，“科举非恶制”，“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梁启超的幡然悔悟，值得后人深思。“五四”时期著名的科学启蒙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杜亚泉先生撰文指出，“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向使当日者，不废科举之制度，但稍稍改易其课式之程式”……那末，科举改革所产生的效果，会比废科举兴学堂更好。民国建立后，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多种场合称赞中国古代考试的公平性，强调考试在政府选任官员中的重要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孙中山先生在研究国外的宪政时，多次讲过：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几乎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则是从中国学去的。后来许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科举制，多有赞美之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说，“尽管有其缺陷，但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它制度更大的作用。”洋人有“科举制重要性不亚于物质文明领域中的四大发明”的见解，于是才有科举制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之说。近代学者胡适先生认为，科举制“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当代学者钱穆先生更有公允的见解，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中说，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后来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书中，又进一步说，“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集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
　　然而，“废科举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这一变革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伟大进步。1905年的9月，晚清重臣张之洞、袁世凯等将军联名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兴办现代学校。清廷面对高权重臣的意见即谕令从1906年始废除科举。时人皆云，“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今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院雷颐先生著文对废科举有简约的论述：当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不得不面对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是这种转型的先导，这一口号的提出者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它实际意味着声、光、电、化等为中国传统读书人所不齿的自然科学知识将取代儒家经典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将“师夷长技”付诸实施的洋务派开始兴办“新学堂”，虽然阻力重重，但社会的需要使新式学校由缓到急地向前发展。同时，教会兴办的新式学堂的影响和规模也越来越大。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声疾呼：“亡而存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进入20世纪，不仅新式学校越办越多，而且留学生也大量出现，虽然学生的基数仍不大，但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废科举实际水到渠成。科举虽已废除百年，但它所体现的考试、选拔人才的客观、公平、公正，仍然值得借鉴，承继。在无法限制不正当权力的时候，只有严格考试才最为公平，为“底层”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虽然弊端明显，但别无选择。
　　“科举制”盖棺百年再认识，在争鸣中渐渐回归理性，这是时代的进步。百年回眸的冷静思考，让我们更加接近科学的评价。科举制毕竟是中华民族的创造与发明，我们在重新评价中借鉴其精华引发思考孕育制度的创新。
　　
　　高考当传承，必须改其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30年前，中国刚刚从“荒唐岁月”中走出来，梦醒时分，百废待兴。1977年8月8日，在科技教育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明确提出恢复高考，不仅唤醒了广大青年在“十年浩劫”中丧失的理想，更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了必须的基础。从此，中国的高考就在改革的道路上奔腾不息，崎岖前进，写下了中国教育革命的新篇章。然而，至今这篇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大文章也未能画上圆满的句号，功与过，是与非，得与失，长与短……仍然是国人的热门话题。
　　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是我辈生活记忆中无法忘怀的辉煌篇章。是年，积压了整整10年的1160多万考生，憧憬未来，求知若渴，摩肩接踵，挺进考场，而且是第一次把会考“约在冬季”！那时的国家，尽管“全国山河一片红”，可是“全国经济一片穷”。诸如考试的经费，印卷的纸张，考场的组织等，都是“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困难面前，方显出英雄本色”，“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党中央政治局会的一次议上，邓小平同志毅然决然做出决定：高考经费由国家出，不增加老百姓负担，考生只酌收5角钱即可。印卷纸张，可先调用印制《毛选》五卷的用纸来印考卷。我想，小平同志的这一决定，毛主席九天有知，也会“画圈”的。一位作家20年后写道，“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神州大地竟有如此庞大的考试大军一起拥进考场，这本身就值得史学家们大书一笔”！
　　俱往矣，“恢复高考，功在当代，影响未来”。一位专家说，“恢复高考并不是简单恢复了一个大学考试，更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是在全社会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简言之，恢复高考，就是恢复了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地位，恢复了社会的公平。
　　毋需讳言，聚焦恢复高考30年的制度变迁，为适应中华崛起的态势，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要求，教育的改革任务还相当艰巨。作家何建明2000年出版的《中国高考报告》，在“火爆的畸形产业”等章节里，披露出的一些丑恶现象，今天来看，不仅未能销声匿迹，而且还在变相发展。诸如，“要发财，印教材”，“谁有编印教材的权力，谁就是捧了金饭碗”，已经成了经久不衰的“高考经济”之“致富宝典”；10年前出版的《海淀考王》之类的高考资料，今天仍然是书贾的“摇钱树”。那时的“办班大战促使名师‘走穴’”，今天的许多学校可以合法地办各种类型的补习学校；一些勇于开拓的教师纷纷辞职而自办辅导班，收入当然不菲。“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已经成为制定政策的根据。至于“高考报告”所记录的“兜卖假文凭成为地摊产业”，“招生骗子”利用家长们“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态屡屡得手，特别是那些推销“忘不了”之类“补脑”制品的江湖郎中，至今还在故伎重演，看看电视广告，就可见还大有市场。
　　近年来，老百姓对教育改革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却总不能令人满意。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教育如何定位？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孙喜亭教授，十分明确地提出：教育具有“产业”的属性，但教育不是“产业”。他质疑：“‘教育是产业’的命题科学吗？”“教育能当‘产业’来运营吗?”“学生是商品吗？”“教育创造价值吗？”……孙喜亭教授得出的结论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不应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走，甚至也不可盲目地跟着经济风向转。如“教育市场化”、“教育产业化”、“教育商品化”等口号的提出，很容易导致教育偏离自己的运行规律，而导致教育的失误。……国家从来都未把教育当作“产业”来经营，并非要教育创造利润以增加国民财富。教育就是教育，教育不是产业，必须按教育规律办教育。然而，“聚焦高考30年来的制度变迁”，始终未能摆脱“利润”的驱使，目前的高考，乃至于“小升初”“初升中”，都在“孔方兄”“指挥棒”下，以升学率为目标，于是演变出诡异的怪胎。
　　20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了实施素质教育的方针。“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简言之，就是要“依据人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个体的综合素质和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标的教育”。其中的核心价值就是国民素质，可概括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遗憾的是我们始终畅行的却是病态的“应试教育”，致使“教育的真正危机是教育目标过分功利化倾向”。孙喜亭教授认为，“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国民素质的竞争”；“国民素质的灵魂是民族精神”；“教育的真谛是教人做人”；“育人的核心是育德”……这是素质教育的根本，我们应当一以贯之，熔化在民族“铸魂”的伟大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