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名远震的北伐名将叶挺，一生历经坎坷，极富传奇色彩，不论处境优劣，始终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四处奔波。1932年从德国归来，全家就居住澳门，与澳门结下不解之缘，直到1937年2月迁往上海。在此期间，他常往返于港澳之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三省。叶挺闻讯，义愤满腔。他从德国乘新船到达香港，转澳门定居。叶挺的亲朋好友，老同事、老部下闻讯后，纷纷前去访问，畅谈阔别后发生的国家大事。当时正值国民党向中共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为此一筹莫展。当他闻讯叶挺到了澳门后，十分欣喜。他认为叶挺是北伐名将，有极强的军事才能，其在共产党内已失去地位，如授以高官厚禄，定可为己所用。陈诚受蒋介石委派，随即专程到澳门面见叶挺，许以军政要职。叶挺十分不悦，义正严辞道：“现在日本占我东北三省，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你国共两党，同室操戈，竟要我屠戮同胞，希夷绝然不为！”陈诚只得灰溜溜地走了。不久，广东军阀陈济棠也派人劝说叶挺出任他的将领，同样遭到拒绝。
　　叶挺到澳门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寻找党的关系。但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组织已转入地下状态。在白色恐怖统治下，找党的关系十分困难。他虽听说中共在香港设有地下组织——南方局，负责人是廖承志，但到哪里才能找到他呢？后来，他发现阳翰笙在上海（阳翰笙是叶挺在南昌起义时的战友，时任十一军的一个师党代表），于是，叶挺就写信给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阳翰笙，要求他从上海来澳门面叙，自己有很多心里话要向党倾诉。阳翰笙收到信后，随即向中共中央上海局请示。由于当时形势紧张，阳翰笙走不开，中共另派张云逸前往澳门。不久，党组织还派了郑德来往于澳门与香港之间，与当时住在澳门的叶挺保持联系。1935年至1936年间，宣侠父奉中共指令，在香港从事党的工作。叶挺有时亦从澳门专程到香港，主动找宣侠父等人联系，向他反映自己的情况及想法。
　　此时，叶挺还密切地关注国内时局的发展，尽自己所能为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出谋划策。
　　1933年秋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中的李济深、陈友仁等组织抗日反蒋力量，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决裂。蔡廷锴、蒋光鼐等过去与叶挺在粤军及第四军中共过事。他们素仰叶挺威名，因此，在筹划这一事变的过程中，曾派人到澳门与叶挺联系，邀请他前往福建共事。叶挺于1933年11月间离开澳门，前往福州，协助蔡、蒋等进行“福建事变”的筹划工作。但由于蒋介石的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存在了两个月后，于1934年1月间宣告失败。叶挺也于此时离开福建，返回澳门。不久，叶挺又赴香港，参加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担任军委会委员。由于“革命同盟”需要出版书报，开展反蒋抗日宣传，而在香港印刷这些东西有困难，负责这项工作的梅龚彬等人和叶挺商量决定，由叶挺出面，在澳门板樟庙街办了一间小型印刷厂，以应急需。不久，这个小厂建成了，它紧密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需要，印刷了不少进步的科学书籍和宣传材料。
　　“福建事变”失败以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再度升级，叶挺每天从报上揣度着中央红军的困难处境。那时，在陈济棠派往赣南“剿共”的第一军中，叶挺也有熟人。其中驻赣州的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不仅是他的保定军校同学，还是他的好友。为此，叶挺在与李振球的通信当中，常就“驻赣粤军”的所做所为对他提出劝说，要他“阻击红军”不必认真。叶挺又把福建事变的经过和“革命同盟”的活动情形，以及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抱有联合李振球反蒋的期望，一一转告给李振球。他还以“盐巴总得让人家吃吧，衣服总得让人家穿吧，药总得让人家用吧”之类的话，指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实属野蛮行径，劝李振球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策反”工作看似不起眼，但对身处反动营垒的李振球和处于“剿共”第一线的第一师部队，都曾起过一定的“缓解”作用。
　　一天，叶挺漫步在澳门街头，迎面碰上了曾给胡汉民当过副官的刘冠海。两人驻足闲聊时，叶挺才知道他早已弃官经商。叶挺一想，刘冠海和李振球也有旧交，何不利用商人唯利是图的心理，让他到李振球那里引个线，这样既让他赚得到钱，又能让他为苏区做点事。打定主意后，他便对刘冠海说：“有一笔生意好做，不知你愿不愿意。”刘冠海说：“那要看有没有得赚。”叶挺说：“这边盐多，而江西缺盐有山货，你只管多贩一些盐到那边去找李振球帮你推销，再采办那边的山货回来，保你发大财。”刘冠海对这个信息很感兴趣，不久，便按照叶挺的主意干起来。他先是亲自贩盐到赣南去卖，之后又和李振球的部队联合经营，做成了几宗大买卖。这虽是叶挺顺手牵羊，偶然促成的一件事情，但它却有力地证明了叶挺时时刻刻都挂念着苏区和红军。
　　叶挺在寓居澳门期间，全家人一起生活。他们的日子相当清苦，有时要靠一些老朋友救济，甚至靠借债典当度日，但他却依旧珍惜并享受着家庭的生活乐趣。叶挺夫妇相处得很好，他们互相体贴与鼓励。叶挺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有意让他们独立地处理一些事情，并鼓励他们要努力学习，不怕困难。空闲时，叶挺经常带着全家到路环一带野餐、游泳，还给家人拍照。每次带孩子到海边玩耍时，他总爱站在海边遥望远方，苦苦地思考着救国救民的良策。
　　这段时间，叶挺的堂侄叶钦和因为失业，生活困难，便约了几个要好同学，从家乡到澳门找叶挺，希望叶挺利用关系，帮助他们就业。叶钦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此之前，叶挺的另一个侄子叶石，也以同样的理由找过叶挺，那一次，叶挺帮了忙。但这一次，叶挺不愿再做介绍人了。因为这次人多，推荐给谁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仅如此，叶挺觉得，对于这些青年人的真正帮助，不应是给个工作机会让他们去混饭吃，而是应该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当时，叶钦和对革命尚不理解，只好悻悻而去。但几年以后，当叶挺在武汉参加组建新四军时，叶钦和接到叶挺要他参军的电报，便高兴地带着叶挺的胞弟、他的堂叔叶辅平，一起赶到武汉，参加了新四军。
　　在叶挺居住澳门期间，国民党当局对他的利诱始终没有间断。可是，叶挺宁愿过着清贫的生活，也要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节操和革命品德。他不为威迫利诱所动，坚定地等待着中国共产党的召唤，随时准备重新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去。
　　（编辑：魏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