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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林伟民，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有些陌生，即使查阅档案资料，也只有林伟民的一张十分模糊的照片与一张画像。他曾先后领导过香港海员大罢工、上海海员大罢工、广州盐船工人大罢工，还领导过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省港大罢工。1922年，他代表香港海员工会出席了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1925年5月1日，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大会推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由于工作繁忙，林伟民积劳成疾，40岁即英年早逝。
以海员的身份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的革命活动
1887年农历九月，林伟民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三灶岛西洋田村（今属珠海市三灶镇）一户农民家里。19岁时到三灶岛牛顿墟（今三灶街）一家酿酒铺里当杂工。因为劳累过度，一次，林伟民的右手不慎被沸腾的蒸酒严重烫伤。狠心的老板不管他的死活，乘机把他辞退了。因无钱医治，林伟民的右手很快溃烂，多亏了母亲天天到外面采草药给他敷治，几个月后，伤势才渐渐好转。手部伤势痊愈后，林伟民便离开家乡，跑到香港一艘外国轮船当“侍仔”， 每天清洗碗碟、端菜送饭、擦地板等，要连续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可每月仅有的10元工资，还要遭包工头的克扣。悲惨的现实生活，加上严酷的民族歧视，林伟民慢慢产生了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仇恨，并滋长了反抗情绪。
林伟民与孙中山是同乡，当时，孙中山经常奔走于香港、日本、南洋以及欧美各地，乘船时孙中山多次与林伟民接触，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林伟民也积极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为革命党人秘密传递消息，掩护革命党人逃避密探的追捕，还曾为革命党人运送军火物资等。
参与筹备海员工会，并组织发动和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
受十月革命的影响，1920年，林伟民的同乡、好友苏兆征在一艘英国轮船上领导海员进行了一次反虐待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海员们由此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很受鼓舞，于是，苏兆征便召集林伟民等海员中的觉悟分子，决定筹建海员工会，林伟民被推为筹备委员。1920年3月，由香港海员工人组建的我国最早的现代化产业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正式成立，林伟民当选为海员工会第一届干事，主要负责交际方面的工作。很快，他便成了海员工会中的骨干力量。
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发展迅速，这极大地鼓舞了香港海员工人的革命热情。当时恰逢物价不断上涨，海员生活日益困难，再加上资本家及包工头的盘剥，广大海员迫切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海员工会决心带领海员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而斗争。在林伟民、苏兆征等组织发动下，香港海员工会分别于1921年9月和11月两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包工剥削的要求，但均遭到拒绝。于是林伟民、苏兆征等决心通过罢工手段来解决问题。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资本家提出加资要求，并限令24小时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就举行罢工。但是轮船资本家依然毫不在意，不予理会。受尽压迫剥削的香港海员忍无可忍，他们在林伟民、苏兆征等人带领下，开始举行震惊中外的大罢工。
1922年1月13日，罢工海员相继离开香港，回到广州。他们在广州成立了罢工总指挥部，由苏兆征担任总务处主任一职。林伟民则仍留香港，在一线继续发动海员罢工。罢工刚刚开始，香港当局和轮船资本家就企图用压制威吓手段破坏罢工。1月17日，香港当局华民政务司夏理德与轮船资本家约海员工会代表林伟民、邝达生、陈观民、蔡军保到华民政务司署进行谈判，并要挟海员“须先行开工，方易磋商”。林伟民等当场严词拒绝。翌日，双方继续谈判。夏理德威逼说：“本司今为最后忠告”，“汝等若信我言，早日先行开工，本司定必协力助汝工人向东家要求，否则无磋商余地”。林伟民等代表毫不畏惧，坚决要求资方必须全部接受海员提出的加薪条件后，才能答应开工。会后，林伟民及时将谈判情况报告给广州罢工总办事处，同时继续带领留港部分海员工人坚持斗争。为了表示罢工的决心，林伟民等还在海员工会门口书写标语“凡我海员工人，须候船东认允加工签字，方可开工”。
海员工人在坚持罢工的同时，还成立工人纠察队，封锁了香港并对内河和沿海轮船进行严格管理，他们还串联其他行业工人举行同盟大罢工，这些措施使香港当局尝尽了苦头。到1922年2月上旬，因罢工而停泊香港的中外轮船已达168艘，使轮船资本家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香港日常所需粮食、肉类、蔬菜等副食品，主要靠华南各港口供应，由于罢工，来源几乎断绝，香港“因鱼菜来源短绌，昨日鱼价已开始起价”，“若再延数天，则各物必大加飞涨”。“港民因海员罢工而迁粤者约20万人”。为了压服罢工海员，香港当局派遣军警查封了海员工会，并强行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牌子抢走，不久，又将参加同情罢工的海陆现货员工会、同德工会、集贤工会等运输工会组织查封。
后来，见高压政策不能奏效，香港当局改用“调停”的方式来对付罢工。为了表示海员工人对“调停”的诚意，2月14日，海员罢工总办事处派出代表赴港进行谈判。谈判期间，林伟民亦被推选为谈判代表。谈判一开始，香港当局与资本家代表就诱骗海员代表答应先行复工后，才能考虑恢复工会及答复海员工人提出的其他条件。至于是否保证恢复工会，香港当局又支支吾吾，拒绝作出准确的答复。林伟民当即严词驳斥对方的荒唐主张，坚持先要恢复原有工会招牌，提高海员工资，方能协商其他事宜。会后，林伟民及时将谈判情况报告给广州罢工总办事处，苏兆征称赞他们立场坚定，并复电林伟民说：“务得船员满意，然后开工。如以上条件达不到目的，则无磋商之必要，各代表可立刻返省。”21日，林伟民等谈判代表返回广州，向海员大会报告了谈判的具体经过。大家一致表示要坚持斗争到底，绝不屈服。23日，林伟民等再次赴港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林伟民始终立场坚定，牢牢记住全体海员的嘱托，并及时识破对方的诸多阴谋，使香港当局和轮船老板们所玩弄的“调停”谈判的骗局彻底破产。 2月底，全港各行业工人为支援海员的正义斗争，举行了总同盟大罢工，整个香港陷入完全瘫痪状态。一时间，香港市面交通断绝，生产停顿，商店关门，当时的报纸报道说：香港昔日“入夜灯光四照，今则黑暗无生气”。那些居住在香港平时趾高气扬的外国人，也因工人罢工，导致家务无人料理，孩子没人看，环境无人打扫而不得不屈尊亲自动手干活。对此，路透社报道说：“欧人男妇及政府最高级官员，群集维斯满斯咖啡店前，购买面包，其景象实属罕见。”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当局被迫向海员工会妥协，并要求设在广州的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再派代表赴香港进行谈判。海员罢工总办事处经过反复讨论后，再次派林伟民、翟汉奇、陆常吉、卢俊文4人代表罢工海员赴香港。
在谈判中，林伟民与资方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也非常注意斗争的灵活性。在讨论到关于恢复罢工海员工作职位及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问题时，林伟民坚持要求一律恢复罢工海员原职，并补发罢工期间海员的工资。资方则提出有些船主已招雇了新的工人，且已签订有6个月的合同，因而无法让罢工海员全部复职，并拒绝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双方对此问题争论不休，谈判从早上开始一直持续至深夜12时，仍未达成协议。濒于绝境的香港当局，深怕谈判破裂，极力促使船主与海员继续磋商。3月5日，双方继续谈判，最后资方表示接受海员的要求，但对暂时不能复职的海员，则照这次增加工资的数目折半，由船主支付5个半月的工资。谈判的第二项议程，主要是恢复海员工会以及释放工会被捕人员等。香港当局表示，只要海员同意复工，香港政府即可于翌日取消以前查封海员工会的命令，并保证释放被捕人员。林伟民当即表示，只要香港当局恢复海员工会，即可发出复工通知。谈判的第三项议程，就是关于香港当局于3月4日制造“沙田惨案”被杀害工人的抚恤问题，林伟民特别声明如果这一问题不能解决的话，将会影响整个罢工的解决。香港当局表示一定妥善处理，并对死者家属予以抚恤。
经过双方反复讨论后，最终达成了协议。3月5日，林伟民，翟汉奇、陆常吉、卢俊文4人代表罢工海员在协议上签了字。3月6日，香港当局派专人将工会招牌挂回原处。工会门前，聚集着成千上万群众，他们敲锣打鼓，欢庆胜利，罢工总办事处随即下令复工。
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被派往上海领导上海海员大罢工
在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的影响下，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林伟民、苏兆征代表香港海员工会出席了大会。在会上，林伟民向其他地方的代表介绍了香港海员罢工的具体经过及取得的斗争经验。
受上海海员代表的邀请，大会结束后，林伟民赴上海着手筹建海员工会的工作。当时的上海海员组织涣散，派系众多，针对这些情况，林伟民深入到各轮船和海员宿舍，与海员们促膝谈心，以香港海员团结战斗取得胜利为例，讲解建立统一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提出上海海员要摒弃门户之见。经林伟民的努力，1922年7月2日，上海海员工人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正式成立，该会又被称为“上海海员工会”，会员人数达2700人，林伟民被推选为主任。
上海海员工会成立后，林伟民着手准备以增加工资、改善海员待遇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在选择工人斗争对象时，考虑到外资轮船公司在香港海员罢工时已经增加了工资和承认了工会，林伟民决定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招商局。招商局是中国官僚资本企业，也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轮船公司，因而其他中小轮船公司往往视招商局的态度行事。经过研究，大家决定先由海员工会正式向招商局提出加薪要求，如遭拒绝，就通过罢工手段来实现加薪。1922年7月23日、31日及8月3日，上海海员工会先后3次致函招商局，要求按照香港海员与资本家签订的协议加薪，招商局对此置之不理，海员工人纷纷要求以罢工的手段实现加薪。8月5日，在林伟民的领导下，上海海员同盟罢工正式开始，海员工会发表的罢工宣言号召罢工工人要服从海员工会的统一指挥，“必要毅力坚持，万众一心”。
罢工前，林伟民作出了许多具体的部署：在南市中华茶楼设立了临时海员罢工事务所，与各码头的罢工海员进行联络；在黄浦江中放2只舢板，往返巡逻，以维持罢工秩序；凡参加罢工的海员，每天由海员工会补贴伙食费大洋3角；罢工期间，各公所负责妥善解决工人的住宿问题等等。由于林伟民措施得当，罢工的第一天，“其停泊在沪者计13艘，均已实行罢工，约计人数600人”。罢工开始后，海员“皆纷至海员联合会签名，以表示自愿罢工”。据统计，先后参加这次同盟罢工的，有招商局、宁绍等大小20余家公司海员，60余艘轮船，共3000人以上。罢工第二天，宁绍等一些中小轮船公司的资本家，迫于香港海员罢工的教训，生怕罢工给自己带来不堪设想的损失，就表示“答允海员联合会要求，签订加薪合同”。这样一来，拒绝加薪的招商局陷于完全孤立的地步。
林伟民在领导罢工期间，他的妻子在广东老家得了重病，家人数次催促他回家照料，为了罢工，林伟民还是留了下来。不久，当妻子病逝的噩耗传来时，林伟民悲痛万分，但此时正是罢工斗争的关键时刻，他还是选择继续留在上海领导罢工，并去电托付亲友料理丧事。正是在林伟民正确领导下，上海罢工海员万众一心，再加上香港、汕头等地工人给予强有力的声援，招商局最终被迫与海员工人进行谈判。8月25日，双方正式达成了协议：“江海各轮除驶（香）港5轮外，其余各轮船员，照原薪金加二成，由本年5月1日起加给；罢工期内，各船应得工资十足付给”。8月26日，上海海员工会举行盛大的复工仪式，林伟民登台演讲并庆贺斗争胜利。
1924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又成功领导了广州盐船工人大罢工
由于上海法租界当局的通缉与迫害，1922年底，林伟民被迫离开了上海返回香港，但香港当局也下令将他驱逐出境，林伟民毫不畏惧，他秘密留在香港，与苏兆征一起领导香港海员工会。1924年春，林伟民以中国海员代表的身份应邀赴莫斯科出席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随后，他应赤色运输职工国际及苏联总工会的邀请，留在苏联进行参观访问，不久，经罗亦农的介绍，林伟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0月，林伟民从苏联回到了广东，担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总办事处主任。他向香港海员积极介绍苏联工人的生活与工作情况，并针对海员组织工作长期涣散的状况，对海员组织进行了整顿。此后，林伟民被任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还曾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会书记一职。
1924年11月3日，因物价暴涨，广州盐船工人生活难以维持，因而向盐商提出增加运费的要求，遭到拒绝，随后盐商便勾结两广盐运使邓泽如对盐船工人进行镇压。11月24日，邓泽如派出武装盐警，将停泊于沿河黄沙一带的盐船一律封禁，还将盐船工人代表拘捕。于是，盐船工人向林伟民领导的广州海员办事处求援。林伟民得知情况后，表示坚决支持盐船工人的斗争。同年12月2日，林伟民召集600余名盐船工人开会，根据以往罢工斗争的经验，他为盐船工人制定了斗争的具体对策，会上通过了3项决定：“一、盐船工人全体罢工；二、由海员工会派纠察队30人协助调查罢工事务；三、通电全国各界予以援助。”会后，全体盐船工人正式宣布罢工。次日，林伟民再次召集罢工工人开会，通过了向盐运使署提出的3项具体要求：立即放人；立即取消封闭盐船的不法行为；有关增加运费事宜，应由劳资双方自行讨论解决，盐运使署不得横加干涉与压制。最后，林伟民鼓励大家要齐心协力，坚持斗争到底，胜利才会有保证。与此同时，林伟民还在报上撰文揭露邓泽如迫害盐船工人的暴行。时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的廖仲恺得悉此事后，对工人深表同情，责令邓泽如从速妥善解决。12月4日，邓泽如只得派人请林伟民前往盐运使署商谈解决罢工事宜。林伟民当面批评了邓泽如压制工人的错误做法，申明盐船工人为生活所迫而要求增加运费是合乎情理的。邓泽如无话可说，表示加价一事由劳资双方自行磋商解决，并请求林伟民领回被扣留的盐工代表。12月6日，盐商与盐船工人代表进行谈判，并最终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对于林伟民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当时的《海员工会月刊》发表评论说，罢工斗争“收效之迅速，实赖林伟民君认真，而且运动机警，故能如愿以偿”。通过这次斗争，盐船工人认识到了团结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向林伟民提出加入海员工会的请求，随后，经过香港海员工会讨论，决定接收盐船工人入会，并将入会的盐船工人编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第一支部，归林伟民领导的海员工会广州办事处领导。1925年1月1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第一支部举行了成立大会。
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抱病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由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香港海员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具体工作由香港海员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负责筹备，林伟民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选举成立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林伟民、苏兆征、刘少奇、邓中夏等被选为执委会委员。与此同时，林伟民还被一致推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5月底，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为了声援“五卅惨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发动香港工人和广州洋务工人举行反帝大罢工，这就是著名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为此，党组织委派苏兆征、邓中夏、杨殷等人到香港组织发动工人罢工，同时委派林伟民、李森等负责广州方面的罢工筹备工作。6月13日，林伟民、李森等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作为接待罢工工人及筹措罢工经费的办事机构，接着便开始准备罢工前的各项工作。在得到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支持后，林伟民征用了广州市内一批烟馆、赌馆及其他空房作为安置罢工工人的宿舍，还迅速筹集了一笔经费，购置了大量的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以供罢工工人撤回广州后使用。此外，林伟民还发动盐船工人支援省港罢工，帮助罢工工人解决住宿、交通运输等问题。
1925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正式开始，罢工工人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广州，不到半个月，参加罢工人数达到20余万人。由于林伟民在广州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工人都得到了及时妥善的安排。在林伟民等人的领导下，成立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的“最高执行机关”，由香港罢工工人、广州沙面洋务罢工工人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三方面的代表共13人组成，林伟民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当选为罢工委员会13名代表之一。7月1日，林伟民亲自主持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讨论及选举罢工纠察队的工作人员问题，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对香港实行封锁粮食出口、设置粮食贩卖委员会等重大问题。7月3日，林伟民又主持召开罢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繁忙的工作使林伟民腿部的骨结核病发作，1925年8月中旬，他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由于病情严重，医生给他动了一次手术，但躺在病床上的林伟民仍关注着省港大罢工。他向前来探病的同志详细了解情况，发表自己的见解。1926年夏，林伟民的病情恶化，医生对他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当病情稍有好转时，为了减轻组织的经济负担，林伟民坚持离开医院回家养病。不久，病情又再次恶化，林伟民被送到医院进行了第三次手术。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为了安全起见，住院治疗时，林伟民化名林齐卿。这时，党组织已转入秘密活动，再也无法从经济上接济林伟民了，许多盐船工人便自发捐款维持林伟民的药费及生活费用。1927年9月1日，40岁的林伟民不幸在医院病逝，广州盐船工人不顾生命危险，集资安葬了林伟民的遗体。全国解放后，广东省人民政府把林伟民的遗骨移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墓。
（责任编辑：张文军）
以海员的身份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的革命活动
1887年农历九月，林伟民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三灶岛西洋田村（今属珠海市三灶镇）一户农民家里。19岁时到三灶岛牛顿墟（今三灶街）一家酿酒铺里当杂工。因为劳累过度，一次，林伟民的右手不慎被沸腾的蒸酒严重烫伤。狠心的老板不管他的死活，乘机把他辞退了。因无钱医治，林伟民的右手很快溃烂，多亏了母亲天天到外面采草药给他敷治，几个月后，伤势才渐渐好转。手部伤势痊愈后，林伟民便离开家乡，跑到香港一艘外国轮船当“侍仔”， 每天清洗碗碟、端菜送饭、擦地板等，要连续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可每月仅有的10元工资，还要遭包工头的克扣。悲惨的现实生活，加上严酷的民族歧视，林伟民慢慢产生了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仇恨，并滋长了反抗情绪。
林伟民与孙中山是同乡，当时，孙中山经常奔走于香港、日本、南洋以及欧美各地，乘船时孙中山多次与林伟民接触，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林伟民也积极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为革命党人秘密传递消息，掩护革命党人逃避密探的追捕，还曾为革命党人运送军火物资等。
参与筹备海员工会，并组织发动和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
受十月革命的影响，1920年，林伟民的同乡、好友苏兆征在一艘英国轮船上领导海员进行了一次反虐待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海员们由此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很受鼓舞，于是，苏兆征便召集林伟民等海员中的觉悟分子，决定筹建海员工会，林伟民被推为筹备委员。1920年3月，由香港海员工人组建的我国最早的现代化产业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正式成立，林伟民当选为海员工会第一届干事，主要负责交际方面的工作。很快，他便成了海员工会中的骨干力量。
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发展迅速，这极大地鼓舞了香港海员工人的革命热情。当时恰逢物价不断上涨，海员生活日益困难，再加上资本家及包工头的盘剥，广大海员迫切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海员工会决心带领海员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而斗争。在林伟民、苏兆征等组织发动下，香港海员工会分别于1921年9月和11月两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包工剥削的要求，但均遭到拒绝。于是林伟民、苏兆征等决心通过罢工手段来解决问题。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资本家提出加资要求，并限令24小时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就举行罢工。但是轮船资本家依然毫不在意，不予理会。受尽压迫剥削的香港海员忍无可忍，他们在林伟民、苏兆征等人带领下，开始举行震惊中外的大罢工。
1922年1月13日，罢工海员相继离开香港，回到广州。他们在广州成立了罢工总指挥部，由苏兆征担任总务处主任一职。林伟民则仍留香港，在一线继续发动海员罢工。罢工刚刚开始，香港当局和轮船资本家就企图用压制威吓手段破坏罢工。1月17日，香港当局华民政务司夏理德与轮船资本家约海员工会代表林伟民、邝达生、陈观民、蔡军保到华民政务司署进行谈判，并要挟海员“须先行开工，方易磋商”。林伟民等当场严词拒绝。翌日，双方继续谈判。夏理德威逼说：“本司今为最后忠告”，“汝等若信我言，早日先行开工，本司定必协力助汝工人向东家要求，否则无磋商余地”。林伟民等代表毫不畏惧，坚决要求资方必须全部接受海员提出的加薪条件后，才能答应开工。会后，林伟民及时将谈判情况报告给广州罢工总办事处，同时继续带领留港部分海员工人坚持斗争。为了表示罢工的决心，林伟民等还在海员工会门口书写标语“凡我海员工人，须候船东认允加工签字，方可开工”。
海员工人在坚持罢工的同时，还成立工人纠察队，封锁了香港并对内河和沿海轮船进行严格管理，他们还串联其他行业工人举行同盟大罢工，这些措施使香港当局尝尽了苦头。到1922年2月上旬，因罢工而停泊香港的中外轮船已达168艘，使轮船资本家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香港日常所需粮食、肉类、蔬菜等副食品，主要靠华南各港口供应，由于罢工，来源几乎断绝，香港“因鱼菜来源短绌，昨日鱼价已开始起价”，“若再延数天，则各物必大加飞涨”。“港民因海员罢工而迁粤者约20万人”。为了压服罢工海员，香港当局派遣军警查封了海员工会，并强行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牌子抢走，不久，又将参加同情罢工的海陆现货员工会、同德工会、集贤工会等运输工会组织查封。
后来，见高压政策不能奏效，香港当局改用“调停”的方式来对付罢工。为了表示海员工人对“调停”的诚意，2月14日，海员罢工总办事处派出代表赴港进行谈判。谈判期间，林伟民亦被推选为谈判代表。谈判一开始，香港当局与资本家代表就诱骗海员代表答应先行复工后，才能考虑恢复工会及答复海员工人提出的其他条件。至于是否保证恢复工会，香港当局又支支吾吾，拒绝作出准确的答复。林伟民当即严词驳斥对方的荒唐主张，坚持先要恢复原有工会招牌，提高海员工资，方能协商其他事宜。会后，林伟民及时将谈判情况报告给广州罢工总办事处，苏兆征称赞他们立场坚定，并复电林伟民说：“务得船员满意，然后开工。如以上条件达不到目的，则无磋商之必要，各代表可立刻返省。”21日，林伟民等谈判代表返回广州，向海员大会报告了谈判的具体经过。大家一致表示要坚持斗争到底，绝不屈服。23日，林伟民等再次赴港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林伟民始终立场坚定，牢牢记住全体海员的嘱托，并及时识破对方的诸多阴谋，使香港当局和轮船老板们所玩弄的“调停”谈判的骗局彻底破产。 2月底，全港各行业工人为支援海员的正义斗争，举行了总同盟大罢工，整个香港陷入完全瘫痪状态。一时间，香港市面交通断绝，生产停顿，商店关门，当时的报纸报道说：香港昔日“入夜灯光四照，今则黑暗无生气”。那些居住在香港平时趾高气扬的外国人，也因工人罢工，导致家务无人料理，孩子没人看，环境无人打扫而不得不屈尊亲自动手干活。对此，路透社报道说：“欧人男妇及政府最高级官员，群集维斯满斯咖啡店前，购买面包，其景象实属罕见。”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当局被迫向海员工会妥协，并要求设在广州的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再派代表赴香港进行谈判。海员罢工总办事处经过反复讨论后，再次派林伟民、翟汉奇、陆常吉、卢俊文4人代表罢工海员赴香港。
在谈判中，林伟民与资方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也非常注意斗争的灵活性。在讨论到关于恢复罢工海员工作职位及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问题时，林伟民坚持要求一律恢复罢工海员原职，并补发罢工期间海员的工资。资方则提出有些船主已招雇了新的工人，且已签订有6个月的合同，因而无法让罢工海员全部复职，并拒绝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双方对此问题争论不休，谈判从早上开始一直持续至深夜12时，仍未达成协议。濒于绝境的香港当局，深怕谈判破裂，极力促使船主与海员继续磋商。3月5日，双方继续谈判，最后资方表示接受海员的要求，但对暂时不能复职的海员，则照这次增加工资的数目折半，由船主支付5个半月的工资。谈判的第二项议程，主要是恢复海员工会以及释放工会被捕人员等。香港当局表示，只要海员同意复工，香港政府即可于翌日取消以前查封海员工会的命令，并保证释放被捕人员。林伟民当即表示，只要香港当局恢复海员工会，即可发出复工通知。谈判的第三项议程，就是关于香港当局于3月4日制造“沙田惨案”被杀害工人的抚恤问题，林伟民特别声明如果这一问题不能解决的话，将会影响整个罢工的解决。香港当局表示一定妥善处理，并对死者家属予以抚恤。
经过双方反复讨论后，最终达成了协议。3月5日，林伟民，翟汉奇、陆常吉、卢俊文4人代表罢工海员在协议上签了字。3月6日，香港当局派专人将工会招牌挂回原处。工会门前，聚集着成千上万群众，他们敲锣打鼓，欢庆胜利，罢工总办事处随即下令复工。
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被派往上海领导上海海员大罢工
在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的影响下，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林伟民、苏兆征代表香港海员工会出席了大会。在会上，林伟民向其他地方的代表介绍了香港海员罢工的具体经过及取得的斗争经验。
受上海海员代表的邀请，大会结束后，林伟民赴上海着手筹建海员工会的工作。当时的上海海员组织涣散，派系众多，针对这些情况，林伟民深入到各轮船和海员宿舍，与海员们促膝谈心，以香港海员团结战斗取得胜利为例，讲解建立统一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提出上海海员要摒弃门户之见。经林伟民的努力，1922年7月2日，上海海员工人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正式成立，该会又被称为“上海海员工会”，会员人数达2700人，林伟民被推选为主任。
上海海员工会成立后，林伟民着手准备以增加工资、改善海员待遇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在选择工人斗争对象时，考虑到外资轮船公司在香港海员罢工时已经增加了工资和承认了工会，林伟民决定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招商局。招商局是中国官僚资本企业，也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轮船公司，因而其他中小轮船公司往往视招商局的态度行事。经过研究，大家决定先由海员工会正式向招商局提出加薪要求，如遭拒绝，就通过罢工手段来实现加薪。1922年7月23日、31日及8月3日，上海海员工会先后3次致函招商局，要求按照香港海员与资本家签订的协议加薪，招商局对此置之不理，海员工人纷纷要求以罢工的手段实现加薪。8月5日，在林伟民的领导下，上海海员同盟罢工正式开始，海员工会发表的罢工宣言号召罢工工人要服从海员工会的统一指挥，“必要毅力坚持，万众一心”。
罢工前，林伟民作出了许多具体的部署：在南市中华茶楼设立了临时海员罢工事务所，与各码头的罢工海员进行联络；在黄浦江中放2只舢板，往返巡逻，以维持罢工秩序；凡参加罢工的海员，每天由海员工会补贴伙食费大洋3角；罢工期间，各公所负责妥善解决工人的住宿问题等等。由于林伟民措施得当，罢工的第一天，“其停泊在沪者计13艘，均已实行罢工，约计人数600人”。罢工开始后，海员“皆纷至海员联合会签名，以表示自愿罢工”。据统计，先后参加这次同盟罢工的，有招商局、宁绍等大小20余家公司海员，60余艘轮船，共3000人以上。罢工第二天，宁绍等一些中小轮船公司的资本家，迫于香港海员罢工的教训，生怕罢工给自己带来不堪设想的损失，就表示“答允海员联合会要求，签订加薪合同”。这样一来，拒绝加薪的招商局陷于完全孤立的地步。
林伟民在领导罢工期间，他的妻子在广东老家得了重病，家人数次催促他回家照料，为了罢工，林伟民还是留了下来。不久，当妻子病逝的噩耗传来时，林伟民悲痛万分，但此时正是罢工斗争的关键时刻，他还是选择继续留在上海领导罢工，并去电托付亲友料理丧事。正是在林伟民正确领导下，上海罢工海员万众一心，再加上香港、汕头等地工人给予强有力的声援，招商局最终被迫与海员工人进行谈判。8月25日，双方正式达成了协议：“江海各轮除驶（香）港5轮外，其余各轮船员，照原薪金加二成，由本年5月1日起加给；罢工期内，各船应得工资十足付给”。8月26日，上海海员工会举行盛大的复工仪式，林伟民登台演讲并庆贺斗争胜利。
1924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又成功领导了广州盐船工人大罢工
由于上海法租界当局的通缉与迫害，1922年底，林伟民被迫离开了上海返回香港，但香港当局也下令将他驱逐出境，林伟民毫不畏惧，他秘密留在香港，与苏兆征一起领导香港海员工会。1924年春，林伟民以中国海员代表的身份应邀赴莫斯科出席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随后，他应赤色运输职工国际及苏联总工会的邀请，留在苏联进行参观访问，不久，经罗亦农的介绍，林伟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0月，林伟民从苏联回到了广东，担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总办事处主任。他向香港海员积极介绍苏联工人的生活与工作情况，并针对海员组织工作长期涣散的状况，对海员组织进行了整顿。此后，林伟民被任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还曾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会书记一职。
1924年11月3日，因物价暴涨，广州盐船工人生活难以维持，因而向盐商提出增加运费的要求，遭到拒绝，随后盐商便勾结两广盐运使邓泽如对盐船工人进行镇压。11月24日，邓泽如派出武装盐警，将停泊于沿河黄沙一带的盐船一律封禁，还将盐船工人代表拘捕。于是，盐船工人向林伟民领导的广州海员办事处求援。林伟民得知情况后，表示坚决支持盐船工人的斗争。同年12月2日，林伟民召集600余名盐船工人开会，根据以往罢工斗争的经验，他为盐船工人制定了斗争的具体对策，会上通过了3项决定：“一、盐船工人全体罢工；二、由海员工会派纠察队30人协助调查罢工事务；三、通电全国各界予以援助。”会后，全体盐船工人正式宣布罢工。次日，林伟民再次召集罢工工人开会，通过了向盐运使署提出的3项具体要求：立即放人；立即取消封闭盐船的不法行为；有关增加运费事宜，应由劳资双方自行讨论解决，盐运使署不得横加干涉与压制。最后，林伟民鼓励大家要齐心协力，坚持斗争到底，胜利才会有保证。与此同时，林伟民还在报上撰文揭露邓泽如迫害盐船工人的暴行。时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的廖仲恺得悉此事后，对工人深表同情，责令邓泽如从速妥善解决。12月4日，邓泽如只得派人请林伟民前往盐运使署商谈解决罢工事宜。林伟民当面批评了邓泽如压制工人的错误做法，申明盐船工人为生活所迫而要求增加运费是合乎情理的。邓泽如无话可说，表示加价一事由劳资双方自行磋商解决，并请求林伟民领回被扣留的盐工代表。12月6日，盐商与盐船工人代表进行谈判，并最终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对于林伟民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当时的《海员工会月刊》发表评论说，罢工斗争“收效之迅速，实赖林伟民君认真，而且运动机警，故能如愿以偿”。通过这次斗争，盐船工人认识到了团结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向林伟民提出加入海员工会的请求，随后，经过香港海员工会讨论，决定接收盐船工人入会，并将入会的盐船工人编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第一支部，归林伟民领导的海员工会广州办事处领导。1925年1月1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第一支部举行了成立大会。
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抱病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由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香港海员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具体工作由香港海员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负责筹备，林伟民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选举成立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林伟民、苏兆征、刘少奇、邓中夏等被选为执委会委员。与此同时，林伟民还被一致推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5月底，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为了声援“五卅惨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发动香港工人和广州洋务工人举行反帝大罢工，这就是著名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为此，党组织委派苏兆征、邓中夏、杨殷等人到香港组织发动工人罢工，同时委派林伟民、李森等负责广州方面的罢工筹备工作。6月13日，林伟民、李森等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作为接待罢工工人及筹措罢工经费的办事机构，接着便开始准备罢工前的各项工作。在得到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支持后，林伟民征用了广州市内一批烟馆、赌馆及其他空房作为安置罢工工人的宿舍，还迅速筹集了一笔经费，购置了大量的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以供罢工工人撤回广州后使用。此外，林伟民还发动盐船工人支援省港罢工，帮助罢工工人解决住宿、交通运输等问题。
1925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正式开始，罢工工人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广州，不到半个月，参加罢工人数达到20余万人。由于林伟民在广州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工人都得到了及时妥善的安排。在林伟民等人的领导下，成立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的“最高执行机关”，由香港罢工工人、广州沙面洋务罢工工人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三方面的代表共13人组成，林伟民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当选为罢工委员会13名代表之一。7月1日，林伟民亲自主持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讨论及选举罢工纠察队的工作人员问题，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对香港实行封锁粮食出口、设置粮食贩卖委员会等重大问题。7月3日，林伟民又主持召开罢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繁忙的工作使林伟民腿部的骨结核病发作，1925年8月中旬，他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由于病情严重，医生给他动了一次手术，但躺在病床上的林伟民仍关注着省港大罢工。他向前来探病的同志详细了解情况，发表自己的见解。1926年夏，林伟民的病情恶化，医生对他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当病情稍有好转时，为了减轻组织的经济负担，林伟民坚持离开医院回家养病。不久，病情又再次恶化，林伟民被送到医院进行了第三次手术。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为了安全起见，住院治疗时，林伟民化名林齐卿。这时，党组织已转入秘密活动，再也无法从经济上接济林伟民了，许多盐船工人便自发捐款维持林伟民的药费及生活费用。1927年9月1日，40岁的林伟民不幸在医院病逝，广州盐船工人不顾生命危险，集资安葬了林伟民的遗体。全国解放后，广东省人民政府把林伟民的遗骨移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墓。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