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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人文学者的使命内涵，结合中西方对人文学者使命的认识，建构在人的使命的基础上，理解人文学者的使命。适当考虑历时和共时的因素，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针对人文学者的现实处境，试图探求现今人文学者的使命。
关键词：人文学者；人；使命；道德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4-0186-02
一、人文学者使命之内涵
“人文”这个范畴，在古希腊是关乎人情、人性的意思，包含着人的不断开化、不断进步的内容，即由自然的人变为文明的人所包含的人的基本特性。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旗号中的“人文”主要是相对于神和上帝而言的，以人权淡化神权，强调人的能动性和独立性。在中国古代，人文主要是指人类过去已有的文化建设。《周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指凭借已有的文化来感化天下，并且形成了一个“化成”的传统。如今看来，人文就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其集中体现为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即重视人的文化。
关于“学者”的定义，费希特认为社会最重要的知识有三种，分别是“哲学的”、“历史哲学的”和“纯粹历史的”，这三种知识必须结合起来，形成人类社会的基础知识系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问”，而作为献身于这一学问并获得这一学问的知识者即是“学者”。由于这一学问或知识系统的特殊性所致，“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就在于：“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促进这种发展进程。”“学者现在应当把自己为社会而获得的知识，真正用于造福社会。”
“人文”和“学者”的双重属性使人文学者的基本特征凸显，一般来说，人文学者的基本特征是：第一，深切关怀一切有关公共意义的事业；第二，将公共利益视为自身的事情；第三，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第四，有一种义务感和使命感，不顾一切代价地追求终极结论；第五，深信社会现状必须改变，肩负现实批判性。
至于“使命”，这是人的一种具有神圣感的精神存在。这类藏于生命深处的精神活动称为“使命感”。孟子曾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来描述这种使命感。在西方学者中，苏格拉底的使命感一直是后世的楷模。把追求真理改善雅典人的灵魂看成是“神的命令”。费希特秉承苏格拉底的圣神气质，把为人类“生产道路”“指引方向”当作自己的毕生使命。古代学者中，谈论人文学者使命最到位的莫过于宋代哲学家张横渠四句精言：“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关于当代人文学者的使命将在下文进行探析。
由此，人文学者的使命包含了以上所涉及的全部涵义，是具有特殊使命的道德人。
二、人之为人的使命
人文学者首先是作为人的形态存在于社会，明确人文学者使命的前提需要清楚“人”的使命。
（一）善乃人性所向。
“人的职责应当高于学者的职责”，费希特认为，人的最终使命是使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服从于自己，自由地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去驾驭一切非理性的东西。但是人不停止其为人，不能变成上帝，这个最终目的是完全达不到的，必定永远达不到。也就是说，人达到最终目标的道路必定是无限的。人的使命不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却可以日益接近这个目标。因此，人的真正使命是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
鉴于此，我们需要认清人性的特征。追根溯源，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区别于动物的，使人成其为人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成为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生活准则的基础。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虽然不能全面反映人的本性，却有其相对的真理性，并且逐渐沉淀而成为人的道德本性，成为仁义礼智的心理基础。而且仁义礼智也正是体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人性之善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是做人的根本；社会现实的善恶观念则本于现实的善恶关系，或发扬人性，或戕害人性。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真正的社会进步，总是有益于人性的发展的，也只有合乎人性的发展才是真正有益于社会进步的。
所以说，从大趋势来说，人性向善。近些年来，有人说现在频繁出现的“扶不扶”等社会问题表明人性变坏，是人道德水平的下降。其实这是媒体放大个别现象的错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好人好事经常被当作背景被淡化，甚至忽略。
（二） 德为生存之本。
人性作为人的整体存在具有普遍性，由整体切入部分。人作为社会的个体，体现在人生存目的的差异。费希特认为，人的生存目的在于道德的日益自我完善，在于把自己周围的一切弄得合乎感性；如果从社会方面来看人，还在于把人周围的一切弄得更合乎道德，从而使人本身日益幸福。前者是人对自身的责任，后者是人对社会和世界的责任。
就中国来说，从古到今也存在这种取向。古代传统文化谈人生，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所以不同于禽兽，最为天下贵，是在于有义，有道德。而道德的基础是人的自觉。时代变迁，但作为古代道德传统基础的自觉道德精神，却有着普遍和永恒的意义，主要体现为由己、为己、从自己做起。
孟子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命题“人皆可以为尧舜”，从正面说，它是一种人性和人格平等的思想，不把理想的人格看得高不可攀，给人以信心，鼓励人们不断努力上进；从反面说，要是有成善的基础和可能，而自己不努力，不求上进，那就是自暴自弃，是可耻的，这样的人从来都受到人们普遍的批评和谴责。“为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精神，即历来对人抱有信任的、乐观的态度，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寄希望于人们的普遍向善。为己，是说道德修养是为了自己的完善。为己的精神落实到实际的修养中，就是要求慎独。慎独，就是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不违道义。慎独的精神是对学者为己的道德自觉精神的提倡。传统文化提倡为己，并不是教人把眼光只限于自我的完善。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以为己一是完善自己，而是行道利世，并不只是独善其身。从自己做起，也就是为了家国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种精神。学者作为现实的人，尤其是中国的学者，更需要具有这种自觉道德精神，这也是作为人文学者的内在要求。 三、人文学者之伟岸
用学问的方式关注社会、服务于社会，是学者阶层履行其特殊使命的基本方式。学者的学问方式，包括了解和传承“已有的知识”。有鉴于此，费希特把学者称之为“人类的教师”或“人类的教养员”。
（一）最崇高的引领者。
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中，在普遍性的前提下，学者又是特殊社会阶层的成员，在承担作为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时，更应承担作为“特殊社会阶层的成员”的特殊责任。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如果学者已经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必要的经验知识，那他就会具有特别发达的敏感性。
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是人类的教师。但是，他不仅必须使人们一般地了解他们的需求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他尤其应当随时随地向他们指明在当前这个特定条件下出现的需求以及达到面临的目标的特定手段。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学者的职责就是永远树立这个最终目标，当他在社会上做一切事情时都要首先想到这个目标。学者是社会各阶层中最“有教养的”，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但也正是这样，学者注定是孤独的，是精神上的贵族，他们是阐释并且守护世界意义的人。
（二）孤独着的贵族。
作为最有最“有教养的”人，人文学者人格的特殊性体现在：承担着人类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即：作为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他超越现实世界；作为现实的血肉之躯，他又不可能摆脱生存压力与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生存的矛盾使人文知识分子个体人格处子根本性的张力之中。而且现代人文知识分子这种非职业的精神群体特性，其中所包含的一个矛盾正是：同常人一样承担自己生存的人文知识分子如何同时承担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古老使命？
由于人文意义理念（理想）具有永远超出世俗意义的一面，这样人文学者便永远与现实世界具有对立的一面：或与政力，或与金钱，或与庸俗幸福观念……又由于人文意义的先锋超前性，便使人文学者注定是不同于大众的个性化人格，并必然遭受习俗排斥（尽管习俗总要吸纳人文意义）而具有悲剧性特征。悲剧性不是指世俗幸福涵义尺度下的不幸，而是指承担人文意义的人文学者个性的必然性厄运。
三、现代人文学者之使命
（一）人文学者之历时性。
尽管人文学者的存在有一定悲剧性，但从历史上来看，人文学者的处境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除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及元朝时知识分子被划为“第九等公民”的这两个时期，历史上的人文学者群体向来是社会精英阶层，能进人政权的核心，参与朝政，制定国家决策，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对于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学者之社会身份或存在特性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否并不取决于他或她是否嵌入社会的文化政治体制，而取决于他或她对其所处的社会生活世界采取何种学术姿态？坚守怎样的学术承诺？
学者的责任在于用道德的方式影响社会。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科学技术化趋势将一些知识分子推向了现代社会的中心地带，同时也将他们的社会角色从学者转换成了专家、工程师、技术员和科技管理者、甚至是科技领导者（所谓“技术官僚”）。他们不再是纯粹的学者，而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工作者或管理者主体。
相反，纯粹的学者经常以清净之心与当今人文科学身处边缘，而这可以让学者获得更客观的观察视角，更开阔的思想视阔，对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做出更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关键不在于学者的社会处境，而在于其思想状态和知识资源。除此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学者问学和从学的学术方式。
（二）试探现今人文学者之使命。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如今处于文化大变革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正视自己的文化使命。与政府、各种文化事业单位、文化企业单位的文化活动不同，人文学者有着特殊的文化使命。人文学者应当了解自己在文化复兴与文化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在人类文化建设的分工中，许多行业的从业者都是以文化的价值来实现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唯有人文学者是以文化创造为自己唯一使命。基于此，当今人文学者需要具有以下使命与意识：
第一，人文学者首先要有担当意识。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人文学者，应当具有一种天下情怀，对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应当将自己视为人类文化传统的担当者，而非一种职业。人文活动尽管可以带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但人文学者首先应具有的就是“斯文在此”的担当。“斯文在身”，而不是“有辱斯文”。
第二，人文学者需有批判意识。人文学者面对人类的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文化乃是人化，是人的生活样式。人类的文化不同于一般大众的基本态度就在于它的批判性。一般大众以主观的好恶来做出文化的抉择，他们或者从功利的视角、或者从文化的情感的视角、或者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而人文学者的角色定位要求他对待文化不应人云亦云，而要审视文化的核心观念、反思文化的逻辑前提、分析文化的社会结构、检讨文化的历史影响。否则，文化活动将失去坚实的基础，产生大量文化泡沫。无价值的观念将会严重污染人类的文化环境。
第三，人文学者要有创新意识。文化源于人类的创造，并服务于人类的生存。每个人、每个民族都生活在一个给定的文化传统之中，但每个人、每个民族又都在这给定的传统中，从事着文化修补、文化损益、文化创造。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文化品牌，我们需要从文化的模仿、复制、拼接、改装中走出来，实现我们自己的文化创造。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缺少文化产品，而在于我们的文化产品没有自己的品牌。我们的文化产品，很多是模仿与复制的。我们不形成具有自我品牌的“文化作品”，就不会对人类的现代文明有实质性的贡献。羞为社会各阶层中最“有教养的”。
人文学者只有切实了解自己的文化使命，才能有所担当、有所创造，才能实现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与责任，才能展现我们对文化的全面自觉与自信。做好“人类的教师”，成为这个时代道德最好的人。
参考文献：
[1]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M].商务印书馆.1984.
[2]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3]李 溢.《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使命》[J].人文杂志.2009（3）：9-18.
[4]曹汉斌.《费希特的学者观对我国学者的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05（5）：18-22.
[5]万俊人.《作为“知识分子”的现代学者》[J].东南学术.2003（5）：29-36.
[6]许 明 王岳川 熊元义等.《当代人文学者的使命意识》[M].河北学刊.1995（3）：52-57.
[7]朱志荣.《中国审美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钱 逊.《中国古代人生哲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9]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M].华夏出版社.1883.
[10]李维武.《人文学科概论》[M].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王光蕾（1992.02-），女，汉，山东莒县。硕士在读，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
关键词：人文学者；人；使命；道德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4-0186-02
一、人文学者使命之内涵
“人文”这个范畴，在古希腊是关乎人情、人性的意思，包含着人的不断开化、不断进步的内容，即由自然的人变为文明的人所包含的人的基本特性。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旗号中的“人文”主要是相对于神和上帝而言的，以人权淡化神权，强调人的能动性和独立性。在中国古代，人文主要是指人类过去已有的文化建设。《周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指凭借已有的文化来感化天下，并且形成了一个“化成”的传统。如今看来，人文就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其集中体现为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即重视人的文化。
关于“学者”的定义，费希特认为社会最重要的知识有三种，分别是“哲学的”、“历史哲学的”和“纯粹历史的”，这三种知识必须结合起来，形成人类社会的基础知识系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问”，而作为献身于这一学问并获得这一学问的知识者即是“学者”。由于这一学问或知识系统的特殊性所致，“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就在于：“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促进这种发展进程。”“学者现在应当把自己为社会而获得的知识，真正用于造福社会。”
“人文”和“学者”的双重属性使人文学者的基本特征凸显，一般来说，人文学者的基本特征是：第一，深切关怀一切有关公共意义的事业；第二，将公共利益视为自身的事情；第三，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第四，有一种义务感和使命感，不顾一切代价地追求终极结论；第五，深信社会现状必须改变，肩负现实批判性。
至于“使命”，这是人的一种具有神圣感的精神存在。这类藏于生命深处的精神活动称为“使命感”。孟子曾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来描述这种使命感。在西方学者中，苏格拉底的使命感一直是后世的楷模。把追求真理改善雅典人的灵魂看成是“神的命令”。费希特秉承苏格拉底的圣神气质，把为人类“生产道路”“指引方向”当作自己的毕生使命。古代学者中，谈论人文学者使命最到位的莫过于宋代哲学家张横渠四句精言：“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关于当代人文学者的使命将在下文进行探析。
由此，人文学者的使命包含了以上所涉及的全部涵义，是具有特殊使命的道德人。
二、人之为人的使命
人文学者首先是作为人的形态存在于社会，明确人文学者使命的前提需要清楚“人”的使命。
（一）善乃人性所向。
“人的职责应当高于学者的职责”，费希特认为，人的最终使命是使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服从于自己，自由地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去驾驭一切非理性的东西。但是人不停止其为人，不能变成上帝，这个最终目的是完全达不到的，必定永远达不到。也就是说，人达到最终目标的道路必定是无限的。人的使命不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却可以日益接近这个目标。因此，人的真正使命是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
鉴于此，我们需要认清人性的特征。追根溯源，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区别于动物的，使人成其为人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成为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生活准则的基础。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虽然不能全面反映人的本性，却有其相对的真理性，并且逐渐沉淀而成为人的道德本性，成为仁义礼智的心理基础。而且仁义礼智也正是体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人性之善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是做人的根本；社会现实的善恶观念则本于现实的善恶关系，或发扬人性，或戕害人性。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真正的社会进步，总是有益于人性的发展的，也只有合乎人性的发展才是真正有益于社会进步的。
所以说，从大趋势来说，人性向善。近些年来，有人说现在频繁出现的“扶不扶”等社会问题表明人性变坏，是人道德水平的下降。其实这是媒体放大个别现象的错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好人好事经常被当作背景被淡化，甚至忽略。
（二） 德为生存之本。
人性作为人的整体存在具有普遍性，由整体切入部分。人作为社会的个体，体现在人生存目的的差异。费希特认为，人的生存目的在于道德的日益自我完善，在于把自己周围的一切弄得合乎感性；如果从社会方面来看人，还在于把人周围的一切弄得更合乎道德，从而使人本身日益幸福。前者是人对自身的责任，后者是人对社会和世界的责任。
就中国来说，从古到今也存在这种取向。古代传统文化谈人生，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所以不同于禽兽，最为天下贵，是在于有义，有道德。而道德的基础是人的自觉。时代变迁，但作为古代道德传统基础的自觉道德精神，却有着普遍和永恒的意义，主要体现为由己、为己、从自己做起。
孟子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命题“人皆可以为尧舜”，从正面说，它是一种人性和人格平等的思想，不把理想的人格看得高不可攀，给人以信心，鼓励人们不断努力上进；从反面说，要是有成善的基础和可能，而自己不努力，不求上进，那就是自暴自弃，是可耻的，这样的人从来都受到人们普遍的批评和谴责。“为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精神，即历来对人抱有信任的、乐观的态度，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寄希望于人们的普遍向善。为己，是说道德修养是为了自己的完善。为己的精神落实到实际的修养中，就是要求慎独。慎独，就是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不违道义。慎独的精神是对学者为己的道德自觉精神的提倡。传统文化提倡为己，并不是教人把眼光只限于自我的完善。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以为己一是完善自己，而是行道利世，并不只是独善其身。从自己做起，也就是为了家国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种精神。学者作为现实的人，尤其是中国的学者，更需要具有这种自觉道德精神，这也是作为人文学者的内在要求。 三、人文学者之伟岸
用学问的方式关注社会、服务于社会，是学者阶层履行其特殊使命的基本方式。学者的学问方式，包括了解和传承“已有的知识”。有鉴于此，费希特把学者称之为“人类的教师”或“人类的教养员”。
（一）最崇高的引领者。
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中，在普遍性的前提下，学者又是特殊社会阶层的成员，在承担作为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时，更应承担作为“特殊社会阶层的成员”的特殊责任。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如果学者已经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必要的经验知识，那他就会具有特别发达的敏感性。
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是人类的教师。但是，他不仅必须使人们一般地了解他们的需求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他尤其应当随时随地向他们指明在当前这个特定条件下出现的需求以及达到面临的目标的特定手段。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学者的职责就是永远树立这个最终目标，当他在社会上做一切事情时都要首先想到这个目标。学者是社会各阶层中最“有教养的”，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但也正是这样，学者注定是孤独的，是精神上的贵族，他们是阐释并且守护世界意义的人。
（二）孤独着的贵族。
作为最有最“有教养的”人，人文学者人格的特殊性体现在：承担着人类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即：作为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他超越现实世界；作为现实的血肉之躯，他又不可能摆脱生存压力与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生存的矛盾使人文知识分子个体人格处子根本性的张力之中。而且现代人文知识分子这种非职业的精神群体特性，其中所包含的一个矛盾正是：同常人一样承担自己生存的人文知识分子如何同时承担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古老使命？
由于人文意义理念（理想）具有永远超出世俗意义的一面，这样人文学者便永远与现实世界具有对立的一面：或与政力，或与金钱，或与庸俗幸福观念……又由于人文意义的先锋超前性，便使人文学者注定是不同于大众的个性化人格，并必然遭受习俗排斥（尽管习俗总要吸纳人文意义）而具有悲剧性特征。悲剧性不是指世俗幸福涵义尺度下的不幸，而是指承担人文意义的人文学者个性的必然性厄运。
三、现代人文学者之使命
（一）人文学者之历时性。
尽管人文学者的存在有一定悲剧性，但从历史上来看，人文学者的处境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除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及元朝时知识分子被划为“第九等公民”的这两个时期，历史上的人文学者群体向来是社会精英阶层，能进人政权的核心，参与朝政，制定国家决策，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对于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学者之社会身份或存在特性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否并不取决于他或她是否嵌入社会的文化政治体制，而取决于他或她对其所处的社会生活世界采取何种学术姿态？坚守怎样的学术承诺？
学者的责任在于用道德的方式影响社会。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科学技术化趋势将一些知识分子推向了现代社会的中心地带，同时也将他们的社会角色从学者转换成了专家、工程师、技术员和科技管理者、甚至是科技领导者（所谓“技术官僚”）。他们不再是纯粹的学者，而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工作者或管理者主体。
相反，纯粹的学者经常以清净之心与当今人文科学身处边缘，而这可以让学者获得更客观的观察视角，更开阔的思想视阔，对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做出更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关键不在于学者的社会处境，而在于其思想状态和知识资源。除此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学者问学和从学的学术方式。
（二）试探现今人文学者之使命。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如今处于文化大变革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正视自己的文化使命。与政府、各种文化事业单位、文化企业单位的文化活动不同，人文学者有着特殊的文化使命。人文学者应当了解自己在文化复兴与文化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在人类文化建设的分工中，许多行业的从业者都是以文化的价值来实现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唯有人文学者是以文化创造为自己唯一使命。基于此，当今人文学者需要具有以下使命与意识：
第一，人文学者首先要有担当意识。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人文学者，应当具有一种天下情怀，对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应当将自己视为人类文化传统的担当者，而非一种职业。人文活动尽管可以带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但人文学者首先应具有的就是“斯文在此”的担当。“斯文在身”，而不是“有辱斯文”。
第二，人文学者需有批判意识。人文学者面对人类的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文化乃是人化，是人的生活样式。人类的文化不同于一般大众的基本态度就在于它的批判性。一般大众以主观的好恶来做出文化的抉择，他们或者从功利的视角、或者从文化的情感的视角、或者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而人文学者的角色定位要求他对待文化不应人云亦云，而要审视文化的核心观念、反思文化的逻辑前提、分析文化的社会结构、检讨文化的历史影响。否则，文化活动将失去坚实的基础，产生大量文化泡沫。无价值的观念将会严重污染人类的文化环境。
第三，人文学者要有创新意识。文化源于人类的创造，并服务于人类的生存。每个人、每个民族都生活在一个给定的文化传统之中，但每个人、每个民族又都在这给定的传统中，从事着文化修补、文化损益、文化创造。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文化品牌，我们需要从文化的模仿、复制、拼接、改装中走出来，实现我们自己的文化创造。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缺少文化产品，而在于我们的文化产品没有自己的品牌。我们的文化产品，很多是模仿与复制的。我们不形成具有自我品牌的“文化作品”，就不会对人类的现代文明有实质性的贡献。羞为社会各阶层中最“有教养的”。
人文学者只有切实了解自己的文化使命，才能有所担当、有所创造，才能实现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与责任，才能展现我们对文化的全面自觉与自信。做好“人类的教师”，成为这个时代道德最好的人。
参考文献：
[1]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M].商务印书馆.1984.
[2]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3]李 溢.《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使命》[J].人文杂志.2009（3）：9-18.
[4]曹汉斌.《费希特的学者观对我国学者的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05（5）：18-22.
[5]万俊人.《作为“知识分子”的现代学者》[J].东南学术.2003（5）：29-36.
[6]许 明 王岳川 熊元义等.《当代人文学者的使命意识》[M].河北学刊.1995（3）：52-57.
[7]朱志荣.《中国审美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钱 逊.《中国古代人生哲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9]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M].华夏出版社.1883.
[10]李维武.《人文学科概论》[M].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王光蕾（1992.02-），女，汉，山东莒县。硕士在读，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