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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亿农民工春节期间不得不长途奔波，固有中国人的春节情结在内，然亦反衬出城市所能吸纳的农村人口有限，城市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由于人口不能自由迁移，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存在障碍，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从而，使得他们不得不候鸟般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奔走
临近年关，最受关注的新闻无疑是春运。今年的春运，出行人数据悉超30亿，其中铁路发送旅客2.35亿人次，同创史上最高。如此大的出行规模，铁路运能是无法满足的，于是在电话订票外，就有了今年春运的实名制和网络购票的推出。
然而，不久前在温州打工的渝籍农民工黄庆红致信铁道部，诉苦自己的买票资格被网购剥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人们对网购这一新举措的抱怨。媒体大量报道了售票网络登录难、提交订单过慢、余票无法查询、网络吞钱不出票等问题，这大大出乎铁道部的意外，尤其是农民工这一春运的主要大军无法通过网购买到回家的票，更是勾起了社会对农民工回家难的关注和同情，弄得铁路部门颇有些尴尬，大有好心办坏事的味道，以致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不得不出来说，农民工返乡可首选电话订票。
客观而言，网购作为新生事物，出现上述问题，情有可原。任何新生事物，总有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程度。在此过程中，应该允许问题乃至错误的存在。尽管如此，黄庆红们对自身购票资格被“网购”所剥夺的抱怨，也说明铁道部在推出该举措时，确有对农民工群体考虑不周的地方。如果说，购票网络登陆难等问题还可归咎于技术原因外，农民工因不会操作网络或没时间上网从而丧失网购资格，则显然不是用技术原因可以解释的，严格而言，它属于个人的“权利”问题。而权利问题一般是由公共政策安排不当引起的。
火车票的实名和网购措施的出台正是如此。从铁路部门的角度看，这两项措施的推出，直接目的是为了杜绝黄牛党及内部职工倒票等顽疾，给大家一个公平的买票环境。这一目的不能讲不好，客观上的确大大增加了黄牛党的倒票成本，减少了倒票行为，也节省了许多人去售票窗口排队买票的体力和时间。但这一新举措在提高全社会买票的效率和公正的同时，却并没有改善像黄庆红这样的农民工的回家成本，甚至使他们回家的路更漫长。
个中原因就在于网购这个新举措，未考虑到或者忽视了农民工群体的特点。虽然网络作为一种大众技术现在很普及，可对于农民工中的许多人来说，囿于时间和知识的限制，平时很少上网，即使上网也不熟悉网络购票流程，何况网购还要办理网上银行，加之网购本身太挤，因而可以想见，不会有多少农民工上网购票，即使上网，也多半买不到票。在此过程中，尽管铁路部门也为农民工出台了许多其他“优惠”措施，但在售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上述举措事实上对他们起不到多大作用。对农民工群体来说，其实还是去窗口排队拼体力。
所以，这告诉我们，当政府部门推出一些看似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政策或措施时，必须对可能受它影响的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进行仔细分析，防止它可能损害其中最弱势者的权益。假如无法避免这种损害，事后就需要合理补偿。
春运买票难固然非农民工才遇到，但显然，比起其他群体，农民工有着更切实的感受。因为无论从收入还是关系来说，他们可动用的资源都少，人数又庞大，过去他们还可凭着自己的体力优势，去窗口排队买票，可如今在新的现代化技术面前，他们的这一优势彻底化为无，有劲无处使了，从而导致回家的路比过去更难。这就是政策安排考量不周所致。
我们可以把这起事例看作是好心办坏事的一个典型。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之所以有这种效果的落差，具体到此事，从铁道部的主观角度来看，还缘于铁道部想通过技术思路来解决一个体制问题。春运年年票难求的根源，在于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将2亿多人口从一个地方集中安全运到另一地方，由于铁路的运能不是按此配置的，盡管在春运期间，动用非常手段最大程度对铁路运能进行调配和挖潜，但显然难以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这中间的落差很大。表面看，这表现为一个短时间内的运能不足问题，但实则是制度和体制问题，是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和地区发展差距形成了这种春运现象。
简单地说，2亿农民工春节期间不得不长途奔波，固有中国人的春节情结在内，然亦反衬出城市所能吸纳的农村人口有限，城市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由于人口不能自由迁移，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存在障碍，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从而，使得他们不得不候鸟般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奔走。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大了劳动力流动的规模，给交通运输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农民工能够真正变成市民，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与东部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农民工可在当地就业，那么，春运的压力势必会比现在小得多。
但在一时无法解决人口自由流动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前提下，要想解决春运一票难求的问题，就只能寄望于铁路运能的增加。问题是，铁路运能注定不可增长到满足春运的程度，否则，铁路在其他非春运时期，将会出现巨大的运能过剩。这就决定了春运供求缺口的存在。因为黄牛党的猖獗，无论是铁路部门还是社会，很大程度上把这个供需缺口的责任算到黄牛党头上，出台各种措施打击黄牛党。实名制、网购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比起以前常用的其他措施，因为增加了倒票的技术难度，确实比较有效地遏制了黄牛党倒票行为，但如上所述，它们只能恢复过去被黄牛党和铁路内部人士倒票所制造的供给差距，并不会增加供给总量，当然，它们也给铁路部门和旅客带来一定代价。
因而，指望从技术角度解决春运买票难问题，并不现实。从近年情况看，相对于春节回家需求的增长，铁路的运能增加更快，但买票难依然如故甚至更难，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要从根本上解决票难买问题，唯有从加快城市化、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着手。在此之前，要使农民工顺利回家，只能是给他们一个拼体力的机会，因为这是他们最后、也是最有优势的比较资本。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临近年关，最受关注的新闻无疑是春运。今年的春运，出行人数据悉超30亿，其中铁路发送旅客2.35亿人次，同创史上最高。如此大的出行规模，铁路运能是无法满足的，于是在电话订票外，就有了今年春运的实名制和网络购票的推出。
然而，不久前在温州打工的渝籍农民工黄庆红致信铁道部，诉苦自己的买票资格被网购剥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人们对网购这一新举措的抱怨。媒体大量报道了售票网络登录难、提交订单过慢、余票无法查询、网络吞钱不出票等问题，这大大出乎铁道部的意外，尤其是农民工这一春运的主要大军无法通过网购买到回家的票，更是勾起了社会对农民工回家难的关注和同情，弄得铁路部门颇有些尴尬，大有好心办坏事的味道，以致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不得不出来说，农民工返乡可首选电话订票。
客观而言，网购作为新生事物，出现上述问题，情有可原。任何新生事物，总有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程度。在此过程中，应该允许问题乃至错误的存在。尽管如此，黄庆红们对自身购票资格被“网购”所剥夺的抱怨，也说明铁道部在推出该举措时，确有对农民工群体考虑不周的地方。如果说，购票网络登陆难等问题还可归咎于技术原因外，农民工因不会操作网络或没时间上网从而丧失网购资格，则显然不是用技术原因可以解释的，严格而言，它属于个人的“权利”问题。而权利问题一般是由公共政策安排不当引起的。
火车票的实名和网购措施的出台正是如此。从铁路部门的角度看，这两项措施的推出，直接目的是为了杜绝黄牛党及内部职工倒票等顽疾，给大家一个公平的买票环境。这一目的不能讲不好，客观上的确大大增加了黄牛党的倒票成本，减少了倒票行为，也节省了许多人去售票窗口排队买票的体力和时间。但这一新举措在提高全社会买票的效率和公正的同时，却并没有改善像黄庆红这样的农民工的回家成本，甚至使他们回家的路更漫长。
个中原因就在于网购这个新举措，未考虑到或者忽视了农民工群体的特点。虽然网络作为一种大众技术现在很普及，可对于农民工中的许多人来说，囿于时间和知识的限制，平时很少上网，即使上网也不熟悉网络购票流程，何况网购还要办理网上银行，加之网购本身太挤，因而可以想见，不会有多少农民工上网购票，即使上网，也多半买不到票。在此过程中，尽管铁路部门也为农民工出台了许多其他“优惠”措施，但在售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上述举措事实上对他们起不到多大作用。对农民工群体来说，其实还是去窗口排队拼体力。
所以，这告诉我们，当政府部门推出一些看似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政策或措施时，必须对可能受它影响的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进行仔细分析，防止它可能损害其中最弱势者的权益。假如无法避免这种损害，事后就需要合理补偿。
春运买票难固然非农民工才遇到，但显然，比起其他群体，农民工有着更切实的感受。因为无论从收入还是关系来说，他们可动用的资源都少，人数又庞大，过去他们还可凭着自己的体力优势，去窗口排队买票，可如今在新的现代化技术面前，他们的这一优势彻底化为无，有劲无处使了，从而导致回家的路比过去更难。这就是政策安排考量不周所致。
我们可以把这起事例看作是好心办坏事的一个典型。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之所以有这种效果的落差，具体到此事，从铁道部的主观角度来看，还缘于铁道部想通过技术思路来解决一个体制问题。春运年年票难求的根源，在于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将2亿多人口从一个地方集中安全运到另一地方，由于铁路的运能不是按此配置的，盡管在春运期间，动用非常手段最大程度对铁路运能进行调配和挖潜，但显然难以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这中间的落差很大。表面看，这表现为一个短时间内的运能不足问题，但实则是制度和体制问题，是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和地区发展差距形成了这种春运现象。
简单地说，2亿农民工春节期间不得不长途奔波，固有中国人的春节情结在内，然亦反衬出城市所能吸纳的农村人口有限，城市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由于人口不能自由迁移，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存在障碍，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从而，使得他们不得不候鸟般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奔走。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大了劳动力流动的规模，给交通运输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农民工能够真正变成市民，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与东部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农民工可在当地就业，那么，春运的压力势必会比现在小得多。
但在一时无法解决人口自由流动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前提下，要想解决春运一票难求的问题，就只能寄望于铁路运能的增加。问题是，铁路运能注定不可增长到满足春运的程度，否则，铁路在其他非春运时期，将会出现巨大的运能过剩。这就决定了春运供求缺口的存在。因为黄牛党的猖獗，无论是铁路部门还是社会，很大程度上把这个供需缺口的责任算到黄牛党头上，出台各种措施打击黄牛党。实名制、网购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比起以前常用的其他措施，因为增加了倒票的技术难度，确实比较有效地遏制了黄牛党倒票行为，但如上所述，它们只能恢复过去被黄牛党和铁路内部人士倒票所制造的供给差距，并不会增加供给总量，当然，它们也给铁路部门和旅客带来一定代价。
因而，指望从技术角度解决春运买票难问题，并不现实。从近年情况看，相对于春节回家需求的增长，铁路的运能增加更快，但买票难依然如故甚至更难，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要从根本上解决票难买问题，唯有从加快城市化、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着手。在此之前，要使农民工顺利回家，只能是给他们一个拼体力的机会，因为这是他们最后、也是最有优势的比较资本。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