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1928年来华后开始从事中国题材的写作。作为支持中国红色革命的驻华外国记者，史沫特莱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从文学角度来研究“政治人物”，显然并不讨巧。刘小莉的《史沫特莱与中国左翼文化》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史沫特莱的专著。该书以史沫特莱的中国写作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史沫特莱写作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详尽考察，不仅厘清了史沫特莱书写中国、中国人的阶段性特点，而且阐述了史沫特莱在中、美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历程及其作品的复杂风貌。
　　从抗战前期到返美之后，史沫特莱每一阶段的中国写作都与中国左翼文化存在密切关联。令人注目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对两者关系的简单梳理上，不仅对史沫特莱的身份认同进行了深入思考，而且对其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及其写作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笔者就此提出相关问题，以供商榷。
　　一、史沫特莱的身份认同问题
　　身份认同（identity）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我是谁”“我认同谁”“我要成为谁”“我是否被认同”等问题。作者站在中美左翼文化运动的交汇点上，重新思考了史沫特莱的身份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回答了史沫特莱中国写作何以可能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身份主要与性别、国籍或民族以及社会阶级有关。作为“三S”（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之一的史沫特莱，显然不是作为女权主义作家的史沫特莱，而是作为支持、同情中国革命的西方国际友人的史沫特莱。作者虽然将第一次美国左翼运动视为史沫特莱作为叛逆者的起点，但在指明其左翼政治立场的同时，也对其女权主义立场进行了观照。凭借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在第二次美国左翼运动中完成其左翼作家的身份建构，并对性、性别和婚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仅抨击了男权中心主义，而且肯定了女性的主体性。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国内研究往往只强调其左翼作家立场，而忽视其女权主义立场。在此，作者试图通过一系列“去政治化”努力还原史沫特莱的多重身份：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左派激进分子，流亡者，民粹主义者，驻华记者，无党派，共产主义者，中国之友……的确，身份涉及国家、民族、种族、阶级、性别等多种因素。作者虽明确指出文化、民族、种族、性别身份之不可僭越，但却不能解释史沫特莱对自我身份的不断“僭越”，也不能回答史沫特莱如何与中国人相同，又如何与中国人不同的问题。在史沫特莱众多身份里，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立场，是一种暂时性的选择，还是贯穿其一生的选择？在个人、妇女尚未与政治联姻的时代，史沫特莱是如何处理作为女性主义者的个人身份与其他身份之间关系的？这些都是作者必须考虑到的问题。当女性主义立场得到强调和突出时，其他身份必将受到压抑。反之亦然。以史沫特莱无产阶级作家身份的构建为例。1956年，陶春杰校译的《大地的女儿》删掉了第七章，该章主要记叙了女主人公参加印度民族革命所遭受的挫折和打击以及对女主人公关于性、政治和革命复杂关系的讨论，这就使《大地的女儿》“成为”一部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显然，在无产阶级女性正面形象得以建构的同时，史沫特莱的女性主义立场也随之消解了。过于强化史沫特莱的政治身份，必然会导致弱化甚至无视其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反过来，也可以说史沫特莱的多重身份冲淡甚至消解了其女性主义立场。在此，作者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史沫特莱的性别立场是溶于其他立场之中了，还是在话语网络中被解构了？如果作者引入美国女性主义者苏珊·S·弗里德曼（Susan Standford Friedman）的新的社会身份疆界说（该学说没有固定的空间或领域，它代表一种反映出当今世界各种围绕社会身份问题的对立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许有助于理解史沫特莱多样化的身份以及各身份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人形象：作为他者的再现
　　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问题是形象学研究的重心，中国相对于史沫特莱而言显然是属于他者范畴。在观照中国时，史沫特莱选择了“越界的旁观者”的身份。不论何时何地，史沫特莱都认同底层（subaltern，即属下），并将自己与底层的命运联系起来。属下能说话吗？斯皮瓦克这一著名的提问，使得属下获得世界性关注。作为属下的中国，作为属下的中国农民，尤其是作为属下的中国女性，无论身处何地，在民族、阶级、性别上均处于从属地位，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均相对处于劣势，他们能说话吗？正如斯皮瓦克所说，属下不能说话。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史沫特莱虽然在身份上认同八路军和民众，并严格遵循写实原则，把民众作为英雄，但其作为旁观者的外国记者身份使其不可能彻底归化为中国人。属下没有说话，中国、中国人、中国革命是作为“他者”得到再现的。既然史沫特莱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人说话，其笔下的中国形象也随之变得意味深长：乌托邦式的，还是意识形态式的？不管史沫特莱的写作是为了宣传个人的政治信仰，还是追求报道的新闻价值，不可否认的是，她为世界描绘了一个独特的中国形象。20世纪的西方作家虽对古代中国及历史人物极尽赞美之能事，但对中国的现实生活以及现实中的中国人则较少进行正面描写。虽然史沫特莱一改西方作家描写中国现实生活时惯用的贬损态度，没有依据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范型来表现作为他者的中国，但其笔下的中国形象却具有浓郁乌托邦色彩。当政治理想不能在西方得到实现时，史沫特莱把理想寄托在东方，从印度辗转到中国，其认同底层、支持革命的政治立场从未发生改变。不过，中国虽然被史沫特莱再现为充满理想主义气息和浪漫色彩的乌托邦，但部分描述并不符合中国人对自我形象的正面想象，作者对史沫特莱笔下的中国人形象也多次提出质疑。史沫特莱的阶级身份虽在《史沫特莱与中国左翼文化》中得到足够重视，但其作为西方人的身份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因此作者对其西方中心主义意识的警惕和批判稍显不足。如果说史沫特莱是为了自我及中国“他者”而存在的主体，那么，在她投身西方社会的那一刹那，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西方主流文化的洪流之中。换句话说，史沫特莱并不能将自我与社会一分为二，不管其如何努力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毕竟难以清算西方社会赋予她的社会文化属性。以中译本《大地的女儿》1956年删节本为例，史沫特莱关于中国洗衣房的描述性文字之所以被删除，正是因为其所塑造的“出言恶毒，没有信仰，行为粗俗不雅”的中国人形象，有损中国人的正面形象。“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狄泽林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第179页。）他者形象犹如一面镜子，在照见别人的同时，也照见了自己。在想象中国的同时，必然导致史沫特莱对自我民族的观照和透视，在“出言恶毒，没有信仰，行为粗俗不雅”的中国人形象背后潜藏着“出言善、有信仰、行为优雅不凡”的西方人形象。如前所述，尽管史沫特莱改写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但中国形象始终是作为他者得到再现的，在这一形象背后隐藏着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在此，作者不应该仅仅只关心作家是如何理解、描述、阐释作为他者的中国，还应该深入分析形象背后的社会心理背景以及深层文化意蕴。 　　三、史沫特莱写作的真实性问题
　　史沫特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作家”，她更多地是20世纪3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名左翼知识分子。因此，对史沫特莱来说，写作是一种政治行为，写实性、自传性是其作品的主要特点。在后现代语境下来讨论史沫特莱的中国写作，显然给其真实性打上了一个可疑的问号。在后现代语境下，不仅历史已经分裂为历史Ⅰ（history Ⅰ）和历史Ⅱ（history Ⅱ），而且历史Ⅰ和历史Ⅱ之间的界限也开始瓦解，这就默认或暗示了历史的不稳定性。历史Ⅰ是指过去发生或做过的事情，历史Ⅱ是指对过去发生或做过的事情的研究。那么，史沫特莱再现的是历史Ⅰ，还是历史Ⅱ？显然，在后现代语境下，几乎任何人都不敢保证自己讲述的是历史Ⅰ。在写作中，史沫特莱不断挑战记者与作家的身份界限，模糊纪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甚至不断穿梭于历史史实与故事想象之中。显然，其写作具有一定的虚构性。对史沫特莱来说，这种虚构性与真实性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作者为保证自身论述的有效性，几乎穷尽与史沫特莱有关的中英文史料，并从史料出发，不断质疑其作品的新闻价值和叙事的真实性。但问题在于，作者即使能够保证自身论述的真实性，也不能保证史沫特莱写作的真实性。那么，史沫特莱到底虚构了什么，遮蔽了什么？缘何虚构，又缘何遮蔽？其文学虚构到底产生了何种政治效应？遗憾地是，作者虽然悬置了史沫特莱写作的真实性，但并没有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在质疑史沫特莱写作真实性的基础上，如果作者能从叙事的虚构性进一步展开研究，或许可以开拓更广阔的叙述空间，挖掘更深刻的文化思想价值。
　　史沫特莱是谁？左翼的立场在其身份认同中起到了何种作用？她能代表中国说话吗？其叙事的真实性如何？其笔下的中国形象是乌托邦式的，还是意识形态式的？《史沫特莱与中国左翼文化》几乎涉及到上述所有问题，但遗憾的是，作者一方面忽视了文本内部分析，同时也没有进一步挖掘文学与历史、新闻之间的关系，因此不能充分解释史沫特莱写作的矛盾性。瑕不掩瑜，《史沫特莱与中国左翼文化》资料翔实、可信，观点新颖、鲜明，论述深刻、独到，文风朴实、中肯，有颇高的学术价值。更可贵的是，在讨论史沫特莱的中国写作时，作者能跳出以政治为导向、以中国为本位的研究模式，将其写作视为以中国、中国人为对象的话语实践活动，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考察其意义生成过程，为国内的史沫特莱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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