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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因临时中央“左”倾错误，致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逐渐被国民党军占领。为了保存革命的“火苗”，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踏上长征之路。从档案馆现存的档案史料记载中可知，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的召开，不仅保证了红军在长征中军事战略行动方向上的正确性，使红军在危急关头转危为安，而且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政治上的逐步发展与成熟，是保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一、长征战略方向的确定：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准备向湘西进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经过一个月的艰苦长征后，因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领导者的错误军事指挥，使中央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人数锐减，虽已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但被动逃跑，代价惨重。1934年12月，蒋介石调集黔军、桂军、湘军，配合中央军在湘黔边界布下重兵，围堵协剿中央红军。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临时决定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主张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避重就轻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进川与红四军会合。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和赞同，但是，当时李德、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继续决定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也为以后黎平会议的召开埋下伏笔。通道会议虽然没有就红军战略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随着军情的逐渐发展，党内许多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调整红军前进方向的重要性，并初步形成战略转移的意识。[1]
通道会议的召开为以后黎平会议的顺利开展作了充分的铺垫，为中央红军第一次实现军事战略方向的转移打下了良好开端。据档案馆史料记载，1934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会议，这是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1934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会议，这是中共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经过激烈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而转向贵州进军的战略决议。这一决议体现了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反对“左”倾错误思想对军队的指挥与领导。黎平会议的顺利召开，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战略方向转移上基本达成共识，明确了中国红军前进的方向，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黎平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以来最具决定意义的战略转变的关键，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机，得到了广大工农红军的认可和拥护。
黎平会议后，党中央做出了进军黔西北，在川黔交界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但博古、李德等人依旧坚持北上湘江的军事战略方针，党内依然存在着“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严重干扰了黎平会议决议的实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34年12月31日由周恩来在猴场主持召开了猴场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指挥思想，使红军摆脱了“左”倾军事思想的干扰，使党重新获得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同时，会议还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方针，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强渡乌江，进军黔西北的战略主张，使红军转危为安。猴场会议不仅是黎平会议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夜结束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不久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召开，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当时红军长征途中面临的棘手问题，使中国工农红军在生死关头转危为安，重获新生。同时，也成为红军历史上拨乱反正，改变错误路线的开端，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二、长征胜利的起点：遵义会议
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和红军内大多数同志开始对党的“左”倾思想路线领导人“百分之百正确”的思想产生怀疑，并对党的“左”倾思想路线领导人产生不满情绪。再加上自红军长征以来，“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战略思想由开始的冒险主义转为分裂主义，致使红军在长征初期屡屡受挫，人数锐减，遭受惨重损失。如果任凭“左”倾错误思想继续在党内蔓延，红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及时纠正党内的这种错误思想，避免党和红军的灭亡，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事关我党生死存亡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首先，军事问题。军事问题的争论是从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开始。博古在会上发言，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以及地方苏维埃力量援助不够等客观因素，掩视了自己在军事战略指挥上的错误，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辩护，引起了与会人员的不满与反对。对此，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明确指出，面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敌人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分，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其次，组织问题。会议撤销了李德、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周恩来、朱德代为指挥军事。同时，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有关中央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当时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战略指挥思想，使中共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开始由被动走向主动。遵义会议在组织上的调整与变动，使党和红军摆脱了“左”倾错误思想的领导，重新确立了新的领导力量，使党和红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为此后长征途中正确军事战略的制定以及最终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解决中国具体革命问题的伟大典范，对保障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在全国的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长征军事战略的部署落实——扎西会议、会理会议
遵义会议后，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加强侵略以及国内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形势，党中央需要对长征中的军事战略部署做出具体而现实的调整。扎西会议与会理会议在随后长征的军事战略部署中都具有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开始向川北进军，准备渡长江北上。但由于北上红军在一渡赤水战斗中失利，致使党中央重新制定军事战略计划，由原来北上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改为向川、滇交界的云南扎西地区集中。扎西会议就是在此过程中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合称。扎西会议是在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征程中首次研究部署全国革命的重要会议。[2]在军事上，扎西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的决策，同时，通过对部队编制进行调整，使军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在组织上，扎西会议决定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为党内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组织上的调整，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与军内的领导地位。并且，这次会议上还完成了遵义会议决议的正式文件。扎西会议为党和红军实现长征中的军事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部署，它落实了遵义会议中的有关决议，是遵义会议的继承与发展。同时，扎西会议也彻底结束了“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和红军中的统治，使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向红军长征的胜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扎西会议中党中央对军事战略计划的调整，反映出党中央正确的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才能，为后期扫清军中负面情绪以及会理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取得战略性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采用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指挥红军与敌人进行大范围的迂回作战，使红军在作战过程中由被动变主动，为中央红军争取了有利时机，保存红军实力。扎西会议后虽然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军中得到进一步认可，但四渡赤水战役历时四个多月，军队长期连续作战，环境艰苦，疲乏不堪。同时，因扎西会议后些许战役的失利，使党和军队中产生了一些负面情绪，开始对党中央的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能力产生怀疑。针对部队出现的负面情绪，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会理县召开会理会议，主要目标是要扫除党内负面情绪，并对长征中的军事战略部署重新做出调整。在军事上，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实际情况做出了北上抗日，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在思想上，批评林彪所谓“走弓背”的谬论，平息党内和军中的负面情绪，使全党和全军的思想得到纠正；在政治上，阐明了党和红军必须采取机动迂回的作战策略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在组织上，重新对中央红军进行编整，缩减军队领导人员，加强军队领导力。[3]会理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取得的成就，同时进一步肯定党中央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正确领导，加深广大干部和士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和执政能力的认同，也是对扎西会议精神的巩固与延展。会理会议为以后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保证长征中党和红军思想的统一性与正确性，为红军长征的初步胜利打下牢固基础。
四、长征胜利的前夜——俄界会议
1935年，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取得初步胜利。此时，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更加尖锐。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分析国内外情况，根据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方针。然而，张国焘却反对党中央这一方针，反对红军北上，而主张红军南下，向川康地区退却。此后，为求得在军事战略上的一致性，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试图说服张国焘。但张国焘始终坚决抵制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并成立第二“中央”。巴西会议后，张国焘曾企图以武力相逼。在这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毛泽东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6]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于1935年9月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是党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分手”后，单独进入甘肃后的第一个会议，也是党中央同张国焘右倾错误路线公开斗争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的新转折。
俄界会议上，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臧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4]，指出我们不仅要尽一切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思想，而且在全党全军上下号召要与这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巩固党和红军的团结。同时还对部队编制进行调整，成立陕甘宁支队，任命彭德怀为总司令，继续北上开展游击战。俄界会议所制定的正确军事路线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在危急时刻挽救了红四方面军。
俄界会议的召开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党在环境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审时度势科学分析形势，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保存中国红军的实力，推动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对长征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红军长征中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召开，对于长征最终取得胜利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些会议作出的科学决策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智慧结晶，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实践。同时，在这些会议的召开过程中，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以及紧急突发情况等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临危不乱、科学果断、坚定不移的政治勇气，展现出杰出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并且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客观全面地分析实际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坚决反对“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保证了党中央决策的科学性，并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这些为新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富。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16RW00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刘伯承.回顾长征文集[N].北京：民出版社，1985.
[2]徐占权.解读长征[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
[3]陈清.会理会议再认识[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73-175.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一、长征战略方向的确定：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准备向湘西进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经过一个月的艰苦长征后，因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领导者的错误军事指挥，使中央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人数锐减，虽已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但被动逃跑，代价惨重。1934年12月，蒋介石调集黔军、桂军、湘军，配合中央军在湘黔边界布下重兵，围堵协剿中央红军。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临时决定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主张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避重就轻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进川与红四军会合。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和赞同，但是，当时李德、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继续决定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也为以后黎平会议的召开埋下伏笔。通道会议虽然没有就红军战略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随着军情的逐渐发展，党内许多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调整红军前进方向的重要性，并初步形成战略转移的意识。[1]
通道会议的召开为以后黎平会议的顺利开展作了充分的铺垫，为中央红军第一次实现军事战略方向的转移打下了良好开端。据档案馆史料记载，1934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会议，这是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1934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会议，这是中共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经过激烈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而转向贵州进军的战略决议。这一决议体现了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反对“左”倾错误思想对军队的指挥与领导。黎平会议的顺利召开，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战略方向转移上基本达成共识，明确了中国红军前进的方向，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黎平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以来最具决定意义的战略转变的关键，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机，得到了广大工农红军的认可和拥护。
黎平会议后，党中央做出了进军黔西北，在川黔交界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但博古、李德等人依旧坚持北上湘江的军事战略方针，党内依然存在着“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严重干扰了黎平会议决议的实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34年12月31日由周恩来在猴场主持召开了猴场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指挥思想，使红军摆脱了“左”倾军事思想的干扰，使党重新获得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同时，会议还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方针，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强渡乌江，进军黔西北的战略主张，使红军转危为安。猴场会议不仅是黎平会议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夜结束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不久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召开，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当时红军长征途中面临的棘手问题，使中国工农红军在生死关头转危为安，重获新生。同时，也成为红军历史上拨乱反正，改变错误路线的开端，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二、长征胜利的起点：遵义会议
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和红军内大多数同志开始对党的“左”倾思想路线领导人“百分之百正确”的思想产生怀疑，并对党的“左”倾思想路线领导人产生不满情绪。再加上自红军长征以来，“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战略思想由开始的冒险主义转为分裂主义，致使红军在长征初期屡屡受挫，人数锐减，遭受惨重损失。如果任凭“左”倾错误思想继续在党内蔓延，红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及时纠正党内的这种错误思想，避免党和红军的灭亡，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事关我党生死存亡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首先，军事问题。军事问题的争论是从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开始。博古在会上发言，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以及地方苏维埃力量援助不够等客观因素，掩视了自己在军事战略指挥上的错误，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辩护，引起了与会人员的不满与反对。对此，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明确指出，面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敌人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分，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其次，组织问题。会议撤销了李德、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周恩来、朱德代为指挥军事。同时，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有关中央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当时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战略指挥思想，使中共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开始由被动走向主动。遵义会议在组织上的调整与变动，使党和红军摆脱了“左”倾错误思想的领导，重新确立了新的领导力量，使党和红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为此后长征途中正确军事战略的制定以及最终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解决中国具体革命问题的伟大典范，对保障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在全国的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长征军事战略的部署落实——扎西会议、会理会议
遵义会议后，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加强侵略以及国内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形势，党中央需要对长征中的军事战略部署做出具体而现实的调整。扎西会议与会理会议在随后长征的军事战略部署中都具有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开始向川北进军，准备渡长江北上。但由于北上红军在一渡赤水战斗中失利，致使党中央重新制定军事战略计划，由原来北上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改为向川、滇交界的云南扎西地区集中。扎西会议就是在此过程中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合称。扎西会议是在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征程中首次研究部署全国革命的重要会议。[2]在军事上，扎西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的决策，同时，通过对部队编制进行调整，使军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在组织上，扎西会议决定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为党内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组织上的调整，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与军内的领导地位。并且，这次会议上还完成了遵义会议决议的正式文件。扎西会议为党和红军实现长征中的军事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部署，它落实了遵义会议中的有关决议，是遵义会议的继承与发展。同时，扎西会议也彻底结束了“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和红军中的统治，使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向红军长征的胜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扎西会议中党中央对军事战略计划的调整，反映出党中央正确的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才能，为后期扫清军中负面情绪以及会理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取得战略性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采用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指挥红军与敌人进行大范围的迂回作战，使红军在作战过程中由被动变主动，为中央红军争取了有利时机，保存红军实力。扎西会议后虽然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军中得到进一步认可，但四渡赤水战役历时四个多月，军队长期连续作战，环境艰苦，疲乏不堪。同时，因扎西会议后些许战役的失利，使党和军队中产生了一些负面情绪，开始对党中央的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能力产生怀疑。针对部队出现的负面情绪，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会理县召开会理会议，主要目标是要扫除党内负面情绪，并对长征中的军事战略部署重新做出调整。在军事上，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实际情况做出了北上抗日，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在思想上，批评林彪所谓“走弓背”的谬论，平息党内和军中的负面情绪，使全党和全军的思想得到纠正；在政治上，阐明了党和红军必须采取机动迂回的作战策略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在组织上，重新对中央红军进行编整，缩减军队领导人员，加强军队领导力。[3]会理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取得的成就，同时进一步肯定党中央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正确领导，加深广大干部和士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和执政能力的认同，也是对扎西会议精神的巩固与延展。会理会议为以后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保证长征中党和红军思想的统一性与正确性，为红军长征的初步胜利打下牢固基础。
四、长征胜利的前夜——俄界会议
1935年，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取得初步胜利。此时，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更加尖锐。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分析国内外情况，根据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方针。然而，张国焘却反对党中央这一方针，反对红军北上，而主张红军南下，向川康地区退却。此后，为求得在军事战略上的一致性，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试图说服张国焘。但张国焘始终坚决抵制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并成立第二“中央”。巴西会议后，张国焘曾企图以武力相逼。在这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毛泽东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6]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于1935年9月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是党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分手”后，单独进入甘肃后的第一个会议，也是党中央同张国焘右倾错误路线公开斗争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的新转折。
俄界会议上，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臧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4]，指出我们不仅要尽一切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思想，而且在全党全军上下号召要与这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巩固党和红军的团结。同时还对部队编制进行调整，成立陕甘宁支队，任命彭德怀为总司令，继续北上开展游击战。俄界会议所制定的正确军事路线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在危急时刻挽救了红四方面军。
俄界会议的召开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党在环境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审时度势科学分析形势，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保存中国红军的实力，推动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对长征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红军长征中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召开，对于长征最终取得胜利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些会议作出的科学决策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智慧结晶，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实践。同时，在这些会议的召开过程中，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以及紧急突发情况等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临危不乱、科学果断、坚定不移的政治勇气，展现出杰出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并且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客观全面地分析实际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坚决反对“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保证了党中央决策的科学性，并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这些为新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富。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16RW00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刘伯承.回顾长征文集[N].北京：民出版社，1985.
[2]徐占权.解读长征[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
[3]陈清.会理会议再认识[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73-175.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