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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金融危机，克服当前挑战，都需要创新。国家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集约型社会的战略就是要实现中国经济从量的持续快速增长，发展到质的跨越发展的新阶段。改变过去那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增长方式，通过管理和科技自主创新转变为低消耗、高效益、低污染，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和谐发展的新方式，进入到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在陈佳洱院士看来，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都离不开基础研究作支持。虽然党中央和国家都非常重视基础研究，但目前中国基础研究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概括地说就是基础研究的“生态环境”不理想，需要社会给基础研究一个宽松的环境。
基础研究现状
实事求是地说，自从我国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以来，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政府财政投入从1991年的7.43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74.5亿元，17年间增长23.5倍。这种持续的增长为我国基础研究总体状态的改善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证。
陈佳洱院士指出，如果和国际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的差距仍然是相当大的。基础研究的投入总量明显低于科学发达国家；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R&D总经费比例长期徘徊在5％左右，而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的基础研究经费都占其R&D总经费的15％～20％；人均研究经费更落后于世界主要国家。
回顾我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历程，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当一项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国际上初露头角时，我国也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跟进，并走在前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往往不断拉大。许多高技术产业发展难以走出“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的怪圈。
“我以为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基础研究的积累不够、底蕴薄弱，源头创新能力不足。”陈院士说，“基础研究投入越少，试验开发中吸收消化、再创新的能力就越低，越难走出‘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的怪圈。”
他说，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R&D总量的20％以上，德国甚至接近30％。2005年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统计数据，近年来美国企业申请专利的科学基础73％来自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1997年以来，每一项新的技术专利平均涉及两篇基础研究论文。NSF还宣告：过去25年来，美国经济学界对基础研究的经济价值分析表明，美国经济增长的50％归功于以基础研究为动力的研究和开发。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对基础研究上投入的总量不足，大家围绕一些国家项目而进行激烈竞争，争取立项，获取专项基金支持。由于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科研人员很难专心致志地研究，年初要为立项到处奔波，年中要参加或接受各种各样的评估、检查，年终要数SCI、IF和引文次数。这样，怎能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研究呢?”说到这里，陈佳洱院士的语气加快。
“加上我们的评估体系，大多停留在一些表观的、量化的指标上，缺乏真正的、科学的、深刻的内在价值分析。当今社会上，不论专业和岗位的特点，大多强调以短期内被国际检索的论文(SCl或EI)的数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IF)等量化指标作为评价研究工作或研究人员水平、能力或业绩的最主要评据。其实我们的SCI、EI的总量都排在世界前列，但是实际创新能力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远了。”
说到这里，陈佳洱院士给记者讲了他难忘的一次经历：“几年前，有一个美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我听了他们的演讲，我脸都红了。他们说，国际上一般发表的实验研究文章，平均他人的可重复实验成功率达90％。而中国的文章，重复性实验的成功率只有30％左右。”
“是不是论文作者伪报数据?”
“不是伪报数据，而是实验做得不充分。为了追求SCI，做了一两遍，他就发表了，没有充分地重复、验证，有的只是计算机模拟的结果。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并不是他不知道科学成果需要反复地验证，而是在当前的这种评价体系下，他不这样做就争取不到项目；拿不到经费，他就养不活自己和他的团队，也没有经费继续深化研究。”
陈佳洱院士指出，当前社会上流行的科技评价，甚至发展到把论文的第一作者、第一单位与论文作者及相关单位的业绩或政绩，还与个人的待遇、单位的排名挂在一起。结果不仅助长了追求数量、急功近利、心浮气躁之风，还在团队之中或单位之间引起了不必要的矛盾与纠纷，严重影响国内科技人员以及单位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有害于我国科技的健康发展。因此，改革和完善目前流行的科技评价体系这一根“指挥棒”，是一项当务之急的举措。
亟需宽松环境
科研贵在求真、创新，厚积薄发。为了追求真理，我们需要“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半句空”的精神境界。面对上面提到的种种现象，“我们应该静下心来，从整个体制上来反思。不成熟的文章可不可以先不发表?几年不出文章的研究，只要方向正确，是不是也应该继续支持?倒过来讲，现在钱比以前多多了，但是精神环境可能还不如20世纪50年代那么宽松。那时至少科研人员可以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研究，还有时间保证。当时‘两弹一星’怎么出来的?当时的牛胰岛素又是怎么出来的?我想科技评价不应该过干依赖这些量化指标，而要有一个对科学工作有一个对其内涵的、深刻的、长远的评价。”
对于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科学工作评价体系，陈佳洱院士十分赞赏美国基金会的做法。美国基金会代表团访华时讲得非常清楚，他们评价工作判据就是三条：一看工作的方向是不是对头。什么是对头呢?就是对相关学科的发展有多大的带动，对满足社会的需求有何种推动。二看教育与研究的结合程度。研究工作，在培养年轻人上有多少成就。三看跟相关单位的合作，对这些单位的发展有些什么贡献。
很可惜中国目前不是这样，还是讲第一作者、第一单位。社会上仍过于强调科学研究的短期表现而忽视了它在知识积累和人才培育上的长远作用。没有在观念上真正把基础研究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而重视起来，从而缺乏持续、稳定支持的机制。
目前评价体系中追求论文SCI的数量、刊物的档次，而对科研工作内在价值缺乏有远见的深刻分析。这种以简单、表观的量化来评定复杂事物的不科学的做法，明显违背了2003年科学技术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的精神。
从《决定》中可以看到：“科学论文是科学技术产出的一种忠实记录，刊物的影响因子和论文的被引用 频次，在用于宏观上判断科学技术产出的总体情况是有意义的，但不宜作为具体论文内在价值的判断标准。要提倡内在价值的判断，正确看待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等数据库在科学技术评价中的作用。SCI，EI等收录论文数量只是科学技术评价中的定量指标之一，反对单纯以论文发表数量评价个人学术水平和贡献的做法，强调论文的被引用频次，并根据不同学科领域区别对待，避免绝对化。”
陈佳洱院士还提到，“现在每年都有很多排名，只要排名榜在报上一发表，单位负责人就着急了。哪个学校和哪个单位都不甘落后，负责人不甘落后，就会把压力分配给教授或研究人员。研究人员又分给谁呢?可不可以不要一年排一次名，五年公布一次排名行不行?”
陈佳洱院士还强调，就精神环境来说，现在社会上过于强调物质和功利的导向，例如发表一篇高档杂志的文章，一奖就是上万元，有了几篇高档文章，其他各种奖励和职务提升等也接踵而来。相对来说非常缺乏对科研人员追求真理、献身科学、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实际上科技工作者进行自主的科学探索、技术创新到发表研究论文，也正是实现探求真理、造福人类的一个过程和环节。因此科技工作者必须具有健康科学的动力，进行潜心的研究，经过长期的积累，才能获得重大的科研成果，写出大文章来。
历史上著名科学家如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等都是本着这种精神为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居里夫人以高度爱国主义的精神献身科学，“克服了实验科学史上罕见的困难” (爱因斯坦语)，取得了重大的科学成就，两次荣获诺贝尔奖。她女儿在描述她的慈母时说：“作为一个人，她能从容牺牲，奉献所有而一无所取!拥有一颗无论处于成功或逆境都不改变的、异乎寻常的圣洁灵魂!”爱因斯坦曾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财产、虚荣、奢侈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陈佳洱院士还说，尽管科学技术本身是全人类的成就，是无国界的，但推动科技进步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居里夫人在历尽千辛万苦，发现了镭之后，首先把论文寄到祖国华沙去发表，因为她希望祖国波兰的科学强大起来，免受强国的欺凌。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教授以“健康生命全不顾，精忠报国重泰山”的精神，在上个世纪50年代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代核武器的突破；另一位元勋郭永怀教授在飞机失事被烧死的时刻，不顾个人的安危，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使两人腹部间装有重要机密资料的公文包完好无损。
一方面，科学工作者要诚信地追求，实实在在地做事；另一方面，社会要给科学家一个能长期专心致志做研究的环境。这样基础研究积累越深厚，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后劲就越强。同时，基础研究发展不断开拓出新的技术领域，创造新的社会需求，也会成为高新技术发展新的重要源头。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
“无论是从财政资源，还是产业界来说，对基础研究还没有足够的重视。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认识不充分有关。”谈到中国基础研究的现状陈佳洱院士有些激动。他说，基础研究最重要的一点，它是整个科学发展的基础。中央提出的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没有基础谈不上“自主创新”，也不可能实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更难“引领未来”。
“自主创新”通常有三层含义，一是强调原始性创新，即努力获得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和更多的技术发明；二是强调集成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产业；三是强调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再创新。陈佳洱院士认为，实际上这三个方面都与基础研究的发展水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基础研究的水平越高，对客观规律认识得越深入，创新的视野和思路就越宽阔，创新的成果的影响也越大。
他说，基础研究是从事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活动的统称，它以探索未知、揭示客观规律和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为使命。基础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基本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基础科学问题有两大来源，一是来自人类对认识自然界基本规律的不懈探求；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一方面，基础研究的成果具有超前性。其深刻的内在价值，往往当时并不被认识，但基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突破，都将对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对日后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根据丁肇中教授的研究足可以说明基础研究是技术应用和创新的源泉。丁肇中教授把在不同尺度研究上获得的成果与应用以时间为参数标出来时，就得到了不同高度的金字塔的图形。1900年宏观(～m)尺度上力学、热力学、光学和电磁学等基础研究，带来了蒸汽机、航空工程、无线电、电视等的发展；1920-1930年10-10m原子尺度上原子和量子物理带来了半导体、x-光、计算机、激光、超导等的应用；1940—1950年10-10m原子核尺度上核物理的基础研究带来了核技术、同位素技术及反应堆和核武器等应用。1900年1011m尺度天体、彗星和潮汐等基础研究带来了气象卫星、载人空间站等应用；1930年后恒星系和宇宙线的研究推动了导航技术等应用。
另一方面，基础研究又需要厚积薄发。其进展往往难以预测，需要在宽松的环境下，长期积累才能取得重大成果。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思考了十多年；怀尔斯证明费尔马大定理用了7年多的时间；丁肇中通过新的实验，推翻前人具有权威性的结论，确定电子半径小到几乎不能测量，前后共花了近20年时间。
陈佳洱院士认为，实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同样需要以基础科学为后盾，才能从源头上着力突破重大关键和共性技术，支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至于“引领未来”，就更要着眼于长远，特别是着眼于2020年国际科技的发展，超前部署基础研究和相关前沿技术，以通过基础研究开辟新的技术途径，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引领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所有科学与技术的源头都是建立在基础科学基础之上。没有基础科学的发展，哪有科学技术的飞跃?古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研究不上去话，科学发展就没有后劲。因此，可以说基础研究是高科技的先导和源泉，同时又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摇篮。可见做好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意义十分重大。”
陈佳洱简历：
陈佳洱，1934年10月1日出生，上海市人，加速器物理学家、教育 家。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顾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专家顾问组副组长、中科院研究生院物理科学学院院长、北京市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粒子加速器学会名誉理事长、国际科联中国协调委员会(ICSU-CHINA)副主席、日本JAEA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萨拉姆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科学理事会理事。
早年就读于上海位育中学，1950年考入大连大学工学院电机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转入吉林大学物理系，1954年毕业留校。1955年调入我国第一个培养原子能科技人才基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即现技术物理系前身)，开始投入核科学与加速器研究。从物研室成立一开始就负责专业实验室的建设工作，1959年改称技术物理系后，曾先后担任加速器教研室主任和副系主任。1963年至1966年赴英国牛津大学与卢瑟福研究所进修，1979年至1982年任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副教授。1982年至1984年任美国石溪大学和劳伦兹伯克利研究所国家实验室访问科学家。1984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86年起兼任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1986年评为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86至1996年任北京市科协副主席，1986年起任中国科协常委，1991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2005年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96-2006年任北京市科协主席，1998年任亚太物理学会理事长，1996年至199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2000年以来先后被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英国物理学会特许会员(Fellow，Chartered Physicist)。曾获得英国、美国、日本和香港等多个著名大学的名誉理学博士。曾任国际纯粹和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第25届执委会副主席。
陈佳洱主要科技成就：
1 在三扇等时性回旋加速器中央区的离子运动研究中，采用微探针测量与计算模拟相结合的方法，阐明了束流因宏包络与接受空间失配而导致损失的机制与提高输运效率的途径并从实验上首次证实了越隙共振的现象，提出了实验判据及抑制方法，大幅度提高了加速器的束流传输效率。
2 主持并女责国内自行设计、加工的4.5MV单级静电加速器的设计与建造，完全摆脱了仿制模式，通过对物理参数、结构部件进行优化设计，使空载电压达6.2 MV，不仅在离子种类、能量范围和束流脉冲化性能等方面优于国内同类进口设备，还填补了我国单色中子源在3-7MeV和16-20Mev能区的空白。
3 主持改造2×6 MV串列静电加速器，并于1995年建成了我国第一台面向用户的、可进行批量样品测量的加速器质谱计(AMS)，性能达到国际水平；领导“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北大AMS的重大改造升级工程，使AMS c14测量精度和测年误差分别优于0.5％和＋40年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工程的年代框架提供了重要数据。
4 运用柬流光学方法和二维相空间理论在束流群聚、切割等脉冲化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后将它们运用于美国石溪大学的SUNYLAC超导加速器和北京师范大学螺旋波导聚束器上，取得了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结果。在石溪大学建立的面向用户的超导重离子直线加速器计算机自动控制工作模式被石溪同事们称为“陈氏模式”并沿用至今。
5 与同事合作提出了整体分离环RFQ新型加速结构(ISR-RFQ)，成功建成我国第一台重离子RFQ加速器(300keV N+ISR-RFQ)，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7RFQ的正、负离子同时加速；1999年又建成1 MeV O—ISR-RFQ，其比分路阻抗高达512 kΩm，高频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00年又提出分离作用新型RFQT)a速结构(sFRFQ)，有效地提高了RFQ的加速效率。
6 1984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射频超导实验室，开展了铌制超导加速腔的研制，主持研制成功首台国产纯铌超导腔，解决了国产铌材中杂质含量高的难题，使腔品质因素和表面电场分别达到6×109和20MV/m的当时国际先进水平，2001年领导建成我国首台1/4波长谐振腔超导重离子加速器样机，性能达到国际水平。
7 1986年陈佳洱被选为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先后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各一项，国家高技术“八五”先进个人一等奖与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各一项，其他省部级科技奖五项。发表论文及研究报告150余篇。2008年因在粒子加速器与束流物理方面国际公认的成就和在促进中德两国科技交流方面的贡献，获德意志联邦总统颁发的联邦功勋十字勋章。
在陈佳洱院士看来，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都离不开基础研究作支持。虽然党中央和国家都非常重视基础研究，但目前中国基础研究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概括地说就是基础研究的“生态环境”不理想，需要社会给基础研究一个宽松的环境。
基础研究现状
实事求是地说，自从我国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以来，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政府财政投入从1991年的7.43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74.5亿元，17年间增长23.5倍。这种持续的增长为我国基础研究总体状态的改善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证。
陈佳洱院士指出，如果和国际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的差距仍然是相当大的。基础研究的投入总量明显低于科学发达国家；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R&D总经费比例长期徘徊在5％左右，而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的基础研究经费都占其R&D总经费的15％～20％；人均研究经费更落后于世界主要国家。
回顾我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历程，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当一项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国际上初露头角时，我国也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跟进，并走在前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往往不断拉大。许多高技术产业发展难以走出“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的怪圈。
“我以为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基础研究的积累不够、底蕴薄弱，源头创新能力不足。”陈院士说，“基础研究投入越少，试验开发中吸收消化、再创新的能力就越低，越难走出‘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的怪圈。”
他说，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R&D总量的20％以上，德国甚至接近30％。2005年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统计数据，近年来美国企业申请专利的科学基础73％来自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1997年以来，每一项新的技术专利平均涉及两篇基础研究论文。NSF还宣告：过去25年来，美国经济学界对基础研究的经济价值分析表明，美国经济增长的50％归功于以基础研究为动力的研究和开发。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对基础研究上投入的总量不足，大家围绕一些国家项目而进行激烈竞争，争取立项，获取专项基金支持。由于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科研人员很难专心致志地研究，年初要为立项到处奔波，年中要参加或接受各种各样的评估、检查，年终要数SCI、IF和引文次数。这样，怎能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研究呢?”说到这里，陈佳洱院士的语气加快。
“加上我们的评估体系，大多停留在一些表观的、量化的指标上，缺乏真正的、科学的、深刻的内在价值分析。当今社会上，不论专业和岗位的特点，大多强调以短期内被国际检索的论文(SCl或EI)的数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IF)等量化指标作为评价研究工作或研究人员水平、能力或业绩的最主要评据。其实我们的SCI、EI的总量都排在世界前列，但是实际创新能力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远了。”
说到这里，陈佳洱院士给记者讲了他难忘的一次经历：“几年前，有一个美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我听了他们的演讲，我脸都红了。他们说，国际上一般发表的实验研究文章，平均他人的可重复实验成功率达90％。而中国的文章，重复性实验的成功率只有30％左右。”
“是不是论文作者伪报数据?”
“不是伪报数据，而是实验做得不充分。为了追求SCI，做了一两遍，他就发表了，没有充分地重复、验证，有的只是计算机模拟的结果。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并不是他不知道科学成果需要反复地验证，而是在当前的这种评价体系下，他不这样做就争取不到项目；拿不到经费，他就养不活自己和他的团队，也没有经费继续深化研究。”
陈佳洱院士指出，当前社会上流行的科技评价，甚至发展到把论文的第一作者、第一单位与论文作者及相关单位的业绩或政绩，还与个人的待遇、单位的排名挂在一起。结果不仅助长了追求数量、急功近利、心浮气躁之风，还在团队之中或单位之间引起了不必要的矛盾与纠纷，严重影响国内科技人员以及单位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有害于我国科技的健康发展。因此，改革和完善目前流行的科技评价体系这一根“指挥棒”，是一项当务之急的举措。
亟需宽松环境
科研贵在求真、创新，厚积薄发。为了追求真理，我们需要“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半句空”的精神境界。面对上面提到的种种现象，“我们应该静下心来，从整个体制上来反思。不成熟的文章可不可以先不发表?几年不出文章的研究，只要方向正确，是不是也应该继续支持?倒过来讲，现在钱比以前多多了，但是精神环境可能还不如20世纪50年代那么宽松。那时至少科研人员可以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研究，还有时间保证。当时‘两弹一星’怎么出来的?当时的牛胰岛素又是怎么出来的?我想科技评价不应该过干依赖这些量化指标，而要有一个对科学工作有一个对其内涵的、深刻的、长远的评价。”
对于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科学工作评价体系，陈佳洱院士十分赞赏美国基金会的做法。美国基金会代表团访华时讲得非常清楚，他们评价工作判据就是三条：一看工作的方向是不是对头。什么是对头呢?就是对相关学科的发展有多大的带动，对满足社会的需求有何种推动。二看教育与研究的结合程度。研究工作，在培养年轻人上有多少成就。三看跟相关单位的合作，对这些单位的发展有些什么贡献。
很可惜中国目前不是这样，还是讲第一作者、第一单位。社会上仍过于强调科学研究的短期表现而忽视了它在知识积累和人才培育上的长远作用。没有在观念上真正把基础研究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而重视起来，从而缺乏持续、稳定支持的机制。
目前评价体系中追求论文SCI的数量、刊物的档次，而对科研工作内在价值缺乏有远见的深刻分析。这种以简单、表观的量化来评定复杂事物的不科学的做法，明显违背了2003年科学技术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的精神。
从《决定》中可以看到：“科学论文是科学技术产出的一种忠实记录，刊物的影响因子和论文的被引用 频次，在用于宏观上判断科学技术产出的总体情况是有意义的，但不宜作为具体论文内在价值的判断标准。要提倡内在价值的判断，正确看待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等数据库在科学技术评价中的作用。SCI，EI等收录论文数量只是科学技术评价中的定量指标之一，反对单纯以论文发表数量评价个人学术水平和贡献的做法，强调论文的被引用频次，并根据不同学科领域区别对待，避免绝对化。”
陈佳洱院士还提到，“现在每年都有很多排名，只要排名榜在报上一发表，单位负责人就着急了。哪个学校和哪个单位都不甘落后，负责人不甘落后，就会把压力分配给教授或研究人员。研究人员又分给谁呢?可不可以不要一年排一次名，五年公布一次排名行不行?”
陈佳洱院士还强调，就精神环境来说，现在社会上过于强调物质和功利的导向，例如发表一篇高档杂志的文章，一奖就是上万元，有了几篇高档文章，其他各种奖励和职务提升等也接踵而来。相对来说非常缺乏对科研人员追求真理、献身科学、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实际上科技工作者进行自主的科学探索、技术创新到发表研究论文，也正是实现探求真理、造福人类的一个过程和环节。因此科技工作者必须具有健康科学的动力，进行潜心的研究，经过长期的积累，才能获得重大的科研成果，写出大文章来。
历史上著名科学家如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等都是本着这种精神为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居里夫人以高度爱国主义的精神献身科学，“克服了实验科学史上罕见的困难” (爱因斯坦语)，取得了重大的科学成就，两次荣获诺贝尔奖。她女儿在描述她的慈母时说：“作为一个人，她能从容牺牲，奉献所有而一无所取!拥有一颗无论处于成功或逆境都不改变的、异乎寻常的圣洁灵魂!”爱因斯坦曾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财产、虚荣、奢侈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陈佳洱院士还说，尽管科学技术本身是全人类的成就，是无国界的，但推动科技进步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居里夫人在历尽千辛万苦，发现了镭之后，首先把论文寄到祖国华沙去发表，因为她希望祖国波兰的科学强大起来，免受强国的欺凌。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教授以“健康生命全不顾，精忠报国重泰山”的精神，在上个世纪50年代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代核武器的突破；另一位元勋郭永怀教授在飞机失事被烧死的时刻，不顾个人的安危，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使两人腹部间装有重要机密资料的公文包完好无损。
一方面，科学工作者要诚信地追求，实实在在地做事；另一方面，社会要给科学家一个能长期专心致志做研究的环境。这样基础研究积累越深厚，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后劲就越强。同时，基础研究发展不断开拓出新的技术领域，创造新的社会需求，也会成为高新技术发展新的重要源头。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
“无论是从财政资源，还是产业界来说，对基础研究还没有足够的重视。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认识不充分有关。”谈到中国基础研究的现状陈佳洱院士有些激动。他说，基础研究最重要的一点，它是整个科学发展的基础。中央提出的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没有基础谈不上“自主创新”，也不可能实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更难“引领未来”。
“自主创新”通常有三层含义，一是强调原始性创新，即努力获得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和更多的技术发明；二是强调集成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产业；三是强调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再创新。陈佳洱院士认为，实际上这三个方面都与基础研究的发展水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基础研究的水平越高，对客观规律认识得越深入，创新的视野和思路就越宽阔，创新的成果的影响也越大。
他说，基础研究是从事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活动的统称，它以探索未知、揭示客观规律和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为使命。基础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基本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基础科学问题有两大来源，一是来自人类对认识自然界基本规律的不懈探求；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一方面，基础研究的成果具有超前性。其深刻的内在价值，往往当时并不被认识，但基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突破，都将对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对日后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根据丁肇中教授的研究足可以说明基础研究是技术应用和创新的源泉。丁肇中教授把在不同尺度研究上获得的成果与应用以时间为参数标出来时，就得到了不同高度的金字塔的图形。1900年宏观(～m)尺度上力学、热力学、光学和电磁学等基础研究，带来了蒸汽机、航空工程、无线电、电视等的发展；1920-1930年10-10m原子尺度上原子和量子物理带来了半导体、x-光、计算机、激光、超导等的应用；1940—1950年10-10m原子核尺度上核物理的基础研究带来了核技术、同位素技术及反应堆和核武器等应用。1900年1011m尺度天体、彗星和潮汐等基础研究带来了气象卫星、载人空间站等应用；1930年后恒星系和宇宙线的研究推动了导航技术等应用。
另一方面，基础研究又需要厚积薄发。其进展往往难以预测，需要在宽松的环境下，长期积累才能取得重大成果。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思考了十多年；怀尔斯证明费尔马大定理用了7年多的时间；丁肇中通过新的实验，推翻前人具有权威性的结论，确定电子半径小到几乎不能测量，前后共花了近20年时间。
陈佳洱院士认为，实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同样需要以基础科学为后盾，才能从源头上着力突破重大关键和共性技术，支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至于“引领未来”，就更要着眼于长远，特别是着眼于2020年国际科技的发展，超前部署基础研究和相关前沿技术，以通过基础研究开辟新的技术途径，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引领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所有科学与技术的源头都是建立在基础科学基础之上。没有基础科学的发展，哪有科学技术的飞跃?古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研究不上去话，科学发展就没有后劲。因此，可以说基础研究是高科技的先导和源泉，同时又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摇篮。可见做好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意义十分重大。”
陈佳洱简历：
陈佳洱，1934年10月1日出生，上海市人，加速器物理学家、教育 家。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顾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专家顾问组副组长、中科院研究生院物理科学学院院长、北京市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粒子加速器学会名誉理事长、国际科联中国协调委员会(ICSU-CHINA)副主席、日本JAEA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萨拉姆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科学理事会理事。
早年就读于上海位育中学，1950年考入大连大学工学院电机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转入吉林大学物理系，1954年毕业留校。1955年调入我国第一个培养原子能科技人才基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即现技术物理系前身)，开始投入核科学与加速器研究。从物研室成立一开始就负责专业实验室的建设工作，1959年改称技术物理系后，曾先后担任加速器教研室主任和副系主任。1963年至1966年赴英国牛津大学与卢瑟福研究所进修，1979年至1982年任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副教授。1982年至1984年任美国石溪大学和劳伦兹伯克利研究所国家实验室访问科学家。1984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86年起兼任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1986年评为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86至1996年任北京市科协副主席，1986年起任中国科协常委，1991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2005年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96-2006年任北京市科协主席，1998年任亚太物理学会理事长，1996年至199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2000年以来先后被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英国物理学会特许会员(Fellow，Chartered Physicist)。曾获得英国、美国、日本和香港等多个著名大学的名誉理学博士。曾任国际纯粹和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第25届执委会副主席。
陈佳洱主要科技成就：
1 在三扇等时性回旋加速器中央区的离子运动研究中，采用微探针测量与计算模拟相结合的方法，阐明了束流因宏包络与接受空间失配而导致损失的机制与提高输运效率的途径并从实验上首次证实了越隙共振的现象，提出了实验判据及抑制方法，大幅度提高了加速器的束流传输效率。
2 主持并女责国内自行设计、加工的4.5MV单级静电加速器的设计与建造，完全摆脱了仿制模式，通过对物理参数、结构部件进行优化设计，使空载电压达6.2 MV，不仅在离子种类、能量范围和束流脉冲化性能等方面优于国内同类进口设备，还填补了我国单色中子源在3-7MeV和16-20Mev能区的空白。
3 主持改造2×6 MV串列静电加速器，并于1995年建成了我国第一台面向用户的、可进行批量样品测量的加速器质谱计(AMS)，性能达到国际水平；领导“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北大AMS的重大改造升级工程，使AMS c14测量精度和测年误差分别优于0.5％和＋40年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工程的年代框架提供了重要数据。
4 运用柬流光学方法和二维相空间理论在束流群聚、切割等脉冲化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后将它们运用于美国石溪大学的SUNYLAC超导加速器和北京师范大学螺旋波导聚束器上，取得了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结果。在石溪大学建立的面向用户的超导重离子直线加速器计算机自动控制工作模式被石溪同事们称为“陈氏模式”并沿用至今。
5 与同事合作提出了整体分离环RFQ新型加速结构(ISR-RFQ)，成功建成我国第一台重离子RFQ加速器(300keV N+ISR-RFQ)，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7RFQ的正、负离子同时加速；1999年又建成1 MeV O—ISR-RFQ，其比分路阻抗高达512 kΩm，高频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00年又提出分离作用新型RFQT)a速结构(sFRFQ)，有效地提高了RFQ的加速效率。
6 1984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射频超导实验室，开展了铌制超导加速腔的研制，主持研制成功首台国产纯铌超导腔，解决了国产铌材中杂质含量高的难题，使腔品质因素和表面电场分别达到6×109和20MV/m的当时国际先进水平，2001年领导建成我国首台1/4波长谐振腔超导重离子加速器样机，性能达到国际水平。
7 1986年陈佳洱被选为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先后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各一项，国家高技术“八五”先进个人一等奖与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各一项，其他省部级科技奖五项。发表论文及研究报告150余篇。2008年因在粒子加速器与束流物理方面国际公认的成就和在促进中德两国科技交流方面的贡献，获德意志联邦总统颁发的联邦功勋十字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