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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于我的人生来说，是一次重大抉择，经考核、试用，进入上海《劳动报》，成为一名记者;1994年，于全国劳动者来说，是一次重大利好，新中国第一部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宗旨、全面规范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劳动法》颁布实施。
20年弹指一挥间，作为一名劳动维权记者，我撰写编辑了数百篇批评报道，并多次获奖;而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在此期间迅速发展，形成相对完整的系列。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者，我与《劳动法》共同经历了劳动关系变化的四个时期。
蛮荒时期：法不为众人知
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国家赋予企业越来越多的用工自主权，社会上要求制定《劳动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在1989年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原全总副主席陈宇等20余位政协委员联名质问：“野生动物有保护法， 高级动物的人怎么没有保护法？”迫切至此，1994年7月5日，历经30余稿的《劳动法》终于正式颁布。
《劳动法》施行之初，我所在的报社针对欠薪，会在春节时开设热线，作为接听者之一，每次拿起电话，我都冷汗浃背。因为不懂法律，只能把每天打进的数百个投诉电话内容记下来，转到市总工会法律部，请律师解答。
有一次，我接到一封匿名投诉信，说某区一家合资三星级酒店为了逼走5名中方员工，把他们“囚禁”在地下室。我调查后得知，这些职工年过40，都是国企转制过来的，工作中没有过失，但酒店为了卸包袱，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逼入地下室“反思”。我问职工是否懂得依据《劳动法》维权，他们摇头。
证据到手后，我找到资方总经理核实。总经理认为这些职工赖着不走，他才采取“特别”措施的，至于支付经济补偿金，总经理认为是胡闹。我拿出《劳动法》，翻到相关条款请他浏览。总经理却说：“我按惯例在做，你不要与我说什么法不法的。现在有多少企业在执行《劳动法》？”
我在调查撰写报道期间，可以说“受尽折磨”，由于不懂法律，我多次讨教专业人士，一部《劳动法》几乎翻烂，文章改了又改，发表后，引起社会反响，有关部门介入，根据《劳动法》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予经济补偿金或恢复劳动关系的条款，维护了5名职工的权益。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除了少数专家和律师，社会上懂《劳动法》的人不多，企业与职工也没有重视，特别是职工，一旦发生争议，基本都是找组织或找领导，很少有人尝试凭《劳动法》走法律途径。尽管当时的新闻洋溢着对《劳动法》出台的喜悦和希望。
1990年代初，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刚刚确立，《劳动法》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烙印，但起草法案的原则明确：向劳动者倾斜，突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打破所有制的界限，所有用人单位一律平等适用。这也成了此次维权中我可以理直气壮拿出《劳动法》说事的依靠。任何秩序的建立都是从无到有，《劳动法》构筑了中国劳动法律的框架，结束了中国劳动关系调整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其长远意义也在此。
丛林时期：弱者无奈
有一次，我接到一个举报电话，说上海市郊有家企业使用13岁的“童工”。根据《劳动法》企业用工规定的相关条款，童工是禁用的。可“童工”说自己18岁，问他读书学校等问题，他又回答不上来。
我打电话给劳动部门，请求派劳动监察人员前来。男孩承认了一切，但劳动监察让我回去，说他们要等男孩父亲取身份证来。很快，我接到劳动监察的电话，说男孩父亲改口，咬定男孩18岁，身份证丢了。我指出：做骨龄测试或发函致男孩原籍派出所调查。谨慎起见，我以疑似“童工”为题，写了批评报道。
事后，老板找到我诉苦，这位“童工”母亲患重病，父亲是个流动摊贩，他可怜这一家，才收留男孩的，他并不清楚童工禁用。对于最应该了解《劳动法》的人群来说，他们有的处于强势，不愿遵守;有的为了生存，只得忍受。这就是丛林时期，一方靠野蛮攫取获取利润最大化，一方为了生计只能俯首帖耳。《劳动法》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八项权利，作出了“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制度设计，都充分考虑到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者势单力薄、易受损害的实际情况，但劳动者若自己不主动争取，甚至配合企业，这部法律可真要束之高阁了。
劣币时期：企业魔高一丈
《劳动法》施行10多年，企业已经懂得规避明显的严重侵权，有的企业甚至聘请了专业律师建立了法务部处理劳动事务或纠纷。但对职工来说，因为没有专业知识，常常陷入有理说不清的地步。
有一家国企酒店，与一个在库房工作的女职工签订了无固定期劳动合同。有一次，部门领导要求她写账，她与领导交涉，认为这活不是她工作职责范围，尽管如此，她还是完成了任务。
不料，隔天法律顾问拿来一份调整工作岗位通知，要求她去客房担任服务员，如果不去就算旷工，并要她签收。女职工不同意，签收后仍在原岗位上班。
数日，单位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女职工不服，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结果，从仲裁、一审到二审，她全部败北。
我把这一时期定义为劣币时期。因为劣币的泛滥，导致良币“寸步难行”。但在艰难中，我依然看到了曙光，因为多数职工发生劳动争议时，不再“哭闹吵”，而是诉诸法律。虽然与“武装到牙齿”的企业角力，他们输掉了官司，但相信《劳动法》，相信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已经成为共识。
博弈时期：带录音笔工作
《劳动法》在内容上覆盖了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但很多规定都是原则性、概括性的，这就需要制定与其配套的各项法律法规。2008年，继《劳动法》之后，又一座里程碑式的法律《劳动合同法》颁布并施行，它是《劳动法》的深化和延续，也是《劳动法》的姐妹篇。
《劳动合同法》最大的意义，一是出台前的全民大讨论，使法未颁布全民已学法;二是引入了惩罚条款。不签劳动合同，企业支付双倍工资;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支付双倍补偿金……难怪一些违法企业至今视该法为眼中钉肉中刺，想尽方法诋毁。而一些学者专家，不知何因，也跟着鼓噪。
我们必须承认，惩罚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曾经有一位女性办公室主任找我投诉。工作期间，她为了以后的维权，一直在搜集证据，哪怕老板请她陪客户，她也拿着手机录音以证明自己在加班。被辞后，她提出的诉求多达20项，总金额近千万元。她说，打了再说，反正多写诉求可能少裁判，但少写不会多给。
近年来，全国劳动争议案急剧上升，也许跟这种心态有关。在反对这样心态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已身处博弈时代。当劳动者从任人宰割到相对平等地争权，当法律途径维权成本降低，当每个劳动者都知道拿着手机录音取证，当更多的职工敢对老板说“不”，这难道不是社会的进步，不是社会法治的进步？
我认为，这就是20年来《劳动法》颁布实施的意义和成果。
但作为一个维权记者，我却因病退出了一线。
责编/王欢 wh@lnddgr.cn
《劳动法》的一波三折
1956年，劳动部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小组，做起草《劳动法》的准备工作，不久却在“大跃进”等极左思潮干扰下夭折;
1979年初，国家劳动总局和全国总工会等开始了第二次《劳动法》的制定，草案虽然在1983年7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却因在很多问题认识上难以统一而再被搁置;
1990年，《劳动法》第三次起草工作启动。1991年，《劳动法（草案）》再次报送国务院，因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不甚明确，《劳动法》的立法原则难以确定，未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不久，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劳动法》的立法原则由此明确。1994年，《劳动法》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0年弹指一挥间，作为一名劳动维权记者，我撰写编辑了数百篇批评报道，并多次获奖;而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在此期间迅速发展，形成相对完整的系列。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者，我与《劳动法》共同经历了劳动关系变化的四个时期。
蛮荒时期：法不为众人知
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国家赋予企业越来越多的用工自主权，社会上要求制定《劳动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在1989年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原全总副主席陈宇等20余位政协委员联名质问：“野生动物有保护法， 高级动物的人怎么没有保护法？”迫切至此，1994年7月5日，历经30余稿的《劳动法》终于正式颁布。
《劳动法》施行之初，我所在的报社针对欠薪，会在春节时开设热线，作为接听者之一，每次拿起电话，我都冷汗浃背。因为不懂法律，只能把每天打进的数百个投诉电话内容记下来，转到市总工会法律部，请律师解答。
有一次，我接到一封匿名投诉信，说某区一家合资三星级酒店为了逼走5名中方员工，把他们“囚禁”在地下室。我调查后得知，这些职工年过40，都是国企转制过来的，工作中没有过失，但酒店为了卸包袱，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逼入地下室“反思”。我问职工是否懂得依据《劳动法》维权，他们摇头。
证据到手后，我找到资方总经理核实。总经理认为这些职工赖着不走，他才采取“特别”措施的，至于支付经济补偿金，总经理认为是胡闹。我拿出《劳动法》，翻到相关条款请他浏览。总经理却说：“我按惯例在做，你不要与我说什么法不法的。现在有多少企业在执行《劳动法》？”
我在调查撰写报道期间，可以说“受尽折磨”，由于不懂法律，我多次讨教专业人士，一部《劳动法》几乎翻烂，文章改了又改，发表后，引起社会反响，有关部门介入，根据《劳动法》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予经济补偿金或恢复劳动关系的条款，维护了5名职工的权益。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除了少数专家和律师，社会上懂《劳动法》的人不多，企业与职工也没有重视，特别是职工，一旦发生争议，基本都是找组织或找领导，很少有人尝试凭《劳动法》走法律途径。尽管当时的新闻洋溢着对《劳动法》出台的喜悦和希望。
1990年代初，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刚刚确立，《劳动法》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烙印，但起草法案的原则明确：向劳动者倾斜，突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打破所有制的界限，所有用人单位一律平等适用。这也成了此次维权中我可以理直气壮拿出《劳动法》说事的依靠。任何秩序的建立都是从无到有，《劳动法》构筑了中国劳动法律的框架，结束了中国劳动关系调整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其长远意义也在此。
丛林时期：弱者无奈
有一次，我接到一个举报电话，说上海市郊有家企业使用13岁的“童工”。根据《劳动法》企业用工规定的相关条款，童工是禁用的。可“童工”说自己18岁，问他读书学校等问题，他又回答不上来。
我打电话给劳动部门，请求派劳动监察人员前来。男孩承认了一切，但劳动监察让我回去，说他们要等男孩父亲取身份证来。很快，我接到劳动监察的电话，说男孩父亲改口，咬定男孩18岁，身份证丢了。我指出：做骨龄测试或发函致男孩原籍派出所调查。谨慎起见，我以疑似“童工”为题，写了批评报道。
事后，老板找到我诉苦，这位“童工”母亲患重病，父亲是个流动摊贩，他可怜这一家，才收留男孩的，他并不清楚童工禁用。对于最应该了解《劳动法》的人群来说，他们有的处于强势，不愿遵守;有的为了生存，只得忍受。这就是丛林时期，一方靠野蛮攫取获取利润最大化，一方为了生计只能俯首帖耳。《劳动法》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八项权利，作出了“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制度设计，都充分考虑到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者势单力薄、易受损害的实际情况，但劳动者若自己不主动争取，甚至配合企业，这部法律可真要束之高阁了。
劣币时期：企业魔高一丈
《劳动法》施行10多年，企业已经懂得规避明显的严重侵权，有的企业甚至聘请了专业律师建立了法务部处理劳动事务或纠纷。但对职工来说，因为没有专业知识，常常陷入有理说不清的地步。
有一家国企酒店，与一个在库房工作的女职工签订了无固定期劳动合同。有一次，部门领导要求她写账，她与领导交涉，认为这活不是她工作职责范围，尽管如此，她还是完成了任务。
不料，隔天法律顾问拿来一份调整工作岗位通知，要求她去客房担任服务员，如果不去就算旷工，并要她签收。女职工不同意，签收后仍在原岗位上班。
数日，单位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女职工不服，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结果，从仲裁、一审到二审，她全部败北。
我把这一时期定义为劣币时期。因为劣币的泛滥，导致良币“寸步难行”。但在艰难中，我依然看到了曙光，因为多数职工发生劳动争议时，不再“哭闹吵”，而是诉诸法律。虽然与“武装到牙齿”的企业角力，他们输掉了官司，但相信《劳动法》，相信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已经成为共识。
博弈时期：带录音笔工作
《劳动法》在内容上覆盖了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但很多规定都是原则性、概括性的，这就需要制定与其配套的各项法律法规。2008年，继《劳动法》之后，又一座里程碑式的法律《劳动合同法》颁布并施行，它是《劳动法》的深化和延续，也是《劳动法》的姐妹篇。
《劳动合同法》最大的意义，一是出台前的全民大讨论，使法未颁布全民已学法;二是引入了惩罚条款。不签劳动合同，企业支付双倍工资;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支付双倍补偿金……难怪一些违法企业至今视该法为眼中钉肉中刺，想尽方法诋毁。而一些学者专家，不知何因，也跟着鼓噪。
我们必须承认，惩罚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曾经有一位女性办公室主任找我投诉。工作期间，她为了以后的维权，一直在搜集证据，哪怕老板请她陪客户，她也拿着手机录音以证明自己在加班。被辞后，她提出的诉求多达20项，总金额近千万元。她说，打了再说，反正多写诉求可能少裁判，但少写不会多给。
近年来，全国劳动争议案急剧上升，也许跟这种心态有关。在反对这样心态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已身处博弈时代。当劳动者从任人宰割到相对平等地争权，当法律途径维权成本降低，当每个劳动者都知道拿着手机录音取证，当更多的职工敢对老板说“不”，这难道不是社会的进步，不是社会法治的进步？
我认为，这就是20年来《劳动法》颁布实施的意义和成果。
但作为一个维权记者，我却因病退出了一线。
责编/王欢 wh@lnddgr.cn
《劳动法》的一波三折
1956年，劳动部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小组，做起草《劳动法》的准备工作，不久却在“大跃进”等极左思潮干扰下夭折;
1979年初，国家劳动总局和全国总工会等开始了第二次《劳动法》的制定，草案虽然在1983年7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却因在很多问题认识上难以统一而再被搁置;
1990年，《劳动法》第三次起草工作启动。1991年，《劳动法（草案）》再次报送国务院，因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不甚明确，《劳动法》的立法原则难以确定，未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不久，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劳动法》的立法原则由此明确。1994年，《劳动法》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