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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上期的图2有误，最优货币曲线的上方应为“共同货币的优势占主导”，下方应为“独立货币政策的优势占主导”，横轴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规模”应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连度”。特此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没有任何汇率制度适合所有时间
与最优或合意的汇率制度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这一论点相比，最优或合意的汇率制度随时间而变化这一主张可能更强。毕竟，诸如开放度和收入相关性这样的标准只不过是参数而已。难道这不意味着某种持久性吗？难道某一既定的经济结构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有相应的最优汇率制度？
答案之一是，参数实际上确实随时间而变化。当政府有意识地改变其经济结构，例如通过区域贸易安排或者货币联盟提高区域贸易的一体化程度时，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最优货币标准的内生性将在第五部分讨论。）另一答案是，最近的历史似乎表明，对某些国家来说，汇率制度的偶尔变换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中央银行家和理论家必定都会对这一结论感到同样的困惑。
退出策略非常清楚的是，一些遭受高通胀的国家和那些在80年代其稳定价格的尝试经历了多次失败的国家，最终借助汇率目标战胜了通胀，例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以色列。在这些国家，以汇率为基础的稳定政策非常成功，但是通胀没有得到根除，以致于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了货币的实际高估，并对实际经济和汇率目标的财政可持续性造成了压力。如何成功地走出这种困境是退出策略面临的挑战。
称其为一种挑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就此提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方面，阿根廷坚守联系承诺的效果非常好；另一方面，以色列在其币值高估的时候引入更多的汇率灵活性，似乎也相当成功。但是，1994年的墨西哥，有人还会包括1999年1月的巴西，过久地坚持盯住汇率则以失败而告终。
对一组高通胀的国家，有人试图建议先实行盯住汇率以打破通胀的心理预期，若干年以后实行爬行的盯住汇率，或其他形式的灵活汇率，以降低币值高估。但是这样的建议能否适用于一个存在预期的模型呢？如果人们知道货币会在未来贬值，现期的汇率稳定是否可信呢？如果在开始时，政府为了获得反通胀的可信度而忍受某些实际的痛苦是最优的，那么在获得了这种可信度后又放弃它是不是最优的呢？
也许，人们应当把政治支持作为导致目标随时间而变化的因素。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即使有热心者的拥护，单纯地预先宣布固定汇率安排也不能确保可信度。即使承诺是由中央银行行长作出的，上述情况依然存在，毕竟他/她可能被解雇。只有当大多数人觉得高通货膨胀无法忍受时，他们才愿意为了反通货膨胀而牺牲货币主权。在某些国家，这种意愿可能会持续一生或更长的时间（例如德国和阿根廷）。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可能只维持几年直至通货膨胀降到1位数。那时，退出策略可能是合适的。
最优货币区标准随时间而演变
开放度和收入相关性这样的参数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固定不变的；它们会根据各国的基本经济决策和外生因素，如日益下降的运输成本而变化。一体化正在日益向全世界扩张。战后，大多数国家曾经历过贸易与国民收入比率的大幅度提高，这一趋势远没有结束。
尤其是欧洲国家之间的一体化程度正在不断提高，部分是因为1992年贸易壁垒和劳动力流动壁垒的取消。即使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在1990年代并没有达到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但也许以后他们会。这一点对欧盟的新成员国，如瑞典来说，尤其突出。1995年加入欧盟的长期影响是增进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利用双边贸易引力模型的统计估测表明，欧共体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提高了大约60％或更多(参见Frankel（1997）、Frankel和Wei（1995）的估计和其他文献的引用）。因此，瑞典正朝着图3的右边移动，这更有可能使它在未来越过最优货币区曲线并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
另一个参数，成员国之间的收入相关性又会怎样变化呢？现在，我们涉及到了一个关键的论点，即收入相关性取决于贸易一体化。我的假设是，收入相关性和贸易一体化是正相关的：瑞典与欧盟的贸易越多，其收入与欧盟其他国家的收入间的相关性就越高。（美国各州之间的收入有可能高度相关，因为它们的经济是高度一体化的。）在一个需求导向型的模型中，由于收入相关性单纯地取决于两国相互之间的边际进口倾向，上述结论可以直接得到。而在其他模型中（例如生产率冲击通过贸易的溢出效应），上述结论同样可以推导出来。因此，在图3中，我把收入相关函数画成向上倾斜的曲线。
考虑一下瑞典加入欧共体会发生什么。不仅贸易一体化会提高，而且收入相关性也会提高。在图3中，瑞典将向右上方移动，盯住汇率的优势将增加，而其劣势将减少。从两方面来看，瑞典将比过去更接近于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1.最优货币区标准即使在事前无法达到，也有可能在事后达到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瑞典决定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会有什么结果。汇率不确定性和货币交易成本的消除将促进瑞典同其他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一体化和相关性将进一步强化。即使不能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给定瑞典现有的贸易结构），我描绘图3的方式，即瑞典向欧洲货币联盟靠拢并最终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决定，也足以促进贸易并提高收入相关性，从而推动瑞典向最优货币区曲线靠拢。即使瑞典不能在事前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它也会在事后满足。
这里描述的关系并不是因考虑贸易模式和收入相关性的内生性而引致的惟一关系。有几位作者曾经指出，当贸易越来越一体化时，各国的生产就会日益专业化。这些作者进一步认为，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将减少收入相关性。
在这样的情形中，收入相关函数将向下倾斜，如图4所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实际上将使瑞典远离最优货币区标准。
无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是外生力量的结果，如运输成本的下降、有意识地加入欧盟的贸易政策决策，还是有意识的货币政策决策的结果，如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上述结论都成立。现在，我关注的是后一种情形。PaulKrugman（1993，第260页）宣称即使一国在事前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它也有可能在事后无法满足：美国的理论和经验表明，欧洲共体各地区将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而当他们越来越专业化时，他们就更易受到地区性冲击的影响。当然，各地区将无法用反周期的货币和汇率政策作出反应。
我提到的这些作者，BarryEichengreen和Paulkrugman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的观点点，即经济的专业化不利于共同货币而多样化则有利于它（假设其他情况保持不变），可以追溯到Kenen。尽管不完备的经验分析表明，一体化将导致更高的收入相关性，但是Eichengreen－krugamn的观点也有可能是正确的。下面将要提到的正式的经验分析是无法取代的。
现在，让我们来留意一下Eichengreenkrugman的观点，即经济的专业化不利于各国使用一种共同货币的一个明显缺陷。这一缺陷完全来自对较大地理区域边界界定的推断。假定两个或更多地区的联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联合体，该联合体倾向于比这些地区各自分割时更多样化。（回想一下贸易与GDP的比率随规模扩大而下降。）那么，如果一个单一的地区足够多样化，通过Eichengreenkrugman关于把自己的货币盯住邻国货币的检验，则可以推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此形成的更大（更多样化）的联合体将更容易通过检验。因此，单个地区将希望盯住其他邻国的货币，形成一个更大的联合体，如此等等。这一过程会不断地继续下去，直至整个世界都使用同一货币———一个真正的角点解。
如果单个地区没有足够的多样化，从而在开始时就没有达到Eichengreenkrugman标准，情形又会是怎样的呢？在最优货币区逻辑下，单个地区应该分成几个较小的相互浮动的货币实体（比如，省）。但是，这些较小的实体将会越来越缺少多样化，从而更无法达到Eichengreen－krugman标准，因此这些货币实体还得进一步分割成更小的实体（比如说县）。这一分化的过程会继续下去直至世界分裂成为完全专业化的个体。换句话说，系统是不稳定的，不存在一个均衡的内在解。可以说，政府实际上并不可能利用最优货币标准来选择他们的汇率制度。但是，这样的思路是令人迷惑的：如果政府按照“正确”的最优货币区标准行事，那么结果将要么是全世界只使用一种货币，要么是全世界有50亿种货币。这将完全背离经济学家关于内在解的信念。也就是说，上述思路看上去并不合理。
相反，世界看起来是一个中等规模的联合体。它们有时会联合在一起，试图形成一个较大的货币区，有时又会各自分割形成较小的货币区。但是整个世界被持续地推离两个极端：要么是过小的、开放的专业化货币联合体；要么是过大的、封闭的多样化联合体。这一发现表明，当地区相互之间的贸易非常频繁时，在它们之间组建最优货币区有可能更好而不是更糟。
2.经验调查的一个问题：贸易联系与收入联系是正相关的还是负相关的？
下面的经验成果来自法兰克尔和罗斯（Rose）（1998）。它的主要目标是确定收入相关性是否与贸易一体化正相关或者负相关，也就是说，是图3还是图4最好地说明了这个世界。
我们的基本方程为：Corr(v)i,j,t=a＋bTrade(w)i,j,t＋ei,j,t.Corr（v）i，j，t是国家i和国家j在时间t的经济活动v之间的相关性。后者（即v）分别由实际GDP、工业产出、就业或失业率的各种衍生方式衡量。Trade（w）i，j，t是国家i和国家j在时间t的平均双边贸易强度的对数，w表示贸易强度，它分别由双边出口强度、双边进口强度或整个双边贸易的强度决定———强度是指双边贸易价值除以两个国家的全部出口或进口量。
误差ei，j，t表示双边收入相关性的其他决定因素。经验研究的数据包括21个工业化国家从1959—1993年的年度数据。经验分析的目标是确定相关系数b的大小。如果Eichengreen－krugman效应占主导，那么b就是负的；如果我们的假设成立，b就是正的。当经济活动变量等于GDP在4个季度中的变化时，全部贸易强度的相关系数是0.071。HuberWhite标准误差为0.009。结果是非常显著的，它倾向于证明我们的假设，即紧密的贸易联系导致高收入相关性。贸易标准和经济活动的所有60种结合也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参见Frankel和Rose，1998）。不管时期的选择、国家规模的权重、非线性因素的考虑、特定时间或特定国家的固定影响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
根据贸易强度对收入相关性进行简单的一般最小平方回归可能是不合适的。各国可能会有意识地把它们的货币同其重要贸易伙伴的货币相挂钩。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就丧失了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能力，这一损失反过来可能导致贸易联系和收入联系之间的可观察到的正相关。这一相关性可能是各国应用最优货币区标准的结果，而不是独立于汇率制度的经济结构的一个方面。为了确定双边贸易模式对收入相关性的影响，我们需要双边贸易模式的外生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当作工具性变量。理想的工具性变量包括著名的贸易引力模型中最基本的因素：距离、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的虚变量。
关于上述三个引力变量的贸易强度的一阶线性测算得出了预期的结果：距离对收入相关性有明显的负影响，而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对收入相关性有明显的正影响。我们的基本方程的工具性变量的估计值给出了相关系数b的估计值，它倾向于比一般最小平方回归得出的结果在统计上更高、更显著。当对经济活动变量求解关于GDP的四阶差分时，全部贸易强度的相关系数为0.103。HuberWhite标准误差为0.015。这又一次表明，结果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它倾向于证实我们的假设，即紧密的贸易联系导致高收入相关性。正如前面一样，不管经济活动的选择、贸易措施、国家规模、非线性因素的考虑、特定时间或特定国家的固有影响而言，上述结果是严格成立的。
在我们对上述结论的各种其他推广中，有一个特别重要。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提出了如下观点：欧洲国家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并不是贸易联系的结果，而是欧洲国家决定放弃相对于其邻国的货币独立性的结果。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把汇率制度这一变量直接放入方程式的右边，就可显示这一结果，而且贸易和地理变量的影响将消失。然而，与此相反，结果表明加入汇率制度变量并没有明显地改变b的大小。
这一结果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但是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贸易联系实际上确实提高了收入相关性。由此似乎可以推出经历渐进贸易一体化的国家，将随时间逐渐地、越来越好地达到采纳某一共同货币的标准。这一结果还只是如下更一般的原则，即没有任何汇率制度适合所有时间的一个例子。
总结目前，关于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有三种主张，这三种主张也被称为预测或处方。首先，货币战中的某些行家渴望汇率灵活性的全面提高。其次，有些人则希望汇率灵活性的普遍下降，并通过锁定固定汇率的制度安排来履行严格的承诺。这些制度安排可能包括货币局，或者某些国家货币的完全消失。第三个观点包含了前两个主张，它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新的流行观点。它断言，各国逐渐发现中间立场无法持续，中间汇率制度，如可调整的盯住、爬行盯住、一揽子盯住以及目标区被将迫转向自由浮动或固定盯住。中间汇率制度正在消失的假设必须得到理论上的解释。复杂的中间汇率制度不够可信或“透明”以使挑剔的全球投资者感到满意，这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解释。然而，没有任何汇率制度可以阻止新兴市场国家最近的危机也可能是正确的———在牧场中间草地的放牧者往往是受害者，因此在他们看来，牧场边缘的草地总显得更绿。
本文的主题之一是最优汇率制度取决于特定国家和特定时间的情况。对某些国家来说，角点解确实是好的选择。对大的经济实体来说，浮动汇率仍将是理想的选择。固定汇率可能适合小型开放经济，或者有高通胀历史的国家，或者挑剔的全球投资者已经导致信心缺乏并使独立的货币政金融世界策不再有效的国家。对其利率对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反应敏感的某些拉丁美洲国家来说，如果公众在政治上愿意放弃货币主权，甚至完全的美元化也有其吸引力。
但是，本文的另一个主题是，中间解比角点解更有可能适合大多数国家。例如，对大规模资金流动不构成问题的某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论点是成立的。对建立资本市场开放的中等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是确定无疑的选择。记住如下事实是重要的，即在过去，其中的有些国家已经发现，在努力制止高通货膨胀的时候，汇率目标是货币稳定计划的一个有用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同样也是这些国家在危机爆发前，退出币值有可能高估的盯住汇率制度，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中间解比角点解更合理的另一个方面与地理区域有关，在该地理区域中建立一种共同货币是最优的。最优货币区标准包括贸易联系的强度和收入相关性的大小。与其邻国有着紧密联系的小政治实体太小以致于不能实行浮动汇率制。如果某一地理区域的边界足够大，从而与其和邻国的贸易联系和收入联系相比，其各组成部分的贸易联系和收入联系更强，那么它就是组建独立货币区的最佳规模。经验结果表明，当一个政治实体采用某一邻国的货币时，创立货币联盟可以促进相互之间的贸易，而这又反过来会增强收入相关性。其含义就是最优货币区标准即使不能在事前满足，也有可能在事后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这一内生性是最优货币区因国家和时间而不同这一一般观点的又一实例。
(张永译)(参考文献略)
没有任何汇率制度适合所有时间
与最优或合意的汇率制度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这一论点相比，最优或合意的汇率制度随时间而变化这一主张可能更强。毕竟，诸如开放度和收入相关性这样的标准只不过是参数而已。难道这不意味着某种持久性吗？难道某一既定的经济结构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有相应的最优汇率制度？
答案之一是，参数实际上确实随时间而变化。当政府有意识地改变其经济结构，例如通过区域贸易安排或者货币联盟提高区域贸易的一体化程度时，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最优货币标准的内生性将在第五部分讨论。）另一答案是，最近的历史似乎表明，对某些国家来说，汇率制度的偶尔变换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中央银行家和理论家必定都会对这一结论感到同样的困惑。
退出策略非常清楚的是，一些遭受高通胀的国家和那些在80年代其稳定价格的尝试经历了多次失败的国家，最终借助汇率目标战胜了通胀，例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以色列。在这些国家，以汇率为基础的稳定政策非常成功，但是通胀没有得到根除，以致于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了货币的实际高估，并对实际经济和汇率目标的财政可持续性造成了压力。如何成功地走出这种困境是退出策略面临的挑战。
称其为一种挑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就此提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方面，阿根廷坚守联系承诺的效果非常好；另一方面，以色列在其币值高估的时候引入更多的汇率灵活性，似乎也相当成功。但是，1994年的墨西哥，有人还会包括1999年1月的巴西，过久地坚持盯住汇率则以失败而告终。
对一组高通胀的国家，有人试图建议先实行盯住汇率以打破通胀的心理预期，若干年以后实行爬行的盯住汇率，或其他形式的灵活汇率，以降低币值高估。但是这样的建议能否适用于一个存在预期的模型呢？如果人们知道货币会在未来贬值，现期的汇率稳定是否可信呢？如果在开始时，政府为了获得反通胀的可信度而忍受某些实际的痛苦是最优的，那么在获得了这种可信度后又放弃它是不是最优的呢？
也许，人们应当把政治支持作为导致目标随时间而变化的因素。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即使有热心者的拥护，单纯地预先宣布固定汇率安排也不能确保可信度。即使承诺是由中央银行行长作出的，上述情况依然存在，毕竟他/她可能被解雇。只有当大多数人觉得高通货膨胀无法忍受时，他们才愿意为了反通货膨胀而牺牲货币主权。在某些国家，这种意愿可能会持续一生或更长的时间（例如德国和阿根廷）。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可能只维持几年直至通货膨胀降到1位数。那时，退出策略可能是合适的。
最优货币区标准随时间而演变
开放度和收入相关性这样的参数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固定不变的；它们会根据各国的基本经济决策和外生因素，如日益下降的运输成本而变化。一体化正在日益向全世界扩张。战后，大多数国家曾经历过贸易与国民收入比率的大幅度提高，这一趋势远没有结束。
尤其是欧洲国家之间的一体化程度正在不断提高，部分是因为1992年贸易壁垒和劳动力流动壁垒的取消。即使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在1990年代并没有达到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但也许以后他们会。这一点对欧盟的新成员国，如瑞典来说，尤其突出。1995年加入欧盟的长期影响是增进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利用双边贸易引力模型的统计估测表明，欧共体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提高了大约60％或更多(参见Frankel（1997）、Frankel和Wei（1995）的估计和其他文献的引用）。因此，瑞典正朝着图3的右边移动，这更有可能使它在未来越过最优货币区曲线并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
另一个参数，成员国之间的收入相关性又会怎样变化呢？现在，我们涉及到了一个关键的论点，即收入相关性取决于贸易一体化。我的假设是，收入相关性和贸易一体化是正相关的：瑞典与欧盟的贸易越多，其收入与欧盟其他国家的收入间的相关性就越高。（美国各州之间的收入有可能高度相关，因为它们的经济是高度一体化的。）在一个需求导向型的模型中，由于收入相关性单纯地取决于两国相互之间的边际进口倾向，上述结论可以直接得到。而在其他模型中（例如生产率冲击通过贸易的溢出效应），上述结论同样可以推导出来。因此，在图3中，我把收入相关函数画成向上倾斜的曲线。
考虑一下瑞典加入欧共体会发生什么。不仅贸易一体化会提高，而且收入相关性也会提高。在图3中，瑞典将向右上方移动，盯住汇率的优势将增加，而其劣势将减少。从两方面来看，瑞典将比过去更接近于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1.最优货币区标准即使在事前无法达到，也有可能在事后达到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瑞典决定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会有什么结果。汇率不确定性和货币交易成本的消除将促进瑞典同其他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一体化和相关性将进一步强化。即使不能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给定瑞典现有的贸易结构），我描绘图3的方式，即瑞典向欧洲货币联盟靠拢并最终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决定，也足以促进贸易并提高收入相关性，从而推动瑞典向最优货币区曲线靠拢。即使瑞典不能在事前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它也会在事后满足。
这里描述的关系并不是因考虑贸易模式和收入相关性的内生性而引致的惟一关系。有几位作者曾经指出，当贸易越来越一体化时，各国的生产就会日益专业化。这些作者进一步认为，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将减少收入相关性。
在这样的情形中，收入相关函数将向下倾斜，如图4所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实际上将使瑞典远离最优货币区标准。
无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是外生力量的结果，如运输成本的下降、有意识地加入欧盟的贸易政策决策，还是有意识的货币政策决策的结果，如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上述结论都成立。现在，我关注的是后一种情形。PaulKrugman（1993，第260页）宣称即使一国在事前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它也有可能在事后无法满足：美国的理论和经验表明，欧洲共体各地区将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而当他们越来越专业化时，他们就更易受到地区性冲击的影响。当然，各地区将无法用反周期的货币和汇率政策作出反应。
我提到的这些作者，BarryEichengreen和Paulkrugman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的观点点，即经济的专业化不利于共同货币而多样化则有利于它（假设其他情况保持不变），可以追溯到Kenen。尽管不完备的经验分析表明，一体化将导致更高的收入相关性，但是Eichengreen－krugamn的观点也有可能是正确的。下面将要提到的正式的经验分析是无法取代的。
现在，让我们来留意一下Eichengreenkrugman的观点，即经济的专业化不利于各国使用一种共同货币的一个明显缺陷。这一缺陷完全来自对较大地理区域边界界定的推断。假定两个或更多地区的联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联合体，该联合体倾向于比这些地区各自分割时更多样化。（回想一下贸易与GDP的比率随规模扩大而下降。）那么，如果一个单一的地区足够多样化，通过Eichengreenkrugman关于把自己的货币盯住邻国货币的检验，则可以推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此形成的更大（更多样化）的联合体将更容易通过检验。因此，单个地区将希望盯住其他邻国的货币，形成一个更大的联合体，如此等等。这一过程会不断地继续下去，直至整个世界都使用同一货币———一个真正的角点解。
如果单个地区没有足够的多样化，从而在开始时就没有达到Eichengreenkrugman标准，情形又会是怎样的呢？在最优货币区逻辑下，单个地区应该分成几个较小的相互浮动的货币实体（比如，省）。但是，这些较小的实体将会越来越缺少多样化，从而更无法达到Eichengreen－krugman标准，因此这些货币实体还得进一步分割成更小的实体（比如说县）。这一分化的过程会继续下去直至世界分裂成为完全专业化的个体。换句话说，系统是不稳定的，不存在一个均衡的内在解。可以说，政府实际上并不可能利用最优货币标准来选择他们的汇率制度。但是，这样的思路是令人迷惑的：如果政府按照“正确”的最优货币区标准行事，那么结果将要么是全世界只使用一种货币，要么是全世界有50亿种货币。这将完全背离经济学家关于内在解的信念。也就是说，上述思路看上去并不合理。
相反，世界看起来是一个中等规模的联合体。它们有时会联合在一起，试图形成一个较大的货币区，有时又会各自分割形成较小的货币区。但是整个世界被持续地推离两个极端：要么是过小的、开放的专业化货币联合体；要么是过大的、封闭的多样化联合体。这一发现表明，当地区相互之间的贸易非常频繁时，在它们之间组建最优货币区有可能更好而不是更糟。
2.经验调查的一个问题：贸易联系与收入联系是正相关的还是负相关的？
下面的经验成果来自法兰克尔和罗斯（Rose）（1998）。它的主要目标是确定收入相关性是否与贸易一体化正相关或者负相关，也就是说，是图3还是图4最好地说明了这个世界。
我们的基本方程为：Corr(v)i,j,t=a＋bTrade(w)i,j,t＋ei,j,t.Corr（v）i，j，t是国家i和国家j在时间t的经济活动v之间的相关性。后者（即v）分别由实际GDP、工业产出、就业或失业率的各种衍生方式衡量。Trade（w）i，j，t是国家i和国家j在时间t的平均双边贸易强度的对数，w表示贸易强度，它分别由双边出口强度、双边进口强度或整个双边贸易的强度决定———强度是指双边贸易价值除以两个国家的全部出口或进口量。
误差ei，j，t表示双边收入相关性的其他决定因素。经验研究的数据包括21个工业化国家从1959—1993年的年度数据。经验分析的目标是确定相关系数b的大小。如果Eichengreen－krugman效应占主导，那么b就是负的；如果我们的假设成立，b就是正的。当经济活动变量等于GDP在4个季度中的变化时，全部贸易强度的相关系数是0.071。HuberWhite标准误差为0.009。结果是非常显著的，它倾向于证明我们的假设，即紧密的贸易联系导致高收入相关性。贸易标准和经济活动的所有60种结合也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参见Frankel和Rose，1998）。不管时期的选择、国家规模的权重、非线性因素的考虑、特定时间或特定国家的固定影响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
根据贸易强度对收入相关性进行简单的一般最小平方回归可能是不合适的。各国可能会有意识地把它们的货币同其重要贸易伙伴的货币相挂钩。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就丧失了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能力，这一损失反过来可能导致贸易联系和收入联系之间的可观察到的正相关。这一相关性可能是各国应用最优货币区标准的结果，而不是独立于汇率制度的经济结构的一个方面。为了确定双边贸易模式对收入相关性的影响，我们需要双边贸易模式的外生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当作工具性变量。理想的工具性变量包括著名的贸易引力模型中最基本的因素：距离、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的虚变量。
关于上述三个引力变量的贸易强度的一阶线性测算得出了预期的结果：距离对收入相关性有明显的负影响，而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对收入相关性有明显的正影响。我们的基本方程的工具性变量的估计值给出了相关系数b的估计值，它倾向于比一般最小平方回归得出的结果在统计上更高、更显著。当对经济活动变量求解关于GDP的四阶差分时，全部贸易强度的相关系数为0.103。HuberWhite标准误差为0.015。这又一次表明，结果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它倾向于证实我们的假设，即紧密的贸易联系导致高收入相关性。正如前面一样，不管经济活动的选择、贸易措施、国家规模、非线性因素的考虑、特定时间或特定国家的固有影响而言，上述结果是严格成立的。
在我们对上述结论的各种其他推广中，有一个特别重要。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提出了如下观点：欧洲国家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并不是贸易联系的结果，而是欧洲国家决定放弃相对于其邻国的货币独立性的结果。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把汇率制度这一变量直接放入方程式的右边，就可显示这一结果，而且贸易和地理变量的影响将消失。然而，与此相反，结果表明加入汇率制度变量并没有明显地改变b的大小。
这一结果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但是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贸易联系实际上确实提高了收入相关性。由此似乎可以推出经历渐进贸易一体化的国家，将随时间逐渐地、越来越好地达到采纳某一共同货币的标准。这一结果还只是如下更一般的原则，即没有任何汇率制度适合所有时间的一个例子。
总结目前，关于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有三种主张，这三种主张也被称为预测或处方。首先，货币战中的某些行家渴望汇率灵活性的全面提高。其次，有些人则希望汇率灵活性的普遍下降，并通过锁定固定汇率的制度安排来履行严格的承诺。这些制度安排可能包括货币局，或者某些国家货币的完全消失。第三个观点包含了前两个主张，它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新的流行观点。它断言，各国逐渐发现中间立场无法持续，中间汇率制度，如可调整的盯住、爬行盯住、一揽子盯住以及目标区被将迫转向自由浮动或固定盯住。中间汇率制度正在消失的假设必须得到理论上的解释。复杂的中间汇率制度不够可信或“透明”以使挑剔的全球投资者感到满意，这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解释。然而，没有任何汇率制度可以阻止新兴市场国家最近的危机也可能是正确的———在牧场中间草地的放牧者往往是受害者，因此在他们看来，牧场边缘的草地总显得更绿。
本文的主题之一是最优汇率制度取决于特定国家和特定时间的情况。对某些国家来说，角点解确实是好的选择。对大的经济实体来说，浮动汇率仍将是理想的选择。固定汇率可能适合小型开放经济，或者有高通胀历史的国家，或者挑剔的全球投资者已经导致信心缺乏并使独立的货币政金融世界策不再有效的国家。对其利率对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反应敏感的某些拉丁美洲国家来说，如果公众在政治上愿意放弃货币主权，甚至完全的美元化也有其吸引力。
但是，本文的另一个主题是，中间解比角点解更有可能适合大多数国家。例如，对大规模资金流动不构成问题的某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论点是成立的。对建立资本市场开放的中等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是确定无疑的选择。记住如下事实是重要的，即在过去，其中的有些国家已经发现，在努力制止高通货膨胀的时候，汇率目标是货币稳定计划的一个有用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同样也是这些国家在危机爆发前，退出币值有可能高估的盯住汇率制度，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中间解比角点解更合理的另一个方面与地理区域有关，在该地理区域中建立一种共同货币是最优的。最优货币区标准包括贸易联系的强度和收入相关性的大小。与其邻国有着紧密联系的小政治实体太小以致于不能实行浮动汇率制。如果某一地理区域的边界足够大，从而与其和邻国的贸易联系和收入联系相比，其各组成部分的贸易联系和收入联系更强，那么它就是组建独立货币区的最佳规模。经验结果表明，当一个政治实体采用某一邻国的货币时，创立货币联盟可以促进相互之间的贸易，而这又反过来会增强收入相关性。其含义就是最优货币区标准即使不能在事前满足，也有可能在事后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这一内生性是最优货币区因国家和时间而不同这一一般观点的又一实例。
(张永译)(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