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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社会和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政治传播生态的基本要素。当前日本主流媒体保守化倾向进一步加剧，其中既有媒体自身传统保守“基因”的因素，也有日本国内政治传播生态嬗变演进的因素。从政治传播学角度，分析日本政府、社会与媒体之间交流互动的深层机理，更能从本质上揭示日本媒体和日本社会保守化趋势的根源，进而有利于及时更新认知和完善对策。
关键词：日本；媒体；保守化；政治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7）06-0052-06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706007
近年来，日本媒体“保守化”趋势愈演愈烈，尤其是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以《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大报以及NHK（日本放送协会）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政治立场和报道倾向上加速右转，在迎合当局需求、美化侵略历史、鼓吹修宪和激进防务政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日本媒体保守化，是政府、社会、媒体三者互动和日本政治传播生态嬗变的结果，只有从政治传播的系统性、互动性着手，才能立体把握日本媒体总体“右转”的本质、趋势和影响，并从对日外交、对日传播等方面科学制定因应策略。
一、“政—媒”关系视角分析
政府和媒体关系，是政治传播生态的核心议题。尽管日本社会标榜自由民主，但政府无疑是对媒体政治立场、报道倾向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因素。对自民党等政治势力和当下日本政府而言，只有在“政—媒”关系中取得主动地位，得到媒体高度配合，才可能在突破和平宪法、歪曲二战历史等重大议题上取得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谅解”，达成实质性突破。事实上，“政—媒”关系中政府控制力影响力的不断强化，正是当前日本媒体越来越呈现保守面孔的重要外因。
（一）政府凭借强势政权，直接控驭媒体
媒体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构成監督制约作用，而政府对媒体，本质上存在控驭其为我所用的内在冲动。相对而言，控制能力、民意基础不高的弱势政权，媒体政策往往更加宽松自由，被动应对媒体多于主动驾驭媒体；而因为领导人性格气质、执政党民意基础等因素产生的强势政权，则往往得以对媒体施加强势影响力。
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就任日本首相后，自民党实现强势回归，如今已在众参两院先后取得主导控制权。安倍政权正是凭借这种雄厚的政治资本和强势的民意基础，对媒体采取了罕见的控驭政策，
收稿日期：2016-10-14
作者简介：于夕红（1979—），男，四川射洪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事信息与网络舆论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军事外宣、涉军舆论斗争。于夕红：绑架、控驭、合流
社会文化研究——日本媒体保守化的政治传播学分析日本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以服务于保守政治理念的推行，由此在日本形成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保守化政治传播格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媒体普遍怀柔笼络。和媒体负责人餐叙，是日本历届政府笼络媒体的重要手段，其中安倍政府和媒体的餐叙活动频次较前几届政府显著增加。同时，通过记者俱乐部这个特殊的媒体管理制度，日本政府控制重要信源，并能够根据与媒体关系的亲疏远近提供不同程度的采访便利和素材支持，以此分化和笼络媒体阵营。
2.以行政手段布局媒体领导层。以NHK为例，由于其预算和管理层的任命需取得国会认可，为了控制这家公信力高居榜首的媒体，安倍政权精心操纵，在12名经营委员会委员中安插多名自民党代表，并将右翼人士籾井胜人任命为会长，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NHK。
3.对异见媒体直接打压。2014年2月，由于《朝日新闻》曾在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发表多篇社论批评政府，安倍晋三毫不避讳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对其点名批评。2016年2月，安倍政府主管媒体的总务大臣高市早苗甚至声称，如有电视台违反放送法规定的“政治公平”原则，将事实上关停该电视台，而电视台是否违规则由政府定夺。在此之前，自民党议员还公开称应打压包括冲绳地方报纸在内批评日本政府的媒体，同样体现了安倍政权中保守势力粗野狂妄的一面。2016年3月份，日本媒体界三位著名新闻主播（朝日电视台的古馆伊知郎、NHK的国谷裕子、TBS的岸井成格）被迫辞职[1]，更是被广泛视为日本政府打压异见媒体人的直接例证。
4.为强势干预媒体报道构筑合法外衣。最直接的例子，就是2013年年底安倍政府强行推出《特定秘密保护法》，虽然一些媒体对这一限制言论自由和公众知情权的法案表示了反对，大量民众也进行抗议声讨，但终究没能挡住该法案在国会通过。2016年4月份“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年度调查显示，日本新闻报道自由度已从2013年的53名持续降至目前的72名[2]，这背后与安倍政府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不无关系。可以预见，《特定秘密保护法》将在未来若干年内深刻影响日本的政治传播生态。
（二）政客打造“政治秀场”，间接绑架媒体
在“政—媒”关系中，媒体传播行为不仅受到来自政权的直接笼络和控制，而且受到政府首脑人物尤其是政治明星民意基础的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说，如果政客首脑能够有效挑动议题、激化民粹、影响民意，形成浓厚的支持氛围，就能迫使媒体对政客、政党、政府采取总体合作态度，实现对媒体的间接绑架和利用，最终形成一个强化循环。这也正是日本社会由来已久的“秀场政治”的实质。
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在自民党内属于弱势派系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通过提出极具煽动力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和外交上前所未有的积极攻势，向公众塑造了一个富于个人魅力的铁腕政治家形象，内阁的支持率由此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媒体一方面对报道政府负面消息充满忌惮，另一方面也乐于为充满话题感的中曾根康弘首相的政治活动提供更多自由施展的剧场舞台。这可以说是日本政坛“秀场政治”的开端。 21世纪以来，执政长达5年的小泉纯一郎政权也是通过电视软新闻、周刊杂志、体育报刊等通俗媒体，动员因金权腐败、政治封闭性、经济不景气等问题对自民党不满的大众，在媒体和舆论的支持下获得政治基础。作为小泉纯一郎的后任，安倍晋三及其幕僚相信，政治就是人气，也就是自己和本阵营主要政治家在国民中的支持率。因此，安倍晋三在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也继续沿用了“秀场政治”的手法，以打造一个“美丽的国家”谋局造势。虽然第一届安倍政权一年不满便黯然下台，但也为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打造“政治秀场”操弄民意进而驾驭媒体积累了经验。
目前，第二次安倍政权精心开展安倍晋三个人的形象塑造，对其政治主张进行戏剧化包装，如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夺回强大日本”等新鲜的、颇具煽动性的理念口号，既挑动和利用了民意，又为媒体提供了喜闻乐见的传播素材，最重要的是增强了媒体对安倍晋三政治行为的支持度和依赖性，使其成为了主流媒体追逐、右翼势力趋附的“主角”，并进而在“政—媒”关系中居于更加主动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打造“政治秀场”方面，安倍晋三得到了传播领域专家的积极辅助，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政治传播和公关事务专家世耕弘成。早在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组阁后，就首次设立“广报担当辅佐官”，任命世耕弘成负责，力图将其打造为类似美国“白宫新闻办公室”的专业传播机构，突出首相、保护首相，使其成为日本国家形象的代表[3]。如今，在第二次安倍政权中，世耕弘成已先后升任内阁官房副长官和经济产业相，能够调动更多资源帮助安倍晋三打造“政治秀场”，间接控驭媒体，有关动向值得持续关注研究。
二、“社—媒”关系视角分析
近代以来，随着传媒技术的飞速进步和媒介力量的空前释放，人们越来越关注媒体对社会的影响。但在“社—媒”关系中，社会才居于真正主导地位，因为媒体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媒体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嬗變，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历史演进。因此，分析当今日本媒体的保守化现象，必然离不开社会与媒体关系的观察视角。事实上，正是战后日本社会保守思潮的延续和加剧，为日本媒体总体转向保守化提供了最深层土壤，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投射。
（一）国家主义社会思潮对媒体的长期侵染
资源匮乏的岛国环境和迫于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催生了日本民族强烈的集体意识，这种意识延伸到近代，便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国家主义思想。明治时期，被誉为日本“近代学校之父”的文部大臣森有礼主导建立了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体系[4]，首次系统性固化了日本国民“个体服从集体、公民服从国家”的国家主义意识。而随着天皇重新回到国家权力中心，明治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掌握舆论的重要性，出台了《报纸印行条例》，采取许可报纸发行和严格把控舆论的手段强化新闻传播管理。[5]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当时新诞生的一批日本近代媒体虽然鼓吹学习西方，却最终没有将自由民权运动作为主要用力方向，而是大力强调和推广服从服务于国家和政府的思想，直至后来演变为盲目支持军国主义政权的对外扩张政策。
战后，虽然日本社会扭曲的国家主义思潮有所压制和减弱，但从来就没有消灭过，而是潜滋暗长在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冷战期间，信奉国家主义的日本政客以反共政治家的面目和财阀势力一起复活[6]，这一进程一直持续至今。尤其是随着经济的起飞和国力的恢复，日本社会的国家主义情节加速膨胀。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日本企业代言人的索尼公司总裁森田昭夫和日本时任众议员的石原慎太郎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就是日本国家主义思潮抬头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日本官方也有意识“恢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日本文部科学省颁布的《学习指导要领》就明确表示“要加深对我国历史的热爱，培养作为国民的自觉性”。如今，连一度被视为禁语的“国益”（日本语中推崇国家利益至上的词汇，笔者注）一词，也开始频繁出现在日本政府和社团的语境中。而早在安倍第一次内阁时期，便修改了《教育基本法》，把养成“爱吾国与乡土”的国民情怀写进了教育目标。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日本政府又设立和启动了被外界称为日本版“国安会”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从政府机制层面为战前国家主义复活和日本国家“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在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社会思潮下，日本媒体必然倾向于选择“政治正确”，在整体上趋向保守。尤其是在与国家利益和国际竞争关系直接的议题上，日本主要媒体普遍注重通过调整态度立场和传播口径，与政府和执政党保持一致。甚至连日本现代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奠基人小野秀雄，也在《新闻学原理》一书中直言不讳声称：国家的作用若真是为国家、为国民整体的利益而着想，在这种情况下，在消息报道中剔除、歪曲和夸张某些事实，应该被认为是合理的[7]。
（二）保守社会团体对媒体的裹挟渗透
社会团体作为社情民意的基本载体和释放出口，在政治传播生态中居于重要位置。作为一个社团高度发达的国家，日本的保守化社会团体对媒体立场有着直接影响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持保守政治立场的团体就多达有500余个，时至今日日本保守社团力量更加强大，它们受到各种财团和民间捐款支持，不仅纲领明确，而且拥有出色的组织力动员力，不遗余力举办各种集会活动，影响操纵社会话题，进而对日本媒体的报道取向和政治立场产生牵制和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诸如“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会”“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等日本主要保守社团成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独立于政府和政党的思想文化界。一般来说，思想文化界是相对理性的群体，往往能够充当抵制和缓冲保守思潮的中坚力量，二战前夕日本文化界就曾有过这方面的可贵坚守和尝试，为日本思想文化界保留了一定声誉。然而，战后以来日本思想文化界面对狭隘的右倾保守思潮，总体上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理性坚守，甚至令人遗憾地充当了日本社会整体保守化的思想发动机。 其中，由一批右翼文人成立于1996年12月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就是最大例证。该编撰会处心积虑删除教科书中有关日本罪行的内容，已在日本49个都道府县设有分会，拥有1万多名会员，能量巨大。其成员几乎包罗了日本所有的右翼学者，其中不乏战后成长起来的少壮派右翼学者。编撰会的支持者、筑波大学教授中川八洋公开声称：“不进行战争的民族将会退化。宪法第九条不改是不行的。”[8]从编撰会及其支持者的此类言论中，可以管窥日本保守社团美化战争、歪曲历史、保守狭隘的思想本质，以及其较强的舆论建构能力。
如今，日本保守社会团体不仅抢夺了思想文化界话语主导权，而且将触角伸向了几乎所有社会领域。在编撰会互联网主页后面的赞同者名单里，不仅可以看到一些大企业的头面人物，还有不少学界、传媒界、文艺界、体育界和宗教界人士，涵盖了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日本政府和主要政党对右倾政治团体也往往采取纵容迁就甚至乘机利用的态度。以编撰会为例，其背后的最大支持势力就是自民党，早在2004年1月，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安倍晋三就曾向全国地方议会的自民党议员发出通知，要求支持编撰会新编教科书的推广运用[9]。
而从某种程度看，很多日本媒体本身就是保守政治团体的延伸触角和利益代表，如执日本传播界牛耳的NHK，其核心成员中如高管百田尚树等，要么是保守派政客，要么是声名显赫的右翼文人。因此，保守社会团体对日本媒体的裹挟渗透是显而易见的。就当前情况分析，很难期望日本媒体能在预警和抵制社会保守化思潮方面有积极作为。
三、媒体内在动因视角分析
如果说强势政治势力的控驭和保守社会思潮的浸染，是推动日本媒体总体右倾的外在因素，那么日本媒体自身的诸多特质，则构成了其总体保守化的内在动因。可以说，目前日本媒体的保守化趋向，更多是其自身追随保守政治理念、追求现实利益最大化的主动行为。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日本媒体自身“政治人格”的保守化
随着传媒实业化以及信息时代媒体对社会各领域渗透的加深，其传统角色和利益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很多媒体早已不满足于做旁观者和“船头瞭望者”，而是希望直接介入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挥参与者、改变者、塑造者的作用。事实上，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西方媒体，早已在商业利益之外形成了相对独立、稳定的“政治人格”和政治诉求，政治立场的左中右、激进与保守泾渭分明。
这一逻辑，也可以部分地解释目前日本媒体的保守化进程。在当代日本，主流媒体已经不仅是事实的报道者和评论者，更是政治事务的深度参与者，甚至其本身就是保守政治势力的组成部分，而且常常充当急先锋。因此，分析日本媒体的总体保守化，必须把媒体本身“政治人格”和政治诉求嬗变作为重要考察因素。
“政治人格”保守化，首先损害的就是日本媒体自身的客观理性。早在1982年，多次访问日本的巴金针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闹剧就曾一针见血指出：日本媒体蒙蔽了老百姓，“颠倒是非到了这种程度，我不能不感到舆论工作的‘威力’之大”[10]。在中日关系报道方面，鹰派的小泉内阁结束后，很多中国主流媒体对于中日2006年至2008年之间的“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暖春之旅”欢欣鼓舞，而日本媒体则众口一词，自始至终将其定位为“外交演出” [11]，保守态度之坚定让人大跌眼镜。
因此，日本媒体与政治势力的关系，更像是一拍即合、相互借力的“政治合流”，而不是单纯的驾驭控制与被驾驭控制关系。比如，自1994年以来，《读卖新闻》已经就修改宪法这一重大敏感问题3次发表了自己的草案，该报社长渡边恒雄就曾直言：“不是《读卖新闻》亲自民党，而是自民党由它领导”[12]。同理，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NHK、《产经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与其说是被右翼思潮牵着鼻子走，不如说是直接走在了右翼势力的前面，因为这些媒体的会长、社长等核心管理层自然人，正在以其保守的思想观念、政治主张，主动积极地影响日本政治走向。
（二）日本传媒界趋附政治势力的历史惯性
日本媒体对政治势力的趋附，具有很强的主动性。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当时新办的一批近代媒体就主动将自身视为政府的“翼赞”力量。无论是《时事新报》的创办者福泽谕吉与明治政府，还是《东京日日新闻》的创办者福地源一郎与伊藤博文，都体现了日本社会中媒体与政治、媒体巨头与政治势力之间的亲密关系。1944年《朝日新闻》副会长绪方竹正直接出任战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也是这种密切关系的有力佐证。总体来看，早年日本媒体人要么是一心“翼赞”政府、试图依托现有政治势力实现自身政治理想的激进文人，要么本身就是重要政治人物。
战后，日本媒体虽然随民主化改革而受到改造，但趋附政治以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和惯性没有实质改变。数十年来，日本的主流媒体代表人物大都活跃在政府的政策咨询机构中。比如，强势的中曾根康弘首相与渡边恒雄（《读卖新闻》总裁兼主笔）的密切关系，就生动体现了战后以来日本社会媒体与政治、媒体巨头与政治领袖之间的亲密关系：渡边恒雄领导的《读卖新闻》在20世纪70年代实际上偏左，但随着渡边恒雄等骨干被政府和自民党拉拢，立场即开始右转，至今成为日本保守派媒体的代表。同样，传播专家世耕弘成与安倍晋三10多年来长期保持的特殊关系，同样让我们更深刻认识到日本传播界精英的政治趋附性。
相对于执掌媒体的传播要人，日本媒体的普通记者对政府的趋附性同样显而易见。最有力的例证，就是日本记者界长期接受和遵循的记者俱乐部制度，众所周知，这个制度为媒体记者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新闻源，同时也培养了日本记者对政府信源高度的依赖性，加入记者俱乐部的媒体也因为刊载大量政府新闻通稿而被有识之士讽为“鹦鹉媒体”[13]。日本记者当中，还有很多是“番记者”，即依附于首相、部门要员等特定政治人物，并围绕这些特定人物开展长期跟踪报道的跟班記者，这一报道模式本身，就决定了记者对政府要员产生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同化效应，报道角度、政治立场具有浓厚的亲政府亲官方色彩也就在所难免了。 趋附政治势力的的传统，让日本媒体缺少足够的批判精神，尤其是在自民党总体保守化、日本政党总体“自民党化”的背景下，媒体的这种趋附就很容易演进为对保守理念的熟视无睹乃至推波助澜。2016年4月份，联合国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大卫·凯伊在批评日本政府系统化削弱新闻自由的同时，曾呼吁日本媒体能保持自身独立性，以便抵制政府影响力，但显然这属于大卫·凯伊的一厢情愿，因为他明显低估了日本媒体趋附政治势力的历史传统和强大惯性。
结语
综上，日本国内的政治传播生态，是一个由政府、社会和媒体共同构成的三方联动系统，正是这个系统的整体嬗变，催生了日本媒体的保守化。换句话说，日本媒体的保守化是一种系统性“病变”，是整个日本社会保守化进程的投影。只有洞悉日本力图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成为“正常国家”、重回地区和世界舞台中心的长期图谋，对日本国家战略、社会心理和民族心态进行整体观察和历史透视，才能克制“右翼”“军国主义”等笼统化、表象化、情绪化叙事，准确研判日本媒体保守化的实质和影响，进而制定合理的应对策略。
日本媒体的保守化，虽然短期内可能对日本政府和保守政治势力的执政氛围产生提振作用，但长期来看日本必将因拥抱保守化而丧失来之不易的平和理性，并最终陷入自我困境，这是被历史多次验证过的残酷辩证法。对中国而言，最应警惕和慎重应对的是，日本媒体保守化将进一步助推保守势力的政治暴走、政治迷航乃至政治冒险，给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在中国对日传播方面，必须尽快校正逻辑起点，清醒认识到中国传媒的受众不是“一小撮”受到蛊惑的日本国民，而是被保守思想长期浸染的庞大群体；中国传媒的对手不是头脑发热的日本传媒，而是政治理念和目标趋于合流的“政—媒”集团。
基于此种判断，从对日传播和对日舆论斗争的角度看，中国需要保持足够耐心和定力，明确“传播实效重于规模声势、综合施策重于单一发声、战略胜利重于战术胜利”的总体原则，既要针锋相对又分轻重缓急，既重立场表达又重实利维护，既看眼前得失更看长远效果，尤其要注重以我为主控制节奏、掌握议题，避免随“风”起舞——这是应对日本社会保守思潮、矫正日本国民错误认知、掌握对日传播交流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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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among government， society and the media constitutes the basic element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cology.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servative tendency of Japanese mainstream media is due to both the media’s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gene” and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domestic ecological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 analysis of deep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among Japan’s government， society and media from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can reveal the root of Japanese media and social conservative trend in essence， which is conducive to update and improve the cognitive strategies.
Key words： Japanese；media；conservative；political communication
关键词：日本；媒体；保守化；政治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7）06-0052-06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706007
近年来，日本媒体“保守化”趋势愈演愈烈，尤其是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以《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大报以及NHK（日本放送协会）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政治立场和报道倾向上加速右转，在迎合当局需求、美化侵略历史、鼓吹修宪和激进防务政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日本媒体保守化，是政府、社会、媒体三者互动和日本政治传播生态嬗变的结果，只有从政治传播的系统性、互动性着手，才能立体把握日本媒体总体“右转”的本质、趋势和影响，并从对日外交、对日传播等方面科学制定因应策略。
一、“政—媒”关系视角分析
政府和媒体关系，是政治传播生态的核心议题。尽管日本社会标榜自由民主，但政府无疑是对媒体政治立场、报道倾向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因素。对自民党等政治势力和当下日本政府而言，只有在“政—媒”关系中取得主动地位，得到媒体高度配合，才可能在突破和平宪法、歪曲二战历史等重大议题上取得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谅解”，达成实质性突破。事实上，“政—媒”关系中政府控制力影响力的不断强化，正是当前日本媒体越来越呈现保守面孔的重要外因。
（一）政府凭借强势政权，直接控驭媒体
媒体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构成監督制约作用，而政府对媒体，本质上存在控驭其为我所用的内在冲动。相对而言，控制能力、民意基础不高的弱势政权，媒体政策往往更加宽松自由，被动应对媒体多于主动驾驭媒体；而因为领导人性格气质、执政党民意基础等因素产生的强势政权，则往往得以对媒体施加强势影响力。
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就任日本首相后，自民党实现强势回归，如今已在众参两院先后取得主导控制权。安倍政权正是凭借这种雄厚的政治资本和强势的民意基础，对媒体采取了罕见的控驭政策，
收稿日期：2016-10-14
作者简介：于夕红（1979—），男，四川射洪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事信息与网络舆论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军事外宣、涉军舆论斗争。于夕红：绑架、控驭、合流
社会文化研究——日本媒体保守化的政治传播学分析日本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以服务于保守政治理念的推行，由此在日本形成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保守化政治传播格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媒体普遍怀柔笼络。和媒体负责人餐叙，是日本历届政府笼络媒体的重要手段，其中安倍政府和媒体的餐叙活动频次较前几届政府显著增加。同时，通过记者俱乐部这个特殊的媒体管理制度，日本政府控制重要信源，并能够根据与媒体关系的亲疏远近提供不同程度的采访便利和素材支持，以此分化和笼络媒体阵营。
2.以行政手段布局媒体领导层。以NHK为例，由于其预算和管理层的任命需取得国会认可，为了控制这家公信力高居榜首的媒体，安倍政权精心操纵，在12名经营委员会委员中安插多名自民党代表，并将右翼人士籾井胜人任命为会长，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NHK。
3.对异见媒体直接打压。2014年2月，由于《朝日新闻》曾在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发表多篇社论批评政府，安倍晋三毫不避讳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对其点名批评。2016年2月，安倍政府主管媒体的总务大臣高市早苗甚至声称，如有电视台违反放送法规定的“政治公平”原则，将事实上关停该电视台，而电视台是否违规则由政府定夺。在此之前，自民党议员还公开称应打压包括冲绳地方报纸在内批评日本政府的媒体，同样体现了安倍政权中保守势力粗野狂妄的一面。2016年3月份，日本媒体界三位著名新闻主播（朝日电视台的古馆伊知郎、NHK的国谷裕子、TBS的岸井成格）被迫辞职[1]，更是被广泛视为日本政府打压异见媒体人的直接例证。
4.为强势干预媒体报道构筑合法外衣。最直接的例子，就是2013年年底安倍政府强行推出《特定秘密保护法》，虽然一些媒体对这一限制言论自由和公众知情权的法案表示了反对，大量民众也进行抗议声讨，但终究没能挡住该法案在国会通过。2016年4月份“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年度调查显示，日本新闻报道自由度已从2013年的53名持续降至目前的72名[2]，这背后与安倍政府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不无关系。可以预见，《特定秘密保护法》将在未来若干年内深刻影响日本的政治传播生态。
（二）政客打造“政治秀场”，间接绑架媒体
在“政—媒”关系中，媒体传播行为不仅受到来自政权的直接笼络和控制，而且受到政府首脑人物尤其是政治明星民意基础的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说，如果政客首脑能够有效挑动议题、激化民粹、影响民意，形成浓厚的支持氛围，就能迫使媒体对政客、政党、政府采取总体合作态度，实现对媒体的间接绑架和利用，最终形成一个强化循环。这也正是日本社会由来已久的“秀场政治”的实质。
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在自民党内属于弱势派系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通过提出极具煽动力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和外交上前所未有的积极攻势，向公众塑造了一个富于个人魅力的铁腕政治家形象，内阁的支持率由此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媒体一方面对报道政府负面消息充满忌惮，另一方面也乐于为充满话题感的中曾根康弘首相的政治活动提供更多自由施展的剧场舞台。这可以说是日本政坛“秀场政治”的开端。 21世纪以来，执政长达5年的小泉纯一郎政权也是通过电视软新闻、周刊杂志、体育报刊等通俗媒体，动员因金权腐败、政治封闭性、经济不景气等问题对自民党不满的大众，在媒体和舆论的支持下获得政治基础。作为小泉纯一郎的后任，安倍晋三及其幕僚相信，政治就是人气，也就是自己和本阵营主要政治家在国民中的支持率。因此，安倍晋三在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也继续沿用了“秀场政治”的手法，以打造一个“美丽的国家”谋局造势。虽然第一届安倍政权一年不满便黯然下台，但也为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打造“政治秀场”操弄民意进而驾驭媒体积累了经验。
目前，第二次安倍政权精心开展安倍晋三个人的形象塑造，对其政治主张进行戏剧化包装，如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夺回强大日本”等新鲜的、颇具煽动性的理念口号，既挑动和利用了民意，又为媒体提供了喜闻乐见的传播素材，最重要的是增强了媒体对安倍晋三政治行为的支持度和依赖性，使其成为了主流媒体追逐、右翼势力趋附的“主角”，并进而在“政—媒”关系中居于更加主动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打造“政治秀场”方面，安倍晋三得到了传播领域专家的积极辅助，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政治传播和公关事务专家世耕弘成。早在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组阁后，就首次设立“广报担当辅佐官”，任命世耕弘成负责，力图将其打造为类似美国“白宫新闻办公室”的专业传播机构，突出首相、保护首相，使其成为日本国家形象的代表[3]。如今，在第二次安倍政权中，世耕弘成已先后升任内阁官房副长官和经济产业相，能够调动更多资源帮助安倍晋三打造“政治秀场”，间接控驭媒体，有关动向值得持续关注研究。
二、“社—媒”关系视角分析
近代以来，随着传媒技术的飞速进步和媒介力量的空前释放，人们越来越关注媒体对社会的影响。但在“社—媒”关系中，社会才居于真正主导地位，因为媒体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媒体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嬗變，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历史演进。因此，分析当今日本媒体的保守化现象，必然离不开社会与媒体关系的观察视角。事实上，正是战后日本社会保守思潮的延续和加剧，为日本媒体总体转向保守化提供了最深层土壤，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投射。
（一）国家主义社会思潮对媒体的长期侵染
资源匮乏的岛国环境和迫于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催生了日本民族强烈的集体意识，这种意识延伸到近代，便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国家主义思想。明治时期，被誉为日本“近代学校之父”的文部大臣森有礼主导建立了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体系[4]，首次系统性固化了日本国民“个体服从集体、公民服从国家”的国家主义意识。而随着天皇重新回到国家权力中心，明治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掌握舆论的重要性，出台了《报纸印行条例》，采取许可报纸发行和严格把控舆论的手段强化新闻传播管理。[5]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当时新诞生的一批日本近代媒体虽然鼓吹学习西方，却最终没有将自由民权运动作为主要用力方向，而是大力强调和推广服从服务于国家和政府的思想，直至后来演变为盲目支持军国主义政权的对外扩张政策。
战后，虽然日本社会扭曲的国家主义思潮有所压制和减弱，但从来就没有消灭过，而是潜滋暗长在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冷战期间，信奉国家主义的日本政客以反共政治家的面目和财阀势力一起复活[6]，这一进程一直持续至今。尤其是随着经济的起飞和国力的恢复，日本社会的国家主义情节加速膨胀。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日本企业代言人的索尼公司总裁森田昭夫和日本时任众议员的石原慎太郎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就是日本国家主义思潮抬头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日本官方也有意识“恢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日本文部科学省颁布的《学习指导要领》就明确表示“要加深对我国历史的热爱，培养作为国民的自觉性”。如今，连一度被视为禁语的“国益”（日本语中推崇国家利益至上的词汇，笔者注）一词，也开始频繁出现在日本政府和社团的语境中。而早在安倍第一次内阁时期，便修改了《教育基本法》，把养成“爱吾国与乡土”的国民情怀写进了教育目标。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日本政府又设立和启动了被外界称为日本版“国安会”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从政府机制层面为战前国家主义复活和日本国家“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在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社会思潮下，日本媒体必然倾向于选择“政治正确”，在整体上趋向保守。尤其是在与国家利益和国际竞争关系直接的议题上，日本主要媒体普遍注重通过调整态度立场和传播口径，与政府和执政党保持一致。甚至连日本现代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奠基人小野秀雄，也在《新闻学原理》一书中直言不讳声称：国家的作用若真是为国家、为国民整体的利益而着想，在这种情况下，在消息报道中剔除、歪曲和夸张某些事实，应该被认为是合理的[7]。
（二）保守社会团体对媒体的裹挟渗透
社会团体作为社情民意的基本载体和释放出口，在政治传播生态中居于重要位置。作为一个社团高度发达的国家，日本的保守化社会团体对媒体立场有着直接影响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持保守政治立场的团体就多达有500余个，时至今日日本保守社团力量更加强大，它们受到各种财团和民间捐款支持，不仅纲领明确，而且拥有出色的组织力动员力，不遗余力举办各种集会活动，影响操纵社会话题，进而对日本媒体的报道取向和政治立场产生牵制和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诸如“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会”“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等日本主要保守社团成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独立于政府和政党的思想文化界。一般来说，思想文化界是相对理性的群体，往往能够充当抵制和缓冲保守思潮的中坚力量，二战前夕日本文化界就曾有过这方面的可贵坚守和尝试，为日本思想文化界保留了一定声誉。然而，战后以来日本思想文化界面对狭隘的右倾保守思潮，总体上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理性坚守，甚至令人遗憾地充当了日本社会整体保守化的思想发动机。 其中，由一批右翼文人成立于1996年12月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就是最大例证。该编撰会处心积虑删除教科书中有关日本罪行的内容，已在日本49个都道府县设有分会，拥有1万多名会员，能量巨大。其成员几乎包罗了日本所有的右翼学者，其中不乏战后成长起来的少壮派右翼学者。编撰会的支持者、筑波大学教授中川八洋公开声称：“不进行战争的民族将会退化。宪法第九条不改是不行的。”[8]从编撰会及其支持者的此类言论中，可以管窥日本保守社团美化战争、歪曲历史、保守狭隘的思想本质，以及其较强的舆论建构能力。
如今，日本保守社会团体不仅抢夺了思想文化界话语主导权，而且将触角伸向了几乎所有社会领域。在编撰会互联网主页后面的赞同者名单里，不仅可以看到一些大企业的头面人物，还有不少学界、传媒界、文艺界、体育界和宗教界人士，涵盖了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日本政府和主要政党对右倾政治团体也往往采取纵容迁就甚至乘机利用的态度。以编撰会为例，其背后的最大支持势力就是自民党，早在2004年1月，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安倍晋三就曾向全国地方议会的自民党议员发出通知，要求支持编撰会新编教科书的推广运用[9]。
而从某种程度看，很多日本媒体本身就是保守政治团体的延伸触角和利益代表，如执日本传播界牛耳的NHK，其核心成员中如高管百田尚树等，要么是保守派政客，要么是声名显赫的右翼文人。因此，保守社会团体对日本媒体的裹挟渗透是显而易见的。就当前情况分析，很难期望日本媒体能在预警和抵制社会保守化思潮方面有积极作为。
三、媒体内在动因视角分析
如果说强势政治势力的控驭和保守社会思潮的浸染，是推动日本媒体总体右倾的外在因素，那么日本媒体自身的诸多特质，则构成了其总体保守化的内在动因。可以说，目前日本媒体的保守化趋向，更多是其自身追随保守政治理念、追求现实利益最大化的主动行为。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日本媒体自身“政治人格”的保守化
随着传媒实业化以及信息时代媒体对社会各领域渗透的加深，其传统角色和利益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很多媒体早已不满足于做旁观者和“船头瞭望者”，而是希望直接介入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挥参与者、改变者、塑造者的作用。事实上，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西方媒体，早已在商业利益之外形成了相对独立、稳定的“政治人格”和政治诉求，政治立场的左中右、激进与保守泾渭分明。
这一逻辑，也可以部分地解释目前日本媒体的保守化进程。在当代日本，主流媒体已经不仅是事实的报道者和评论者，更是政治事务的深度参与者，甚至其本身就是保守政治势力的组成部分，而且常常充当急先锋。因此，分析日本媒体的总体保守化，必须把媒体本身“政治人格”和政治诉求嬗变作为重要考察因素。
“政治人格”保守化，首先损害的就是日本媒体自身的客观理性。早在1982年，多次访问日本的巴金针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闹剧就曾一针见血指出：日本媒体蒙蔽了老百姓，“颠倒是非到了这种程度，我不能不感到舆论工作的‘威力’之大”[10]。在中日关系报道方面，鹰派的小泉内阁结束后，很多中国主流媒体对于中日2006年至2008年之间的“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暖春之旅”欢欣鼓舞，而日本媒体则众口一词，自始至终将其定位为“外交演出” [11]，保守态度之坚定让人大跌眼镜。
因此，日本媒体与政治势力的关系，更像是一拍即合、相互借力的“政治合流”，而不是单纯的驾驭控制与被驾驭控制关系。比如，自1994年以来，《读卖新闻》已经就修改宪法这一重大敏感问题3次发表了自己的草案，该报社长渡边恒雄就曾直言：“不是《读卖新闻》亲自民党，而是自民党由它领导”[12]。同理，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NHK、《产经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与其说是被右翼思潮牵着鼻子走，不如说是直接走在了右翼势力的前面，因为这些媒体的会长、社长等核心管理层自然人，正在以其保守的思想观念、政治主张，主动积极地影响日本政治走向。
（二）日本传媒界趋附政治势力的历史惯性
日本媒体对政治势力的趋附，具有很强的主动性。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当时新办的一批近代媒体就主动将自身视为政府的“翼赞”力量。无论是《时事新报》的创办者福泽谕吉与明治政府，还是《东京日日新闻》的创办者福地源一郎与伊藤博文，都体现了日本社会中媒体与政治、媒体巨头与政治势力之间的亲密关系。1944年《朝日新闻》副会长绪方竹正直接出任战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也是这种密切关系的有力佐证。总体来看，早年日本媒体人要么是一心“翼赞”政府、试图依托现有政治势力实现自身政治理想的激进文人，要么本身就是重要政治人物。
战后，日本媒体虽然随民主化改革而受到改造，但趋附政治以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和惯性没有实质改变。数十年来，日本的主流媒体代表人物大都活跃在政府的政策咨询机构中。比如，强势的中曾根康弘首相与渡边恒雄（《读卖新闻》总裁兼主笔）的密切关系，就生动体现了战后以来日本社会媒体与政治、媒体巨头与政治领袖之间的亲密关系：渡边恒雄领导的《读卖新闻》在20世纪70年代实际上偏左，但随着渡边恒雄等骨干被政府和自民党拉拢，立场即开始右转，至今成为日本保守派媒体的代表。同样，传播专家世耕弘成与安倍晋三10多年来长期保持的特殊关系，同样让我们更深刻认识到日本传播界精英的政治趋附性。
相对于执掌媒体的传播要人，日本媒体的普通记者对政府的趋附性同样显而易见。最有力的例证，就是日本记者界长期接受和遵循的记者俱乐部制度，众所周知，这个制度为媒体记者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新闻源，同时也培养了日本记者对政府信源高度的依赖性，加入记者俱乐部的媒体也因为刊载大量政府新闻通稿而被有识之士讽为“鹦鹉媒体”[13]。日本记者当中，还有很多是“番记者”，即依附于首相、部门要员等特定政治人物，并围绕这些特定人物开展长期跟踪报道的跟班記者，这一报道模式本身，就决定了记者对政府要员产生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同化效应，报道角度、政治立场具有浓厚的亲政府亲官方色彩也就在所难免了。 趋附政治势力的的传统，让日本媒体缺少足够的批判精神，尤其是在自民党总体保守化、日本政党总体“自民党化”的背景下，媒体的这种趋附就很容易演进为对保守理念的熟视无睹乃至推波助澜。2016年4月份，联合国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大卫·凯伊在批评日本政府系统化削弱新闻自由的同时，曾呼吁日本媒体能保持自身独立性，以便抵制政府影响力，但显然这属于大卫·凯伊的一厢情愿，因为他明显低估了日本媒体趋附政治势力的历史传统和强大惯性。
结语
综上，日本国内的政治传播生态，是一个由政府、社会和媒体共同构成的三方联动系统，正是这个系统的整体嬗变，催生了日本媒体的保守化。换句话说，日本媒体的保守化是一种系统性“病变”，是整个日本社会保守化进程的投影。只有洞悉日本力图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成为“正常国家”、重回地区和世界舞台中心的长期图谋，对日本国家战略、社会心理和民族心态进行整体观察和历史透视，才能克制“右翼”“军国主义”等笼统化、表象化、情绪化叙事，准确研判日本媒体保守化的实质和影响，进而制定合理的应对策略。
日本媒体的保守化，虽然短期内可能对日本政府和保守政治势力的执政氛围产生提振作用，但长期来看日本必将因拥抱保守化而丧失来之不易的平和理性，并最终陷入自我困境，这是被历史多次验证过的残酷辩证法。对中国而言，最应警惕和慎重应对的是，日本媒体保守化将进一步助推保守势力的政治暴走、政治迷航乃至政治冒险，给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在中国对日传播方面，必须尽快校正逻辑起点，清醒认识到中国传媒的受众不是“一小撮”受到蛊惑的日本国民，而是被保守思想长期浸染的庞大群体；中国传媒的对手不是头脑发热的日本传媒，而是政治理念和目标趋于合流的“政—媒”集团。
基于此种判断，从对日传播和对日舆论斗争的角度看，中国需要保持足够耐心和定力，明确“传播实效重于规模声势、综合施策重于单一发声、战略胜利重于战术胜利”的总体原则，既要针锋相对又分轻重缓急，既重立场表达又重实利维护，既看眼前得失更看长远效果，尤其要注重以我为主控制节奏、掌握议题，避免随“风”起舞——这是应对日本社会保守思潮、矫正日本国民错误认知、掌握对日传播交流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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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among government， society and the media constitutes the basic element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cology.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servative tendency of Japanese mainstream media is due to both the media’s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gene” and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domestic ecological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 analysis of deep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among Japan’s government， society and media from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can reveal the root of Japanese media and social conservative trend in essence， which is conducive to update and improve the cognitive strategies.
Key words： Japanese；media；conservative；political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