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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人代会，“又好又快”成了最耀眼的关键词。如何实现浙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出席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人大代表热议的话题。
近年来，我省经济发展的条件进一步改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发展势头进一步趋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2006年，是“十一五”发展良好开局的一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15649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2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335元，实际分别增长10.9%和9.3%。这一切，代表们在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时备受鼓舞，信心满怀。
但是，代表们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清醒地看到，我省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要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与“快”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与“快”的关系？代表们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各抒己见，体现了他们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强烈的责任心和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的把握。
自主创新，政府要强力打击“李鬼”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求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确保经济运行平稳，力争在提高质量和效益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这就对浙江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毋庸讳言，浙江的经济以民营企业为主，其中不少企业以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为主。资源是有限的，在有限的资源下，如何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这是浙江面临的最为现实的问题。同时许多企业没有自己打得响的品牌，企业是“只长骨头不长肉”，大部分利润都进了外国人的腰包。由此，如何培养浙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成了人大代表认真思索的一个大问题。
来自台州的王芸代表，谈起自主创新，可谓感慨万千。她曾经是一位公务员，后来“下海”到企业进行反光材料的科研。她最头疼的是，目前鼓励自主创新的软环境还非常缺乏。当一家企业千辛万苦开发出自己的高科技产品，打响了自己的品牌时，没有多久，边上往往会冒出一家相同性质的企业，用高薪来挖走你的科研人才，生产与你相同的产品，造成恶性竞争。
“从北京、上海去挖人才，人家毕竟觉得生活不方便，可能不愿意来，可是从本地挖人才，那就简单多了。”谈起此类现象，王芸代表气就不打一处来。
“可不是吗？我们创新的工艺品一出来，马上有人仿冒。广交会上，同样的产品摆上一长溜，还不把人气死？政府是应该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了。”来自工艺品之乡仙居县的吴珊娟代表也是感受强烈。
为了推进企业自主创新，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王芸代表在去年的人代会上就领衔提出了建议，要求政府营造创新环境、制订创新政策、加大创新投入、降低创新风险、培养创新人才。她的建议被确定为重点建议，省政府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的办理，她也比较满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提出，今后政府在打击恶性竞争方面应该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一家企业有了叫得响的创新产品，相似的“李鬼”企业要上马，政府绝对不能再搞什么土地、税收的优惠政策，相反，还应该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避免恶性竞争。
对此，省人大代表、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也提出，政府应该加强“执行力”，让那些仿冒名牌者倾家荡产。他告诉记者，现在有些地方说说很重视，真正查起来又是另外一码事。应该像北京整顿秀水街的仿冒名牌一样，动点真格。
王芸代表还对政府采购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她说，现在发达国家很注意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和自主创新产品，但是我国一些政府机构却总是认为外国的东西就是好，这个观念必须改变。
王芸所在的公司生产的反光膜、反光布现在全部达到了国家标准，突破了国外的技术壁垒，畅销欧美大国，反过来，由于国内的一些政府部门的“惯性”和“惰性”，在采购时反而还青睐国外昂贵的同类产品。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要让国内外的企业站在公平的平台上进行竞争。王芸提出建议，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审核制度，不断提高政府采购中本省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比例。对企业开发的符合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和产品目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实行政府首购。
加强自主创新，企业是当然的主体。浙江企业数量众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追求财富和效益的原动力促使企业不断自觉加大对高新技术和高科技项目的投入。如今，浙江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较强研发能力、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创新型企业。共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46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1987家、民营科技中小型企业15000多家，位居全国首位。杉衫集团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家。
省人大代表、杉衫集团董事长郑永刚拿出自己的手机，自豪地对记者说，现在国内手机锂离子电池的正极、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的产量，杉衫集团占了73%，并且已经应用到三星、LG、索爱等国际名牌手机上。“杉衫”通过自主创新，已经不是过去那家单纯的服装企业了。
郑永刚认为，过去政府也搞了科技孵化中心，但科技成果转化为市场的通道并不畅通。今后，政府要转变观念，突出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政府应该从孵化中心的操作中退出来，转而支持企业搞研发中心，在导向、政策、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比如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搭建科研成果转化市场的平台；制定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引进人才。
自主创新，关键在人才，然而，浙江的人才“家底”其实并不殷实。院士、领军人物等高端人才明显短缺。人才资源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领域的人才明显不足，外向型人才、高新技术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尤其缺乏。
高层次人才匮乏的问题，在企业中更为明显。调查表明，我省1万多家规模以上企业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技术人员不到5万人，有近一半的企业认为现有人才难以满足企业研发的需要。
温州代表团的代表在小组审议时谈到，《政府工作报告》说的2006年我省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分别增长23%和28.3%。但是这些专利中有许多是外观、包装上的，不少企业真正的核心技术还是依靠外国。而要发明自己的核心技术，一定要吸引人才。
如何吸引人才？省人大代表、中国江南阀门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作兴快人快语：“重奖之下有科技”。他说，我们浙江要走在前列，除了“与时俱进”，更要“超前谋划”，尤其是在科技人才的引进上，要打破常规，给予高额奖励、丰厚回报。我们的奖励，不但要让“海归”动心，也要让国外知名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动心，让他们像白求恩大夫那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助力。
节能环保，考验政府“整合力”
省长吕祖善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困难和问题时，对“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仍然较大”并不讳言。
2006年，浙江全省实现生产总值15649亿元，比上年增长13.6%；浙江省人均GDP近4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标准，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地区。但资源、能源的短缺，仍是以民营经济著称的浙江在发展进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成长，能源、环境无疑是浙江发展的瓶颈。
省长吕祖善也曾多次公开表示，为保证能源和生态安全，降低企业成本，浙江必须鼓励技术创新，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并将能耗目标考核列入干部政绩考核——作为全国三个试点地区之一，浙江已将GDP能耗指标纳入干部考核综合指标。
到2010年，我省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强度(以2000年可比价计算)要比2005年下降15%。这是省人代会审议批准的“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约束性指标，也是国家下达给我省必须完成的指标，任务十分艰巨。对此，代表们纷纷献计献策。
省人大代表、宁波港集团油港轮驳有限公司综合船队队长孙荣光，谈起节能降耗，有许多切身的体会。他说，浙江以中小企业为主，一些企业高能耗、高污染运转，之所以停不下来，是当地政府急功近利的结果。政府只考虑企业给当地税收带来的好处和GDP的增长，没有考虑到企业沉重的社会成本。
省人大代表、镇海炼化仓储有限公司经理贺汉雄接过孙荣光的话题说，政府应该像抓环保“三同时”那样，制定节能降耗的行业标准，在源头上限制高能耗企业的准入。对已经投入生产的高耗能企业，要制定时间表，列出“黑名单”，降不下来的坚决淘汰。
孙荣光曾经到山东省考察，他发现那里的节能气氛比较浓厚，其中一个做法是政府给了节能中介公司优惠政策，鼓励节能公司与企业合作，开发节能技术，帮助企业节能降耗。他认为，浙江的各级政府也可以大力扶持节能中介公司，对引进节能公司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给予减免、补偿等优惠政策。
技术改造可以节能，提高管理水平照样可以降低能耗。孙荣光说，现在国有企业一方面投入巨资搞节能技术改造，另一方面，由于管理不善，造成了源源不断的浪费。今后，政府要更加注重督促企业通过管理降低能耗，严格执行有关产品的能效标准，严格实施能效标识制度。
节能降耗，各级政府理应成为全社会节能的表率。但是，近年来，由于政府决策的失误和依法行政意识的淡薄，一些巨额浪费的源头就是政府。对此，许多代表也直言不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我们现在经济发展了，可浪费也增加了。有的建筑说是要用100年，结果10多年就爆破了，多可惜。”省人大代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的王云路认为，现在有些地方政府的思路就像黑瞎子掰玉米，拿一个丢一个。不但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有的还是对文物和历史风貌的破坏。
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精创工作室的吴伟进代表在城市设计方面是位专家。对于“炸楼现象”，他做了客观的分析：“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城市的更新也加快，有些建筑的功能已经严重滞后，虽然年头不长，炸掉也是对的。”接着，他话锋一转，“问题是有些炸掉的建筑本来就不应该出生，它们是长官意志的体现，当时就不符合规划，是凭借权力强行上马的，这样的建筑就是严重的浪费了。政府领导间的扯皮、上下级之间的扯皮，最后都会体现在建筑上，会出现一些违法的、不伦不类的建筑。而政府公务人员的腐败又会产生‘豆腐渣工程’。这些都是与建立节约型社会背道而驰的。”他建议，政府各个部门应加强协调，提高“整合力”，这样，可以少发生浪费惊人的非正常“炸楼现象”。
与节能降耗相关联，环境保护依然是今年人代会代表们十分关注的议题。
1月30日上午，杭州代表团分组审议时，胡小平等代表就环保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胡小平代表不久前曾参加过一次关于农村沼气使用情况的调研。在新安江边，他一方面欣喜地发现，农村开始治理面源污染，变废为宝，农民用上了清洁的沼气，但是，他同时又发现，一些粗放经营的化工厂正在加快建设。“如果高污染的化工行业也搞‘集群效应’，爱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那母亲河钱塘江如何能够保证不被污染？”
翁卫军代表接过话题：“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就业矛盾，增加税收，对污染企业的治理总是下不了手。今后，对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保护区所在的政府，应该改革考核办法，就考核你的生态保护指标。比如说千岛湖，上级就应该考核其水源保护情况，如果造成污染，领导干部要扣分，如果保护得好，领导干部拿的奖励与得到的荣誉完全应该与经济发达的地区一样。”
胡小平代表马上说：“浙江是经济发达身份，完全有条件划分出不同的区域。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保护区的财政，应该由省里统筹，进行转移支付。”他还提出，要提拔的干部，不能老是派到经济发达地区去挂职锻炼，也要派到经济欠发达地区锻炼。熟悉经济的干部要提拔，搞好环保的干部，照样应该提拔。
钟小毛代表则用北京保护密云水库周边环境的事例，谈了对水源地保护区如何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建议。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新侨饭店二楼会议室里，始终充满热烈的气氛。
从“引资”到“选资”：新的理念和思路
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吕祖善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努力构建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那么政府应该如何构建这样的体制机制？代表们自然有许多真知灼见。
来自台州的娄依兴代表，每次来开会，都会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今年，他又有什么新想法？记者充满期待地敲开了他的门。
果然，娄依兴代表没有让记者失望，他拿出了一份《急需对我省外资政策进一步调整的建议》。建议中，对我省外资政策中出现的负面效应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为什么要提这样的建议？娄依兴告诉记者，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现行外资政策，对我省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负面的效应显而易见。
娄依兴说，各级政府在“筑巢引凤”“招商引资是一号工程”等口号的鼓舞下，招商引资呈现恶意竞争态势。在土地、厂房租售价格、税收等方面，一些地方都突破了国家相关政策的底线。当这些“优惠”显得“捉襟见肘”时，个别地方就开始让与特权。有些“超国民待遇”附加条件让人瞠目结舌！这些“特权”，显然是对社会正义和法律权威的践踏。
娄依兴认为，我省是一个资源、土地、能源短缺，环境比较脆弱的省份，因此，应该降低或取消对资源、土地消耗大，污染严重产品的出口退税，企业才会少发展、少出口这些产品，从而有利于改善我省的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同时，资金不再是我省经济发展的瓶颈，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应该调整。
娄依兴说：“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基层干部普遍认同的。不信？我随便叫一位代表过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门外，正巧玉环县委书记高敏代表路过，娄依兴叫住了她。获知我们谈的是招商引资的话题，高敏代表爽快地说：“招商引资，如果能引进高新技术，那自然是好的。问题是层层考核，硬压任务，最后出来的往往就是假合资。现在有些地方完成不了招商引资的任务，就把国内的资金在境外转一圈，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再进来，然后伸手向政府要土地、要优惠政策。有的街道，因为招商引资给了优惠政策，一下子损失税收上千万。”
1月29日晚，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灯火通明，8位来自全省各地的省人大代表在这里集体亮相接受媒体采访。本刊记者问嵊泗县委书记刘宏明代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进一步做好招商选资工作，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那么作为一个急需发展资金的海岛县，怎样看待‘选资’工作？”
刘宏明代表回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是可持续发展。过去，由于我们发展水平低，只要对地方财政有贡献，不管是高能耗还是高污染，都允许进来，结果教训非常深刻。舟山渔场的捕捞效益连年下降，大黄鱼、墨鱼几乎绝种，因为污染恶化了鱼类的生存环境。如果现在还走过去那种老路，那我们要还的债要比招商引资取得的效益要大很多。”
从“引资”到“选资”，《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字之差，也引起了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人大代表的深入思考。衢州市副市长郑金平代表告诉记者：“一字之差，实际上是省政府根据浙江的发展实际，理念上的大变化。过去我们说来的都是客，只要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行业都可以进来，出现了严重的后果。衢州市高污染的沈家工业园区就是一个坏的例子。现在我们要搬迁沈家工业园区里的企业，成本非常大。”
郑金平代表认为，从“引资”到“选资”，乍一看，似乎给招商带来了难度，但对欠发达地区长远的发展，并不会产生大的矛盾。欠发达地区有生态环境的优势，如果我们把环境破坏了，真正的好企业反而不愿意进来。作为政府，要在创造良好投资环境上下功夫，而不应该热衷于层层压任务，搞招商引资的考核。那样，只能得到眼前的小利，损害的是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省经济发展的条件进一步改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发展势头进一步趋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2006年，是“十一五”发展良好开局的一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15649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2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335元，实际分别增长10.9%和9.3%。这一切，代表们在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时备受鼓舞，信心满怀。
但是，代表们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清醒地看到，我省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要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与“快”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与“快”的关系？代表们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各抒己见，体现了他们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强烈的责任心和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的把握。
自主创新，政府要强力打击“李鬼”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求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确保经济运行平稳，力争在提高质量和效益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这就对浙江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毋庸讳言，浙江的经济以民营企业为主，其中不少企业以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为主。资源是有限的，在有限的资源下，如何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这是浙江面临的最为现实的问题。同时许多企业没有自己打得响的品牌，企业是“只长骨头不长肉”，大部分利润都进了外国人的腰包。由此，如何培养浙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成了人大代表认真思索的一个大问题。
来自台州的王芸代表，谈起自主创新，可谓感慨万千。她曾经是一位公务员，后来“下海”到企业进行反光材料的科研。她最头疼的是，目前鼓励自主创新的软环境还非常缺乏。当一家企业千辛万苦开发出自己的高科技产品，打响了自己的品牌时，没有多久，边上往往会冒出一家相同性质的企业，用高薪来挖走你的科研人才，生产与你相同的产品，造成恶性竞争。
“从北京、上海去挖人才，人家毕竟觉得生活不方便，可能不愿意来，可是从本地挖人才，那就简单多了。”谈起此类现象，王芸代表气就不打一处来。
“可不是吗？我们创新的工艺品一出来，马上有人仿冒。广交会上，同样的产品摆上一长溜，还不把人气死？政府是应该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了。”来自工艺品之乡仙居县的吴珊娟代表也是感受强烈。
为了推进企业自主创新，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王芸代表在去年的人代会上就领衔提出了建议，要求政府营造创新环境、制订创新政策、加大创新投入、降低创新风险、培养创新人才。她的建议被确定为重点建议，省政府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的办理，她也比较满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提出，今后政府在打击恶性竞争方面应该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一家企业有了叫得响的创新产品，相似的“李鬼”企业要上马，政府绝对不能再搞什么土地、税收的优惠政策，相反，还应该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避免恶性竞争。
对此，省人大代表、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也提出，政府应该加强“执行力”，让那些仿冒名牌者倾家荡产。他告诉记者，现在有些地方说说很重视，真正查起来又是另外一码事。应该像北京整顿秀水街的仿冒名牌一样，动点真格。
王芸代表还对政府采购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她说，现在发达国家很注意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和自主创新产品，但是我国一些政府机构却总是认为外国的东西就是好，这个观念必须改变。
王芸所在的公司生产的反光膜、反光布现在全部达到了国家标准，突破了国外的技术壁垒，畅销欧美大国，反过来，由于国内的一些政府部门的“惯性”和“惰性”，在采购时反而还青睐国外昂贵的同类产品。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要让国内外的企业站在公平的平台上进行竞争。王芸提出建议，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审核制度，不断提高政府采购中本省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比例。对企业开发的符合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和产品目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实行政府首购。
加强自主创新，企业是当然的主体。浙江企业数量众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追求财富和效益的原动力促使企业不断自觉加大对高新技术和高科技项目的投入。如今，浙江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较强研发能力、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创新型企业。共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46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1987家、民营科技中小型企业15000多家，位居全国首位。杉衫集团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家。
省人大代表、杉衫集团董事长郑永刚拿出自己的手机，自豪地对记者说，现在国内手机锂离子电池的正极、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的产量，杉衫集团占了73%，并且已经应用到三星、LG、索爱等国际名牌手机上。“杉衫”通过自主创新，已经不是过去那家单纯的服装企业了。
郑永刚认为，过去政府也搞了科技孵化中心，但科技成果转化为市场的通道并不畅通。今后，政府要转变观念，突出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政府应该从孵化中心的操作中退出来，转而支持企业搞研发中心，在导向、政策、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比如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搭建科研成果转化市场的平台；制定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引进人才。
自主创新，关键在人才，然而，浙江的人才“家底”其实并不殷实。院士、领军人物等高端人才明显短缺。人才资源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领域的人才明显不足，外向型人才、高新技术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尤其缺乏。
高层次人才匮乏的问题，在企业中更为明显。调查表明，我省1万多家规模以上企业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技术人员不到5万人，有近一半的企业认为现有人才难以满足企业研发的需要。
温州代表团的代表在小组审议时谈到，《政府工作报告》说的2006年我省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分别增长23%和28.3%。但是这些专利中有许多是外观、包装上的，不少企业真正的核心技术还是依靠外国。而要发明自己的核心技术，一定要吸引人才。
如何吸引人才？省人大代表、中国江南阀门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作兴快人快语：“重奖之下有科技”。他说，我们浙江要走在前列，除了“与时俱进”，更要“超前谋划”，尤其是在科技人才的引进上，要打破常规，给予高额奖励、丰厚回报。我们的奖励，不但要让“海归”动心，也要让国外知名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动心，让他们像白求恩大夫那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助力。
节能环保，考验政府“整合力”
省长吕祖善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困难和问题时，对“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仍然较大”并不讳言。
2006年，浙江全省实现生产总值15649亿元，比上年增长13.6%；浙江省人均GDP近4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标准，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地区。但资源、能源的短缺，仍是以民营经济著称的浙江在发展进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成长，能源、环境无疑是浙江发展的瓶颈。
省长吕祖善也曾多次公开表示，为保证能源和生态安全，降低企业成本，浙江必须鼓励技术创新，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并将能耗目标考核列入干部政绩考核——作为全国三个试点地区之一，浙江已将GDP能耗指标纳入干部考核综合指标。
到2010年，我省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强度(以2000年可比价计算)要比2005年下降15%。这是省人代会审议批准的“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约束性指标，也是国家下达给我省必须完成的指标，任务十分艰巨。对此，代表们纷纷献计献策。
省人大代表、宁波港集团油港轮驳有限公司综合船队队长孙荣光，谈起节能降耗，有许多切身的体会。他说，浙江以中小企业为主，一些企业高能耗、高污染运转，之所以停不下来，是当地政府急功近利的结果。政府只考虑企业给当地税收带来的好处和GDP的增长，没有考虑到企业沉重的社会成本。
省人大代表、镇海炼化仓储有限公司经理贺汉雄接过孙荣光的话题说，政府应该像抓环保“三同时”那样，制定节能降耗的行业标准，在源头上限制高能耗企业的准入。对已经投入生产的高耗能企业，要制定时间表，列出“黑名单”，降不下来的坚决淘汰。
孙荣光曾经到山东省考察，他发现那里的节能气氛比较浓厚，其中一个做法是政府给了节能中介公司优惠政策，鼓励节能公司与企业合作，开发节能技术，帮助企业节能降耗。他认为，浙江的各级政府也可以大力扶持节能中介公司，对引进节能公司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给予减免、补偿等优惠政策。
技术改造可以节能，提高管理水平照样可以降低能耗。孙荣光说，现在国有企业一方面投入巨资搞节能技术改造，另一方面，由于管理不善，造成了源源不断的浪费。今后，政府要更加注重督促企业通过管理降低能耗，严格执行有关产品的能效标准，严格实施能效标识制度。
节能降耗，各级政府理应成为全社会节能的表率。但是，近年来，由于政府决策的失误和依法行政意识的淡薄，一些巨额浪费的源头就是政府。对此，许多代表也直言不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我们现在经济发展了，可浪费也增加了。有的建筑说是要用100年，结果10多年就爆破了，多可惜。”省人大代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的王云路认为，现在有些地方政府的思路就像黑瞎子掰玉米，拿一个丢一个。不但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有的还是对文物和历史风貌的破坏。
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精创工作室的吴伟进代表在城市设计方面是位专家。对于“炸楼现象”，他做了客观的分析：“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城市的更新也加快，有些建筑的功能已经严重滞后，虽然年头不长，炸掉也是对的。”接着，他话锋一转，“问题是有些炸掉的建筑本来就不应该出生，它们是长官意志的体现，当时就不符合规划，是凭借权力强行上马的，这样的建筑就是严重的浪费了。政府领导间的扯皮、上下级之间的扯皮，最后都会体现在建筑上，会出现一些违法的、不伦不类的建筑。而政府公务人员的腐败又会产生‘豆腐渣工程’。这些都是与建立节约型社会背道而驰的。”他建议，政府各个部门应加强协调，提高“整合力”，这样，可以少发生浪费惊人的非正常“炸楼现象”。
与节能降耗相关联，环境保护依然是今年人代会代表们十分关注的议题。
1月30日上午，杭州代表团分组审议时，胡小平等代表就环保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胡小平代表不久前曾参加过一次关于农村沼气使用情况的调研。在新安江边，他一方面欣喜地发现，农村开始治理面源污染，变废为宝，农民用上了清洁的沼气，但是，他同时又发现，一些粗放经营的化工厂正在加快建设。“如果高污染的化工行业也搞‘集群效应’，爱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那母亲河钱塘江如何能够保证不被污染？”
翁卫军代表接过话题：“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就业矛盾，增加税收，对污染企业的治理总是下不了手。今后，对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保护区所在的政府，应该改革考核办法，就考核你的生态保护指标。比如说千岛湖，上级就应该考核其水源保护情况，如果造成污染，领导干部要扣分，如果保护得好，领导干部拿的奖励与得到的荣誉完全应该与经济发达的地区一样。”
胡小平代表马上说：“浙江是经济发达身份，完全有条件划分出不同的区域。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保护区的财政，应该由省里统筹，进行转移支付。”他还提出，要提拔的干部，不能老是派到经济发达地区去挂职锻炼，也要派到经济欠发达地区锻炼。熟悉经济的干部要提拔，搞好环保的干部，照样应该提拔。
钟小毛代表则用北京保护密云水库周边环境的事例，谈了对水源地保护区如何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建议。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新侨饭店二楼会议室里，始终充满热烈的气氛。
从“引资”到“选资”：新的理念和思路
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吕祖善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努力构建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那么政府应该如何构建这样的体制机制？代表们自然有许多真知灼见。
来自台州的娄依兴代表，每次来开会，都会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今年，他又有什么新想法？记者充满期待地敲开了他的门。
果然，娄依兴代表没有让记者失望，他拿出了一份《急需对我省外资政策进一步调整的建议》。建议中，对我省外资政策中出现的负面效应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为什么要提这样的建议？娄依兴告诉记者，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现行外资政策，对我省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负面的效应显而易见。
娄依兴说，各级政府在“筑巢引凤”“招商引资是一号工程”等口号的鼓舞下，招商引资呈现恶意竞争态势。在土地、厂房租售价格、税收等方面，一些地方都突破了国家相关政策的底线。当这些“优惠”显得“捉襟见肘”时，个别地方就开始让与特权。有些“超国民待遇”附加条件让人瞠目结舌！这些“特权”，显然是对社会正义和法律权威的践踏。
娄依兴认为，我省是一个资源、土地、能源短缺，环境比较脆弱的省份，因此，应该降低或取消对资源、土地消耗大，污染严重产品的出口退税，企业才会少发展、少出口这些产品，从而有利于改善我省的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同时，资金不再是我省经济发展的瓶颈，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应该调整。
娄依兴说：“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基层干部普遍认同的。不信？我随便叫一位代表过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门外，正巧玉环县委书记高敏代表路过，娄依兴叫住了她。获知我们谈的是招商引资的话题，高敏代表爽快地说：“招商引资，如果能引进高新技术，那自然是好的。问题是层层考核，硬压任务，最后出来的往往就是假合资。现在有些地方完成不了招商引资的任务，就把国内的资金在境外转一圈，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再进来，然后伸手向政府要土地、要优惠政策。有的街道，因为招商引资给了优惠政策，一下子损失税收上千万。”
1月29日晚，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灯火通明，8位来自全省各地的省人大代表在这里集体亮相接受媒体采访。本刊记者问嵊泗县委书记刘宏明代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进一步做好招商选资工作，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那么作为一个急需发展资金的海岛县，怎样看待‘选资’工作？”
刘宏明代表回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是可持续发展。过去，由于我们发展水平低，只要对地方财政有贡献，不管是高能耗还是高污染，都允许进来，结果教训非常深刻。舟山渔场的捕捞效益连年下降，大黄鱼、墨鱼几乎绝种，因为污染恶化了鱼类的生存环境。如果现在还走过去那种老路，那我们要还的债要比招商引资取得的效益要大很多。”
从“引资”到“选资”，《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字之差，也引起了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人大代表的深入思考。衢州市副市长郑金平代表告诉记者：“一字之差，实际上是省政府根据浙江的发展实际，理念上的大变化。过去我们说来的都是客，只要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行业都可以进来，出现了严重的后果。衢州市高污染的沈家工业园区就是一个坏的例子。现在我们要搬迁沈家工业园区里的企业，成本非常大。”
郑金平代表认为，从“引资”到“选资”，乍一看，似乎给招商带来了难度，但对欠发达地区长远的发展，并不会产生大的矛盾。欠发达地区有生态环境的优势，如果我们把环境破坏了，真正的好企业反而不愿意进来。作为政府，要在创造良好投资环境上下功夫，而不应该热衷于层层压任务，搞招商引资的考核。那样，只能得到眼前的小利，损害的是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