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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8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民建陕西省委副主委周新生明确指出了中国式求人现象，引发众多代表委员及网友的共鸣。中国式求人现象实际上就是说，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不改变这种生活方式，我们现代化所取得的所有成就将会葬送。
三种腐败形式与求人
有人曾把腐败按违法程度或按支持者人数多少划成三种形式，即“黑色腐败”、“灰色腐败”和“白色腐败”。
“黑色腐败”就是指法律明文禁止的以权谋私犯罪行为，如贪污、行贿受贿、走私、贩私等，这些都是违反刑法的行为，是所有人反对的。“白色腐败”则是指看似合法但不合理的以权谋私行为，无论是社会普通成员，还是上层人士，都不积极支持对之惩罚的腐败行为，如裙带关系等。“灰色腐败”则是指国家法律、法令并不明确规定为违法犯罪，但以变相形式出现的种种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人们通常把它当做所谓“不正之风”，或“特权”、“特殊化”，而并不把它们当做是犯罪行为。“灰色腐败”的形式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利用权力或职位收受礼品或金钱；公私利益不分，产生公私利益冲突。前者比较容易理解，后者如“三公消费”（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集体腐败、干部及其家属经商兼职、干部为亲人及亲属谋利、以钱买权等。不管“灰色腐败”形式如何，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中国式求人”主要是指“灰色腐败”。
实际上，三种腐败形式也许是受“黑社会”、“灰社会”等概念的启示。灰色腐败也可能来自“灰社会”这个概念。关于“灰社会”和“灰色阶层”这两个概念，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笔者认为，“灰社会”和“灰色阶层”都是一个政治学概念。“灰色阶层”就是指精英集团。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对“精英”的定义最为完整。帕累托认为，“精英”概念要同时具备“高度”和“素质”两个层面的内容。所说的“高度”是指某种可以客观判断的成功标志，如职位（权力）、得分、盈利（财富）、名望、知识等，而“素质”是指个人的才智、才干或内在涵养。我们所说的“灰社会”阶层，即官员、富豪、企业主及其他社会精英等，都是可以用职位、盈利、得分、名望、知识等来衡量的。这些精英一般穿着灰色的衣服，所以称之为“灰社会”或“灰色阶层”。“求人”主要是指大众有求于官员、富豪及有知识的人等精英，“求人”也包括精英之间的“求”与“被求”，而精英不可能有求于普罗大众。
“灰社会”就是由这些精英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有如下几个特征：任何一个社会都分为有权的少数和无权的多数；精英集团控制极大部分资源，如权力、金钱、知识等；精英集团往往会运用所有的手段保持其权力；少数精英集团并不代表被统治的多数大众，精英集团制定的政策并不反映民众的要求，等等。为什么有求于精英，是因为这些精英控制了社会宝贵的资源。“灰社会”能产生“灰色收入”，那就是有些人所说的“灰色腐败”，也就是我们身边不时发生的小腐败。
我并不同意使用“灰色腐败”这个词，腐败并不存在“黑色腐败”与“白色腐败”、“灰色腐败”的严格区分。难道裙带关系这种“白色腐败”一定就比“灰色腐败”危害程度轻吗？裙带关系是利用传统的家族、血缘关系来进行社会整合的一种反映，是社会未进化的一种表现。笔者认为，为了推进廉政建设，其前提就是要对中国的腐败程度有一个正确认识，对腐败程度进行划分也是可以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那也只能划分成两种形式，即“大腐败”和“小腐败”，用“老虎”和“苍蝇”来比喻也许更形象，没有必要划分成三种形式。
“零容忍”
遏制“中国式求人”现象
我们只反“黑色腐败”，说明我们反腐败理论还是一种旧的滥用权力理论。旧滥用权力理论认为，权力在法律范围以外的滥用和贪赃就是腐败。现在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新的滥用权力理论。这种新理论认为，腐败既包括权力在法律范围以外的滥用和贪赃，也包括权力合法但不合理的滥用行为，也就是说腐败包括我们有些人所说的“黑色腐败”和“灰色腐败”。
实际上，新的滥用权力理论的“灰色腐败”比我们理解的“灰色腐败”要宽泛得多。权力合法但不合理的滥用 = 以金钱为目的的滥用 以非金钱为目的的滥用。前者表现在中高级官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后者表现为中下级官员的官僚主义。中下级官员素质低、没有本事也是腐败，因为素质低，行政效率就低，“占着茅厕不拉屎”增加了政府的成本，影响政府的效率。而我们所说的“灰色腐败”早已被发达国家或地区归入“黑色腐败”的范畴。这也是我不同意区分“黑色腐败”与“灰色腐败”的原因。2009年，英国一个下议院的议员用 10 英镑买了一张电影票都算腐败，都要向公众道歉。
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觉得以下几点是中国必须要做的：
其一，要把禁止公务员经商兼职等产生利益冲突的行为写进宪法，并把它当作公务员的义务要其遵守。这是国际上的惯例。我们如果不这样做，利益冲突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其二，我们要把禁止接受金钱或礼品馈赠当做公务员的义务写进《公务员法》，并明确规定其金额限制。这也是国际惯例，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东方文化中这种“请客送礼”的不良习气永远无法改正。
其三，我们要实行“零容忍”制度。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一个制度，也是新加坡和香港反腐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知道，国际体育竞赛中，运动员用吸食兴奋剂的方法来提高成绩是一种社会领域内的体育腐败行为，治理这种腐败行为的政策是“零容忍”制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治理政治腐败时采取“零容忍”制度呢？
实际上，美国的反腐败策略已经发展到有腐败动机也要追究法律责任的程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廉洁测试，如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假扮成行贿者多次送礼品给官员，如果这个官员收了这些礼品，最后将面临严峻的法律惩罚。所以，美国是超级大国，它的反腐败措施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从“零容忍”或廉洁测试的角度看，中央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只打“老虎”不打“苍蝇”，“苍蝇”会变成“老虎”。一旦“苍蝇”变成“老虎”，这个新“老虎”甚至比旧的“老虎”更可怕，此时，腐败就难以遏制。而且，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的政策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使腐败者不能有侥幸心理。所以，在“求人”过程中所进行的腐败交易，就是一种小腐败行为，我们对这些小腐败者要严惩不贷。
最后，在严厉惩治腐败的前提下进行廉洁文化建设。真正要彻底遏制求人这种小腐败现象，还是要培养公民要有廉洁的心灵，这就是要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世界上治理腐败较成功的国家主要是美国模式和新加坡模式。美国反腐败模式主要集中在新教国家，也就是说，信新教的国家都很廉洁，就是因为新教这种宗教文化对腐败有遏制作用。新加坡反腐败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加强东西方廉洁文化建设，特别是加强东方廉洁文化建设。
但是，惩治腐败与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有一个先后顺序问题。如果只强调廉洁文化建设，而惩治腐败的力度不大，廉洁文化建设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如果先进行严厉打击腐败，同时进行廉洁文化建设，那么预防腐败就有效果。后者就是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所采取的反腐败战略，这种战略效果更加明显，也就是王岐山所说的，先治标，再治本，从而为治本赢得时间，换句话说，就是先要严厉打击腐败，然后同时进行廉洁文化教育，从而为最终达到一个廉洁社会争取时间。
政治腐败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必然要经历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面对这种现象，我们不应该回避，更不应该纵容，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认认真真地治理它。治理成功了，我们就能达到一个廉洁的社会，从而为跨出中等收入陷阱、迈向发达国家行列创造条件。反之，我们将迈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将永远在欠发展中国家行列中徘徊，这不是危言耸听。
三种腐败形式与求人
有人曾把腐败按违法程度或按支持者人数多少划成三种形式，即“黑色腐败”、“灰色腐败”和“白色腐败”。
“黑色腐败”就是指法律明文禁止的以权谋私犯罪行为，如贪污、行贿受贿、走私、贩私等，这些都是违反刑法的行为，是所有人反对的。“白色腐败”则是指看似合法但不合理的以权谋私行为，无论是社会普通成员，还是上层人士，都不积极支持对之惩罚的腐败行为，如裙带关系等。“灰色腐败”则是指国家法律、法令并不明确规定为违法犯罪，但以变相形式出现的种种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人们通常把它当做所谓“不正之风”，或“特权”、“特殊化”，而并不把它们当做是犯罪行为。“灰色腐败”的形式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利用权力或职位收受礼品或金钱；公私利益不分，产生公私利益冲突。前者比较容易理解，后者如“三公消费”（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集体腐败、干部及其家属经商兼职、干部为亲人及亲属谋利、以钱买权等。不管“灰色腐败”形式如何，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中国式求人”主要是指“灰色腐败”。
实际上，三种腐败形式也许是受“黑社会”、“灰社会”等概念的启示。灰色腐败也可能来自“灰社会”这个概念。关于“灰社会”和“灰色阶层”这两个概念，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笔者认为，“灰社会”和“灰色阶层”都是一个政治学概念。“灰色阶层”就是指精英集团。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对“精英”的定义最为完整。帕累托认为，“精英”概念要同时具备“高度”和“素质”两个层面的内容。所说的“高度”是指某种可以客观判断的成功标志，如职位（权力）、得分、盈利（财富）、名望、知识等，而“素质”是指个人的才智、才干或内在涵养。我们所说的“灰社会”阶层，即官员、富豪、企业主及其他社会精英等，都是可以用职位、盈利、得分、名望、知识等来衡量的。这些精英一般穿着灰色的衣服，所以称之为“灰社会”或“灰色阶层”。“求人”主要是指大众有求于官员、富豪及有知识的人等精英，“求人”也包括精英之间的“求”与“被求”，而精英不可能有求于普罗大众。
“灰社会”就是由这些精英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有如下几个特征：任何一个社会都分为有权的少数和无权的多数；精英集团控制极大部分资源，如权力、金钱、知识等；精英集团往往会运用所有的手段保持其权力；少数精英集团并不代表被统治的多数大众，精英集团制定的政策并不反映民众的要求，等等。为什么有求于精英，是因为这些精英控制了社会宝贵的资源。“灰社会”能产生“灰色收入”，那就是有些人所说的“灰色腐败”，也就是我们身边不时发生的小腐败。
我并不同意使用“灰色腐败”这个词，腐败并不存在“黑色腐败”与“白色腐败”、“灰色腐败”的严格区分。难道裙带关系这种“白色腐败”一定就比“灰色腐败”危害程度轻吗？裙带关系是利用传统的家族、血缘关系来进行社会整合的一种反映，是社会未进化的一种表现。笔者认为，为了推进廉政建设，其前提就是要对中国的腐败程度有一个正确认识，对腐败程度进行划分也是可以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那也只能划分成两种形式，即“大腐败”和“小腐败”，用“老虎”和“苍蝇”来比喻也许更形象，没有必要划分成三种形式。
“零容忍”
遏制“中国式求人”现象
我们只反“黑色腐败”，说明我们反腐败理论还是一种旧的滥用权力理论。旧滥用权力理论认为，权力在法律范围以外的滥用和贪赃就是腐败。现在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新的滥用权力理论。这种新理论认为，腐败既包括权力在法律范围以外的滥用和贪赃，也包括权力合法但不合理的滥用行为，也就是说腐败包括我们有些人所说的“黑色腐败”和“灰色腐败”。
实际上，新的滥用权力理论的“灰色腐败”比我们理解的“灰色腐败”要宽泛得多。权力合法但不合理的滥用 = 以金钱为目的的滥用 以非金钱为目的的滥用。前者表现在中高级官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后者表现为中下级官员的官僚主义。中下级官员素质低、没有本事也是腐败，因为素质低，行政效率就低，“占着茅厕不拉屎”增加了政府的成本，影响政府的效率。而我们所说的“灰色腐败”早已被发达国家或地区归入“黑色腐败”的范畴。这也是我不同意区分“黑色腐败”与“灰色腐败”的原因。2009年，英国一个下议院的议员用 10 英镑买了一张电影票都算腐败，都要向公众道歉。
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觉得以下几点是中国必须要做的：
其一，要把禁止公务员经商兼职等产生利益冲突的行为写进宪法，并把它当作公务员的义务要其遵守。这是国际上的惯例。我们如果不这样做，利益冲突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其二，我们要把禁止接受金钱或礼品馈赠当做公务员的义务写进《公务员法》，并明确规定其金额限制。这也是国际惯例，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东方文化中这种“请客送礼”的不良习气永远无法改正。
其三，我们要实行“零容忍”制度。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一个制度，也是新加坡和香港反腐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知道，国际体育竞赛中，运动员用吸食兴奋剂的方法来提高成绩是一种社会领域内的体育腐败行为，治理这种腐败行为的政策是“零容忍”制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治理政治腐败时采取“零容忍”制度呢？
实际上，美国的反腐败策略已经发展到有腐败动机也要追究法律责任的程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廉洁测试，如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假扮成行贿者多次送礼品给官员，如果这个官员收了这些礼品，最后将面临严峻的法律惩罚。所以，美国是超级大国，它的反腐败措施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从“零容忍”或廉洁测试的角度看，中央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只打“老虎”不打“苍蝇”，“苍蝇”会变成“老虎”。一旦“苍蝇”变成“老虎”，这个新“老虎”甚至比旧的“老虎”更可怕，此时，腐败就难以遏制。而且，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的政策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使腐败者不能有侥幸心理。所以，在“求人”过程中所进行的腐败交易，就是一种小腐败行为，我们对这些小腐败者要严惩不贷。
最后，在严厉惩治腐败的前提下进行廉洁文化建设。真正要彻底遏制求人这种小腐败现象，还是要培养公民要有廉洁的心灵，这就是要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世界上治理腐败较成功的国家主要是美国模式和新加坡模式。美国反腐败模式主要集中在新教国家，也就是说，信新教的国家都很廉洁，就是因为新教这种宗教文化对腐败有遏制作用。新加坡反腐败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加强东西方廉洁文化建设，特别是加强东方廉洁文化建设。
但是，惩治腐败与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有一个先后顺序问题。如果只强调廉洁文化建设，而惩治腐败的力度不大，廉洁文化建设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如果先进行严厉打击腐败，同时进行廉洁文化建设，那么预防腐败就有效果。后者就是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所采取的反腐败战略，这种战略效果更加明显，也就是王岐山所说的，先治标，再治本，从而为治本赢得时间，换句话说，就是先要严厉打击腐败，然后同时进行廉洁文化教育，从而为最终达到一个廉洁社会争取时间。
政治腐败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必然要经历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面对这种现象，我们不应该回避，更不应该纵容，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认认真真地治理它。治理成功了，我们就能达到一个廉洁的社会，从而为跨出中等收入陷阱、迈向发达国家行列创造条件。反之，我们将迈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将永远在欠发展中国家行列中徘徊，这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