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弗洛伊德与荣格展开了为期6年的密切合作，虽然最终分道扬镳，但这段合作依然将精神分析学派推到至高无上的巅峰。鲜为人知的是，这两位巨人的相遇和分离，都与一位俄国犹太女人密切相关，她就是最早的女精神分析师——萨宾娜·施皮尔赖因。
　　萨宾娜是一位俄国犹太富商的女儿，她接受的治疗是荣格的首次精神分析实践。萨宾娜的症状和她对精神分析的独到见解深深吸引了荣格，荣格甚至安排萨宾娜在住院期间担任自己的实验室助手。一年后，萨宾娜病愈出院，入苏黎世大学攻读医学。其后，她仍以患者的身份与荣格定期会面，他们探讨病情，也谈论精神分析，关系越来越密切。
　　1906年春天，荣格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一匹骏马拖着一根沉重的圆木疾驰而去，而两辆马车的出现抑制了奔马危险的速度。他觉得这个梦显示自己有强烈的私通欲望。目睹萨宾娜摆脱病魔，也怀抱着接触自己内在灵魂的强烈愿望，荣格终于奋不顾身投向了当时争议重重的精神分析理论。而此时的弗洛伊德正急于寻找一种更具科学性的方法来支持自己的理论。1906年4月，荣格致信弗洛伊德，这封信对弗洛伊德而言绝对是久旱逢甘霖。一段著名的师生情谊建立起来了。弗洛伊德开始将荣格当作自己最得意的“儿子”和“继承人”，而荣格也处处维护弗洛伊德的权威。促成这次重要接触的人正是萨宾娜，也正是她让荣格陷入了强烈的私通欲望之中。
　　1908年5月，由弗洛伊德安排，犯罪学之父汉斯·格罗斯的儿子奥托·格罗斯住进伯格尔茨利精神病院，荣格出任他的精神分析师。格罗斯的性解放理论和一夫多妻制狂想吸引了荣格，他不愿再壓抑他对萨宾娜的情感。萨宾娜成了荣格的情人。这时，精神分析的学术地位急速上升，弗洛伊德准备将荣格推选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学会主席与患者的性丑闻无疑会给精神分析学会造成致命打击。荣格开始后悔自己的冲动行为，试图与萨宾娜和平分手。不料，荣格的妻子埃玛匿名致信萨宾娜的母亲，事情开始变得不可挽回。紧接着，萨宾娜被荣格冷淡无情的回应激怒。1909年6月，弗洛伊德收到萨宾娜的来信。荣格狼狈地向弗洛伊德承认一切，除了他们的性关系。在弗洛伊德的调停下，萨宾娜事件告一段落。但荣格从此感到弗洛伊德借萨宾娜事件彻底控制了自己。
　　1909年8月，弗洛伊德和荣格共赴美国参加克拉克大会，酒后的荣格在弗洛伊德面前大谈沼泽地出土的木乃伊，弗洛伊德突然晕倒在地。荣格在旅途中显得粗暴又冷淡，弗洛伊德也不甘示弱地针锋相对。在返回欧洲的轮船上，荣格与弗洛伊德相互释梦。弗洛伊德坚持认为荣格在梦中希望他死去，荣格则暗中要求弗洛伊德公开他的家庭秘密。荣格对弗洛伊德的情感只剩下表面的温顺，内心却充满了怨恨。即便如此，弗洛伊德依然在1910年3月的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将荣格推选为学会主席。
　　1910年9月，荣格收到萨宾娜寄来的一篇论文，陡然转变了对萨宾娜的态度，声称要与她一起完成这篇论文。两人爱火重燃，他们的关系也变得更复杂了：医患、朋友、知己、情人、同事以及对手。而这一切的原因在于，萨宾娜在论文中提出了“死本能”概念。荣格和弗洛伊德都需要这个概念，因为他们都想解决一个由来已久的关键问题：性欲为什么会受到如此普遍的压抑。荣格告诉弗洛伊德，他准备修正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弗洛伊德表面支持，实则恼羞成怒。
　　萨宾娜意识到自己更倾向于弗洛伊德的观念，决定离开荣格，前往维也纳。1911年10月，萨宾娜加入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成为弗洛伊德的门徒。弗洛伊德一面亲近萨宾娜，一面又借萨宾娜的观点猛烈攻击荣格。1911年底，萨宾娜与弗洛伊德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让弗洛伊德对荣格彻底失去信心。之后，萨宾娜嫁给一位犹太医生，前往柏林开业。1912年11月24日，荣格在慕尼黑会议上发表自己对《图腾与禁忌》的看法，声称“父亲早已名满天下，儿子应当自寻出路”，弗洛伊德再次晕倒在地。1912年底，两人开始在信件中大肆嘲讽对方并暗中相互威胁。1912年12月23日，荣格建议停止书信往来；1913年1月3日，弗洛伊德建议双方彻底断绝关系；1913年1月6日，荣格同意了弗洛伊德的建议。
　　弗洛伊德，这位洞穿人类灵魂的伟大人物，实际上在当时也不能泰然处理自己的欲望和衰亡，他想将荣格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他自己，遭到彻底的挫败。而荣格，这个名满天下的思想家，也曾迷失在欲望和谎言中，不可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