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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产生于新时期以后。把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态置于当代文学谱系中观察，其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诸多变革维度及新的意义。对工业文明的检视与批判，对人之主体性与科技的反思，为当代文学建构了以往不同的价值向度;塑造尊崇自然、淡漠物质生活、主张人与万物共同在家的统一性的后现代特征的“生态人”，为当代文学建构了一种不同以往的人物类型;以现代生态立场，激活远古神话及民间宗教，为当代文学开掘传统叙事资源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生态文学作家以行走、在现场的写作方式，也给当下“媒介化”与“悬空化”的文学写作方式带来颠覆性的反拨。生态文学尽管有诸多局限，但展现出来的新向度，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关键词：生态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变革;自然生命倫理;生态人
“生态文学”一词，作为一种文学样态的称谓，研究者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上有着分歧与争讼。其相关的学术命名还有“环境文学”“公害文学”“自然书写”“自然文学”“大地文学”以及“绿色文学”等名称。尽管生态文学的称谓多种多样，侧重点也有歧异，但从一定意义上说，本质内涵上却是趋同的。王诺给生态文学下了一个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①本文认同此概念，并以此框定所要研究的对象。
吴秀明指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是源于现代的资本主义——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才具有这种资本和技术能力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具体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作如美国女记者瑞狄卡森1962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此前的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可能给这个星球带来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它也没有现代生态学应具有的反对‘人类中心思想’，把世界看作是由‘人—自然—社会’组成的整体系统的观点。”②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产生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及价值取向。据此，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只能产生在新时期以后，即20世纪80年代。故本文所指的生态文学就是指新时期以来的生态文学，鉴于小说阐释空间的开放性，本文侧重以生态小说作为立论的文本。把在此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明确的文学写作形态，置于在整个当代文学史的视域下考察，其所表现出的伦理向度、人性塑造、写作方式等诸多方面，在当代文学谱系中均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一、“逆行”之思：为当代文学建构新的价值向度
生态文学在中国的兴起，自然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现代性工程重启，经济与社会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诸多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与环境代价。西方国家曾经遭遇的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也开始显现于中国。人们对生态危机的忧思，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寻，有力推动着生态文学创作的发展。正是出于对生态危机的揭示，对其所发生的社会根源之探究，生态文学呈现出与传统文学不同的视域和价值向度。如果说传统文学几乎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民族、国家、社会、文化等现代性追求的表达，那么生态文学则在诸多价值向度上表现为“逆行”的姿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其一是对工业文明的检视与批判。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由于历史条件的急迫性，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工业的发展自然持膜拜的态度。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化道路更是预示着民族国家臻达强盛的关键，乃追赶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在如此的时代氛围和历史情境中，当代文学对工业化充盈着诗意的期待与颂赞。如艾芜的《百炼成钢》就诗意描述工业化生产：无数烟囱、瓦斯库、高大的厂房，像涂着水墨，掩映在夕阳下，显得无比壮丽。草明的《乘风破浪》把机器的噪音比喻为小姑娘的娇嗔与少妇的欢笑。改革文学的一个意识形态的重任，便是为工业和科学技术寻求合法性论证。生态文学则大量展示工业化对大自然的破坏图景。张炜的《九月寓言》中宁静、古朴的村庄，如梦如幻的田野，因为矿井的掘进而陷落;《刺猬歌》中工业巨子唐童修造了紫烟大垒后，棘窝镇被紫烟笼罩，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谌容的《死河》中美丽的清河，每年接纳各种工业废水，清河早已不清，死鱼事件经常发生。刘庆邦的《红煤》由于煤矿被长期狂挖滥采，红煤厂村发生了触目惊心的变化，河坡上没有了花草，河里没有了水。
上述小说所叙述的图景，正是工业文明发展之“果”——自然界中的一切，沦为原材料和工具，自然被无限制的破坏与掠夺，如弗洛姆指出：“人类文明是以对自然的积极控制为滥觞的，然而这控制到工业化时代开始走向无限制生产……技术进步不仅破坏生态平衡，而且带来核战争的危险。”③由是，这些小说通过描述工业化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彰显出对工业文明反思的价值向度，全然不同于“十七年”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或1980年代的改革小说对工业文明的极度吁求与膜拜。
其二是对人之主体性的反思。人之主体性，乃现代性的灵魂。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就确定了三大价值目标：一是人性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追求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的历史进步意识;二是理性至上，反对宗教蒙昧主义，追去科学真理的理性批判主义精神;三是个性至尊，重视个人权利，谋求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弘扬人的主体性精神，使人从自然的束缚、宗教的压抑、专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主体性自身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在现代社会，由于人类的主体性张扬，把人视作唯一主体，人之外的一切统归为客体，成为供人们认识、改造、征服、支配的对象。于是人们不再敬畏自然，而是征服自然、主宰自然，自然的价值就在于满足人类的有用性，满足人类主体性的欲求。
就中国文化场域而言，最早接触到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洞察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缺陷，感到中国迫切需要现代意识来疗救，改造国民劣根性，以使中国走向现代文明之路。启蒙民众，呼唤人的主体性，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人之主体性的呼吁，是文学现代性的根本体现。譬如，20世纪20年代的鲁迅、台静农、彭家煌、蹇先艾等人的乡土小说对乡土封建礼俗的批判，20世纪30年代如巴金的小说《家》《春》《秋》等家族批判主题的小说，无不是在呼唤人的主体性，期待人作为独立个体，浮出“历史地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塑造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英雄，其实也是一种对人主体性渴求的革命化表达。新时期以降，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等论争，成为时代最热烈的文化现象，对主体性的人的渴望和呼吁也就激荡着新时期文学各种思潮。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书写神的退隐与人的浮出;改革小说期盼满怀豪情壮志的改革闯将;现代派小说批判秩序对人的压抑;新写实小说哀叹日常生活对人主体性的磨损……当代文学中几乎所有的小说潮流，都隐现着对人的主体性吁求。 与此不同，生态文学在揭示生态危机的同时，表现出对人主体性的反思与批判的姿态。许多文本揭示生态危机加剧的原因，就是由于人的主体性膨胀所致。一方面，不少小说书写表征人类主体性的欲望膨胀行为，正是导致破坏生态平衡的罪魁祸首。莫言2017年的新作《天下太平》就显出尖锐的批判立场：原来的大湾清水见底，村民能洗澡，可是村民袁武为了自己发财，把开养猪场的废水直接排入大湾，大湾渐渐变成一个污水坑，不少村民得了怪病。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以豹子作为叙述者，控诉了正是因为人类的贪欲——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导致了熊、野猪、麂子等动物家族的毁灭。还有他的《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砍伐队政委离开“神农架”时，带走了整车的香柏家具和五斤麝香，而这样重量的麝香，须射杀近百只獐。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中的王勇刚为疯狂攫取财富，大规模地在可可西里开采金矿、偷猎藏羚羊。另一方面，不少小说有意叙述一些异乎寻常的、理性无力解释的自然或生命现象对生态起到的保护效果，从而批判人过度崇拜理性，自以为可以宰制一切，无所敬畏与顾忌，会往往引致生态灾难的发生。贾平凹的《怀念狼》写“舅舅”用狼皮做了一件褥子，每当半夜时分，狼皮上的皮毛会根根竖起，扎得舅舅难以入睡。舅舅解释，这是狼皮上还附着狼的魂，发誓自此不再杀生并开始吃素。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叙述“我”能够怀孕与“水狗”有关，“我”制止了丈夫猎杀水狗妈妈，此后等待了三年的新的生命气象终于降临“我”的肚腹。这种被理性精神嗤之以鼻的朴素信念，却也传达出宝贵的生态意识，人护佑弱小的动物，动物的神性给人带来福祉。
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曾一度激情召唤着人的主体性精神，体现了一个时期人们对现代性的热切渴望，那么生态文学现在有意打破“主体性”的神话，则标示生态文学作家对现代性的清醒反思，显示着重新修复人与自然关系的努力，如泰勒所言：“如果我们能够找回对自然环境和荒野加于我们之上的感觉，那就会极为有助于回避生态灾难。工具理性主义和自我中心的满足的意识形态造成主观主义倾向在我们时代的统治地位，这种倾向使我们几乎不可能陈述这种情形。”④
其三是反思科技的生态预警话语。对科学的尊崇、膜拜与现代性运动是如影随形的。恩斯特·卡西尔曾这样赞美科学：“在现代世界中，再也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⑤在西方膜拜科技的氛围下，随着现代性运动的发展，现代科技的负面作用亦日益浮出地表，科技的发展也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的迹象丛生密布。1932年问世的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到2003年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等具有科幻色彩的生态小说，无不以悲观的笔调审视了高度科技化给人们带来的恐惧与危害，对生态灾难提出预警。
与西方相比，正如前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对现代科技的向往，已成为奔赴现代性途程中的一种最强烈的愿望和最持久的冲动，时代的整体氛围是在呼唤“科学的春天”。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出于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欢呼科学的春天成了时代的主旋律。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亦被作为具有一种整合与动员社会力量作用的意识形态，代表着中国人在新时期开启现代性蓝图的一把金钥匙。当国家推行科技兴国战略时，追求现代科技的发展从国家意志转化为全体国人的自觉行动。在崇尚科技的时代语境及强烈的现代性诉求下，文学作为管窥社会生存样态的窗口，毋庸置疑地展现着对科技向往的时代氛围，对现代科技秉持着推崇与追求的态度，竭力表现现代科技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特殊角色。当代文学中不少作品就高举“科技”的旗帜，从水运宪的《祸起萧墙》中的科技设备到《沉重的翅膀》中的科学管理，从《开拓者》里的科学决策到《故土》里的科技人才，凡是改革派都握有“科学”的利器，而“保守”派对问题的解决则是经验式的因而是无效的。在这里，“科学”在现代性设计的驱动下，成为最后的仲裁，如果某种行为、情感被判定为“非科学”的，那么它亦是“非法”的，要被压制，科学成为唯一的合法知识，它以现代性先定的正面价值与权威，激励国人在献身于现代科技事业中去承载现代化使命。
但是，西方国家在以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如对资源无限制的掠夺而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性异化与伦理流失而导致的精神危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或显或隐地显现。不少生态文学作家以科幻与生态联姻的方式，对科技万能神话提出质疑，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无比担忧，对未来世界提出生态预警。如邓一光的《红雾》预示了人类创造的高科技企图主宰大自然却反过来被自己的创造物制造的恐怖所捉弄的悲剧。核技术是现代高科技的尖端标志，可是一次不明的核污染令一个有500万人口的城市陷入了这种尖端技术所带来的极端恐怖中。一场可能到来的核蹂躏，使一切井然秩序停摆，一切都乱了套。无独有偶，韩松的《红色海洋》也对核技术与人类的末日提供了一份警世启示录。小说想象人类遭遇了恐怖的战争，致使陆地生态系统完全毁灭，存活下来的人类则用基因工程把自己变成水栖人，并把蓝色海洋改造成红色海洋，而红色海洋里的人类生活不外乎暴力、征服和廝杀。在刘慈欣的《地火》里，主人公刘欣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为提高能源效率，消除采矿危险，力排众议决定采用所谓的新技术，即引燃地下煤层以获得“气化煤”，从而直接从地底获得能源，这看似造福人类的新技术，最后却导致了地火狂燃不灭，地表温度升高，动植物无法生存，居民流散异地，生态严重失衡。王晋康的《黑钻石》中的夏侯无极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天才，他建立了“超高压实验室”，他试图造出一颗超越3106.9克拉的世界第一钻石，看看自己能否胜过大自然，结果实验材料被压缩成了无数微型黑洞，慢慢吞噬着地球上的万事万物，直至地球毁灭。还有他的《替天行道》中的种子公司，利用“基因工程”开发了高产麦种。为了防止农民自留种子，他们在种子里嵌入了“自杀基因”，只有使用这种特殊溶液浸泡，才能阻断这种基因的作用，而这种特殊溶液的使用，最终导致了无法控制的生态灾难。这些带有科幻色彩的生态小说以亦真亦幻的故事，向人们展示了现代科技的负面效应，从不同维度对现代科技的万能神话提出了质疑与批判。毋庸置疑，现代科技的发展，改变着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改善了国民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但这些小说对于现代科技的反思，也不无提醒的意义，要全面看待科技的利与弊，如瓦特夫斯基所言：“即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科学是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明白科学业已变成一种发展超出人类控制的不道德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的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的机器。” ⑥ 二、“生态人”：为当代文学形塑一种新的人物类型
人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更离不开人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等问题。自然生态的恶化，都与社会生态的失衡、当代人的生存抉择、价值偏爱、认知模式、文明趋向、人生理想、道德修养等密切勾连。如戴斯·贾丁斯指出：“我们的文明倾向于将这类问题简单处理为科学上、技术上或政策上的，可事实上问题远不仅于此。这些环境和生态问题提出了一些更基本的问题，而这些更基本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人类的价值，关系到我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在自然界的位置以及我们应当孕育的世界文明的形式等方面。”⑦也就是说，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不完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也是现代人的人性危机以及价值信仰危机。因此，当人类面临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原子化、功利化等诸多现代性问题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人自身，在于人与自己作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组成的精神要素。换言之，当我们致力于解决自然生态危机的时候，或许首先应当解决的，是我们人类自身在精神上所遭受的种种“污染”和“破坏”——唯功利主义、欲望贪婪、信仰缺失、心灵空虚、消费主义崇拜，唯有矫正人与自身关系的扭曲与偏执，修补人类自身精神生态的空洞与裂隙，人类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地球的生态危机。
对于人类自身精神生态的认识，中国显现自己的文化场域之特质。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强烈感受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在于人性的压抑、民众的愚昧。启蒙民众、呼唤人的主体性，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如五四文学注重改造国民灵魂的主题，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小说、30年代巴金的《家》《春》《秋》等小说的家族批判主题，无不是在人自身精神生态方面，呼唤人的主体性。在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时期，虽然多是民族国家想象的宏大叙事，但于个人的精神生态而言，同样是激扬人的主体性，只不过有了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询唤。尤其进入“新时期”，对欲望为表征人之主体性的吁求，在文学中成了常见的表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都是把人的欲望作为健康的人性内容，成为对荒唐时世的一种抗议工具。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中国文学日益退守到“日常生活”，从“新写实”到“新生代”，还有女性写作，均在“日常生活”的私人空间中，窥视或遥望来自庸常生活的情绪体验和欲望流动。新写实小说写欲望为日常性生存不可少的规定;新生代将欲望还原为至物，赤裸裸地呈现;女性写作则更多地书写被遮蔽的欲望之幽微。很显然，综观中国当代文学，即便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规约着人性的表达，但无论如何，相较“自然”而言，其总体的基调，乃是推崇人的主体性，自然的价值就在于对人类的有用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主体性的需求，姑且不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受消费主义文化影响的文学。
大卫·雷·格里芬针对张扬主体性的现代人，高高在上俯视万物，充当自然的主宰者、支配者和征服者，提出了“后现代人”的概念。“后现代人并不感到自己是栖身于充满敌意和冷漠自然之中的异乡人。相反，……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经验、价值和目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借助这种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⑧显然，这种具有后现代色彩的人，从根本上超越了自笛卡尔以来所确立的主体性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之中，这类人始终保持一种有机整体性，热爱大自然，尊重、呵护自然一切。
不少生态文学作品塑造了颇具后现代特征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与大自然和合，与自然保持一种有机整体，爱惜物命，珍视天地间的一切生命，大不同于以往文学中的人物类型。《狼图腾》中的草原游牧民族把天地自然视为更高的生命存在，人、牲畜、野生动物都是生命整体系统的环节，须小心呵护。其中毕利各老人尤为典型，他对草原上的一切生命有着强烈的卫护使命，反对包顺贵等人的打狼行为，认为是罪孽，牛、马、羊还有人都会遭到报应。《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部族的人们，对自然无比尊崇，猎杀到大型猎物要先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才可分食，不得不猎杀大熊后也要为其举行风葬仪式。张炜《家族》中的地质学者朱亚，沉浸于自然美丽之中，竭力阻止大平原的开发;他的另一部作品《刺猬歌》中的霍公更是作家对“后现代人”的完美想象：霍公已经达到了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他走在林子里，所到之处总有一些白羊、狐狸、花鹿之类相跟，它们之间无论相生相克，都能和谐亲密。郭雪波的《沙葬》中的云灯喇嘛也是如此，他善良对待一切生灵，在他看来，沙漠里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一样可贵，不分高低贵贱。另外，这类人物不为外物所役，不追求物质享乐，简单生活，实现人生的诗意化与去功利化。如杨志军的《圣雄》中的巴思坎得尔珍惜自然的一切，视自然为神明，人与动物、植物都与大地血脉相通。当采金人要挖走金块时，他认为挖掘黄金是要揭去植被、铲掉土层、掘开岩石，这是要在神明开阔的肌肤上掏窟窿，神明会痛苦，整个果果哈奇荒原也会痛苦，因为这片大地喂养所有的人、马、羊、鼠类、熊、豹以及飞禽已经和荒原血脉相通，痛苦连肢。
显然，这样的人物形象彻底告别了人在世界中是征服者、享受者的现代性主体角色预设，所呈现的是一种守护和照料家园的全新生存逻辑。而照料和守护家园，正是后现代人——真正的新人类——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实现着自己的新人性。这种新人性即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人不是存在的主宰者共有者，人是存在的守护者”⑨。守护者不再把自然理解为对象，而是理解为他与其他存在者共有的家园。“这种后现代世界观的正式条件包括将人类，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生命，重新纳入到自然中来，同时不仅将各种生命当成达到我们目的和手段，而且当做它们自身的目的。” ⑩因此，这种后现代世界观，是对人与自身断裂、灵与肉分离的现代性时代精神与生存逻辑的一种彰彰甚明的超越。
于中国而言，作为一个后发型的现代化國家，由于现代性滞后的峻急感和焦虑情结，凸显和张扬人的主体性便成为当代中国文学表达现代性焦虑的惯常路径，亦是人性表达的核心内容。与此大为不同，生态文学塑造的这种“后现代人”的新人物形象，在其他客体面前（如自然），不再是主体性的姿态，主宰者的脸孔，而是一种俯就、尊崇自然、淡漠物质生活、主张人与万物共同在家的统一性。这样的人性，不妨名之为“生态人”。这种“生态人”的塑造呈现，无疑是对当代文学的人性表达与人物塑造的一种超越与更新。 三、双重创化：为承续传统叙事资源提供一种新范式
中国当代文学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承续，多表现为对某一固定的民族艺术形式的征用与改造，如“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林海雪原》《红旗谱》《六十年的变迁》，即是对传奇与演义小说的继承。20世纪80年代的汪曾祺的“高邮系列”、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等被称之为“新笔记体小说”，自然与古代笔记体小说体例相似。还有其他袭用类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之于“章回体”，孙惠芬的《上塘书》、阎连科的《炸裂志》之于“方志”，方方的《乌泥湖年谱》之于“年谱”，贾平凹的小说《废都》《秦腔》之于古代“世情小说”。总之，中国当代文学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承续与开掘，几乎都偏向于传统文体这一向度。
与此不同，中国生态文学承续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文学资源，不是简单套用、挪移，而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的掘进。一方面，不是袭用固定的某一类艺术形式，而是让散落于民间的中国远古神话、故事传说及宗教，重新回到了文学视野之中，并利用其独有的审美元素，增加生态文学的艺术底色。另一方面，延续传承其价值取向，也就是开掘其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站在现代生态学立场上，希望将这些古老神话、民间宗教中的观念、仪式、禁忌等合理化、神圣化，以呈现自然万物的奥秘和审美价值，引导现代人重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挽救日益陷入危机的生态环境。
有关狐的神话、传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六朝的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到清代的《聊斋志异》都有狐幻化成人的神话形象。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嵌入这类狐神话，起到粘连情节，深化敬畏自然的主题意蕴的作用，小说叙述猎人伊万年轻时有一次出猎，发现从山洞里跑出两只雪白的狐狸，伊万非常激动，举起枪，正要冲它们开枪，狐狸开口说话了。狐狸给他作揖说话，伊万明白了那是两只得道成仙的狐狸，便放过了它们。多少年后，伊万去世，在他的葬礼上，出现了一对素白衣服的俊俏姑娘，人们都不认识她们，她们只说是伊万认过的干女儿，人们都认为，这两个姑娘一定是伊万年轻时在山中放过的两只狐狸化作他的一双干女儿，回报他的不杀之恩。阿来的《红狐》写了一只红狐对猎杀者的神秘报复方式，猎人金生走在回家路上，一只美丽的红狐从他眼前飘过，他感到一股阴风吹在背上，立刻晃悠得不胜酒力，自此似乎神志不清了。《银狐》中的那只百年银狐不僅能幻化成人形，且能用气味让哈尔沙村的女人患上魔征癔病。这里，狐狸幻化成人的神话运用，不但营造了亦真亦幻的叙事氛围，开拓了艺术韵味，亦在唤醒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一些生态文学作品也借助少数民族的古老文化资源。《狼图腾》借用了蒙古族以狼为图腾神兽的族源神话——狼是腾格里派来的，蒙古人敬狼，不敬狼的蒙古人就不是真蒙古人。正是对这一族源神话信仰的尊崇，草原人们对狼满是爱与敬意，认为狼就是草原的保护神，自觉地遵从这一朴素的生态思想。阿来的作品更明显，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古老寓言频频闪回在文本之中，这些神话往往是生态和谐、自然神秘的古老戒律，一旦神性解构后自然必定遭逢劫难。《空山》中的色嫫措湖是机村的神湖，机村过去干旱寒冷、光秃、荒凉，后来色嫫措湖来了一对金野鸭，自此机村生机盎然。金野鸭负责让机村风调雨顺，而机村人要保证给它们一片寂静幽深的绿水青山。正是由于对这个神话传说的尊崇，机村对森林的索取，仅限于做饭煮茶、烤火取暖。但在极左政治的疯狂年代，金野鸭的神话传说被斥之为封建迷信，当机村的森林着火后，指挥部决定炸开湖泊引水灭火，湖底却塌陷了。对神话的排斥，最终导致了森林、湖泊的毁灭。另一部小说《鱼》写了藏族传统中的有关鱼的神话禁忌，如人总把不祥之物赶到水里，鱼是一切不洁的宿主，后来这种神话禁忌被打破，藏民也开始吃鱼了，于是“我”从过去钓鱼诚惶诚恐，转变为坦然地乐而为之。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神话有建立习俗，控制行为准则，与赋予一种制度性以尊严及重要性的规范力量。”{11}借助对远古神话的重构，正好能重新唤起积淀于人类文化心理深处那种人与自然的原初情感意识，作家对生态智慧的表达也有了一种极富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传统文化精神支撑。
不仅如此，生态文学也注重开掘民间宗教中的自然信仰与自然崇拜的方面，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展示其与当代生态保护悠然相通的一面。比如萨满教在北方少数民族多有信奉，其核心思想就是把自然万物当作神灵本身，以对神灵的敬畏感来仰视自然。不少作家正面描写萨满教，对萨满教中的那些万物有灵观念予以赞赏、推崇，或者颂赞萨满作为智者与预言家的形象，如乌热尔图的《玛鲁呀！玛鲁》中的达日非萨满、郑万隆的《我的光》中的老猎人库巴图，都是大自然的朋友与守护神的形象。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原始的风景》《秧歌》《逝川》等诸多小说文本，也充满着萨满文化的特质，动植物总是充满了神性与人性的情感。如《逝川》中对泪鱼的描写，这种鱼被捕上来后总是流着泪珠，主妇们就把泪鱼放到木盆里安慰它们，泪鱼果然不哭了。
总之，中国生态文学化用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资源，挖掘远古神话、民间宗教的生态智慧，使文本的生态思想表达有熟悉的中国文化场域作为支撑，同时，通过对古代神话、民间宗教中的魔幻、变形、仪式等方面的描写，使生态文学呈现出虚实结合、灵动飞扬的艺术魅力。这对如何开掘传统叙事资源，凸显当代文学的民族文化魅力与审美特征，不无启示意义。
四、行走无疆：对当下“媒介化”写作方式的一种反拨
如何写出当下时代鲜活而实在的本然状态？我们自然会想起中国当代文学史那些为完成创作而深入生活，落户农村的作家。如柳青为写《创业史》，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十四年之久，周立波为写《山乡巨变》亦从北京回故乡湖南益阳安家落户，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今天要求作家们住在农村，与农民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一起不太现实，但他们完全可以接续现实主义令人尊敬的“体验生活”之传统，从城市书房走向大地村野，以扩张自己对当代现实的感知。但遗憾的是，当下文学创作存在着两种不良的创作倾向：一种是媒介信息的拼盘化写作，另一种是现实悬空化写作。 所谓媒介信息拼盘化写作，即文本里频现各类原装的或者略加改装的新闻信息，如媒介信息大拼盘，与媒介有“同步感”与“即时感”。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无暇或者不愿与现实世界直接接触，惯于在书房里闪转腾挪，常用的方法就是，把媒介产品构建的拟态环境当作现实世界的本身，从媒体上搜罗和汇聚千奇百怪的信息、流行的段子、热点话题作为创作素材，用刻意渲染的性描写、暴力展示和文化猎奇制造市场热点。余华的《兄弟》下半部写到处女美人大赛、人造处女膜、丰乳霜的兜售等，如同某些都市类报纸的社会生活版。《第七天》中充斥着卖肾、毒大米、性丑闻、强拆等媒介新闻，被读者戏称为“新闻串烧”。邱华栋的《教授》网罗了奥运场馆王十月的《人罪》，缘于媒介报道的“高考冒名顶替案”和小贩杀死城管案。张欣的《浮华背后》的创作由头则是厦门“远华”走私案。比如须一瓜作为《厦门晚报》的“政法记者”，多以罪案作为小说的核心事件和小说叙述的起点，她的《太阳黑子》的叙事起点便是现实中发生的一桩惊悚的强奸灭门案。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史上一些旷世经典如《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珍妮姑娘》《复活》都源于彼时媒介上的新闻事件，即是说文学叙事与媒介信息之联姻，并不意味着作品的艺术品格会拉低，关键在于作家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度艺术加工，实现审美超越。但当下的“媒介信息拼盘化”写作，满足于照虎画猫式地在文本中注入媒介信息，充当了简单的、粗糙的媒介信息“搬运工”。
所谓现实的“悬空化”写作，亦可谓之现实失语症：或者过度追求文学创作的技术化、琐碎化，把文学视作文字游戏、技术把玩、智性玄思的疆域;或者創作远离大地与生活现场，徜徉于消费主义的叙事模式里乐此不疲，过于固化和封闭，逐步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和关注，对具体而微的世界真实生态懒得触摸，对源于“田野调查”之微观叙事不屑触碰。比如近些年乡村书写的作品，没有乡村生活的质感，而作家们更愿意展示作家自己的专业修养、知识水平，好以炫耀的笔致表现自己的知识和文化优势，以乡村叙述为框架，大肆讲述自己所掌握的民俗、历史、宗教、地理等专业知识，对乡村生活细节的编结缺乏耐心。李锐的《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有明显的贩卖知识之嗜，大量引用《王祯农书》中的有关以文言文写成的农具介绍文字。关仁山的《日头》亦不断使用《金刚经》《道德经》《圣经》等文化经典表达主题，比起高浓度、高密度的文化感，乡村生活的质感却稀薄很多。更甚者，还有文学作品直接沦为人们逃避现实的迷幻剂，如一时之兴的穿越小说、玄幻小说、宫斗小说等。
当然上述两种不良写作倾向，不是说所有作家皆存在，但这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醒。新世纪以来，《人民文学》曾经搞了一个写作计划，命名为“人民大地行动者”，目的是“吁请我们的作家，走出书斋、走向吾土吾民，走向这个时代无限丰富的民众生活，从中获得灵感和力量”，并“特别注重作者的‘行动’和‘在场’，鼓励对特定的现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体验”{12}，行动起来，走进现场，用“行动”来发现“真实”，用“在场”来代替“虚构”。这样的写作方式，不乏其人，但在生态文学作家中践行者众多。如被誉为中国当代“大自然文学之父”的刘先平，出版了数百万字的书写大自然文学作品，他的写作方式，是用脚丈量土地，用身心体验大自然的脉动和风韵。三十多年创作历程中，刘先平从没有停止野外考察与探险，先后五上青藏高原、三探怒江大峡谷，多次往返于横断山脉，即便是七十岁高龄，依然四赴海南、两赴西沙。作家哲夫先后创作出版了中国首套百万字的生态纪实文学丛书——《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这一百多万字的作品，是哲夫一步步地丈量、行走于大江大河之上而写出来的。他跑遍了沿淮四省、沿黄河走了8个省区，为考察长江，从上海出发，走了13个省，历时108天，行程2万多公里。杜光辉写有可可西里为题材源的系列中篇：《哦，我的可可西里》《可可西里狼》《金蚀可可西里》《可可西里的格桑梅朵》等。他16岁参军，曾经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特殊任务的经历。
还有更多的生态文学作家如徐刚（代表作有《中国，另一种危机》《绿色宣言》《沉沦的国土》《中国风沙线》）、李青松（代表作有《遥远的虎啸》《孑遗》）、王治安（代表作有《悲壮的森林》和《国土的忧思》）等，他们都拒绝养尊处优的书斋生活，穿行于大漠戈壁、流连于江河湖海、翻越于崇山峻岭，以行动与“在场”的写作方式，在中国大地上铭刻自己的生命烙印。
在消费主义文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首要文化场域的情境下，作品的商品化、速食化、作家急功近利已然是普遍现象。综观当代文学的现场，不难发现，有太多的作家沉溺于个人内心宇宙的小波小澜，满足于记录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之“一地鸡毛”，或者沉溺于都市红尘里编织各类艳遇故事，或者充满匠气地拼凑所谓玄奥的哲思。相较之，生态文学的创作者是在用生命写作，他们中的很多人以“亲历”与“在场”的方式，面对大自然，聆听大地律动，把大自然冬去春来的律动节奏、所遭受的危机、沉重的焦虑、深沉的思考都真切地传达给读者。他们以大自然呵护者、瞭望者的姿态，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以奔忙行走、走进现场的方式，持守着别样的写作方式。
当然，这里生态文学作家用脚丈量大地的写作方式，并非意味着他们比老一辈作家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进入生活的方式更“新”与“深”。但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这种方式完全可以被视作对老一辈作家深入生活之传统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尤其在当下不少作家沉迷于都市中产阶层之安逸，忙于参加各种笔会、座谈会、评奖会、演讲会，远离生活现场的情形下，其行走写作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上述不良写作倾向的矫正与反拨。
综观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不可否认，存在着诸多局限之处，诸如有些作品过于拘泥于真实生态事件或生态危机的呈示，导致了作家想象力的偏枯;在人物或动物塑造上，有雷同、扎堆的现象，缺乏多色泽和立体感，无法呈示充满异质感、令人惊奇的、超验感的审美景观;为企达有效率地传达生态意识之鹄的，生态文学作者多以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身份或借作品人物之口，进行直白议论的训导语言编码，排拒了充满陌生变形和空白暧昧的诗意空间。但是置于当代文学的视域下，生态文学书写复魅的自然，表达对自然的敬畏，把伦理关怀拓展至自然，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然伦理维度;塑造与自然和合、不为外物所役，甘当自然之子的人物形象，也为当代文学塑造了一种新的人物类型;对传统叙事资源的开掘，既激活其价值内涵，又承续其审美元素;以行走的方式，通过鲜活的“在场”，展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多维世界……诸如此类的努力和尝试，在文学边缘化的现实情形下，或许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变革和超越的可能性。
注释：
①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②吴秀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关于当下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几点思考》，《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1期。
③[美]埃·弗洛姆著，杨慧译：《占有或存在——一个新型社会的心灵基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2页。
④[加]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⑤[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版，第263页。
⑥[美]M.W.瓦托夫斯基著，范岱年、吴忠、林夏水、金吾伦等译：《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⑦[美]戴斯·贾丁斯著，林官明、杨爱民译：《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⑧[美]大卫·雷格里·芬著，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⑨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⑩[美]大卫·雷·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11} 转引自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4页。
{12}《留言》与《启事》，《人民文学》2010年第11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ZDA27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生态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变革;自然生命倫理;生态人
“生态文学”一词，作为一种文学样态的称谓，研究者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上有着分歧与争讼。其相关的学术命名还有“环境文学”“公害文学”“自然书写”“自然文学”“大地文学”以及“绿色文学”等名称。尽管生态文学的称谓多种多样，侧重点也有歧异，但从一定意义上说，本质内涵上却是趋同的。王诺给生态文学下了一个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①本文认同此概念，并以此框定所要研究的对象。
吴秀明指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是源于现代的资本主义——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才具有这种资本和技术能力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具体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作如美国女记者瑞狄卡森1962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此前的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可能给这个星球带来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它也没有现代生态学应具有的反对‘人类中心思想’，把世界看作是由‘人—自然—社会’组成的整体系统的观点。”②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产生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及价值取向。据此，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只能产生在新时期以后，即20世纪80年代。故本文所指的生态文学就是指新时期以来的生态文学，鉴于小说阐释空间的开放性，本文侧重以生态小说作为立论的文本。把在此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明确的文学写作形态，置于在整个当代文学史的视域下考察，其所表现出的伦理向度、人性塑造、写作方式等诸多方面，在当代文学谱系中均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一、“逆行”之思：为当代文学建构新的价值向度
生态文学在中国的兴起，自然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现代性工程重启，经济与社会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诸多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与环境代价。西方国家曾经遭遇的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也开始显现于中国。人们对生态危机的忧思，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寻，有力推动着生态文学创作的发展。正是出于对生态危机的揭示，对其所发生的社会根源之探究，生态文学呈现出与传统文学不同的视域和价值向度。如果说传统文学几乎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民族、国家、社会、文化等现代性追求的表达，那么生态文学则在诸多价值向度上表现为“逆行”的姿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其一是对工业文明的检视与批判。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由于历史条件的急迫性，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工业的发展自然持膜拜的态度。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化道路更是预示着民族国家臻达强盛的关键，乃追赶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在如此的时代氛围和历史情境中，当代文学对工业化充盈着诗意的期待与颂赞。如艾芜的《百炼成钢》就诗意描述工业化生产：无数烟囱、瓦斯库、高大的厂房，像涂着水墨，掩映在夕阳下，显得无比壮丽。草明的《乘风破浪》把机器的噪音比喻为小姑娘的娇嗔与少妇的欢笑。改革文学的一个意识形态的重任，便是为工业和科学技术寻求合法性论证。生态文学则大量展示工业化对大自然的破坏图景。张炜的《九月寓言》中宁静、古朴的村庄，如梦如幻的田野，因为矿井的掘进而陷落;《刺猬歌》中工业巨子唐童修造了紫烟大垒后，棘窝镇被紫烟笼罩，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谌容的《死河》中美丽的清河，每年接纳各种工业废水，清河早已不清，死鱼事件经常发生。刘庆邦的《红煤》由于煤矿被长期狂挖滥采，红煤厂村发生了触目惊心的变化，河坡上没有了花草，河里没有了水。
上述小说所叙述的图景，正是工业文明发展之“果”——自然界中的一切，沦为原材料和工具，自然被无限制的破坏与掠夺，如弗洛姆指出：“人类文明是以对自然的积极控制为滥觞的，然而这控制到工业化时代开始走向无限制生产……技术进步不仅破坏生态平衡，而且带来核战争的危险。”③由是，这些小说通过描述工业化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彰显出对工业文明反思的价值向度，全然不同于“十七年”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或1980年代的改革小说对工业文明的极度吁求与膜拜。
其二是对人之主体性的反思。人之主体性，乃现代性的灵魂。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就确定了三大价值目标：一是人性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追求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的历史进步意识;二是理性至上，反对宗教蒙昧主义，追去科学真理的理性批判主义精神;三是个性至尊，重视个人权利，谋求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弘扬人的主体性精神，使人从自然的束缚、宗教的压抑、专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主体性自身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在现代社会，由于人类的主体性张扬，把人视作唯一主体，人之外的一切统归为客体，成为供人们认识、改造、征服、支配的对象。于是人们不再敬畏自然，而是征服自然、主宰自然，自然的价值就在于满足人类的有用性，满足人类主体性的欲求。
就中国文化场域而言，最早接触到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洞察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缺陷，感到中国迫切需要现代意识来疗救，改造国民劣根性，以使中国走向现代文明之路。启蒙民众，呼唤人的主体性，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人之主体性的呼吁，是文学现代性的根本体现。譬如，20世纪20年代的鲁迅、台静农、彭家煌、蹇先艾等人的乡土小说对乡土封建礼俗的批判，20世纪30年代如巴金的小说《家》《春》《秋》等家族批判主题的小说，无不是在呼唤人的主体性，期待人作为独立个体，浮出“历史地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塑造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英雄，其实也是一种对人主体性渴求的革命化表达。新时期以降，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等论争，成为时代最热烈的文化现象，对主体性的人的渴望和呼吁也就激荡着新时期文学各种思潮。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书写神的退隐与人的浮出;改革小说期盼满怀豪情壮志的改革闯将;现代派小说批判秩序对人的压抑;新写实小说哀叹日常生活对人主体性的磨损……当代文学中几乎所有的小说潮流，都隐现着对人的主体性吁求。 与此不同，生态文学在揭示生态危机的同时，表现出对人主体性的反思与批判的姿态。许多文本揭示生态危机加剧的原因，就是由于人的主体性膨胀所致。一方面，不少小说书写表征人类主体性的欲望膨胀行为，正是导致破坏生态平衡的罪魁祸首。莫言2017年的新作《天下太平》就显出尖锐的批判立场：原来的大湾清水见底，村民能洗澡，可是村民袁武为了自己发财，把开养猪场的废水直接排入大湾，大湾渐渐变成一个污水坑，不少村民得了怪病。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以豹子作为叙述者，控诉了正是因为人类的贪欲——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导致了熊、野猪、麂子等动物家族的毁灭。还有他的《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砍伐队政委离开“神农架”时，带走了整车的香柏家具和五斤麝香，而这样重量的麝香，须射杀近百只獐。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中的王勇刚为疯狂攫取财富，大规模地在可可西里开采金矿、偷猎藏羚羊。另一方面，不少小说有意叙述一些异乎寻常的、理性无力解释的自然或生命现象对生态起到的保护效果，从而批判人过度崇拜理性，自以为可以宰制一切，无所敬畏与顾忌，会往往引致生态灾难的发生。贾平凹的《怀念狼》写“舅舅”用狼皮做了一件褥子，每当半夜时分，狼皮上的皮毛会根根竖起，扎得舅舅难以入睡。舅舅解释，这是狼皮上还附着狼的魂，发誓自此不再杀生并开始吃素。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叙述“我”能够怀孕与“水狗”有关，“我”制止了丈夫猎杀水狗妈妈，此后等待了三年的新的生命气象终于降临“我”的肚腹。这种被理性精神嗤之以鼻的朴素信念，却也传达出宝贵的生态意识，人护佑弱小的动物，动物的神性给人带来福祉。
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曾一度激情召唤着人的主体性精神，体现了一个时期人们对现代性的热切渴望，那么生态文学现在有意打破“主体性”的神话，则标示生态文学作家对现代性的清醒反思，显示着重新修复人与自然关系的努力，如泰勒所言：“如果我们能够找回对自然环境和荒野加于我们之上的感觉，那就会极为有助于回避生态灾难。工具理性主义和自我中心的满足的意识形态造成主观主义倾向在我们时代的统治地位，这种倾向使我们几乎不可能陈述这种情形。”④
其三是反思科技的生态预警话语。对科学的尊崇、膜拜与现代性运动是如影随形的。恩斯特·卡西尔曾这样赞美科学：“在现代世界中，再也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⑤在西方膜拜科技的氛围下，随着现代性运动的发展，现代科技的负面作用亦日益浮出地表，科技的发展也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的迹象丛生密布。1932年问世的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到2003年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等具有科幻色彩的生态小说，无不以悲观的笔调审视了高度科技化给人们带来的恐惧与危害，对生态灾难提出预警。
与西方相比，正如前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对现代科技的向往，已成为奔赴现代性途程中的一种最强烈的愿望和最持久的冲动，时代的整体氛围是在呼唤“科学的春天”。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出于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欢呼科学的春天成了时代的主旋律。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亦被作为具有一种整合与动员社会力量作用的意识形态，代表着中国人在新时期开启现代性蓝图的一把金钥匙。当国家推行科技兴国战略时，追求现代科技的发展从国家意志转化为全体国人的自觉行动。在崇尚科技的时代语境及强烈的现代性诉求下，文学作为管窥社会生存样态的窗口，毋庸置疑地展现着对科技向往的时代氛围，对现代科技秉持着推崇与追求的态度，竭力表现现代科技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特殊角色。当代文学中不少作品就高举“科技”的旗帜，从水运宪的《祸起萧墙》中的科技设备到《沉重的翅膀》中的科学管理，从《开拓者》里的科学决策到《故土》里的科技人才，凡是改革派都握有“科学”的利器，而“保守”派对问题的解决则是经验式的因而是无效的。在这里，“科学”在现代性设计的驱动下，成为最后的仲裁，如果某种行为、情感被判定为“非科学”的，那么它亦是“非法”的，要被压制，科学成为唯一的合法知识，它以现代性先定的正面价值与权威，激励国人在献身于现代科技事业中去承载现代化使命。
但是，西方国家在以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如对资源无限制的掠夺而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性异化与伦理流失而导致的精神危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或显或隐地显现。不少生态文学作家以科幻与生态联姻的方式，对科技万能神话提出质疑，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无比担忧，对未来世界提出生态预警。如邓一光的《红雾》预示了人类创造的高科技企图主宰大自然却反过来被自己的创造物制造的恐怖所捉弄的悲剧。核技术是现代高科技的尖端标志，可是一次不明的核污染令一个有500万人口的城市陷入了这种尖端技术所带来的极端恐怖中。一场可能到来的核蹂躏，使一切井然秩序停摆，一切都乱了套。无独有偶，韩松的《红色海洋》也对核技术与人类的末日提供了一份警世启示录。小说想象人类遭遇了恐怖的战争，致使陆地生态系统完全毁灭，存活下来的人类则用基因工程把自己变成水栖人，并把蓝色海洋改造成红色海洋，而红色海洋里的人类生活不外乎暴力、征服和廝杀。在刘慈欣的《地火》里，主人公刘欣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为提高能源效率，消除采矿危险，力排众议决定采用所谓的新技术，即引燃地下煤层以获得“气化煤”，从而直接从地底获得能源，这看似造福人类的新技术，最后却导致了地火狂燃不灭，地表温度升高，动植物无法生存，居民流散异地，生态严重失衡。王晋康的《黑钻石》中的夏侯无极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天才，他建立了“超高压实验室”，他试图造出一颗超越3106.9克拉的世界第一钻石，看看自己能否胜过大自然，结果实验材料被压缩成了无数微型黑洞，慢慢吞噬着地球上的万事万物，直至地球毁灭。还有他的《替天行道》中的种子公司，利用“基因工程”开发了高产麦种。为了防止农民自留种子，他们在种子里嵌入了“自杀基因”，只有使用这种特殊溶液浸泡，才能阻断这种基因的作用，而这种特殊溶液的使用，最终导致了无法控制的生态灾难。这些带有科幻色彩的生态小说以亦真亦幻的故事，向人们展示了现代科技的负面效应，从不同维度对现代科技的万能神话提出了质疑与批判。毋庸置疑，现代科技的发展，改变着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改善了国民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但这些小说对于现代科技的反思，也不无提醒的意义，要全面看待科技的利与弊，如瓦特夫斯基所言：“即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科学是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明白科学业已变成一种发展超出人类控制的不道德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的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的机器。” ⑥ 二、“生态人”：为当代文学形塑一种新的人物类型
人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更离不开人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等问题。自然生态的恶化，都与社会生态的失衡、当代人的生存抉择、价值偏爱、认知模式、文明趋向、人生理想、道德修养等密切勾连。如戴斯·贾丁斯指出：“我们的文明倾向于将这类问题简单处理为科学上、技术上或政策上的，可事实上问题远不仅于此。这些环境和生态问题提出了一些更基本的问题，而这些更基本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人类的价值，关系到我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在自然界的位置以及我们应当孕育的世界文明的形式等方面。”⑦也就是说，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不完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也是现代人的人性危机以及价值信仰危机。因此，当人类面临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原子化、功利化等诸多现代性问题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人自身，在于人与自己作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组成的精神要素。换言之，当我们致力于解决自然生态危机的时候，或许首先应当解决的，是我们人类自身在精神上所遭受的种种“污染”和“破坏”——唯功利主义、欲望贪婪、信仰缺失、心灵空虚、消费主义崇拜，唯有矫正人与自身关系的扭曲与偏执，修补人类自身精神生态的空洞与裂隙，人类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地球的生态危机。
对于人类自身精神生态的认识，中国显现自己的文化场域之特质。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强烈感受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在于人性的压抑、民众的愚昧。启蒙民众、呼唤人的主体性，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如五四文学注重改造国民灵魂的主题，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小说、30年代巴金的《家》《春》《秋》等小说的家族批判主题，无不是在人自身精神生态方面，呼唤人的主体性。在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时期，虽然多是民族国家想象的宏大叙事，但于个人的精神生态而言，同样是激扬人的主体性，只不过有了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询唤。尤其进入“新时期”，对欲望为表征人之主体性的吁求，在文学中成了常见的表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都是把人的欲望作为健康的人性内容，成为对荒唐时世的一种抗议工具。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中国文学日益退守到“日常生活”，从“新写实”到“新生代”，还有女性写作，均在“日常生活”的私人空间中，窥视或遥望来自庸常生活的情绪体验和欲望流动。新写实小说写欲望为日常性生存不可少的规定;新生代将欲望还原为至物，赤裸裸地呈现;女性写作则更多地书写被遮蔽的欲望之幽微。很显然，综观中国当代文学，即便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规约着人性的表达，但无论如何，相较“自然”而言，其总体的基调，乃是推崇人的主体性，自然的价值就在于对人类的有用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主体性的需求，姑且不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受消费主义文化影响的文学。
大卫·雷·格里芬针对张扬主体性的现代人，高高在上俯视万物，充当自然的主宰者、支配者和征服者，提出了“后现代人”的概念。“后现代人并不感到自己是栖身于充满敌意和冷漠自然之中的异乡人。相反，……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经验、价值和目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借助这种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⑧显然，这种具有后现代色彩的人，从根本上超越了自笛卡尔以来所确立的主体性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之中，这类人始终保持一种有机整体性，热爱大自然，尊重、呵护自然一切。
不少生态文学作品塑造了颇具后现代特征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与大自然和合，与自然保持一种有机整体，爱惜物命，珍视天地间的一切生命，大不同于以往文学中的人物类型。《狼图腾》中的草原游牧民族把天地自然视为更高的生命存在，人、牲畜、野生动物都是生命整体系统的环节，须小心呵护。其中毕利各老人尤为典型，他对草原上的一切生命有着强烈的卫护使命，反对包顺贵等人的打狼行为，认为是罪孽，牛、马、羊还有人都会遭到报应。《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部族的人们，对自然无比尊崇，猎杀到大型猎物要先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才可分食，不得不猎杀大熊后也要为其举行风葬仪式。张炜《家族》中的地质学者朱亚，沉浸于自然美丽之中，竭力阻止大平原的开发;他的另一部作品《刺猬歌》中的霍公更是作家对“后现代人”的完美想象：霍公已经达到了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他走在林子里，所到之处总有一些白羊、狐狸、花鹿之类相跟，它们之间无论相生相克，都能和谐亲密。郭雪波的《沙葬》中的云灯喇嘛也是如此，他善良对待一切生灵，在他看来，沙漠里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一样可贵，不分高低贵贱。另外，这类人物不为外物所役，不追求物质享乐，简单生活，实现人生的诗意化与去功利化。如杨志军的《圣雄》中的巴思坎得尔珍惜自然的一切，视自然为神明，人与动物、植物都与大地血脉相通。当采金人要挖走金块时，他认为挖掘黄金是要揭去植被、铲掉土层、掘开岩石，这是要在神明开阔的肌肤上掏窟窿，神明会痛苦，整个果果哈奇荒原也会痛苦，因为这片大地喂养所有的人、马、羊、鼠类、熊、豹以及飞禽已经和荒原血脉相通，痛苦连肢。
显然，这样的人物形象彻底告别了人在世界中是征服者、享受者的现代性主体角色预设，所呈现的是一种守护和照料家园的全新生存逻辑。而照料和守护家园，正是后现代人——真正的新人类——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实现着自己的新人性。这种新人性即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人不是存在的主宰者共有者，人是存在的守护者”⑨。守护者不再把自然理解为对象，而是理解为他与其他存在者共有的家园。“这种后现代世界观的正式条件包括将人类，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生命，重新纳入到自然中来，同时不仅将各种生命当成达到我们目的和手段，而且当做它们自身的目的。” ⑩因此，这种后现代世界观，是对人与自身断裂、灵与肉分离的现代性时代精神与生存逻辑的一种彰彰甚明的超越。
于中国而言，作为一个后发型的现代化國家，由于现代性滞后的峻急感和焦虑情结，凸显和张扬人的主体性便成为当代中国文学表达现代性焦虑的惯常路径，亦是人性表达的核心内容。与此大为不同，生态文学塑造的这种“后现代人”的新人物形象，在其他客体面前（如自然），不再是主体性的姿态，主宰者的脸孔，而是一种俯就、尊崇自然、淡漠物质生活、主张人与万物共同在家的统一性。这样的人性，不妨名之为“生态人”。这种“生态人”的塑造呈现，无疑是对当代文学的人性表达与人物塑造的一种超越与更新。 三、双重创化：为承续传统叙事资源提供一种新范式
中国当代文学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承续，多表现为对某一固定的民族艺术形式的征用与改造，如“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林海雪原》《红旗谱》《六十年的变迁》，即是对传奇与演义小说的继承。20世纪80年代的汪曾祺的“高邮系列”、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等被称之为“新笔记体小说”，自然与古代笔记体小说体例相似。还有其他袭用类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之于“章回体”，孙惠芬的《上塘书》、阎连科的《炸裂志》之于“方志”，方方的《乌泥湖年谱》之于“年谱”，贾平凹的小说《废都》《秦腔》之于古代“世情小说”。总之，中国当代文学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承续与开掘，几乎都偏向于传统文体这一向度。
与此不同，中国生态文学承续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文学资源，不是简单套用、挪移，而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的掘进。一方面，不是袭用固定的某一类艺术形式，而是让散落于民间的中国远古神话、故事传说及宗教，重新回到了文学视野之中，并利用其独有的审美元素，增加生态文学的艺术底色。另一方面，延续传承其价值取向，也就是开掘其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站在现代生态学立场上，希望将这些古老神话、民间宗教中的观念、仪式、禁忌等合理化、神圣化，以呈现自然万物的奥秘和审美价值，引导现代人重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挽救日益陷入危机的生态环境。
有关狐的神话、传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六朝的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到清代的《聊斋志异》都有狐幻化成人的神话形象。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嵌入这类狐神话，起到粘连情节，深化敬畏自然的主题意蕴的作用，小说叙述猎人伊万年轻时有一次出猎，发现从山洞里跑出两只雪白的狐狸，伊万非常激动，举起枪，正要冲它们开枪，狐狸开口说话了。狐狸给他作揖说话，伊万明白了那是两只得道成仙的狐狸，便放过了它们。多少年后，伊万去世，在他的葬礼上，出现了一对素白衣服的俊俏姑娘，人们都不认识她们，她们只说是伊万认过的干女儿，人们都认为，这两个姑娘一定是伊万年轻时在山中放过的两只狐狸化作他的一双干女儿，回报他的不杀之恩。阿来的《红狐》写了一只红狐对猎杀者的神秘报复方式，猎人金生走在回家路上，一只美丽的红狐从他眼前飘过，他感到一股阴风吹在背上，立刻晃悠得不胜酒力，自此似乎神志不清了。《银狐》中的那只百年银狐不僅能幻化成人形，且能用气味让哈尔沙村的女人患上魔征癔病。这里，狐狸幻化成人的神话运用，不但营造了亦真亦幻的叙事氛围，开拓了艺术韵味，亦在唤醒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一些生态文学作品也借助少数民族的古老文化资源。《狼图腾》借用了蒙古族以狼为图腾神兽的族源神话——狼是腾格里派来的，蒙古人敬狼，不敬狼的蒙古人就不是真蒙古人。正是对这一族源神话信仰的尊崇，草原人们对狼满是爱与敬意，认为狼就是草原的保护神，自觉地遵从这一朴素的生态思想。阿来的作品更明显，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古老寓言频频闪回在文本之中，这些神话往往是生态和谐、自然神秘的古老戒律，一旦神性解构后自然必定遭逢劫难。《空山》中的色嫫措湖是机村的神湖，机村过去干旱寒冷、光秃、荒凉，后来色嫫措湖来了一对金野鸭，自此机村生机盎然。金野鸭负责让机村风调雨顺，而机村人要保证给它们一片寂静幽深的绿水青山。正是由于对这个神话传说的尊崇，机村对森林的索取，仅限于做饭煮茶、烤火取暖。但在极左政治的疯狂年代，金野鸭的神话传说被斥之为封建迷信，当机村的森林着火后，指挥部决定炸开湖泊引水灭火，湖底却塌陷了。对神话的排斥，最终导致了森林、湖泊的毁灭。另一部小说《鱼》写了藏族传统中的有关鱼的神话禁忌，如人总把不祥之物赶到水里，鱼是一切不洁的宿主，后来这种神话禁忌被打破，藏民也开始吃鱼了，于是“我”从过去钓鱼诚惶诚恐，转变为坦然地乐而为之。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神话有建立习俗，控制行为准则，与赋予一种制度性以尊严及重要性的规范力量。”{11}借助对远古神话的重构，正好能重新唤起积淀于人类文化心理深处那种人与自然的原初情感意识，作家对生态智慧的表达也有了一种极富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传统文化精神支撑。
不仅如此，生态文学也注重开掘民间宗教中的自然信仰与自然崇拜的方面，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展示其与当代生态保护悠然相通的一面。比如萨满教在北方少数民族多有信奉，其核心思想就是把自然万物当作神灵本身，以对神灵的敬畏感来仰视自然。不少作家正面描写萨满教，对萨满教中的那些万物有灵观念予以赞赏、推崇，或者颂赞萨满作为智者与预言家的形象，如乌热尔图的《玛鲁呀！玛鲁》中的达日非萨满、郑万隆的《我的光》中的老猎人库巴图，都是大自然的朋友与守护神的形象。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原始的风景》《秧歌》《逝川》等诸多小说文本，也充满着萨满文化的特质，动植物总是充满了神性与人性的情感。如《逝川》中对泪鱼的描写，这种鱼被捕上来后总是流着泪珠，主妇们就把泪鱼放到木盆里安慰它们，泪鱼果然不哭了。
总之，中国生态文学化用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资源，挖掘远古神话、民间宗教的生态智慧，使文本的生态思想表达有熟悉的中国文化场域作为支撑，同时，通过对古代神话、民间宗教中的魔幻、变形、仪式等方面的描写，使生态文学呈现出虚实结合、灵动飞扬的艺术魅力。这对如何开掘传统叙事资源，凸显当代文学的民族文化魅力与审美特征，不无启示意义。
四、行走无疆：对当下“媒介化”写作方式的一种反拨
如何写出当下时代鲜活而实在的本然状态？我们自然会想起中国当代文学史那些为完成创作而深入生活，落户农村的作家。如柳青为写《创业史》，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十四年之久，周立波为写《山乡巨变》亦从北京回故乡湖南益阳安家落户，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今天要求作家们住在农村，与农民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一起不太现实，但他们完全可以接续现实主义令人尊敬的“体验生活”之传统，从城市书房走向大地村野，以扩张自己对当代现实的感知。但遗憾的是，当下文学创作存在着两种不良的创作倾向：一种是媒介信息的拼盘化写作，另一种是现实悬空化写作。 所谓媒介信息拼盘化写作，即文本里频现各类原装的或者略加改装的新闻信息，如媒介信息大拼盘，与媒介有“同步感”与“即时感”。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无暇或者不愿与现实世界直接接触，惯于在书房里闪转腾挪，常用的方法就是，把媒介产品构建的拟态环境当作现实世界的本身，从媒体上搜罗和汇聚千奇百怪的信息、流行的段子、热点话题作为创作素材，用刻意渲染的性描写、暴力展示和文化猎奇制造市场热点。余华的《兄弟》下半部写到处女美人大赛、人造处女膜、丰乳霜的兜售等，如同某些都市类报纸的社会生活版。《第七天》中充斥着卖肾、毒大米、性丑闻、强拆等媒介新闻，被读者戏称为“新闻串烧”。邱华栋的《教授》网罗了奥运场馆王十月的《人罪》，缘于媒介报道的“高考冒名顶替案”和小贩杀死城管案。张欣的《浮华背后》的创作由头则是厦门“远华”走私案。比如须一瓜作为《厦门晚报》的“政法记者”，多以罪案作为小说的核心事件和小说叙述的起点，她的《太阳黑子》的叙事起点便是现实中发生的一桩惊悚的强奸灭门案。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史上一些旷世经典如《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珍妮姑娘》《复活》都源于彼时媒介上的新闻事件，即是说文学叙事与媒介信息之联姻，并不意味着作品的艺术品格会拉低，关键在于作家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度艺术加工，实现审美超越。但当下的“媒介信息拼盘化”写作，满足于照虎画猫式地在文本中注入媒介信息，充当了简单的、粗糙的媒介信息“搬运工”。
所谓现实的“悬空化”写作，亦可谓之现实失语症：或者过度追求文学创作的技术化、琐碎化，把文学视作文字游戏、技术把玩、智性玄思的疆域;或者創作远离大地与生活现场，徜徉于消费主义的叙事模式里乐此不疲，过于固化和封闭，逐步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和关注，对具体而微的世界真实生态懒得触摸，对源于“田野调查”之微观叙事不屑触碰。比如近些年乡村书写的作品，没有乡村生活的质感，而作家们更愿意展示作家自己的专业修养、知识水平，好以炫耀的笔致表现自己的知识和文化优势，以乡村叙述为框架，大肆讲述自己所掌握的民俗、历史、宗教、地理等专业知识，对乡村生活细节的编结缺乏耐心。李锐的《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有明显的贩卖知识之嗜，大量引用《王祯农书》中的有关以文言文写成的农具介绍文字。关仁山的《日头》亦不断使用《金刚经》《道德经》《圣经》等文化经典表达主题，比起高浓度、高密度的文化感，乡村生活的质感却稀薄很多。更甚者，还有文学作品直接沦为人们逃避现实的迷幻剂，如一时之兴的穿越小说、玄幻小说、宫斗小说等。
当然上述两种不良写作倾向，不是说所有作家皆存在，但这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醒。新世纪以来，《人民文学》曾经搞了一个写作计划，命名为“人民大地行动者”，目的是“吁请我们的作家，走出书斋、走向吾土吾民，走向这个时代无限丰富的民众生活，从中获得灵感和力量”，并“特别注重作者的‘行动’和‘在场’，鼓励对特定的现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体验”{12}，行动起来，走进现场，用“行动”来发现“真实”，用“在场”来代替“虚构”。这样的写作方式，不乏其人，但在生态文学作家中践行者众多。如被誉为中国当代“大自然文学之父”的刘先平，出版了数百万字的书写大自然文学作品，他的写作方式，是用脚丈量土地，用身心体验大自然的脉动和风韵。三十多年创作历程中，刘先平从没有停止野外考察与探险，先后五上青藏高原、三探怒江大峡谷，多次往返于横断山脉，即便是七十岁高龄，依然四赴海南、两赴西沙。作家哲夫先后创作出版了中国首套百万字的生态纪实文学丛书——《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这一百多万字的作品，是哲夫一步步地丈量、行走于大江大河之上而写出来的。他跑遍了沿淮四省、沿黄河走了8个省区，为考察长江，从上海出发，走了13个省，历时108天，行程2万多公里。杜光辉写有可可西里为题材源的系列中篇：《哦，我的可可西里》《可可西里狼》《金蚀可可西里》《可可西里的格桑梅朵》等。他16岁参军，曾经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特殊任务的经历。
还有更多的生态文学作家如徐刚（代表作有《中国，另一种危机》《绿色宣言》《沉沦的国土》《中国风沙线》）、李青松（代表作有《遥远的虎啸》《孑遗》）、王治安（代表作有《悲壮的森林》和《国土的忧思》）等，他们都拒绝养尊处优的书斋生活，穿行于大漠戈壁、流连于江河湖海、翻越于崇山峻岭，以行动与“在场”的写作方式，在中国大地上铭刻自己的生命烙印。
在消费主义文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首要文化场域的情境下，作品的商品化、速食化、作家急功近利已然是普遍现象。综观当代文学的现场，不难发现，有太多的作家沉溺于个人内心宇宙的小波小澜，满足于记录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之“一地鸡毛”，或者沉溺于都市红尘里编织各类艳遇故事，或者充满匠气地拼凑所谓玄奥的哲思。相较之，生态文学的创作者是在用生命写作，他们中的很多人以“亲历”与“在场”的方式，面对大自然，聆听大地律动，把大自然冬去春来的律动节奏、所遭受的危机、沉重的焦虑、深沉的思考都真切地传达给读者。他们以大自然呵护者、瞭望者的姿态，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以奔忙行走、走进现场的方式，持守着别样的写作方式。
当然，这里生态文学作家用脚丈量大地的写作方式，并非意味着他们比老一辈作家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进入生活的方式更“新”与“深”。但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这种方式完全可以被视作对老一辈作家深入生活之传统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尤其在当下不少作家沉迷于都市中产阶层之安逸，忙于参加各种笔会、座谈会、评奖会、演讲会，远离生活现场的情形下，其行走写作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上述不良写作倾向的矫正与反拨。
综观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不可否认，存在着诸多局限之处，诸如有些作品过于拘泥于真实生态事件或生态危机的呈示，导致了作家想象力的偏枯;在人物或动物塑造上，有雷同、扎堆的现象，缺乏多色泽和立体感，无法呈示充满异质感、令人惊奇的、超验感的审美景观;为企达有效率地传达生态意识之鹄的，生态文学作者多以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身份或借作品人物之口，进行直白议论的训导语言编码，排拒了充满陌生变形和空白暧昧的诗意空间。但是置于当代文学的视域下，生态文学书写复魅的自然，表达对自然的敬畏，把伦理关怀拓展至自然，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然伦理维度;塑造与自然和合、不为外物所役，甘当自然之子的人物形象，也为当代文学塑造了一种新的人物类型;对传统叙事资源的开掘，既激活其价值内涵，又承续其审美元素;以行走的方式，通过鲜活的“在场”，展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多维世界……诸如此类的努力和尝试，在文学边缘化的现实情形下，或许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变革和超越的可能性。
注释：
①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②吴秀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关于当下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几点思考》，《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1期。
③[美]埃·弗洛姆著，杨慧译：《占有或存在——一个新型社会的心灵基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2页。
④[加]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⑤[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版，第263页。
⑥[美]M.W.瓦托夫斯基著，范岱年、吴忠、林夏水、金吾伦等译：《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⑦[美]戴斯·贾丁斯著，林官明、杨爱民译：《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⑧[美]大卫·雷格里·芬著，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⑨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⑩[美]大卫·雷·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11} 转引自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4页。
{12}《留言》与《启事》，《人民文学》2010年第11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ZDA27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