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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风》作为春秋魏国的诗歌话语，其特色之一是采用“以曲为直”的言说策略。诗歌在节奏缓急、叙事时序、语气转换、结构开合、意脉续接、境界虚实、章意递进等七个方面采用的言说方式总体上呈现出曲折多变的特征，但这一特征不但没有让诗歌含意隐晦难辨，反而更加有效地将诗人内心的情志得以充分表露。诗歌样貌因此而摇曳多姿，别有风致。《魏风》言说策略的选择与魏地的文化精神存在紧密联系。
关键词：《诗经》 《魏风》 言说 策略
任何成熟话语，均有其言说策略。在文学话语系统中，以抒情为主的中国诗歌话语亦复如此。《魏风》作为春秋魏国的诗歌话语，其特色之一，就是采用了“以曲为直”的言说策略。所谓直，即各诗在叙事述怀、抒情明理、表情达意方面没有云龙雾豹、隐晦深奥之态，而是直来直去，将心声表露无遗；所谓曲，是指诗歌在节奏缓急、叙事时序、语气转换、结构开合、意脉续接、境界虚实、章意递进等方面采用丰富多样的言说方式。直是曲设置的目的，曲是直实现的途径，二者呈辩证关系。以曲为直使得本为短制的诗歌显得摇曳多姿，别有风致。论其表现，大体有以下七端，兹尝试论之。
直而不迫，婉而多风，画龙点睛，此其一。
这一特点以《葛屦》为最，试加以分析。《葛屦》是一首刺褊之诗。诗的末尾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作结，直接吐露歌者讽刺褊心的心声。清人方玉润早就注意到这一特点，其《诗经原始》云：“明点作意，又是一法。”{1}意谓如果以国风中其他诗篇为参照，诗人直接点明诗歌主旨的做法是独具匠心的。清人陈继揆也发觉了这一点，他在《读风臆补》中说：“风人未有说出所以刺之之故，惟此明言之，是风诗中之别立格者。”{2}其意与方玉润所言大略相同。“法”“格”二字虽均含有言说策略的因素，但在此处强调的重心在于情感思想的直白无隐。如果突破这一点，转而从整体上关注诗歌本身的艺术特点，可以说“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实为全篇的点睛之笔。前人评文评诗好用“点睛”二字，采用梁代画家张僧繇画龙点睛的典故。在画作中，先画龙形，而不点睛，其意图是通过以形呼神来表明神之重要；末笔点睛的目的是使形神契合，令艺术作品整体充溢活气、灵气。在诗歌中，“点睛”即为亮明诗歌主旨，使得原本隐约难辨的部分豁然明朗。就其实际效用而言，就是提神醒脑，令人在复杂的诗歌结构中抓住根本。基于这一理解，我们需先对“龙形”亦即“点睛”之前的描写过程进行考察，方能从整体上说明其在言说策略上的特点。诗歌首章云：“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之，好人服之。”在此，我们似乎已经可以领略诗人批判的意图了，但一句“好人服之”指向不明，对“好人”的身份、态度几乎未予披露。如果此时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结篇，虽然也可以使人揣得几分不平之意，但笔墨明显仓促，更难论全篇神完气足。次章又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前三句承上章“好人服之”而言，写“好人”的容貌举止的端庄高贵。此时读者虽可以想到作者意图与葛屦履霜者、纤手缝裳者相互对比，但主旨仍显晦暗。结尾两句一出，便令人恍然大悟，前述“好人”形象之种种，皆为这两句而来。对此，清人崔述早有卓见，其《读风偶识》论云：“此二篇章法与《风》之《君子偕老》略同，其前文但言容饰之美，而末以一二语醒出诗意。直而不迫，婉而多风，善于立言者也。”{3}所谓“直而不迫”是指直言刺褊，态度鲜明，但并不急切说出；迂回一番之后，再点明作诗之意，此为“婉而多风”。这两个特点的总结正是出于对诗歌全面观照之后得出的结论。当然，崔述也并非独具慧眼者，陈继揆亦已窥其关捩，其《读风臆补》论云：“通篇最吃紧‘好人’二字，盖不提‘好人’，而刺褊之意不醒。”{4}陈继揆做出假设，如果将“好人”及其相貌容饰描写部分去除，那么刺褊之旨便无法淋漓尽致地得以表达。将“好人”描写与刺褊联系起来理解，则可看出以曲为直的言说策略。
叙事灵活，时序多样，切换频繁，此其二。
《魏风》与《诗经》大部分诗篇相同，并不着重于叙事，但它在抒情表意时并不排除叙事。叙事方式方法的变化也是以曲为直言说策略的表现之一。以《硕鼠》为例。这首诗开篇疾呼硕鼠，刺贪之意甚明，诗中人对贪婪者的忌恨借此一泻无余，这就是表情达意之“直”。然此诗读来虽有直抒怀臆的痛快，但气象却并不局促，这在某种程度上可归因于叙事艺术的灵活运用。《硕鼠》的叙述时序非常别致。首章首二句“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是对当下事件的叙述，属现时叙述。接续的“三岁贯女，莫我肯顾”直陈硕鼠三年来受我恩惠却寡义刻薄之状，是逆时序中的闪回，也即倒叙。这一叙述扩充了诗歌的时空范围，将人们的视线带回到前三年，使人们对开首的呼告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和理解。最后四句“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直率地表达出即将离弃此地的决绝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是为闪前，也即预叙。这一预叙同样拉伸了诗歌的时空距离，使得读者不仅对诗中人现时的处境表示理解，而且对诗中人未来命运的走向也深表关切，使原本被现实不公引起的情绪堵塞渐渐疏通。次章、卒章仿此，不需赘述。自现时叙述至倒叙再至预叙，在忌恨之情难止的情形下使得全诗节奏舒缓，而其最终目的仍在于刺贪。其实不止《硕鼠》，《园有桃》也有此致。首章二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写当时的忧愁心境及引发的非正常举动，是为现时叙述。接着两句“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显然属于闪回，仍写忧怀，又开一境。接下来“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则更妙，清人陈《诗诵》论云：“《园有桃》诗最妙在‘谓我士也骄’，便可接心之忧矣。中间忽横插‘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八字，代为说辞。将当日无限国是尽纳入八字中。‘泄泄’之声音颜色，小人所由亡国败家者在是，君子所为痛哭流涕者亦在是，而仍含蓄不露，是何等曲折。”{5}诚如陈氏所论，这两句从事件本身跳脱出来，突然插入与潜在听者交流的事件，别开生面，又创一境，“何等曲折”的赞叹正缘于此一插叙。诚然，无论如何曲折，其最终目的仍是抒写内心隐忧。再如《陟岵》。首章首二句“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是对当下情况的叙述，属于现时叙述。接着“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句为插叙；在这插叙当中，又分两种叙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为现时叙述，“上慎旃哉，犹来无止”为预叙。次章、卒章仿此。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表达役徒对亲人的思念。叙述时序的灵活转换使诗歌主旨的表达更显婉曲多姿，以曲为直的言说策略亦尽显其中。 语气转换，高低起伏，急缓兼济，此其三。
循理顺情，出语自然，语气随意婉转，是以曲为直言说策略的又一表征。这可以《伐檀》为例。该诗以刺重敛、贪婪为主旨，诗人对所谓“君子”的厌弃态度和内心格不平之气直露无遗，然诗歌并未给读者一视到底的感觉。究其原因，与诗歌因应诗思逻辑的需要而变换语气的设置有关。诗歌各章均以劳动场景起首，“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兮，河水清且沦猗”。各章起兴部分诗意的平和使得连用“兮”字的语气十分平缓。但是接下来由于诗意突变，诗中人的情绪便陡然攀高直上，与之相配合的语气亦因此使用疑问并显得激烈高亢。诗云：“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每一句质问，语气急促，情绪激动，愤怒之情毫不保留地直泄而出，直如投枪匕首，刺破不劳而获者的面孔，让其贪婪、卑劣、无耻的内心暴露无遗。正如清人方宗诚《说诗章义（上）》所云“‘不稼’句与开首三句全不相接，笔力横肆”{6}。这令人感觉其情绪从此一发而不可止，但事实上紧随其后的语气却又有新变，“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激问之后转为感叹，语气又显出平缓之态，如同大波大浪之后的回潮。但平缓的语气并未削减质疑的力度，正语反用反而使刺贪之意更为明显，使刺贪之味却更加辛辣。再如《葛屦》。首章前四句用两个反问，“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充满愤懑不平的反问语气立即将全诗的氛围拉升到紧张状态，但紧接着“要之之，好人服之”两句则转向和缓，紧张状态已降低些许。而“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则将紧张状态完全舒缓。末尾两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固然为陈述语气，然用此二句煞尾，远胜于骂詈或质问，它不但没有减轻全诗所表现的不平情绪，反而愈加剧烈。可见，语气的缓急起伏终究是为了诗意、诗情的表达，而这也正是以曲为直言说策略的一个侧面。
扬抑起伏，开合有致，善于结构，此其四。
抑扬开合，是《魏风》言说策略的又一个表现。以《汾沮洳》为例。该诗是赞美一位男子美貌的诗歌。“彼其之子，美无度”“彼其之子，美如玉”“彼其之子，美如英”，直陈“彼其之子”的美，是为先扬。如果仅仅如此夸赞对方，在情感表达上虽然直率，但就其艺术方面而言似乎也无甚值得称道之处。然而诗人接着便将被赞美者与他人对比，认为“彼其之子”“殊异乎公路”“殊异乎公行”“殊异乎公族”。这种不惜以贬低本国卿士为代价来竭力抬高“彼其之子”的做法，若不是情非得已，断然不至于此，足见其对本国某些卿士的厌恶和对“彼其之子”的无比崇羡。从手法上看，此正为厚此而薄彼、先扬而后抑的招数。陈《诗诵》曾论道：“《汾沮洳》‘如英’‘如玉’极其赞扬，忽著‘殊异乎’三字承接，与上文是两人，令人失笑。细思之，除却俭不中礼，无可与诗意合者，此谓主文而谲谏。”{7}显然，陈已经发觉并感受到先扬后抑此一转圜的妙处。“主文”即注重文饰，是谓用语之曲；“谲谏”，即委婉地讽谏，是谓意图之直。“主文而谲谏”的评语虽说未必合乎诗旨，但“主文而谲谏”确属自觉的艺术行为。关于这一点，方宗诚则分析得更为透彻明白，其《说诗章义（上）》云：“亦是先扬后抑，有开合曲折之势，重顿美无度、美如英，美如玉三句，然后用转，笔力飞舞，盖反得十足而后一转，乃醒也。”{8}抑扬顿挫，使得诗歌的节奏在舒缓与紧切上相协和，即所谓“开合曲折”“十足而后一转”。而且在曲折之中，好恶分明，出语率直，即所谓“乃醒”，可谓以曲为直言说策略的又一范例。
同句往复，句意回环，腾挪跳跃，此其五。
《魏风》十分注重保持诗歌意脉的连贯，而诗歌并未因意脉一贯而下所伴随的单一而失去意趣；相反，由于语句的有意调配设计，收到了直而不质、直而有曲的风味。这一现象，《园有桃》最具代表性。该诗以表达不为他人理解的内心忧苦为宗旨。诗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心之忧矣，聊以行国。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中人将自己内心的焦虑、身形的癫狂以及知音难觅的愁苦毫不隐晦地和盘托出，是谓直。而在整首诗歌中，诗人有意运用同句反复、句意回环的方法，造成全诗盘桓屈曲的节奏，使得诗中人的忧思之情无处不在、漫无边际。试析之：诗的第三句矢口唱出“心之忧矣”，中间隔五句再出，同句反复，强调了诗中人内心忧愁的程度和强度。“其谁知之”先出现在上句之末，又出现在下句之首，两句连针，虽然语气和表意重心有别，然而语意却紧密勾连。至于诗中的“不知我者”“彼人”“谁”，虽用词有别，但均指代那些不能甚至不愿理解自己内心忧愁且排挤耻笑自己的人。他们的反复出现，整体上使得全诗情脉续接不断，意脉勾连紧密，往复徐迂而不松散，表明诗中人内心急求知音同好的迫切心情，其艺术效果是令人意趣流连，迷而忘返。其实上面所论仅为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应讨论在意脉连贯中考察其表达方式的曲折变化。关于这一问题，前人早有察觉和体悟。如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云：“诗如行文，极纵横排宕之致。”{9}陆奎勋《陆堂诗学》卷四亦云：“是诗措辞遣调不异《黍离》，转折愈多愈妙。”{10}姚、陆二人所述太嫌概括，而清人戴君恩《读风臆评》所论则更加具体贴切，其文云：“他人于‘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意无余矣。此却借‘不知我者’，转出一段光景，而结以‘盖亦勿思’。有顿挫，有吞吐，有含蓄。”{11}所谓“意无余”是指诗中人心中忧虑之情已完全写出，亦即顿挫，是谓直。而“转出一段光景”是指意思表明之后再度盘桓，柳暗花明，别开新面，亦即吞吐，是谓曲。而“盖亦勿思”，则是意脉上的跳脱，虽是煞尾，但又开一重境界，亦即含蓄，是亦谓曲。陈继揆《读风臆补》也引姜白之语云：“姜白曰：是篇一气六折。自己心事，全在一‘忧’字。唤醒群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忧之事，所思之故，则俱在笔墨之外，托兴之中。”{12}“一气”指诗歌的意脉，“六折”，指上下两章六次转折。而“忧”“思”二字则是贯穿全篇的意脉，总结而言就是全诗意脉诘诎有节，迂而不断。上述诸家之论，可谓先得吾意。正是诗歌用句用意艺术手段的巧妙，才将悲郁愤懑的内心情感表达得如此情灵摇荡、韵味悠长，以曲为直言说策略的功效再次显现。 虚实互转，随意曲折，巧为构境，此其六。
存者为实，不存者为虚，诗歌早有实境与虚境之说。整部《诗经》以写实为主，恐已成为学界共识，但这并不妨碍某些特例的存在。如《魏风》就以虚境与实境相结合来增加诗歌的婉曲趣味，并以此达成情感思想表露无余的直爽。以《陟岵》为例。该诗表达年少的役夫对父母兄长的思念。其首章“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及次章、卒章相应二句均为实写，是为实境。如果诗歌沿此实境续写下去，虽然不会影响对思亲之情的分辨，但就艺术效果而言却并无可惊可奇之处。诗歌的出人意表之处在于，它并未单写实境，而是以实境为前导、为依托另外构出一个虚境。承接各章首二句的剩余几句全是设想出的一番情景。诗云，“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又云，“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又云，“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这一虚境，由实境转出，而又与实境浑然一体，使得全诗摇曳多姿，趣味横生。设想语确实为该诗最为美胜之处，亲人之间的入骨思念之情全在设想语中且表达得淋漓尽致，没有这一虚境，恐怕难以动人心魄。关于曲直之关系，方玉润《诗经原始》论云：“人子行役，登高念亲，人情之常。若从正面直写己之所以念亲，给千言万语，岂能道得意尽？诗妙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与临行勖己之言，则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犹足令羁旅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况当日远离父母者乎？”{13}这里不仅指出了该诗虚实互转的特点，而且指出了笔曲而达、情婉而深的辩证关系。用笔愈曲折而表情达意愈通达，表情愈婉转而思情愈深入，这正是以曲为直言说策略的奇妙之处。
重章叠唱，移步换字，意涵丰满，此其七。
《魏风》与大多数风诗一样，多有重章叠唱的特点，给读者的感觉多是形式上的重复。以《伐檀》为例。全诗三章不断反复，在这些反复中，有一些因素是不变的，如“坎坎伐 兮，置之河之 兮。河水清且 猗。”“坎坎伐 兮，置之河之 兮。河水清且 猗。”“坎坎伐 兮，置之河之 兮。河水清且 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 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 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 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 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 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 兮？”上述反复吟唱的效果，一方面是不断强化，令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是循环往复，加深理解，同时防止了佚而不收情形的发生。但若仔细咀嚼，则会发觉不变形式之外的变化部分才更惹人眼目，在与之俱来的新鲜感中更能体会诗匠措辞之妙。不难看出，在反复句式中屡次变化的仅为个别词语，但其艺术的有机性也正体现于此。如自“伐檀”，至“伐辐”，再至“伐轮”，展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制轮过程。而“河之干”“河之侧”“河之”之变，则说明伐檀规模之大。上述变化整体构成一个黄河边上集体造车的大型劳动场景。若不加变换，则场景必显单调。“涟猗”“直猗”“沦猗”，是对黄河水面不同波纹的细致表现，避免了描写的呆板，增加了场景的活泼。“三百廛”“三百亿”“三百”，不仅极言其多，而且通过多变的收粮单位来显示贪婪者的贪求无厌。“县”“县特”“县鹑”，极言猎物之花样，侧面画出贪婪者不择品物的嘴脸。诗歌各章末尾的“素餐”“素食”“素飧”，三次换字，表明早、中、晚三顿饭纯为白吃，更刻画出贪婪者彻头彻尾的寄生形象。如此，诗歌表达活泼灵动而不呆板，不仅丰富了诗的表现力，而且使诗意不断更新。再如《陟岵》。“陟彼岵”“陟彼屺”“陟彼冈”，每次登上植被不同的山头，意谓役徒登高思亲不止一时一地，说明他对亲人的思念无时不有、无地不在。“瞻望父”“瞻望母”“瞻望兄”则表明三者在家族中的地位顺序，是尊卑有序社会的缩影。“无止”“无弃”“无死”，则层层递进，表明家人对其安全的担心程度的递增，所以方宗诚《说诗章义》论云：“无止、无弃、无死，一层急迫一层。”{14}再如《硕鼠》。“食黍”“食麦”“食苗”的变化，表明硕鼠的噬食无端，所以《说诗章义上》云：“食黍、食麦至于食末成黍麦之苗，贪残一层深一层。”“乐土”“乐国”“乐郊”，土即社，社、国、郊，由近及远，既表明思谋离家而去的顺序，更表明离家的不忍不舍。合而观之，以重章叠唱为架构的移步换字对诗情的推进、诗旨的揭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而这也正是以曲为直言说策略得以运用的必然效应。
以上所论，固然未将《魏风》以曲为直言说策略的全部内涵完全揭示出来，但所论已足以说明这一策略的采用对情思表达的有效作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魏风》“以曲为直”的言说策略是魏地人文化精神的体现。以曲为直之“直”，是魏地人朴实俭省精神品格和善恶分明族群性格的艺术表达，以曲为直之“曲”则是魏地诗人婉曲含蓄审美风尚和崇理重情旨趣的集中体现。
{1}{13} （清）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2页，第242页。
{2}{4}{12} （明）戴君恩原本，（清）陈继揆补辑：《读风臆补》，续修四库全书清光绪六年拜经馆刻本。
{3} （清）崔述：《读风偶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道光四年陈履和刻崔东壁遗书本。
{5}{7} （清）陈：《诗诵》，续修四库全书清光绪十一年四明文则楼木活字本。
{6}{8}{14}{15} （清）方宗诚：《说诗章义（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光绪八年刻本。
{9} （清）姚际恒：《诗经通论》，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道光十七年铁琴山馆刻本。
{10} （清）陆奎勋：《陆堂诗学》，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清康熙五十三年陆氏小瀛山阁刻本。
{11} （明）戴君恩：《读风臆评》，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四十八年闵齐刻朱墨套印本。
关键词：《诗经》 《魏风》 言说 策略
任何成熟话语，均有其言说策略。在文学话语系统中，以抒情为主的中国诗歌话语亦复如此。《魏风》作为春秋魏国的诗歌话语，其特色之一，就是采用了“以曲为直”的言说策略。所谓直，即各诗在叙事述怀、抒情明理、表情达意方面没有云龙雾豹、隐晦深奥之态，而是直来直去，将心声表露无遗；所谓曲，是指诗歌在节奏缓急、叙事时序、语气转换、结构开合、意脉续接、境界虚实、章意递进等方面采用丰富多样的言说方式。直是曲设置的目的，曲是直实现的途径，二者呈辩证关系。以曲为直使得本为短制的诗歌显得摇曳多姿，别有风致。论其表现，大体有以下七端，兹尝试论之。
直而不迫，婉而多风，画龙点睛，此其一。
这一特点以《葛屦》为最，试加以分析。《葛屦》是一首刺褊之诗。诗的末尾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作结，直接吐露歌者讽刺褊心的心声。清人方玉润早就注意到这一特点，其《诗经原始》云：“明点作意，又是一法。”{1}意谓如果以国风中其他诗篇为参照，诗人直接点明诗歌主旨的做法是独具匠心的。清人陈继揆也发觉了这一点，他在《读风臆补》中说：“风人未有说出所以刺之之故，惟此明言之，是风诗中之别立格者。”{2}其意与方玉润所言大略相同。“法”“格”二字虽均含有言说策略的因素，但在此处强调的重心在于情感思想的直白无隐。如果突破这一点，转而从整体上关注诗歌本身的艺术特点，可以说“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实为全篇的点睛之笔。前人评文评诗好用“点睛”二字，采用梁代画家张僧繇画龙点睛的典故。在画作中，先画龙形，而不点睛，其意图是通过以形呼神来表明神之重要；末笔点睛的目的是使形神契合，令艺术作品整体充溢活气、灵气。在诗歌中，“点睛”即为亮明诗歌主旨，使得原本隐约难辨的部分豁然明朗。就其实际效用而言，就是提神醒脑，令人在复杂的诗歌结构中抓住根本。基于这一理解，我们需先对“龙形”亦即“点睛”之前的描写过程进行考察，方能从整体上说明其在言说策略上的特点。诗歌首章云：“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之，好人服之。”在此，我们似乎已经可以领略诗人批判的意图了，但一句“好人服之”指向不明，对“好人”的身份、态度几乎未予披露。如果此时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结篇，虽然也可以使人揣得几分不平之意，但笔墨明显仓促，更难论全篇神完气足。次章又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前三句承上章“好人服之”而言，写“好人”的容貌举止的端庄高贵。此时读者虽可以想到作者意图与葛屦履霜者、纤手缝裳者相互对比，但主旨仍显晦暗。结尾两句一出，便令人恍然大悟，前述“好人”形象之种种，皆为这两句而来。对此，清人崔述早有卓见，其《读风偶识》论云：“此二篇章法与《风》之《君子偕老》略同，其前文但言容饰之美，而末以一二语醒出诗意。直而不迫，婉而多风，善于立言者也。”{3}所谓“直而不迫”是指直言刺褊，态度鲜明，但并不急切说出；迂回一番之后，再点明作诗之意，此为“婉而多风”。这两个特点的总结正是出于对诗歌全面观照之后得出的结论。当然，崔述也并非独具慧眼者，陈继揆亦已窥其关捩，其《读风臆补》论云：“通篇最吃紧‘好人’二字，盖不提‘好人’，而刺褊之意不醒。”{4}陈继揆做出假设，如果将“好人”及其相貌容饰描写部分去除，那么刺褊之旨便无法淋漓尽致地得以表达。将“好人”描写与刺褊联系起来理解，则可看出以曲为直的言说策略。
叙事灵活，时序多样，切换频繁，此其二。
《魏风》与《诗经》大部分诗篇相同，并不着重于叙事，但它在抒情表意时并不排除叙事。叙事方式方法的变化也是以曲为直言说策略的表现之一。以《硕鼠》为例。这首诗开篇疾呼硕鼠，刺贪之意甚明，诗中人对贪婪者的忌恨借此一泻无余，这就是表情达意之“直”。然此诗读来虽有直抒怀臆的痛快，但气象却并不局促，这在某种程度上可归因于叙事艺术的灵活运用。《硕鼠》的叙述时序非常别致。首章首二句“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是对当下事件的叙述，属现时叙述。接续的“三岁贯女，莫我肯顾”直陈硕鼠三年来受我恩惠却寡义刻薄之状，是逆时序中的闪回，也即倒叙。这一叙述扩充了诗歌的时空范围，将人们的视线带回到前三年，使人们对开首的呼告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和理解。最后四句“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直率地表达出即将离弃此地的决绝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是为闪前，也即预叙。这一预叙同样拉伸了诗歌的时空距离，使得读者不仅对诗中人现时的处境表示理解，而且对诗中人未来命运的走向也深表关切，使原本被现实不公引起的情绪堵塞渐渐疏通。次章、卒章仿此，不需赘述。自现时叙述至倒叙再至预叙，在忌恨之情难止的情形下使得全诗节奏舒缓，而其最终目的仍在于刺贪。其实不止《硕鼠》，《园有桃》也有此致。首章二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写当时的忧愁心境及引发的非正常举动，是为现时叙述。接着两句“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显然属于闪回，仍写忧怀，又开一境。接下来“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则更妙，清人陈《诗诵》论云：“《园有桃》诗最妙在‘谓我士也骄’，便可接心之忧矣。中间忽横插‘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八字，代为说辞。将当日无限国是尽纳入八字中。‘泄泄’之声音颜色，小人所由亡国败家者在是，君子所为痛哭流涕者亦在是，而仍含蓄不露，是何等曲折。”{5}诚如陈氏所论，这两句从事件本身跳脱出来，突然插入与潜在听者交流的事件，别开生面，又创一境，“何等曲折”的赞叹正缘于此一插叙。诚然，无论如何曲折，其最终目的仍是抒写内心隐忧。再如《陟岵》。首章首二句“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是对当下情况的叙述，属于现时叙述。接着“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句为插叙；在这插叙当中，又分两种叙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为现时叙述，“上慎旃哉，犹来无止”为预叙。次章、卒章仿此。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表达役徒对亲人的思念。叙述时序的灵活转换使诗歌主旨的表达更显婉曲多姿，以曲为直的言说策略亦尽显其中。 语气转换，高低起伏，急缓兼济，此其三。
循理顺情，出语自然，语气随意婉转，是以曲为直言说策略的又一表征。这可以《伐檀》为例。该诗以刺重敛、贪婪为主旨，诗人对所谓“君子”的厌弃态度和内心格不平之气直露无遗，然诗歌并未给读者一视到底的感觉。究其原因，与诗歌因应诗思逻辑的需要而变换语气的设置有关。诗歌各章均以劳动场景起首，“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兮，河水清且沦猗”。各章起兴部分诗意的平和使得连用“兮”字的语气十分平缓。但是接下来由于诗意突变，诗中人的情绪便陡然攀高直上，与之相配合的语气亦因此使用疑问并显得激烈高亢。诗云：“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每一句质问，语气急促，情绪激动，愤怒之情毫不保留地直泄而出，直如投枪匕首，刺破不劳而获者的面孔，让其贪婪、卑劣、无耻的内心暴露无遗。正如清人方宗诚《说诗章义（上）》所云“‘不稼’句与开首三句全不相接，笔力横肆”{6}。这令人感觉其情绪从此一发而不可止，但事实上紧随其后的语气却又有新变，“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激问之后转为感叹，语气又显出平缓之态，如同大波大浪之后的回潮。但平缓的语气并未削减质疑的力度，正语反用反而使刺贪之意更为明显，使刺贪之味却更加辛辣。再如《葛屦》。首章前四句用两个反问，“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充满愤懑不平的反问语气立即将全诗的氛围拉升到紧张状态，但紧接着“要之之，好人服之”两句则转向和缓，紧张状态已降低些许。而“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则将紧张状态完全舒缓。末尾两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固然为陈述语气，然用此二句煞尾，远胜于骂詈或质问，它不但没有减轻全诗所表现的不平情绪，反而愈加剧烈。可见，语气的缓急起伏终究是为了诗意、诗情的表达，而这也正是以曲为直言说策略的一个侧面。
扬抑起伏，开合有致，善于结构，此其四。
抑扬开合，是《魏风》言说策略的又一个表现。以《汾沮洳》为例。该诗是赞美一位男子美貌的诗歌。“彼其之子，美无度”“彼其之子，美如玉”“彼其之子，美如英”，直陈“彼其之子”的美，是为先扬。如果仅仅如此夸赞对方，在情感表达上虽然直率，但就其艺术方面而言似乎也无甚值得称道之处。然而诗人接着便将被赞美者与他人对比，认为“彼其之子”“殊异乎公路”“殊异乎公行”“殊异乎公族”。这种不惜以贬低本国卿士为代价来竭力抬高“彼其之子”的做法，若不是情非得已，断然不至于此，足见其对本国某些卿士的厌恶和对“彼其之子”的无比崇羡。从手法上看，此正为厚此而薄彼、先扬而后抑的招数。陈《诗诵》曾论道：“《汾沮洳》‘如英’‘如玉’极其赞扬，忽著‘殊异乎’三字承接，与上文是两人，令人失笑。细思之，除却俭不中礼，无可与诗意合者，此谓主文而谲谏。”{7}显然，陈已经发觉并感受到先扬后抑此一转圜的妙处。“主文”即注重文饰，是谓用语之曲；“谲谏”，即委婉地讽谏，是谓意图之直。“主文而谲谏”的评语虽说未必合乎诗旨，但“主文而谲谏”确属自觉的艺术行为。关于这一点，方宗诚则分析得更为透彻明白，其《说诗章义（上）》云：“亦是先扬后抑，有开合曲折之势，重顿美无度、美如英，美如玉三句，然后用转，笔力飞舞，盖反得十足而后一转，乃醒也。”{8}抑扬顿挫，使得诗歌的节奏在舒缓与紧切上相协和，即所谓“开合曲折”“十足而后一转”。而且在曲折之中，好恶分明，出语率直，即所谓“乃醒”，可谓以曲为直言说策略的又一范例。
同句往复，句意回环，腾挪跳跃，此其五。
《魏风》十分注重保持诗歌意脉的连贯，而诗歌并未因意脉一贯而下所伴随的单一而失去意趣；相反，由于语句的有意调配设计，收到了直而不质、直而有曲的风味。这一现象，《园有桃》最具代表性。该诗以表达不为他人理解的内心忧苦为宗旨。诗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心之忧矣，聊以行国。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中人将自己内心的焦虑、身形的癫狂以及知音难觅的愁苦毫不隐晦地和盘托出，是谓直。而在整首诗歌中，诗人有意运用同句反复、句意回环的方法，造成全诗盘桓屈曲的节奏，使得诗中人的忧思之情无处不在、漫无边际。试析之：诗的第三句矢口唱出“心之忧矣”，中间隔五句再出，同句反复，强调了诗中人内心忧愁的程度和强度。“其谁知之”先出现在上句之末，又出现在下句之首，两句连针，虽然语气和表意重心有别，然而语意却紧密勾连。至于诗中的“不知我者”“彼人”“谁”，虽用词有别，但均指代那些不能甚至不愿理解自己内心忧愁且排挤耻笑自己的人。他们的反复出现，整体上使得全诗情脉续接不断，意脉勾连紧密，往复徐迂而不松散，表明诗中人内心急求知音同好的迫切心情，其艺术效果是令人意趣流连，迷而忘返。其实上面所论仅为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应讨论在意脉连贯中考察其表达方式的曲折变化。关于这一问题，前人早有察觉和体悟。如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云：“诗如行文，极纵横排宕之致。”{9}陆奎勋《陆堂诗学》卷四亦云：“是诗措辞遣调不异《黍离》，转折愈多愈妙。”{10}姚、陆二人所述太嫌概括，而清人戴君恩《读风臆评》所论则更加具体贴切，其文云：“他人于‘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意无余矣。此却借‘不知我者’，转出一段光景，而结以‘盖亦勿思’。有顿挫，有吞吐，有含蓄。”{11}所谓“意无余”是指诗中人心中忧虑之情已完全写出，亦即顿挫，是谓直。而“转出一段光景”是指意思表明之后再度盘桓，柳暗花明，别开新面，亦即吞吐，是谓曲。而“盖亦勿思”，则是意脉上的跳脱，虽是煞尾，但又开一重境界，亦即含蓄，是亦谓曲。陈继揆《读风臆补》也引姜白之语云：“姜白曰：是篇一气六折。自己心事，全在一‘忧’字。唤醒群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忧之事，所思之故，则俱在笔墨之外，托兴之中。”{12}“一气”指诗歌的意脉，“六折”，指上下两章六次转折。而“忧”“思”二字则是贯穿全篇的意脉，总结而言就是全诗意脉诘诎有节，迂而不断。上述诸家之论，可谓先得吾意。正是诗歌用句用意艺术手段的巧妙，才将悲郁愤懑的内心情感表达得如此情灵摇荡、韵味悠长，以曲为直言说策略的功效再次显现。 虚实互转，随意曲折，巧为构境，此其六。
存者为实，不存者为虚，诗歌早有实境与虚境之说。整部《诗经》以写实为主，恐已成为学界共识，但这并不妨碍某些特例的存在。如《魏风》就以虚境与实境相结合来增加诗歌的婉曲趣味，并以此达成情感思想表露无余的直爽。以《陟岵》为例。该诗表达年少的役夫对父母兄长的思念。其首章“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及次章、卒章相应二句均为实写，是为实境。如果诗歌沿此实境续写下去，虽然不会影响对思亲之情的分辨，但就艺术效果而言却并无可惊可奇之处。诗歌的出人意表之处在于，它并未单写实境，而是以实境为前导、为依托另外构出一个虚境。承接各章首二句的剩余几句全是设想出的一番情景。诗云，“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又云，“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又云，“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这一虚境，由实境转出，而又与实境浑然一体，使得全诗摇曳多姿，趣味横生。设想语确实为该诗最为美胜之处，亲人之间的入骨思念之情全在设想语中且表达得淋漓尽致，没有这一虚境，恐怕难以动人心魄。关于曲直之关系，方玉润《诗经原始》论云：“人子行役，登高念亲，人情之常。若从正面直写己之所以念亲，给千言万语，岂能道得意尽？诗妙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与临行勖己之言，则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犹足令羁旅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况当日远离父母者乎？”{13}这里不仅指出了该诗虚实互转的特点，而且指出了笔曲而达、情婉而深的辩证关系。用笔愈曲折而表情达意愈通达，表情愈婉转而思情愈深入，这正是以曲为直言说策略的奇妙之处。
重章叠唱，移步换字，意涵丰满，此其七。
《魏风》与大多数风诗一样，多有重章叠唱的特点，给读者的感觉多是形式上的重复。以《伐檀》为例。全诗三章不断反复，在这些反复中，有一些因素是不变的，如“坎坎伐 兮，置之河之 兮。河水清且 猗。”“坎坎伐 兮，置之河之 兮。河水清且 猗。”“坎坎伐 兮，置之河之 兮。河水清且 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 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 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 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 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 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 兮？”上述反复吟唱的效果，一方面是不断强化，令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是循环往复，加深理解，同时防止了佚而不收情形的发生。但若仔细咀嚼，则会发觉不变形式之外的变化部分才更惹人眼目，在与之俱来的新鲜感中更能体会诗匠措辞之妙。不难看出，在反复句式中屡次变化的仅为个别词语，但其艺术的有机性也正体现于此。如自“伐檀”，至“伐辐”，再至“伐轮”，展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制轮过程。而“河之干”“河之侧”“河之”之变，则说明伐檀规模之大。上述变化整体构成一个黄河边上集体造车的大型劳动场景。若不加变换，则场景必显单调。“涟猗”“直猗”“沦猗”，是对黄河水面不同波纹的细致表现，避免了描写的呆板，增加了场景的活泼。“三百廛”“三百亿”“三百”，不仅极言其多，而且通过多变的收粮单位来显示贪婪者的贪求无厌。“县”“县特”“县鹑”，极言猎物之花样，侧面画出贪婪者不择品物的嘴脸。诗歌各章末尾的“素餐”“素食”“素飧”，三次换字，表明早、中、晚三顿饭纯为白吃，更刻画出贪婪者彻头彻尾的寄生形象。如此，诗歌表达活泼灵动而不呆板，不仅丰富了诗的表现力，而且使诗意不断更新。再如《陟岵》。“陟彼岵”“陟彼屺”“陟彼冈”，每次登上植被不同的山头，意谓役徒登高思亲不止一时一地，说明他对亲人的思念无时不有、无地不在。“瞻望父”“瞻望母”“瞻望兄”则表明三者在家族中的地位顺序，是尊卑有序社会的缩影。“无止”“无弃”“无死”，则层层递进，表明家人对其安全的担心程度的递增，所以方宗诚《说诗章义》论云：“无止、无弃、无死，一层急迫一层。”{14}再如《硕鼠》。“食黍”“食麦”“食苗”的变化，表明硕鼠的噬食无端，所以《说诗章义上》云：“食黍、食麦至于食末成黍麦之苗，贪残一层深一层。”“乐土”“乐国”“乐郊”，土即社，社、国、郊，由近及远，既表明思谋离家而去的顺序，更表明离家的不忍不舍。合而观之，以重章叠唱为架构的移步换字对诗情的推进、诗旨的揭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而这也正是以曲为直言说策略得以运用的必然效应。
以上所论，固然未将《魏风》以曲为直言说策略的全部内涵完全揭示出来，但所论已足以说明这一策略的采用对情思表达的有效作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魏风》“以曲为直”的言说策略是魏地人文化精神的体现。以曲为直之“直”，是魏地人朴实俭省精神品格和善恶分明族群性格的艺术表达，以曲为直之“曲”则是魏地诗人婉曲含蓄审美风尚和崇理重情旨趣的集中体现。
{1}{13} （清）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2页，第242页。
{2}{4}{12} （明）戴君恩原本，（清）陈继揆补辑：《读风臆补》，续修四库全书清光绪六年拜经馆刻本。
{3} （清）崔述：《读风偶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道光四年陈履和刻崔东壁遗书本。
{5}{7} （清）陈：《诗诵》，续修四库全书清光绪十一年四明文则楼木活字本。
{6}{8}{14}{15} （清）方宗诚：《说诗章义（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光绪八年刻本。
{9} （清）姚际恒：《诗经通论》，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道光十七年铁琴山馆刻本。
{10} （清）陆奎勋：《陆堂诗学》，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清康熙五十三年陆氏小瀛山阁刻本。
{11} （明）戴君恩：《读风臆评》，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四十八年闵齐刻朱墨套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