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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东京只要四个多小时飞行距离的北京，如今大约有一万多的日本人生活在中国人当中。只看外貌难以判断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但只要听上几句话，绝大多数日本人还是不难被辨识出来，因为日本人说汉语有独特的音调。如果您突然碰到“日本鬼子”的后代怎么办？也许您会有点儿尴尬，其实呆在中国的日本人同样尴尬，虽然我们也都是很普通的一个老百姓，不太像抗日片中的军国主义分子，但毫无疑问，我们是他们的后代，承袭着他们的血脉。
对当代在华日本人来说，上世纪的侵略战争并不是切身经历的事情，因此在谈到战争责任时实际上很多人认为是事不关己的。虽然二战之后的日本社会以和平主义的名义思考日本的战争责任，但除了一部分战争当事者或者和平活动家之外，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日本人确实很少。为了确立中目之间的真正信赖关系，当代日本人正视侵华战争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大前提。那么，在战争记忆浓厚的中国生活着的在华日本人如何面对侵华战争责任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但难以回答的问题。在此需要说的是，这里谈到的观点和感受只代表笔者个人，不能代表在华日本人，可以说仅仅一个“80后”在华日本人对本国近现代史黑暗面的反思。笔者期望中日年轻一代为推进上一代人未完成的事业而共同努力。
战争赔偿与经济援助
为了讨论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首先要回溯一下中日邦交正常化，看看当时中日两国政府如何处理日方战争责任的问题。这里比较重要的是跟战争责任密切相关的战争赔偿问题。根据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之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毋庸置疑，中方放弃战争赔偿权不意味着战争责任问题的圆满解决，日方的战争赔偿以经济援助的名义，通过有偿和无偿的方式补偿间接进行。日方往往批判中方对“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作用的认识不足，实际上中方也似乎没有积极地公布日方的贡献，给予日方很多借口批判中方不领情行为。但在此更重要的是日元贷款那样的经济手段能否解决战争责任那样的伦理问题，如今中日关系的情况证明，只靠经济手段好像难以建立中日两国之间的信赖关系，无论多少日元投向于大陆，都难以感动中国人。
建交时期的日方领导对这一点认识还比较明确，像大平正芳外务大臣那样，通过战前参与侵华政策充分认识日方罪行的日方干部，不会轻率地将道义上的战争责任跟经济上的战争赔偿混为一谈。众所周知，恢复邦交以来的中日关系是被经济因素所引导过来的，在这一点上需要中国市场的日方和需要日本援助的中方的利益也曾经完全一致。不过很明显，在中国已经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现状下，原来的中日经济关系也不免经历结构性的改变。因此，渡过了蜜月期的经济性中日关系也碰上了障碍，以经济优越为前提的战后日本人之中国观也开始动摇了。从经济的角度只能分析极为复杂的中日问题之一部分，因为它不能解释当代日本人为何对中国经济发展抱有复杂的心情。站在重视经济利益的立场来说，损害中日经济关系的事情没有任何道理。不过，他们往往忽略被经济基础一直压抑的上层建筑，即形成东亚近现代史的“国民”（nation）概念的存在。
战后日本与“去国民化”
中日恢复邦交时，中方在日方的战争责任问题上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不仅放弃了战争赔偿，而且把全部的战争责任归为所谓“少数军国主义者”，从而基本上免除了日本国民的侵华战争责任。比如，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田中角荣首相宴会上的祝酒词很具有代表性，他主张日本人民也是跟中国人民一样的受害者，接下来说道“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1972年9月25日）。可以说，这种判断源自冷战时期的高度政治判断，以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为目标。不过，其中也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及其逻辑内在的国际主义性质，它本身是国民主义的对立概念。二战结束之后，全世界深刻反思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强烈的国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在共产主义迅速普及的情况下，国民意识逐渐被阶级意识代替，笔者暂且将在冷战时期政治社会结构下出现的对国民意识的压迫和否定简称为“去国民化”。
在此笔者所注意的是，二战之后日本举国积极参与“去国民化”这一过程所导致的意外后果是作为战争责任主体的日本国民之消失。“国民化”主要是通过学校和家庭的宣传给予个人一种历史主体性的过程，“去国民化”就是这一过程的逆转，即从学校和家庭中完全消除这种历史主体性而消灭国民意识的过程。如果多加注意当代日本人对本国国民史（时代区分上相当于近现代史）的反应就会明白，他们不仅对本国史缺少基本的知识和兴趣，而且对“国民”这个历史主体本身不知所云。因此无法理解中国国民对本国百年屈辱史的愤怒，甚至对反日游行的爱国活动感到害怕、惊讶。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日本人难以意识到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即跟侵华战争有关的日本国民身份。
在二战之后的中日关系史上，立足于共产主义或者人道主义的观点来谴责本国政府的日本人应该不少，不过笔者担心这些人往往将自己身份置之度外而进行空虚的批判，不知这种言行能否跟中方建立真正的信赖关系。但在日本战败至恢复邦交的一段时期中存在过认真思考日本国民战争责任的思想潮流，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思想家竹内好等组织的研究会“中国之会”。该研究会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虽然其规模较小，通过其会刊《中国》将内容充实的各种文章提供给全国读者；不同于自称客观中立的学术团体，它在其会刊上提起了例如“东亚同文书院”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与中国”等专题，积极重温在战后日本社会被忽略的各种核心中日问题。正如在其临时规定第六条“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思考中日问题”所明确表达的那样，可以说“中国之会”是针对已经失掉历史主体性及与其密切相关战争责任意识的战后社会而出现的。但可惜的是，竹内好以中日恢复邦交为转折决定解散该团体，后来在日本再也未出现过这种尝试。
当代日本与国民主义
历史的讽刺是，虽然在战后日本社会里否定国民性的思想情绪仍然存在着，但“去国民化”的尝试似乎完全失败，并且其后果非常严重。正如安倍政权获得日本老百姓的广泛支持，如今日本社会里出现了明显的右倾化现象，即根本否定战后日本理念的草根性国民主义的抬头。可以说，现在日本在战后“去国民化”状态和战前“国民主义”状态之间摇晃。那么，安倍政权的支持者们愿意以日本国民名义面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吗？这些自称爱国者的人们当然不敢承担战争责任，因为对他们来说日本侵华战争本身并不属于光荣国民史，就是说他们只能接受正面的、浪漫的、干净的国民史。在他们眼里，无法看到沾满血迹的东亚近现代史及其根本原因的日本国民主义，他们所崇拜靖国神社的“英灵”为何派到中国大陆，最后作为臭名昭著的侵略者被保卫祖国的爱国者们杀掉，这种重要背景也被忽略了。 很明显，上述所论的战争责任主体的问题不能通过庸俗的国民主义来解决，因为从为祖国而战的圣战的概念和战争责任的概念无法并存。在全球时代的国民国家（Nation-State）体制上，以媒体报道为纬、以国民历史为经的国民身份在各国浓厚地存在着；它不同于埋没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身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同时能够把他个人跟旁边的他者联起来而成立国民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不承认个人和本国的错误，积极地掩盖坏事，站在个人身份上完全忽略或者隐藏国民身份的过去，这种“去国民化”的努力也不会有结果。国民主义对此会有一些批判，但它的毛病及其危害远远超过战后日本的“去国民化”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到处充满国民主义色彩的日本，“去国民化”的病状同时并存，他们现在开始抱有对祖国日本的国民感情，但仍然对中国的爱国心感到反感。对中方来说，日方的这种矛盾心理应该很难理解，但笔者希望中方对此表示一定的理解，因为如今一旦在中国发生抗议日本的爱国行为，通过日本媒体刺激日方的国民主义，其针对日方反应的报道会再次刺激中方的国民主义，所以我们需要充分意识到这种对抗国民主义（Counter-Nationalism）恶循环的风险。
家族史的现实性
当然，我们在此无法回避另一个难题，即个人能否代国家谢罪的问题。在与侵华战争受害者的交流过程中，笔者逐渐理解了他们没有要求这位年轻日本人替先辈抱歉的意思。笔者也试图用委婉的方式表达一些歉意，但后来感觉这样做也不太合适，因为笔者没有资格代表国家或者加害者个人，如果担任公职还是跟加害者有一些关联的话，表示歉意也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也被拒绝过，但这些尊敬的老人愿意与一位日本年轻人见面，用慈爱的声音给我讲当时的事情，笔者对此已感到十分感激，不敢多言而保持沉默，只能感谢他们的接待。
笔者记得很清楚，比笔者大一个甲子的姥爷去世之前讲的话，姥爷的存在在笔者的中国认识形成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1943年在东京的大学念书时，一位文艺青年被征去当兵，作为大日本帝国海军下士兵去中国厦门，被分配到以击落美军航空部队为任务的炮兵部队。笔者想，作为海军士兵分配到港口城市和作为陆军士兵被分配到中国内陆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从心里感谢姥爷没有被派到内陆。带有传统日本男子汉风格的姥爷，很爱跟我一起喝酒讲讲过去的事儿。我记得他骄傲地讲击中美军飞机的情景，但关于他对当地人的待遇，除了跟他友好的一位富裕华侨之外没有言及。现在无从知道，作为当时侵犯中国臭名昭著的日帝分子之一，他在厦门曾否犯过无法告诉爱孙的事情。我只知道的是，姥爷在去世几个月之前的一天晚餐上，我大胆地提问他怎么看那场战争时，姥爷很认真地回答说“对于那场战争，我感到很抱歉，陛下也应该想的一样”。姥爷在其人生最后一段时刻给孙子留言，对被他和同事们彻底蹂躏的中国国民表示歉意。
虽然在该文里主要讨论的是国民史的脉络，不过笔者认为通过家族史思考战争责任也许是更具体、现实、可靠一些。九一八事变以来，对中国人来说，这些鬼子们应该是一大批不可原谅的侵略者。但对在华日本人来说，来华之后重新认识在日本已被忘却的这些历史存在，也相当有意义。有趣的是，在抗日片中的主要坏人“日本鬼子”似乎已经变成在当代中国社会里最亲近的日本印象，在华日本演员矢野浩二受欢迎一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还有如电影《南京！南京！》那样，描写一位日本士兵受到良心的谴责而自杀过程的作品也开始出现。可以说，作为“人”的日本士兵之出现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中国国民对日本侵华战争看法的微妙变化。作为当代在华日本人之一，笔者当然对此有些好感，不过同时感觉最近历史片，包括抗日片往往过于简单化和娱乐化。回顾中国现代史就会明白，现实的皇军比虚构的鬼子残暴得多，将那一段历史如实再现的话，恐怕无法在商业上成功。
在华日本人与战争责任
如上文所述，假如说中日关系已经开始从经济时代转向国民时代，而且目前日本在侵华战争责任问题上维持又暧昧又无礼的态度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在华日本人到底应该怎么应对呢？一些中国朋友们同情地问过笔者，“中日关系已经变成了这样，那你们在华日本人怎么办呢？”这个提问点中了要害。这就是我们在华日本人自己要去认真思考的问题。尤其是2010年以来围绕钓鱼岛归属问题中日之间发生一系列的纠纷之后，战后稳定的中日关系受到前所未有挑战的情况下，在中国长期逗留的日本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在华生活，其中不少已经正式回国，这些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过，建交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中日友好传统也必须要继续下去，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为此尽力的“掘井人”及其成就。可以说，在华日本人面临思考自己存在意义的关键时刻，他们需要一边维持战后中日友好的理念，同时站在当代日本人的立场上批判地分析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当然，虽然日方也可以批判中方，但在缺少对自己充分认识的情况下，对对象的批判也往往缺少建设性，因此在华日本人也首先需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位置，然后作为正视日本国民史的日本人才能跟中方一起讨论上世纪的问题。
笔者的根本问题意识在于跟中国国民能够交往的作为历史主体日本国民之不在。极端地说，在中日问题上日方只有日本政府和各种个人来讨论该题，也许有人会提问如今热闹的日本国民主义者如何，不过这种人的言论证明他们不理解国民史的两面性，只求又正面又光荣的一面，完全忽略占日本国民史大部分的悲剧性内容，只不过是一种宅男化的国民现象，这里不会出现能够跟中国国民对话的日本国民。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日本国民包括从亲自杀害无辜中国国民的“日本鬼子”到对中日建交尽力的“掘井人”，它应该是这种不分善恶的国民综合体，不应该偏向于一个方向而排除其他因素，这样做才能真正以史为鉴地解决“去国民化”的矛盾。笔者认为，在当代日本人当中最合适于思考实践这些问题的就是在华日本人，因为他们来华之后才能意识到当代日本人的认同感和中国观之间的必然关系，从而从“去国民化”和“国民主义”这两个极端日本思想潮流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成为面对日本侵华战争责任的历史主体才能获得中方的尊重，最终在中日两国之间能够确立真正的信赖关系。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对当代在华日本人来说，上世纪的侵略战争并不是切身经历的事情，因此在谈到战争责任时实际上很多人认为是事不关己的。虽然二战之后的日本社会以和平主义的名义思考日本的战争责任，但除了一部分战争当事者或者和平活动家之外，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日本人确实很少。为了确立中目之间的真正信赖关系，当代日本人正视侵华战争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大前提。那么，在战争记忆浓厚的中国生活着的在华日本人如何面对侵华战争责任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但难以回答的问题。在此需要说的是，这里谈到的观点和感受只代表笔者个人，不能代表在华日本人，可以说仅仅一个“80后”在华日本人对本国近现代史黑暗面的反思。笔者期望中日年轻一代为推进上一代人未完成的事业而共同努力。
战争赔偿与经济援助
为了讨论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首先要回溯一下中日邦交正常化，看看当时中日两国政府如何处理日方战争责任的问题。这里比较重要的是跟战争责任密切相关的战争赔偿问题。根据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之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毋庸置疑，中方放弃战争赔偿权不意味着战争责任问题的圆满解决，日方的战争赔偿以经济援助的名义，通过有偿和无偿的方式补偿间接进行。日方往往批判中方对“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作用的认识不足，实际上中方也似乎没有积极地公布日方的贡献，给予日方很多借口批判中方不领情行为。但在此更重要的是日元贷款那样的经济手段能否解决战争责任那样的伦理问题，如今中日关系的情况证明，只靠经济手段好像难以建立中日两国之间的信赖关系，无论多少日元投向于大陆，都难以感动中国人。
建交时期的日方领导对这一点认识还比较明确，像大平正芳外务大臣那样，通过战前参与侵华政策充分认识日方罪行的日方干部，不会轻率地将道义上的战争责任跟经济上的战争赔偿混为一谈。众所周知，恢复邦交以来的中日关系是被经济因素所引导过来的，在这一点上需要中国市场的日方和需要日本援助的中方的利益也曾经完全一致。不过很明显，在中国已经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现状下，原来的中日经济关系也不免经历结构性的改变。因此，渡过了蜜月期的经济性中日关系也碰上了障碍，以经济优越为前提的战后日本人之中国观也开始动摇了。从经济的角度只能分析极为复杂的中日问题之一部分，因为它不能解释当代日本人为何对中国经济发展抱有复杂的心情。站在重视经济利益的立场来说，损害中日经济关系的事情没有任何道理。不过，他们往往忽略被经济基础一直压抑的上层建筑，即形成东亚近现代史的“国民”（nation）概念的存在。
战后日本与“去国民化”
中日恢复邦交时，中方在日方的战争责任问题上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不仅放弃了战争赔偿，而且把全部的战争责任归为所谓“少数军国主义者”，从而基本上免除了日本国民的侵华战争责任。比如，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田中角荣首相宴会上的祝酒词很具有代表性，他主张日本人民也是跟中国人民一样的受害者，接下来说道“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1972年9月25日）。可以说，这种判断源自冷战时期的高度政治判断，以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为目标。不过，其中也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及其逻辑内在的国际主义性质，它本身是国民主义的对立概念。二战结束之后，全世界深刻反思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强烈的国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在共产主义迅速普及的情况下，国民意识逐渐被阶级意识代替，笔者暂且将在冷战时期政治社会结构下出现的对国民意识的压迫和否定简称为“去国民化”。
在此笔者所注意的是，二战之后日本举国积极参与“去国民化”这一过程所导致的意外后果是作为战争责任主体的日本国民之消失。“国民化”主要是通过学校和家庭的宣传给予个人一种历史主体性的过程，“去国民化”就是这一过程的逆转，即从学校和家庭中完全消除这种历史主体性而消灭国民意识的过程。如果多加注意当代日本人对本国国民史（时代区分上相当于近现代史）的反应就会明白，他们不仅对本国史缺少基本的知识和兴趣，而且对“国民”这个历史主体本身不知所云。因此无法理解中国国民对本国百年屈辱史的愤怒，甚至对反日游行的爱国活动感到害怕、惊讶。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日本人难以意识到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即跟侵华战争有关的日本国民身份。
在二战之后的中日关系史上，立足于共产主义或者人道主义的观点来谴责本国政府的日本人应该不少，不过笔者担心这些人往往将自己身份置之度外而进行空虚的批判，不知这种言行能否跟中方建立真正的信赖关系。但在日本战败至恢复邦交的一段时期中存在过认真思考日本国民战争责任的思想潮流，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思想家竹内好等组织的研究会“中国之会”。该研究会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虽然其规模较小，通过其会刊《中国》将内容充实的各种文章提供给全国读者；不同于自称客观中立的学术团体，它在其会刊上提起了例如“东亚同文书院”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与中国”等专题，积极重温在战后日本社会被忽略的各种核心中日问题。正如在其临时规定第六条“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思考中日问题”所明确表达的那样，可以说“中国之会”是针对已经失掉历史主体性及与其密切相关战争责任意识的战后社会而出现的。但可惜的是，竹内好以中日恢复邦交为转折决定解散该团体，后来在日本再也未出现过这种尝试。
当代日本与国民主义
历史的讽刺是，虽然在战后日本社会里否定国民性的思想情绪仍然存在着，但“去国民化”的尝试似乎完全失败，并且其后果非常严重。正如安倍政权获得日本老百姓的广泛支持，如今日本社会里出现了明显的右倾化现象，即根本否定战后日本理念的草根性国民主义的抬头。可以说，现在日本在战后“去国民化”状态和战前“国民主义”状态之间摇晃。那么，安倍政权的支持者们愿意以日本国民名义面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吗？这些自称爱国者的人们当然不敢承担战争责任，因为对他们来说日本侵华战争本身并不属于光荣国民史，就是说他们只能接受正面的、浪漫的、干净的国民史。在他们眼里，无法看到沾满血迹的东亚近现代史及其根本原因的日本国民主义，他们所崇拜靖国神社的“英灵”为何派到中国大陆，最后作为臭名昭著的侵略者被保卫祖国的爱国者们杀掉，这种重要背景也被忽略了。 很明显，上述所论的战争责任主体的问题不能通过庸俗的国民主义来解决，因为从为祖国而战的圣战的概念和战争责任的概念无法并存。在全球时代的国民国家（Nation-State）体制上，以媒体报道为纬、以国民历史为经的国民身份在各国浓厚地存在着；它不同于埋没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身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同时能够把他个人跟旁边的他者联起来而成立国民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不承认个人和本国的错误，积极地掩盖坏事，站在个人身份上完全忽略或者隐藏国民身份的过去，这种“去国民化”的努力也不会有结果。国民主义对此会有一些批判，但它的毛病及其危害远远超过战后日本的“去国民化”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到处充满国民主义色彩的日本，“去国民化”的病状同时并存，他们现在开始抱有对祖国日本的国民感情，但仍然对中国的爱国心感到反感。对中方来说，日方的这种矛盾心理应该很难理解，但笔者希望中方对此表示一定的理解，因为如今一旦在中国发生抗议日本的爱国行为，通过日本媒体刺激日方的国民主义，其针对日方反应的报道会再次刺激中方的国民主义，所以我们需要充分意识到这种对抗国民主义（Counter-Nationalism）恶循环的风险。
家族史的现实性
当然，我们在此无法回避另一个难题，即个人能否代国家谢罪的问题。在与侵华战争受害者的交流过程中，笔者逐渐理解了他们没有要求这位年轻日本人替先辈抱歉的意思。笔者也试图用委婉的方式表达一些歉意，但后来感觉这样做也不太合适，因为笔者没有资格代表国家或者加害者个人，如果担任公职还是跟加害者有一些关联的话，表示歉意也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也被拒绝过，但这些尊敬的老人愿意与一位日本年轻人见面，用慈爱的声音给我讲当时的事情，笔者对此已感到十分感激，不敢多言而保持沉默，只能感谢他们的接待。
笔者记得很清楚，比笔者大一个甲子的姥爷去世之前讲的话，姥爷的存在在笔者的中国认识形成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1943年在东京的大学念书时，一位文艺青年被征去当兵，作为大日本帝国海军下士兵去中国厦门，被分配到以击落美军航空部队为任务的炮兵部队。笔者想，作为海军士兵分配到港口城市和作为陆军士兵被分配到中国内陆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从心里感谢姥爷没有被派到内陆。带有传统日本男子汉风格的姥爷，很爱跟我一起喝酒讲讲过去的事儿。我记得他骄傲地讲击中美军飞机的情景，但关于他对当地人的待遇，除了跟他友好的一位富裕华侨之外没有言及。现在无从知道，作为当时侵犯中国臭名昭著的日帝分子之一，他在厦门曾否犯过无法告诉爱孙的事情。我只知道的是，姥爷在去世几个月之前的一天晚餐上，我大胆地提问他怎么看那场战争时，姥爷很认真地回答说“对于那场战争，我感到很抱歉，陛下也应该想的一样”。姥爷在其人生最后一段时刻给孙子留言，对被他和同事们彻底蹂躏的中国国民表示歉意。
虽然在该文里主要讨论的是国民史的脉络，不过笔者认为通过家族史思考战争责任也许是更具体、现实、可靠一些。九一八事变以来，对中国人来说，这些鬼子们应该是一大批不可原谅的侵略者。但对在华日本人来说，来华之后重新认识在日本已被忘却的这些历史存在，也相当有意义。有趣的是，在抗日片中的主要坏人“日本鬼子”似乎已经变成在当代中国社会里最亲近的日本印象，在华日本演员矢野浩二受欢迎一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还有如电影《南京！南京！》那样，描写一位日本士兵受到良心的谴责而自杀过程的作品也开始出现。可以说，作为“人”的日本士兵之出现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中国国民对日本侵华战争看法的微妙变化。作为当代在华日本人之一，笔者当然对此有些好感，不过同时感觉最近历史片，包括抗日片往往过于简单化和娱乐化。回顾中国现代史就会明白，现实的皇军比虚构的鬼子残暴得多，将那一段历史如实再现的话，恐怕无法在商业上成功。
在华日本人与战争责任
如上文所述，假如说中日关系已经开始从经济时代转向国民时代，而且目前日本在侵华战争责任问题上维持又暧昧又无礼的态度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在华日本人到底应该怎么应对呢？一些中国朋友们同情地问过笔者，“中日关系已经变成了这样，那你们在华日本人怎么办呢？”这个提问点中了要害。这就是我们在华日本人自己要去认真思考的问题。尤其是2010年以来围绕钓鱼岛归属问题中日之间发生一系列的纠纷之后，战后稳定的中日关系受到前所未有挑战的情况下，在中国长期逗留的日本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在华生活，其中不少已经正式回国，这些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过，建交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中日友好传统也必须要继续下去，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为此尽力的“掘井人”及其成就。可以说，在华日本人面临思考自己存在意义的关键时刻，他们需要一边维持战后中日友好的理念，同时站在当代日本人的立场上批判地分析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当然，虽然日方也可以批判中方，但在缺少对自己充分认识的情况下，对对象的批判也往往缺少建设性，因此在华日本人也首先需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位置，然后作为正视日本国民史的日本人才能跟中方一起讨论上世纪的问题。
笔者的根本问题意识在于跟中国国民能够交往的作为历史主体日本国民之不在。极端地说，在中日问题上日方只有日本政府和各种个人来讨论该题，也许有人会提问如今热闹的日本国民主义者如何，不过这种人的言论证明他们不理解国民史的两面性，只求又正面又光荣的一面，完全忽略占日本国民史大部分的悲剧性内容，只不过是一种宅男化的国民现象，这里不会出现能够跟中国国民对话的日本国民。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日本国民包括从亲自杀害无辜中国国民的“日本鬼子”到对中日建交尽力的“掘井人”，它应该是这种不分善恶的国民综合体，不应该偏向于一个方向而排除其他因素，这样做才能真正以史为鉴地解决“去国民化”的矛盾。笔者认为，在当代日本人当中最合适于思考实践这些问题的就是在华日本人，因为他们来华之后才能意识到当代日本人的认同感和中国观之间的必然关系，从而从“去国民化”和“国民主义”这两个极端日本思想潮流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成为面对日本侵华战争责任的历史主体才能获得中方的尊重，最终在中日两国之间能够确立真正的信赖关系。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