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爱国主义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而言都是宝贵财富。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从不缺乏爱国者，远有屈原、文天祥、史可法等诸位先贤，近有解救国家危亡实现人民解放的众多仁人志士。在人类社会实现“大同”之前，这种爱国主义是每个国家聚集民心、合力向前的动力，那种以“地球村民”身份侮谩爱国主义的人，不是天真，就是伪善。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复兴，整个社会的爱国主义情怀不断迸发。正所谓民心可用而不可违，我们当然需要和鼓励这种爱国主义热情，它有助于全民共御来自境外的那些曾经风光一时、现却江河日下的没落思潮侵袭。但与此同时，也要警惕爱国主义所具有的“双刃剑效应”，尤其一些宣泄狭隘民族主义甚至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情绪，在爱国主义的绿灯下畅行无阻。
　　如何避免爱国主义的负能量效应，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总体而言，中国今天的爱国主义亟待深入人心的教化和调养，因为它在很多方面表现得还比较初级。同样喊着爱国主义口号的“鹰派”和“鸽派”之间，存在长期的龃龉与争论，就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爱国主义仍然不够成熟的一种表现。
　　鹰鸽两大群体除了彼此之间的认知差别，各自内部也都还有不同。在“鸽派”中，其中一些人过早陷入对于世界大同或世界公民身份的幻想，因而鄙视看重国家利益。另一些“鸽派”则认为今天的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强硬，而应把力气都用在发展上。以为“强硬”与发展，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关系，这是十足的书生之见。
　　有关“鹰派”和“鸽派”的讨论，本质上说就是血性和理性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国民要有些血性，尤其是她的军人，否则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但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完全依靠血性，真正的大国崛起一定是把血性建立在充分的理性之上。理性是在崎岖坎坷中寻找路径，血性是在崎岖坎坷中百折不挠，两者缺一不可。
　　虽然中国军人素有尚武传统，但对战争是凶器也有痛彻认知。一个颇具悖论性的现象是，中国历代主戰者多是文官，从东林党人到戊戌变法都是如此，而主张慎战者则多是武将。同样，在今天中国的主战者中，又有多少是军人呢？这是中国军人不敢言战甚至不爱国吗？显然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今天的战争机器一旦开启，影响将会波及国家各个层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不能不慎重言战。自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写出“总体战”理论，军人就比平民更深刻地意识到今天的战争要耗费举国之力，风险不言而喻。所以，战争是国与国对抗和利益争夺的最后选项，只有万不得已时才能祭出这个利器和凶器。这种理性认知与畏战怕死是两回事。
　　当然，我们不能把今天中国爱国主义的初级状态归因于普通的爱国者，这个责任应由我们的精英阶层来负。归根结底，是我们今天的一些精英还很初级。没有孬兵只有熊将，精英阶层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引领者，那些从不会盘算国家利益、只准备随时鼓动国民释放血性的所谓精英，显然不是合格的领跑者。而那些一味主张融入国际社会却不考虑国家利益的精英，同样不合格。只有精英阶层尽快成熟起来，民众的爱国主义才能更加成熟，否则我们的爱国主义难以自动升级，特别是当国家步入新时代、将强未强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